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jīng)在內(nèi)蒙古伊盟準噶爾旗十二城遺址上挖出了座古墓，墓中的一方墓志引起了關(guān)注。這塊墓志是來自1000年前的唐代銀州龍川府長史白休徵和他的妻子的合葬墓志。

此碑埋于地下1000多年仍保存完好，此墓志由墓志蓋和墓志本體組成，所以其內(nèi)容是分為兩個部分，出土的時候蓋和本體是合在一起的，墓志蓋是覆斗狀，而墓志體則為正方形，它的邊長均為35厘米，厚度是6厘米。

讓人驚訝的是墓志的銘文不是刊刻而成的，而是以墨跡呈現(xiàn)，也就是說這塊碑的銘文用墨跡寫成而這墨跡距今千年還能保存完好。該內(nèi)容寫于蓋和本體兩面，工作人員將其簡稱為AB面。兩面皆有用墨筆畫的豎方格，每個格子的寬度為3厘米。重要的是銘文上的字跡依舊清晰可見，兩均為11列，每列在13或17個字左右，全文共計327字。其中A面有163字，B面則為161字。

墓主的身份是唐代銀州龍川府長史，銀州為唐代州名，轄境位于今陜西省北部榆林市一帶，其轄區(qū)大致覆蓋今陜西省榆林市北部及內(nèi)蒙古鄂爾多斯市南部。他生平在那當?shù)墓?，死后便葬于此地。長史一職通常為地方官署中輔佐主官的屬官，品級應(yīng)該是從五品至七品不等。

具體的，我不知，對于白休徵此人的具體情況，我也不知，關(guān)鍵是我沒找到詳細資料呀，不過我們可以從墓志銘中看一看了。

此碑立于唐開元年間，大唐年間盛行王羲之書風，所以此碑在用筆之上充滿了蘭亭味就很正常了。大唐至李世民起對王羲之的書法就極為推崇，尤其是對《蘭亭序》的鐘情，在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的風氣影響下，這方墓志成為王羲之書風在唐代盛行的鮮活例證。

細看銘文的筆法用筆和結(jié)構(gòu)布局上，與智永的書風有相似之處，墓志墨跡主要以楷書為主，其間雜著行書的筆意，結(jié)體上端正且用筆圓潤飽滿，線條厚重遒勁。而智永的書法也是以王羲之為根基，字勢平正，不刻意求險，用筆圓潤飽滿。難道這是智永所寫？應(yīng)當不是，而是當時學他的人頗多吧，傳說他寫千字文近八百多份全被天下人所搶光。

他是當時最得王氏筆法之人，所以書寫者學他的字也很正常，此碑書寫直接呈現(xiàn)了未經(jīng)刻工加工的唐代毛筆書寫原貌，為學界提供了“透過刀鋒看筆鋒”的珍貴對比樣本，彌補了碑刻書法二次加工導致筆法失真的研究空白。

雖然其書寫者不知何許人也，但可見其書法水準令人贊嘆。而此碑雖也未在書法史上不廣為人知，卻也為我們呈現(xiàn)了唐楷的本真面貌和當時人書寫的高超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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