? Michael Beckley

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政治學

? 陳蕊(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3月10日美股迎來“黑色星期一”，科技股遭受重挫，特斯拉也迎來大跌。四個月前圍繞特朗普勝選而出現的“特朗普交易”熱潮很快退去，對美國經濟陷入“特朗普衰退（Trumpcession）” 的擔憂持續發酵。在早前，特朗普聲稱“我們正在把財富帶回美國，這是一件大事，總會有過渡期，需要一點時間”，這一回答被外界解讀為“他沒有排除美國經濟今年會衰退”。自上任以來，特朗普在內政外交上的強硬手腕令全球震蕩，而對諸多政策后果的評估反映出市場上的信心不足，甚至被理解為是在飲鴆止渴。

本文作者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是特朗普智囊團中的一員，以對華政策強硬著稱。此文延續了他近年來強力鼓吹的“中國崛起到頂論”，即中國受限于多種內部挑戰將陷入停滯，并更加具有“侵略性”。因此，美國不需要無限期地遏制，也許只需要堅持足夠長的時間讓衰落趨勢發揮作用。與此相反的是，通過歷數美國在經濟體量、個人財富增長、債務規模、金融體系、能源市場和技術創新方面的數據表現，他堅稱美國從表面上看起來狀況一團糟，但依舊是唯一的強者。在作者看來，美國不應接受自身衰落的虛假敘述，從而滑向流氓超級大國：決心從世界其他地區榨取每一盎司財富和權力的重商主義龐然大物。關稅、制裁、軍事威脅、移民限制取代外交和貿易手段。這種本土主義的轉向可能會給美國帶來短期收益，但最終會禍及世界。盡管特朗普并未明確承認“美國衰落”，甚至將經濟動蕩歸咎于拜登（Bidencession），但對照他的所作所為，特朗普陣營內部憂慮的情況還是發生了。

在本文看來，美國當前最緊要的問題有兩個。(1)日益嚴峻的城鄉分裂。從2000年以來，美國城鎮失去了590萬個制造業工作崗位，而2000-2019年，94%的新工作是在城市地區創造的。美國的悖論表現為，全球化、移民以及知識和服務型的產業轉型導致農村日益貧困，但農民卻被賦予了與經濟、人口不成比例的政治權力，這威脅到美國民主的穩定。由此可見，即便特朗普依靠對底層人民的喚起贏了大選，但統治精英內部仍然對農村的政治能量保持警惕。(2)美國本土對國際事務的冷漠與美國全球參與的沖動構成了張力，這一脫節導致了空洞的國際主義。珍珠港事件、海灣戰爭、俄烏沖突等事件證明了，美國在全球尋求領導地位時，社會內部多元的利益訴求和分散的游說集團使重點不統一，行動往往缺乏所需資源，從而帶來災難性后果。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系列“美國之變的想象與真實”之二十七，編譯自外交事務，原題為《破碎美國的奇異勝利：為什么對外擴張帶來了國內的功能失調》，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破碎美國的奇異勝利：

為什么對外擴張帶來了國內的功能失調

從表面上看，美國的狀況一團糟。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國家走在錯誤的道路上，近70%的人認為經濟“情況不佳”或“糟糕”。2000年，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約為40%，事到如今，這一數據已降至一半（20%）。對國家的熱愛也在消退，現在只有38%的美國人認為愛國主義“非常重要”，而在2000年時，這一比例為70%。國會中的兩極化已經達到了重建時期（譯者注：1865-77年，具體可分為65-66年的總統重建時期和67-77年的國會重建時期。期間通過各方權衡、博弈，以及廢奴主義者的不懈努力，從而鞏固了內戰的成果，促成了憲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的通過，將黑人的自由、平等的公民權利刻入合眾國憲法）以來的最高點，針對政治人物的暴力威脅也大幅上升。特朗普在總統競選中曾遭遇過兩次暗殺未遂，盡管許多美國人認為他是法西斯，但他仍然贏得了大選。一些學者將美國與魏瑪德國作類比，另一些則把美國比作蘇聯末期，一個內部腐朽邁向衰弱的專政國家，還有人認為美國正處于內戰邊緣。

然而，這些明顯的功能失調卻幾乎沒有對美國的全球力量產生多大影響，相反，在某些方面，美國的實力甚至有所增長。美國在全球財富中的份額與1990年代差不多，其對經濟動脈——能源、金融、市場和技術——的掌控力也進一步加強。從國際角度來看，美國正在贏得盟友。盡管通貨膨脹、龐大的債務和低迷的生產力依然是嚴峻的挑戰，但與其他大國面臨的經濟和人口困境相比，這些問題顯得微不足道。

這就是美國力量的悖論：美國是一個分裂的國家，始終被認為在衰退，然而它始終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且遙遙領先于競爭對手。

這種主導地位是如何從混亂中產生呢？答案在于，美國的主要資產——廣闊的土地、充滿活力的人口結構和分散的政治體制——也產生了嚴重的負擔。一方面，美國是一個經濟堡壘，擁有豐富的資源，并且被海洋邊界所保護，既防止了入侵，又與全球貿易相連接。與其競爭對手的人口萎縮不同，美國的人口仍在增長，這得益于大量移民。盡管華盛頓的政治陷入僵局，美國分權的政治體制卻賦予了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更大空間，使其在創新上比其他競爭者更為迅速。這些結構性優勢讓美國在政治人物不斷爭吵時依然保持領先地位。

然而，這些優勢也帶來了兩方面的脆弱性。首先，繁榮的城市中心與陷入困境的鄉村社區正愈發分裂，經濟差距的拉大也推動了政治極化。城市在日益全球化的知識型經濟中受益匪淺，移民也為其帶來了活力，但在許多農村地區，制造業和公共部門的工作機會不斷減少，被拋在后面的農村積累了大量的不滿情緒，撕裂了往昔的統一。其次，地理上與外部世界的隔離，以及國家的財富增長滋生了本土人民對全球事務的疏離感。當國家免于外部威脅時，對軍事和外交能力的長期投資就會不足。同時，美國龐大的實力、多元化的人口和民主制度又推動其在海外追求各種雄心壯志。這種國內與國際狀況的脫節，以及美國全球參與的沖動構成了張力，導致了一種空洞的國際主義，即美國在全球舞臺上尋求領導地位，但往往缺乏實現目標所需的資源，從而無意中加劇了代價高昂的沖突。

這些脆弱性——國內的分裂和戰略上的無力——共同威脅著美國的穩定與安全，形成了其國家力量的二重性。經濟繁榮與公民社會衰退并存；無與倫比的物質實力往往被無能的外交政策浪費；貿易與移民雖然使國家更為富裕，卻也加劇了社會的裂痕，并摧毀了工人階級的社區。美國當前的挑戰在于如何駕馭這些矛盾。如果美國能夠在其雄心與資源之間找到平衡，彌合內部的分裂，它不僅能保持其實力，還能為建立更加穩定的世界秩序做出貢獻。否則，美國力量的悖論最終可能會導致一切崩塌。

▍依舊是唯一的強者

美國依然是全球的經濟強國，其經濟體量占全球GDP的26%，這一比例與1990年代初美國處于“單極時刻”相當。2008年，美國和歐元區的經濟規模幾乎相等，但今天，美國經濟的規模是歐元區的兩倍。美國經濟規模也大約是所謂“全球南方”地區（包括非洲、拉丁美洲、中東、南亞和東南亞）經濟總和的30%大，十年前這個比例僅為10%。

美國在個人財富方面的領先地位也在不斷擴大。1995年，日本居民的平均財富比美國高50%（以當前美元計）；而今天，美國人的平均財富比日本人高140%。如果日本是美國的一個州，它將成為收入最低的州，甚至落后于密西西比州——法國、德國和英國也處于這一水平。從1990年到2019年，在扣除稅收和通貨膨脹調整后，美國家庭收入的中位數增長了55%，而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體增長了74%。雖然自新冠疫情以來，大多數主要經濟體的工資水平都出現了下降，但美國的實際工資仍在增長，從2020年到2024年，增長了0.9%。盡管許多美國人，尤其是租房者和沒有投資股票的人，由于高昂的住房和食品價格生活水平正在下降，但大多數人比疫情前更為富裕，低收入工人的增幅尤其顯著。自2019年以來，收入最低的10%群體的工資增長速度幾乎是中等收入者的四倍，且比收入最高的群體快十倍，這顯著逆轉了過去40年累計的工資不平等。今天，美國的千禧一代比前幾代人多賺約1萬美元（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并且同樣有較高的購房可能性。美國多數中產階級家庭的收入在全球位列前1%至2%。

個人財富與龐大經濟規模的結合使美國與眾不同。與中國、印度或日本和西歐國家不同，美國將規模與效率結合，正創造出空前的物質實力。只憑借規模優勢可以帶來巨大的產出，但如果沒有高效的生產率，大部分產出將會被浪費或用于國內消費，難以轉化為全球影響力。歷史已經證明這一點：在19世紀，中國的人口和經濟規模是世界之最，俄羅斯是歐洲最大的經濟體，但它們都被像德國、日本和英國這樣更高效的國家超越。

盡管美國存在經濟上的弱點，但這些問題通常比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弱點輕微。例如，根據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Conference Board）的數據，過去十年間，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衡量一個國家如何高效地將其勞動力、資本和技術轉化為經濟產出）一直較為緩慢，但它依然保持正增長。美國的總體債務，包括政府、家庭和企業債務，龐大到占GDP的255%（2024年數據），而聯邦債務的利息支付已占GDP的14%，接近其國防預算的18%。但這一比例仍低于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水平，與此同時，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債務負擔卻在繼續增加。

美國還擴展了其軍事聯盟，以及對金融體系、能源市場、消費市場和技術發展的控制，增強了對其他國家運作體系的輻射能力。以美元為例，其占全球中央銀行儲備的近60%——盡管這一比例較2004年的68%有所下降，但與1995年的份額相當。美元在大約70%的跨境銀行負債和外幣債務發行中被使用——這一比例較2004年有所上升——并且幾乎占全球外匯交易的90%。美元的主導地位使得華盛頓能夠實施制裁、確保更低的借貸成本，這意味其他國家的命運與美國深度綁定。持有大量美元儲備的域外經濟體被納入以美國經濟為基礎的體系，這種體系的正常與健康運作是各國繁榮的必要條件，一旦預見到對自身利益存在傷害，這些國家的行動就會受限，比如面臨貨幣貶值或制裁威脅。

美國的能源轉型進一步增強了華盛頓的全球影響力。美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進口國，如今已超越了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轉變為全球領先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同時，能源效率的提升和可再生技術的采用，使得人均碳排放降到了自191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這一能源繁榮使得美國的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保持低位，即使在國際沖突期間也是如此。例如，歐洲公司目前支付的電力費用是美國的兩到三倍，天然氣費用是美國的四到五倍，這促使一些外國制造商將生產線轉移到美國。能源生產還幫助華盛頓及其盟友免受外部脅迫。例如，在俄烏沖突后，美國能夠通過向歐洲供應石油和天然氣，幫助歐洲降低對俄羅斯的依賴。同時，龐大的美國消費市場（相當于中國和歐元區市場的總和）也迫使外國公司和政府在貿易政策上與美國保持一致，以進入全球最具利潤的市場。

美國在全球創新方面的領先地位進一步加強了其結構性力量。美國高科技公司創造了全球超過50%的利潤，而中國僅占6%。這種創新優勢使得美國公司處于供應鏈的關鍵環節，賦予了華盛頓左右生產網絡的能力，正如美國對中國施加的半導體限制那樣。此外，美國還擴大了其軍事聯盟，增強了圍困對手并在歐亞大陸投射力量的實力。北約已接納芬蘭和瑞典，而在印太地區，像AUKUS（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的安全合作伙伴關系）和“四方安全對話”（Quad）這樣的倡議，進一步深化了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之間的聯系。曾經緊張的雙邊關系——比如日本與韓國之間，美國與菲律賓之間——正在改善，這為更廣泛的防務合作和美國軍事基地的行動鋪平了道路。

▍歷久彌新

批評者認為，美國是一個紙牌屋，其外部展現出的實力掩蓋了其搖搖欲墜的根基。他們指出，隨著社會裂縫的蔓延，政府陷入僵局、公眾信任遭侵蝕、社會分歧加深，支撐美國財富和權力的支柱將不可避免被破壞。

然而，美國的歷史并沒有表明，內部動蕩和地緣政治衰落之間存在直接聯系。事實上，美國經常從政治危機中變得更強大。南北戰爭之后的重建迎來了工業繁榮。在1890年代的金融恐慌之后，華盛頓成為世界大國。大蕭條刺激了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戰標志著“美國世紀”的開始，美國空前地占據了時代的主導地位。1970年代遭遇了萎靡不振，但走出經濟滯脹、社會動蕩以及在越南和伊朗失利的陰云，美國最終迎來了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復蘇、冷戰勝利以及1990年代的科技繁榮。在本世紀初，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災難性戰爭，加上大衰退，助長了外界對美國衰落的預測。然而，近20年后，“美國世紀”仍在繼續。

美國實力不可思議的韌性在于其結構性優勢。從地理上講，美國既是經濟中心，也是軍事堡壘。它擁有豐富的資源，天然的通航河流和深水港。這有利于降低生產成本，并能在國家內部形成統一市場。通過海洋和高速公路，亞洲和歐洲最富裕的地區也能與美國相連，這些公路構成了美國的護城河。當美國的軍隊在國外充當世界警察，本土的地理隔離保護了自身免遭外部威脅，同時增強了作為避風港的吸引力。因此，在全球危機時刻，資本往往會流入美國——即使這些危機是在美國制造的，就像2008年的金融危機一樣。

美國還吸引了大量的人力資本，每年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名科學家、工程師和企業家涌入。盡管低技能的工人移民壓低了部分行業的工資，但他們為零售、食品服務、農業和醫療保健等重要行業補充了人力資源，確保這些部門在供應鏈中斷和公共衛生危機期間繼續運作。再加上較高的出生率，平均每年超過100萬移民的涌入使美國成為本世紀黃金年齡勞動人口預期增長的唯一大國。相比之下，其他主要大國則面臨下降趨勢：到本世紀末，中國25至49歲的人口預計將下降74%，德國下降23%，印度下降23%，日本下降44%，俄羅斯下降27%。

與大多數國家的建國歷史相比，美國誕生于民主國家，直到1880年代才開始建立現代官僚機構。美國的憲政制度旨在最大限度地保障自由、限制政府，促進商業發展。主流媒體過度關注總統競選，但往往忽視了地方經濟和私營部門的活力。美國在創新和經商便利度上一直位居全球前列。與歐洲國家相比，在美國進行財產登記或執行合同所需的步驟和時間大約是歐洲國家的一半。因此，美國人的創業速度是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俄羅斯的兩到三倍，是中國和英國的1.5倍。美國人的工作時間也比德國工人長25%，每小時產出比日本工人多40%，在雇用和解雇上比其他主要的勞動力市場都更頻繁、更高效。這種高度活躍、適應性強的勞動力市場幫助美國從危機中恢復過來：例如，美國失業率在2022年反彈至疫情前的水平，并一直保持在4%左右——這是自1960年代以來持續最長的低失業率時期——而G20的平均水平徘徊在7%附近。

政治結構的分散性還利于跨行業采用創新技術，擴展創新潛能。相較單個的技術發明，這種能力更有利于長期增長。與其他發達國家的同行相比，美國各個地方——就像美國企業一樣——面臨的限制較少。聯邦機構制定了廣泛的指導方針，并允許各州根據當地需求定制法規，嘗試不同的方法吸引投資。因此，成功的理念往往會迅速傳播。美國深度卷入風險投資市場（約占全球總額的一半），更是加強了這種擴散優勢。企業和大學之間的密切合作增強了這一生態系統，全球排名前十的大學中有七所位于美國，全球前200所大學中，美國占了四分之一。

正如政治學家杰弗里·丁（Jeffrey Ding）所表明的那樣，充滿活力的美國體系從新技術中獲得的收益甚至比最先發明這些技術的國家還要多。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英國開發了蒸汽機，但美國人將其更廣泛地應用于工廠、鐵路和農業等領域，創造了后來廣為人知的大規模生產“美國體系”——這種模式推動美國經濟在1870年代超過了英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德國在化學研究方面處于領先地位，但美國在化學工程方面表現出色，促進了石油、冶金和食品加工等行業的進步。總的來說，從1870年到1913年，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比德國快60%，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美國的經濟規模是德國的2.6倍。冷戰期間，蘇聯將其GDP的更大份額投資于研發，雇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幾乎是美國的兩倍。然而，龐大的共產主義制度耗盡了資源并扼殺了創新。到1980年代，蘇聯仍然停留在模擬時代，每年只生產幾千臺計算機，而美國公司正在制造數百萬臺計算機并引領數字革命。同樣，日本在半導體和消費電子產品方面處于領先地位，但美國將這些創新更廣泛地整合到經濟中，提高了生產力，而日本在1990年代停滯不前。

今天，美國在創新方面繼續與眾不同。盡管美國政府有時會制定產業政策——例如最近對半導體制造和可再生能源的投資——但它通常依賴激勵措施和公私伙伴關系，而不是直接控制，以便利新發現和技術有機地跨部門傳播。

▍一個國家，兩種系統

盡管美國非常繁榮，但仍然存在巨大的社會經濟差距。盡管美國的貧困率從1967年的26%下降到2023年的10%，但仍高于西歐，暴力犯罪率是西歐的四到五倍。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傾向于幫助老年人，但處于勞動年齡的美國人得到的支持要少得多，美國在職業培訓上的支出僅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在兒童保育和早期教育方面的支出略高于三分之一。這種差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最富有的美國人是自由世界最富有的人，而最貧窮的美國人則可能面臨挨餓。即使最近經濟和種族不平等有所縮小（黑人和拉丁裔工人的工資增長速度快于白人），這種差距仍然很明顯，并引發了激烈的政治分歧。

這些分歧中最具爭議的是城鄉分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其驅動因素與創造美國整體繁榮的因素相同：大面積的陸地規模、分散的機構和移民推動的增長。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全球化、移民以及知識和服務型的產業轉型。相比之下，大多數農村地區被拋在了后面。許多人仍然高度依賴不斷萎縮的部門，如農業、制造業和公共部門的工作崗位。盡管經濟影響力不斷下降，但農村地區仍能通過參議院和選舉人團行使政治權利，即便在權重上與其人口和經濟產出不成比例。因此，美國的悖論表現為，一系列發展導致農村地區日益貧困化，但在政治上賦予農民權力，這威脅到美國民主的穩定。

這種城鄉鴻溝造成了富裕民主國家最大的裂痕，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美國的過去。19世紀，分裂在工業化的北方和奴隸制的南方之間產生，南北戰爭意味著危機達到頂峰。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通過將制造業分散到城鎮和鄉村，暫時緩解了這些分歧。但在20世紀后期，全球化和技術變革引發了命運的分化。1990年代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后來十年學術界所說的“中國沖擊”使工作崗位轉移到海外，美國的制造業城鎮被掏空了。從2000年到2007年，美國失去了360萬個制造業工作崗位，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隨后的經濟衰退期間又失去了230萬個工作崗位。這意味著，那些依賴單一工廠的經濟產出和稅收支撐的農村城鎮受到的打擊最大。隨著工作崗位的消失，藍領工人被迫進入收入較低的領域，例如建筑、農業、倉儲和零售。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院和醫學院的詳盡審查，在這些行業中，移民勞動力供應每增加1%，低技能的本地工人的收入會減少0.5% 至1.2%。

更糟糕的是，農村地區嚴重依賴地方政府的工作崗位。這些工作崗位約占就業人數的20%，占農村人口收入的30%以上。而城市地區約占就業人數的10%。隨著稅收收入的下降，為了平衡賬目，地方政府取消了公共部門的許多職位，例如學校和警察機構的工作。雖然擁有多元化私營經濟的城市地區能夠在金融危機后的幾年內恢復，但到2019年，美國近一半的農村縣仍未恢復到經濟衰退前的就業水平：從2000年到2019年，美國94%的新工作崗位是在城市地區創造的。美國農村人也以其他方式遭受了損失。由于美國農村地區在獲得食品和醫療保健服務時，需要長途通勤，因此在燃料價格和服務壟斷方面，更容易受到影響。從2020年到2022年，農村地區相關商品和服務的成本上漲速度比城市地區快9%。

這些影響的后果是顯而易見的。在整個美國農村，主干道空蕩蕩，學校和醫院面臨關閉。農村地區的新生兒人數不斷減少，但葬禮在增多。1999年，城市和農村地區的死亡率相似。然而到2019年，農村地區的成年人（25-54歲）死于慢性病等自然原因的可能性要高43%。到2018年，美國農村人死于自殺的可能性增加了44%，到2020年，死于酒精相關原因的可能性增加了24%。今天，農村地區的預期壽命比城市地區減少了兩年，隨著受教育的年輕工人搬遷到城市尋找更好的機會，41%的農村地區面臨人口減少。

這些經濟變化在選舉地圖上清晰可見。在冷戰的大部分時間和1990年代初期，農村和城市地區之間的黨派差距相對較小。例如，在1992年的總統選舉中，農村選民對共和黨的支持率僅比城市選民高出兩個百分點。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這種差距急劇擴大。到2020年，農村選民對共和黨的支持率比城市選民高出21個百分點，增加了10倍。2022年的中期選舉強化了這一趨勢：68%的城市選民支持民主黨，而69%的農村選民支持共和黨。在2024年總統選舉中，出口民調顯示，特朗普將他在2020年農村選民中的勝利優勢翻了一番，從15個百分點增加到30個百分點。

黨派之爭與種族、年齡、教育和宗教因素重疊，政治分歧被轉化為文化沖突。農村地區仍然主要是白人、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基督教選民的家園，這與共和黨高度一致。沒有大學學位的工人階級男性構成了共和黨的選民基礎，除了白人，越來越多的拉丁裔男性在2024年投票給了特朗普。在過去的二十年里，受藍領工作減少以及工資縮水打擊最大的是工人階級男性。正如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聲稱的那樣，目前處于勞動年齡的男性群體的失業率與大蕭條時期相當，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男性的失業率甚至更高。與此同時，城市地區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少數族裔、女性、年輕選民和世俗化的個人更傾向于支持民主黨。

兩黨之間的文化裂痕日益威脅著美國的民主穩定。一些共和黨人意識到人口和經濟形勢的變化對他們不利，因此在2020年大選后推出了限制投票的措施，理由是擔心選舉的公正性；一些民主黨人則對他們所認為的不公平的反多數制感到沮喪，因此推動全面改革，如廢除選舉團、改革“冗長議事”（filibuster，譯者注：是美國參議院一種合法議事方式，它允許任何一名參議員通過冗長演說等方式延長對法案的辯論時間，以阻止或延遲對法案或決議的投票等程序）、擴大最高法院等。兩黨都沒有尋求妥協，而是采取了排擠對方的策略，這破壞了國家團結和民主規范。

在多種族工人階級聯盟的支持下崛起的特朗普，可能會重新調整黨內的優先事項。例如推行利于工人階級社區和彌合城鄉鴻溝的政策，包括擴大高速互聯網以實現遠程工作，修建道路和診所來提高商業和醫療保健的可及性，提供稅收優惠以吸引企業，以及建立適合當地行業的就業培訓中心。但城鄉鴻溝本身仍然是改革的巨大障礙，因為它助長了政治上的兩極分化和僵局。這條斷層線可能會在未來幾年定義美國社會，在一個危險的世界中威脅到國家凝聚力。

▍聲音大，棍子脆

美國的另一重脆弱性表現在：追求全球利益而不投入足夠的資源來防止沖突。羅斯福曾建議美國施行“溫言在口，大棒在手”（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的巨棒外交思路，但今天的華盛頓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說話強硬，但準備不足，在受到挑戰時退回到制裁或導彈打擊等硬性工具。這使盟友的信心低落，在激怒對手的同時也會激化沖突。這些沖突本可以通過更強有力的接觸來控制，或者通過更好的判斷來避免。更糟糕的是，在和平中過于被動之后，美國有時會在戰爭中反應過度，從而陷入泥潭，就像它在9·11襲擊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做的那樣。

長期置身于本土，美國人經常忽視全球事務，因為海洋利于他們免受外國威脅，而且美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給自足的。出口僅占GDP的11%，而全球平均水平約為30%。美國在大多數貿易領域掌握主動權，尤其在食品、能源和技術等重要商品的生產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此外，分散經營的優勢使優先事項的構成多元化，除非有明確而現實的威脅迫使團結一致，否則全國范圍內的組織動員很少。其后果是，外交政策經常淪為黨派間踢皮球的工具，以便在政治競選當中獲得更多的支持率。但是其真實后果的嚴重程度被忽視，直到危機爆發。

憑借首屈一指的實力，美國傾向于對所有事務投注精力。然而美國社會多元的利益訴求和分散的游說集團使得海外行動的重點并不統一。與此同時，作為自由民主世界的榜樣，美國為許多國家提供了軍事安全保障，即便美國人想在國際沖突中置身事外，復雜的局勢也會讓其難以抽身。

因此，美國的權力結構導致了悖論性后果，即在疏遠和參與的搖擺中，導向了一種空洞的國際主義形式，有時會帶來威懾失敗的災難性后果。例如，在1920年代，美國反對德國和日本的擴張，但卻依賴條約的威脅力量，例如宣布戰爭為非法的《凱洛格-白里安條約》，且華盛頓隨后拒絕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譯者注：由于美國參議院認為巴黎和會的結果對美國奪取世界領導權不利，拒絕批準《凡爾賽條約》，也拒絕讓美國加入國際聯盟。國際聯盟實際上是英、法操縱下維護凡爾賽體系的工具）。美國決定從歐洲撤軍，同時要求盟友償還債務，這些盟友將成本進一步轉嫁給德國。德國的金融動蕩進一步加劇，加速滑向納粹主義。與此同時，在亞洲，美國放棄了海軍現代化和地區防御工事計劃，但對日本實施了越來越嚴厲的制裁，加劇了日本對華盛頓的敵視與低估，從而為襲擊珍珠港鋪埋下了伏筆。類似的情況在1990年代和本世紀初上演。隨著北約成員國的數量增加近一倍，美國在歐洲的駐軍人數卻減半，并將重點轉移到中東的反恐行動上。2008年，美國暗示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最終可能會加入北約，但沒有為其提供加入北約的具體途徑，從而激怒了俄羅斯反而沒有達成威懾效應。

在其他情況下，空洞的國際主義導致美國完全忽視了威懾。有幾次，它說服自己和對手對某個地區沒有興趣，結果卻做出了大規模的軍事回應，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例如在1990年，美國沒有努力阻止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但卻在事后拿起武器擊退了襲擊，其后果是海灣戰爭的爆發和美國在中東的長期軍事存在，這反過來又刺激了基地組織，最后釀成了9·11襲擊和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

世界現在面臨的危機是相互交織的，但美國的國防開支僅占GDP的2.7%，與冷戰后的1990年代和1930年代的孤立主義時期相當，遠低于冷戰時期6%-10%的水平。征兵危機加劇了這一缺口，77%的美國年輕人由于肥胖、吸毒或健康問題而沒有資格服役，只有9%的人表示有興趣入伍。不斷上升的人員成本，以及和平時期無休止的任務，使美國軍隊的戰略儲備捉襟見肘。

美國將接受到的外交敵意與軍事準備結合起來，再次向世界釋放出了喜憂參半的警示信號，這可能會進一步激化全球局勢的緊張程度。

▍衰落主義的危險

自蘇聯解體以來，美國專家們敦促政策制定者為多極化做好準備，預計美國將受到崛起大國的挑戰或超越。但現實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美國仍然在經濟上占據主導地位，而其他競爭者——包括對手和盟友——正在滑向長期衰落。人口萎縮和生產力停滯不前正在侵蝕曾經占主導地位的歐亞大國的實力。與此同時，印度和尼日利亞等人口大國由于基礎設施落后、腐敗和薄弱的教育系統而難以向全球價值鏈更高環節邁進。自動化和制造業商品化正在關閉傳統的增長路徑，使許多發展中國家陷入債務危機、青年失業和政治不穩定的泥潭。當前的趨勢并沒有引發其他國家的崛起，而是鞏固了一個以美國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單極世界，周圍環繞著衰落的大國、中等強國、發展中國家和失敗的國家。

在過去的250年里，工業革命導致經濟、人口和軍隊的規模在一代人的時間里翻了一番或更多，引發了對資源和領土的激烈競爭。但那個時代正在結束。人口萎縮、經濟停滯不前以及財富集中在美國，使得新的大國崛起的可能性不大。一些分析人士將中國、伊朗、朝鮮和俄羅斯描述為“軸心”，但當前不太可能看到1942年的重演，當時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奪取了世界一半的生產能力。今天日漸衰落的挑戰者缺乏迅速占領歐亞大陸的力量，一旦一個大國步履蹣跚，它就不再有人口增長。例如，很難想象俄羅斯會從烏克蘭的泥潭中崛起，并征服歐洲的大片地區。隨著崛起的大國逐漸衰落，世界可能會變得更加穩定。

但現在，一些威脅迫在眉睫。衰落的大國可能會訴諸戰爭，收復他們認為所“失去”的領土，以避免永久滑落到二線地位。盡管這些沖突的規模可能無法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提并論，但涉及核威脅和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攻擊，仍然非常恐怖。我們認為，中國、朝鮮和俄羅斯面臨著經濟和人口衰退，歐亞大陸的軍事平衡將繼續處于激烈爭奪的狀態。

另一個威脅是國家嚴重失靈，尤其是在債務纏身、人口快速增長的國家。例如，預計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將增加10億人口，但其大多數經濟體已經陷入財政危機。制造業不再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政府正在削減社會支出以支付外國貸款利息。根據聯合國的數據，估計有33億人生活在利息支付超過教育或醫療保健投資的國家，主要經濟體的增長停滯正在使情況惡化。

國家失敗的螺旋式上升可能會放大第三個威脅：在民主國家持續崛起的反自由主義力量。許多民主國家已經在與人口下降、經濟增長緩慢、債務飆升和崛起的極端主義政黨作斗爭。失敗國家的難民激增可能會進一步加強這些“反民主運動”。例如，敘利亞內戰將100多萬難民送往歐洲后，威權主義政黨在整個歐洲大陸取得了重大進展。自由民主制在經濟擴張、人口增長和社會高效凝聚時期蓬勃發展，但它能否在停滯和大規模移民的時代生存下來尚不確定。

美國必須遏制這些威脅，同時繼續利用其地理、人口和制度優勢。關鍵的第一步是遏制國家注定要衰落的錯誤觀念。近四十年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文章中指出，美國人必須害怕衰落才能避免衰落。但恐懼有可能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一種夸大的衰敗感已經開始動搖民主的穩定，一些美國人對制度失去了信心，轉向反自由主義的解決方案。一些人在人口危機和“大替代”（great replacement）陰謀論的影響下，認為政治精英鼓勵大規模移民，意在用少數族裔取代美國白人，故團結在白人民族主義者周圍。其他人則煽動少數族裔的不滿，以動員各類種族的選民。這種憤世嫉俗的策略催生了有害的政策，侵蝕著對民主的信任，并可能使煽動者瓦解共和國的制衡機制。這還帶來了對警察經費的削減，以及大規模驅逐移民出境。

由于擔心衰落，美國可能會傾向于保護主義和仇外心理，主動將自己隔離開來，而不是在國際上競爭，這將削弱其核心優勢。美國在商品、人員和思想的自由流動中繁榮起來，像海綿一樣吸收外國人才和資本，并建立了一個吸引盟友的全球商業秩序。但是，如果美國接受衰落的虛假敘述，它就有可能成為一個流氓超級大國，一個決心從世界其他地區榨取每一盎司財富和權力的重商主義龐然大物。關稅、制裁和軍事威脅可能會取代外交和貿易手段，聯盟可能會成為保護傘，移民可能會受到嚴格限制。這種本土主義的轉向可能會給美國人帶來短期收益，但最終會讓整個世界變得更貧窮、更不安全，從而傷害他們自身。貿易和安全網絡可能會崩潰，這會進一步引發資源驅動的沖突，并扼殺在核不擴散、氣候變化、流行病和其他全球挑戰方面的合作可能性，從而加速陷入無政府狀態。

最直接的危險是美國將說服自己及其對手，它缺乏對抗大規模侵略的意愿或能力。為了避免在條件不利的情況下貿然出擊，或過早地從地區撤軍，美國必須嚴格重新評估其核心利益，并確定在哪些方面的行動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退出了歐亞大陸，這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相比之下，二戰后，美國在歐亞大陸維持了力量均勢，最終在沒有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情況下擊敗了蘇聯共產主義，并為全球繁榮和民主的空前激增提供了安全基礎。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成功的關鍵是將實力與外交相結合：建立可靠的軍事存在以威懾侵略，同時為大國提供一條與西方重新融合的道路。

在冷戰期間，美國遏制了蘇聯，莫斯科因其內部弱點走向衰落。類似的策略在今天可能奏效。美國不需要無限期地遏制地區大國的政權——也許只需要足夠長的時間讓當前的衰落趨勢發揮作用。與此同時，華盛頓應該通過移民歡迎他們最聰明的人來到美國，并通過學生簽證、外交交流和非戰略貿易加強與社會的聯系，從而削弱他們的力量。

在與其他國家的競爭中，美國國內的團結至關重要。重新投資被忽視地區的就業、基礎設施、住房和教育，并重新點燃公民的責任精神，不僅對彌合國家裂痕至關重要，而且對美國抵御外部威脅也至關重要。為了確保和平的未來，持續對軍事力量和外交政策進行投資將至關重要。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系列“美國之變的想象與真實”之二十七，編譯自外交事務，原題為《破碎美國的奇異勝利：為什么對外擴張帶來了國內的功能失調》，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