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伯

回望歷史，勿忘征程。

從翠亨村的晨曦到辛亥的驚雷，從帝制的終結到共和的初啼，孫中山以畢生熱血熔鑄民，以金融為刃，在近代中國的裂變中劈開一條實業救國的道路。他主張“錢幣革命”，以貨幣主權為盾，抵御列強經濟殖民；倡導“民生金融”，將土地資本化為杠桿，撬動社會財富的公平流動。在孫中山先生逝世百年之際，讓我們以山河為賬本，續寫這份未竟的金融宣言。

金融救國的先行者

《銀行博物》：

眾所周知，孫中山在發展中國金融事業方面提出了許多新鮮的見解，并在主持南京臨時政府時將其金融理論進行了必要和可能的實踐。請幾位老師幫我們說一下，為什么孫中山會這么重視金融？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由上海乘專車赴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在上海火車站與歡送者合影

吳景平（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晚清時期，“革命家”幾乎是孫中山唯一的身份，但實際上，發展現代金融業很早就進入了他改革社會的視野，尤其是銀行業在民族民主革命事業中的地位，頗受到其重視，曾多次提出設立近代銀行的主張，也有過相應的實踐活動。

辛亥革命爆發后，作為清政府中央銀行的大清銀行在各地的分支行紛紛受到沖擊，損失頗重。1912年元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正式上書孫中山，提出了改組大清銀行的方案。孫中山旋以臨時大總統的身份頒令改組原大清銀行，并在此基礎上于1912年2月初在上海設立了中國銀行，這可以說是孫中山關于建立中央銀行主張的嘗試。

石濤（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導師）：正如吳教授所講，孫中山對于銀行業非常重視。在長期的革命活動中，籌集軍政經費是孫中山主要任務之一，籌措資金所遇到的重重困難，讓他對于財政的重要性有著極為深刻的體會。財政之中，最重要的莫過于資金，而獲取資金最便捷的途徑無疑是成立由自己所控制的銀行，發行鈔票，募集公債。因此，在孫中山的金融思想中，銀行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擁有特權的國家中央銀行。

1912年，孫中山提出實行“錢幣革命”的主張，“以國家法令所制定紙票為錢幣，而悉貶金銀為貨物。國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紙幣，嚴禁金銀”。通過國家法令來代替金屬貨幣，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錢幣革命”理論提出后，一直貫穿和影響著國民黨政權的金融活動，它不僅對國民黨政權的幣制改革產生了直接影響，而且錢幣革命的實施是與建立中央銀行緊密相關的，設立中央銀行是實施錢幣革命的必要措施。

民國元年陸軍部發行軍事用票壹圓

徐琳（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孫中山金融思想的邏輯起點是他的紙幣制度思想，即錢幣革命論。他所提出的紙幣制度與當時的金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有本質區別。從他主張的紙幣制度的最初動機來看，是為了緩解政府的財政危機。縱觀近代金融思想史，孫中山的貨幣思想在當初頗顯獨特，不可否認孫中山已經看到了有限的金融貨幣與無限增長的貨幣交易之間的本質矛盾，所以他的紙幣制度思想具有極大的實踐性，成為日后南京國民政府法幣改革理論的核心。

當然，要了解孫中山利用國家資本發展銀行的思想，應追溯其國家資本思想的形成過程。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生主義》中指出，中外貧富差距及生產能力的迥異是中國“發達國家資本”的原因。1924年，他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將國家資本思想明確表述為：“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可見，孫中山將國家資本的概念主要抽象為一些國有或國營的形式。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孫中山國家資本思想的具體形成過程，而利用國家資本發展銀行的思想則是其國家資本思想在金融領域的直接體現。

1921年，孫中山與部分內閣成員合影

戴鞍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這里我要提一下當時南京臨時政府的經濟困境。除了革命要用錢，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一直遭受嚴重的財政危機的困擾。辛亥革命爆發后，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在各地相繼成立的軍政府，面對清政府留下的爛攤子，普遍發生財源枯竭的困難。帝國主義的干涉，特別是它們對于海關稅款的扣壓，更是加重了革命黨人的財政危機。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認識到，要組織一個有效的行政當局，并從當前革命各省普遍存在的混亂狀態中建立秩序，必須在其他方面立即尋找新的財源。他們作為的一項決定是發行1億元的公債，利息8厘。但結果并不很妙。雖然經多方勸求，臨時政府直接募得之款，不過五百萬元。接著臨時政府又發行了100萬元軍用鈔票，但市場信用很低，遭到人們的冷遇，出現了錢業、米店相繼停市的尷尬局面。對于“關余”（每年的海關稅收，在扣除各項賠款、外債、公債及海關經費后的余款）歸屬問題的堅持，除了展現孫中山與帝國主義的較量，也體現了他在財政上的認識和態度的不斷演進。

吳景平（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當時孫中山發起成立上海交易所，其實也是出于為革命事業籌集經費的目的。1916年12月，孫中山欲為革命事業籌集巨額經費，于是接受日本友人的建議，擬成立交易所。為壯大聲勢和便利在上海商界募集股份，首先邀請著名商人虞洽卿合作，囑戴傳賢、趙林士、朱執信、洪承祁、盛丕華等先行討論，并在上海四明銀行租一辦事處，對證券、棉花、棉紗、金銀、布匹、油類、糧食等七種行業的沿革與現狀分別進行調査，在此基礎上起草了成立上海交易所的申請書，由孫中山領銜，虞洽卿、張靜江、戴傳賢、趙家蕃、張鑒、趙家藝、盛丕華和洪承祁等八人附議呈請，呈交北京政府農商部。

呈文聲稱：交易所之組織，則以證券交易、物品交易二者同時經營為最有益于上海市場，尤能助中國一盤事業之發展。”這篇呈文雖為朱執信起草，但由于是孫中山領銜上呈，應該視為孫中山對籌建交易所的主要觀點與思想。

金融樞紐的掌控者

《銀行博物》：

辛亥革命后，最初幾年國內政治局勢動蕩，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孫中山所推行的金融理念，勢必要有一系列的政策的推動與扶持。在這方面，這位先行者有哪些具體的金融實踐呢？

石濤（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導師）：前面戴鞍鋼教授有提到“關余”，正是因為海關收入被列強把持，地方賦稅被各省軍政府截留，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財政極為窘迫。臨時政府財政入不敷出，不得不以發行軍用鈔票和募集公債為救急之辦法，這就需要實力穩固之金融機關負責執行。因此，組織中央銀行迫在眉睫，被視為“財政第一要著”。

孫中山“錢幣革命”理論提出后，一直貫穿和影響著國民黨政權的金融活動，它不僅對國民黨政權的幣制改革政策產生了直接影響，而且錢幣革命的實施與建立中央銀行緊密相關，設立中央銀行是實施錢幣革命的重要措施。

此外，中央銀行也是孫中山銀行體系建設思想的核心。早在反清革命的過程中，他就非常重視銀行在為革命籌集資金和為國家建設提供金融服務方面的重要作用，積極主張設立銀行，認為“中國地大物博，銀行愈多愈善”“銀行操金融之樞紐，為振商之要品，關系國計，非屬細微”。正是出于對銀行在發展實業，振興經濟和維護國家權利方面作用的重視，孫中山在就任臨時大總統后，在短短3個月時間內就親自批示了商業銀行、海外匯業銀行、農業銀行、殖邊銀行、儲蓄銀行、庶民銀行等多個銀行條例，力圖建立由不同類型銀行構成的完整的銀行體系。

吳景平（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孫中山對銀行業的支持，反映了他在中國建立近代銀行體系的主張。南京臨時政府從成立到解體的三個月左右時間里，雖然在經濟和財政制度改革方面并無重大建樹。但孫中山對于設立專業銀行，持十分積極的觀點。只是因為當時南北之間力量對比懸殊，南京臨時政府迅速解體，未及成立擬議中的各專業銀行。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后，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于1912年1月初正式上書孫中山，提出了改組大清銀行的方案。該方案的最關鍵之處有兩點：第一，使新組織的中國銀行成為民國的中央銀行；第二，保障原大清銀行商股的利益不受損失，所持股份全數轉為中國銀行股份。孫中山見到這份報告后，立即批示：“新政府既已成立，凡商民已得舊政府正當之權利，自宜分別準予繼續。所請將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添招商股五百萬兩，認為新政府之中央銀行，由部籌款，以雄財力，并請派正副監督，先行開辦，克期成立。凡新舊營業賬款，請分電各省都督力加保護，并將該行原有房屋、器具、簿據等項先行發還各節，大致尚屬妥協，著即準行。”1月底，孫中山頒令“籌撥巨款，開辦中國銀行”。以后，中國銀行在上海和南京都曾為發行軍需公債、收兌軍用票，起到了一些作用。可見，孫中山決定在大清銀行基礎上成立中國銀行，承繼中央銀行權利，這一決策無疑是正確的。

粵海關

徐琳（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孫中山的金融思想對經濟及金融發展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政策加以實施的，他的金融思想與主張是最被政策化的。南京國民政府對貨幣政策以及銀行業的重視程度要遠遠超過北洋政府。孫中山認為，建立中國自己的銀行，目的是為了擺脫外國的牽制，因此，在主張金融開放的同時，他始終要求維護本國利益，保護本國金融的發展。

孫中山在1912年6月于香港發表演說時，提出了創辦中西合股銀行的主張，他指出該行專為引進外資而在歐美發行中國債券。在他的努力之下，巴黎聯合銀行兩名全權代表于當年12月到上海，與他議訂合資銀行章程。關于創辦合資銀行，孫中山最關心的問題是既發展本國銀行，引入外國資本，又要保護本國金融。為此，孫中山提出了比較穩健的方案：一是銀行在中國注冊，必須遵守中國法律；二是董事局全為華人，西人為顧問局；三是總辦十年內用西人，十年后可用華人；四是督理各舉二人，總辦執行等等，他特別強調中國在人力、財力方面所處的劣勢地位，認為“合資銀行，我當得條件之保護略優，將來乃望得平等權利，否則流弊不堪設想”。

同時，孫中山也考慮了中外金融力量制衡的問題，鑒于外國銀行壟斷控制近代中國金融樞紐的局面，孫中山考慮聯合已有的小銀行，成立一家“極大的銀行”，以便與外國銀行相抗衡。他以為，中國經濟受制于外國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無極大銀行擔任借款之能力”，中國銀行業不夠集中，無法對全國經濟產生影響。因此，他曾設想，把數十間銀行“聯合而成一巨大之銀行，發行債票”，允許引入外資，從而可以控制全國金融樞紐，為政府借款擔保，不使權利再落入“外人之手”。

《銀行博物》：

如此看來，當時政府所提出的金融理念也好，實施的經濟政策也罷，其主要的目的還是抵御侵略，維護自己的權益。

吳景平（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是的，如果進一步考察孫中山這一時期關于銀行問題的主張，那么可以發現，他談到要大力發展中國人自己掌握的銀行，其主旨之一在于抵御國際勢力對中國重大經濟利益的攫奪和主權的侵害。

戴鞍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帝國主義的干涉，特別是他們對海關稅款的扣壓，一再加重了革命黨人的財政危機。對于帝國主義非法劫奪中國海關稅款的行為，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作出強烈反應，進行抗爭。先是“建議稅款存在大漢銀行，軍政府和稅務司都不得動用”，在遭到拒絕后，又“同意將稅款存入匯豐銀行，但要用軍政府的名義，未經軍政府許可，不得擅自動用”，仍被拒絕。最后妥協，“同意將稅款以總稅務司名義存入匯豐銀行”。帝國主義對中國海關稅款的攫奪，對革命黨人造成極大的困難，后來，圍繞粵海關“關余”開展的斗爭，因缺乏堅強革命武裝后盾，革命黨人從“關余”之爭中敗退，給了孫中山深刻的教訓。

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重新建立革命政權后，仍面臨財政拮據、軍餉短缺的難題。同年9月，廣州政府照會北京外交使團，要求即將“關余”交付，并撥還1920年后的“關余”積存。11月23日，孫中山指示廣州政府再次照會外交使團，要求將粵海關“關余”撥還廣州政府，否則將自行提取。面對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孫中山態度堅定，指出“中國海關始終為中國國家機關，本政府轄境內各海關，自應遵守本政府命令。且關稅之匯交北京，不啻資助其戰費，以肆其侵略政策。”經過半年的嚴正交涉，1924年4月1日，北京外交使團作出決定，將粵海關“關余”撥付廣州政府。此時，孫中山已決定采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方針，指出：“中國欲促進工商事業之發展，非進而收回海關不可。”

實業興邦的倡導者

《銀行博物》：

救國救民的理想信念，是孫中山始終的堅持，即使在艱難的環境中，也在為之奮斗。他所堅持的金融理念，對于我們現如今的發展，有怎樣的意義？

戴鞍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孫中山以畢生精力投身于艱苦卓絕的救國斗爭，一心希望早日把祖國從苦難深重中解救出來，并求得她的繁榮昌盛。因此，他在領導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同時，特別是在民國建立以后，始終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宣傳他的經濟主張，倡導他的建設方案，鼓勵人們重視和參與祖國的經濟建設，并得到眾多愛國者的響應。

以往論者常常指摘孫中山在卸任后一味沉湎于倡導實業，忘卻了政權這時已落入袁世凱之手，有本末倒置之嫌。實際上，單就孫中山強調在人民奪取政權后（盡管他在這一點上認識有偏差），應當及時地將經濟建設推上首位的思想而言，是有其不可忽視的合理內涵和積極意義的。也正因為這樣，孫中山振興實業的主張，在當時社會得到很大反響。

徐琳（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孫中山金融建設思想是近代國人對近代經濟發展中金融問題思考的結果，其核心特征是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南京國民政府對貨幣政策以及銀行業的重視程度要遠遠超過北洋政府，中國是在20世紀30年代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近代銀行體系，并真正在整個金融體系中起到主導性和支配性地位。這此事實不僅僅只是南京國民政府行政府主導下金融統制的例證，還表明：孫中山的金融思想確實影響了近代中國經濟金融的發展，其思想的政策化過程也是近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突出特征。需要指出的是，作為政治領袖，孫中山對經濟問題的認知和論述，主要是從政治家實用的角度出發而展開的，并不僅僅簡單地從純理論研究的角度出發。

吳景平（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如果單從學理的嚴謹、系統和創新等標準來評判，無論是對西方貨幣銀行學說一般原理的闡述，還是對在中國特定環境下銀行建設所須解決的相關問題，孫中山的有關思想主張在近代中國金融思想史上并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地位，明顯比不上嚴復、錢恂、梁啟超、康有為等人有關銀行的學說，遑論真正的金融學學者的建樹了。如果單從中國銀行制度的近代化來衡量，與盛宣懷創設中國通商銀行、張公權經營中國銀行、陳光甫管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及其他銀行家的個案進行簡單類比，孫中山的有關實踐確實也會相形見絀。但是，如果對于孫中山建立近代銀行的思想主張與實踐活動進行梳理之后，就可以看出，孫中山實際上是把建立近代銀行作為推進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事業的重要手段，作為中國能否跟上世界局勢演變發展潮流的重要標志。

石濤（河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導師）：雖然孫中山關于中央銀行的思想和論述并不系統、不全面，一些認識也不夠準確，更無法與貨幣銀行學方面的學者以及金融界人士相提并論，但孫中山卻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積極推動近代中國的中央銀行建設。孫中山批準設立的中國銀行，后來繼續作為北洋政府的中央銀行，并發展成為近代中國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金融機構，直到今天仍在國內外具有巨大影響。孫中山一手創建的廣州中央銀行，在近代中國中央銀行制度發展史上，首次正式使用了“中央銀行”這一名稱，具有標志性意義。孫中山革命生涯中的金融思想與實踐活動，不僅是中國金融發展史上的重要部分，也是孫中山先生留給后人的豐富遺產的組成部分，總結和研究孫中山關于金融建設的思想與實踐，對于今日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不無裨益。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