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組珍貴老照片，徐徐鋪展戰地攝影師方大曾鏡頭下烽火彌漫的綏遠。在紛飛戰火中，方大曾用無畏與執著，捕捉每一個震撼人心的瞬間，讓那段激昂歲月清晰浮現，訴說著綏遠大地的抗戰風云 。

1936年12月，綏遠前線戰事正酣，一座由簡陋帳篷搭建而成的戰地醫院內，充斥著濃重的硝煙與消毒水味。方大曾舉起相機，記錄下這樣一幕：一位年輕士兵坐在行軍床上，他的右臂布滿猙獰傷痕，皮肉翻卷，夾雜著泥垢與硝煙的氣息。

醫院條件艱苦，軍醫手中只有粗糙的繃帶與簡易消毒藥水。他小心翼翼地為士兵處理傷口，每一個動作都帶著醫者的輕柔與無奈。士兵緊咬牙關，但目光始終堅定，毫無退縮之意。

1936年12月，歸綏城司令部門口，寒風凜冽，霜雪漫天。方大曾迅速按下快門，將這一歷史瞬間永久定格。鏡頭里，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立于左側，剛從前線歸來的他，身上濺著紅格爾圖的雪泥與塵土。

晉綏軍騎兵司令趙承綬站在一旁，三小時前，他親率騎3師，于150里雪原上踏破寒冬，風馳電掣般將日偽軍逼至百靈廟外圍，馬蹄揚起的雪花與塵土，似乎還縈繞在他周身。這張攝于百靈廟戰役前夜的合影，精準捕捉到中國抗戰史上兩位名將并肩而立的畫面，12小時后，百靈廟收復的捷報如驚雷般震動全國。

1936年12月，綏遠戰地臨時郵所，擠滿了裹著羊皮襖的官兵。

方大曾后來在筆記里寫："他們的信沒有地址，只寫'綏遠前線'，卻都能寄到。因為每個郵差都記得，哪個村子的后生參了軍。"那些未寄出的牽掛，那些藏在字縫里的生死，都化作了凍土下永遠的春天。

1936年12月，綏遠荒原零下20℃。方大曾半跪在結霜的沙包后，抓拍戰壕里此起彼伏的鍬影——二十余位士兵弓身掘進，補丁軍裝裹著凍僵的脊背，鐵鍬每擊凍土，都迸裂出冰碴飛濺的脆響。

這是傅作義部紅格爾圖戰役前最真實的群像：他們中最小的15歲，最大的42歲，平均每人每天掘進12米，用血肉之軀在北國荒原犁出千米防線。

1936年12月，綏遠前線朔風卷雪，凍土堅硬如鐵。方大曾的鏡頭定格下一幕：一名少年士兵揮鍬鑿擊戰壕，單薄軍裝在寒風中獵獵作響。他不過十四五歲，少年臉龐未脫稚氣，發梢卻凝著冰碴，握鍬的手掌磨出紅痕，每一次揚起鐵鍬，手臂青筋隨動作暴起，凍土碎塊簌簌落進戰壕。

面對即將打響的戰役，他直起身擦汗，睫毛上的霜花簌簌顫動，嘴角卻揚起爽朗笑意。這抹笑容撞碎戰地的肅殺——本該在學堂執筆的年紀，卻因山河破碎執起武器，用稚嫩雙肩扛起家國之責。風雪掠過他堅毅的眉眼，仿佛在訴說：敵寇當前，少年血熱，護山河無恙，何懼馬革裹尸！方大曾的鏡頭，就此鎖住動蕩年代里，最熾熱的青春抗爭印記。

1936年12月，綏遠戰地寒風割面。方大曾的鏡頭里，中國軍隊機槍手于陣地嚴陣以待

凍土壘成的戰壕間，他緊抵機槍，補丁摞補丁的棉裝裹住身軀，凍紅的面頰貼附槍體，雙眼穿透雪幕銳如鷹隼。朔風卷著碎雪掠過槍管，卻吹不垮他攥緊槍托的手掌——那是抵御外侮的鋼鐵意志，是山河破碎之際，用熱血與信念鑄起的防線。

1936年12月，綏遠零下20℃的荒原上，一列蒸汽機車噴著白汽戛然停駐。方大曾半跪在結冰的鐵軌旁，抓拍下達達的腳步聲——29軍士兵正從悶罐車廂魚貫跳下，裹著補丁棉軍裝的后背結著霜花，綁腿布在雪地上拖出褐色泥痕。

方大曾后來在《申報》描述："他們的草鞋浸著冰水，卻沒人顧得上換。有個新兵抱著漢陽造步槍笑說'這鐵家伙比棉襖暖'。"這些平均年齡19歲的士兵，許多人未及留下姓名，兩周后即在紅格爾圖戰役中血沃荒原。

泛黃照片里定格的，是中國抗日救亡史上滾燙的面容。前排左起：身著長衫的李公樸（教育家、救國會常務理事），王造時（復旦大學教授），救國會主席沈鈞儒（時年63歲，法學家），沙千里（律師）；后排鄒韜奮（《生活周刊》主編），章乃器（銀行家）——這幀1936年12月攝于蘇州看守所的合影，距他們被捕僅10天。

那個寒夜，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罪"逮捕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七領袖。時值日寇侵華加劇，七君子正奔走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沈鈞儒甚至將孫子取名"抗生"。被捕次日，史良（唯一女性，大律師）在獄中寫下："我是中國人，我要中國自由！"消息傳開，宋慶齡發起"救國入獄運動"，魯迅臨終前致信聲援，張學良親赴南京請愿——這場震動全國的"愛國罪"審判，最終在1937年7月31日以無罪釋放告終，恰為全面抗戰揭幕奏響先聲。

照片中斑駁的鐵窗光影，映照著一代人的風骨：當國家危亡之際，書生放下筆桿，商人褪去西裝，律師拋開卷宗，他們以牢獄為講臺，讓"抗日無罪"的吶喊穿透鐵壁，化作點燃全民覺醒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