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周王室勢力日漸減弱，諸侯紛爭，先后有5個諸侯國的國王稱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后來，在長江流域，吳、楚、越三國之間又多次爆發霸權之爭。

為什么這么亂呢？

春秋中后期，隨著牛耕普及和鐵制農具的應用，經濟迅速發展，出現了私田的開發和井田制瓦解這一深刻的社會變化。貴族勢力強大起來，開始向諸侯國國君爭奪權力；而新興的諸侯大國，先后取得霸主地位。公元前453年，韓、趙、魏3家聯手在晉陽打敗智氏，將晉國瓜分，分別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就是著名的“三家分晉”。公元前379年，齊國田氏取代姜姓成為齊侯，是為“田齊”。于是，七雄并立、互相爭霸的時代到來，春秋時期結束，歷史走向戰國時期。

魯國史官把當時各國發生的重大事件記錄下來，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記錄，這部編年史簡括起來就稱為“春秋”。孔子依據魯國史官所編《春秋》加以整理修訂，成為儒家經典之一。《春秋》記錄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由于起止年代大體上與一個客觀歷史發展時期相當，所以歷代史學家便用《春秋》這個書名作為這個歷史時期的名稱。

春秋時期總跨度近300年。《春秋》采用的筆法，文學上稱之為“春秋筆法”，實際上就是“微言大義”。孔子對“春秋無義戰”的動蕩社會和禮崩樂壞的文化現象痛心疾首，又不便直抒胸臆，就只好借史諷今，創造了這種不通過議論性文辭表達價值觀的方法。

杜預的解釋是：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例如春秋筆法運用中較知名的三個表示殺的動詞：殺、弒、誅，其實各有深層含義。殺指無罪而殺，弒指以下犯上，誅則指有罪、有理而殺。《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八》中魏惠王問關于周武王討伐商紂之事：“臣弒其君可乎？”是指武王是以臣子身份起兵推翻殺死了紂王。孟子回答：損害仁義之人，只不過是個“一夫”（即無道寡助的匹夫、獨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意思是：我只知道誅殺了一個叫紂的有罪之人，卻沒聽說這是以下犯上的弒君。孔子也用春秋筆法來為尊者、親者、賢者諱。
《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意思是后代了解我、怪罪我都會是因為《春秋》。子夏是孔子的學生，以才思敏捷著稱，孔子常跟子夏探討文學創作。但對于《春秋》，孔子是不肯讓子夏發表意見的。老人家很自信，也擔心子夏不能理解他的苦衷。曲筆寫史的流弊來自孔夫子——隱晦行文，褒與貶全在于史實的選擇，對賢者不利的材料盡量不用，在文字上講究委婉表達。曲筆，就是該直說的話，用委婉曲折的口吻說出來。相反的，有什么就說什么，是什么事就寫什么事，就叫直筆。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筆法只是委婉行文，不是說謊，即使存在影射和隱喻，也是靠了對史料的取舍，而非編造有無。曲筆的寫法存在隱惡揚善的問題，也有大事化小或小題大做的成分，但史實是存在的。孔夫子寫《春秋》，本來是想用“直筆”來使“亂臣賊子”害怕的，但寫來寫去還是寫出那么多的“曲筆”，可見“直筆寫史”是多么不容易！

春秋筆法開創了寫史服務于政治的先河，為后世的考證增加了難度。盡管如此，因為《春秋》一書中記述了很多亂臣賊子的無法無天，后世的陰謀家還是覺得讀《春秋》如有芒刺在背。此即亂臣賊子懼怕《春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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