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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稅改革的終極目標，在于打造一個既能激發市場活力、又能守護社會底線的容器。”

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通脹年年有，但工資已經好幾年沒漲了。”

“6000也是低收入，起碼得提高到一萬吧。”

兩會剛過，不少網友回味提案，覺得“最良心的”，還是提高個稅起征點。恰逢3月是一年一度的退稅季，“稅”這個詞，也高頻率現身熱搜——無數打工人開始盯著個稅APP，想看看有沒有“意外的驚喜”。

截圖：小紅書、微博

然而，也有不少網友表示：“即便填滿了所有扣除項，工資單上被劃走的稅款，依然有些肉疼。”

“不淡定”的評論同樣不少：

“我妻子全職帶娃，全家的開支都靠我這份工資，為什么不能合并計算家庭支出？”

“丁克夫妻可以享受雙份專項扣除，二胎家庭反而要倒貼？”

二胎家庭

當前，在中國的個稅收入結構里，約六成來自于居民工資薪金所得，剩下則主要來自財產轉讓、利息股息紅利和經營所得等。一般而言，老百姓收入越高，財富越多，相應創造個稅收入越高。

近幾年，居民收入增長承壓、國內需求不足，因此，“提升個稅起征線”“減輕中等收入群體稅負，增加實際到手收入，釋放消費潛力”等呼聲越來越高，并在兩會期間達到頂峰。

然而，個稅改革也絕非簡單的數字調整，而是新階段下牽動宏觀戰略與微觀民生的關鍵切口，這道算術題遠比人們想象得復雜。

第一道算術題：起征點的變遷

所謂的個稅起征點，學術名稱為“基本減除費用”，即滿足老百姓基本生活需求的扣除費用，按理不應征收個稅。

回顧歷史，我國曾因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持續提升，多次修改過該數額，對中低收入群體來說，算得上“大禮包”。

1980年，中國工資薪金個稅起征點為800元/月，2006年提至1600元/月，2008年提至2000元/月，2011年提至3500元/月。最近的一次提升，發生在2018年四季度，定在了5000元/月，并維持至今。

算起來，1980年后的4次調整，主要發生在近20年，平均起來大約每5年調一次——距離上一次調整，已過去6年多。

1980年的上海工人

一般來說，決定是否調整起征點，主要考慮三大因素：居民生活支出、財政承受能力和物價水平。其中，首要因素是城鎮居民實際生活支出水平。

2018年，我國的人均GDP尚未破萬，為9780美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人民幣28228元，中位數為24336元，三項分別比2011年提升了約80%、29%和97%。而那一次，提征幅度為43%——5000元，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前瞻性，高于當時每月約4200元的家庭平均負擔支出。

2024年，我國的人均GDP已來到了13445美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人民幣41314元，中位數為34707元，分別又比2018年提升了37%、36%和32%。

拋開匯率等因素，單純看10萬/年和每月1萬這兩個建議數字，相當于把起征點再提升了67%-100%，遠高于此時5760元的家庭平均負擔支出。

除了適度提高個稅起征點外，專項附加扣除項目的擴展和優化，也能為老百姓進一步減負。

2019年推出并延用至今的專項附加扣除共有6項，分別是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住房租金、贍養老人等。

近些年，“半老齡化”社會正在逐步形成，一方面，中年群體被養老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另一邊，年輕的父母們也被精細化育兒的“軍備競賽”搞得焦頭爛額。

醫療支出壓力

本次兩會期間，各方繼續聚焦社會熱點、痛點，試圖從兩方面提出建議、完善制度：一是提高現有項目扣除額度，例如階梯式贍養老人扣除標準；二是增設新型扣除項目，如雇傭保姆費用等，以精準回應家庭照護負擔的稅負公平訴求。

第二道算術題：財政賬

但凡事都有多面性。提高個稅起征點，既需要權衡居民生活成本，也要考慮財政的可持續性。若起征點過高，會導致財政減收規模過大，可能還會加劇地方財政壓力，并削弱中央對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能力。

2024年，全國財政收支矛盾加劇。前三大稅種中，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分別下降3.8%、0.5%，消費稅逆勢增長2.6%。而位列第四的個稅收入為1.45萬億元，同比下降1.7%。

從區域上看，2024年各省份的個稅收入普遍不及年初的預期。前10強省份中，有8個出現負增長，其中山東（-10%）降幅最大，僅四川（+2.6%）和廣東（+0.4%）實現正增長。

這一分化源于多重壓力：一是2023年8月，子女教育、贍養老人等專項附加扣除標準提高，導致了2024年的政策性減收；二是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拖累了房屋交易個稅等財產轉讓所得收入；三是部分行業利潤收縮（如制造業利潤下降3.3%）與企業經營困難，間接抑制工薪階層收入增長。

此外，物價低迷，CPI僅上漲0.2%，進一步拉低以名義收入為稅基的稅收增速。

由此可見，個稅調整涉及經濟結構轉型、區域發展差異、民生保障需求等多重因素，其復雜性與系統性特征，決定了改革不能依賴“一刀切”的簡單手段，需立足全局統籌施策。

個人房貸對個稅亦有影響

外國經驗與個稅未來

探索個稅改革路徑時，國際經驗也能提供多維度的參考。以美、歐、日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其稅制設計中蘊含的“動態適應性”與“家庭本位”理念，也值得結合中國國情進行本土化改造。

比如美國體系，主打“自動防通脹”和“家庭友好”，每年會根據物價漲跌自動調高起征點，保證老百姓的錢包不被通脹“啃”得太狠。

如2025納稅年度，單身納稅人標準扣除額，較2024年增加400美元至1.5萬美元。此外，美國夫妻還能選擇聯合報稅，享受更高的扣除額與更優的稅率級距，相當于國家給養娃養老“打折”。

日本的特色則是“算完再交”，體現了精細化扣除與征管激勵的協同。比如打工人可以收入扣完房貸、養娃、看病錢再交稅，同時“藍色申報表制度”，讓規范記賬、誠信申報的納稅人能享受優惠。

長期以來，日本個稅自愿申報率在發達國家中屬于較高水平，疏堵結合，實現了“少耍心眼多省錢”。

日本家長送孩子上學

而德國的“家庭系數法”，允許夫妻倆把工資加一起平分，比如合計12萬歐元的收入，拆成兩個6萬單獨計稅，能省18%的稅。若疊加子女專項扣除，四口之家的綜合減稅幅度可以達到46%。

不過該制度也有副作用——變相鼓勵在家帶娃，導致德國女性上班率只有54%，比北歐國家低一大截，每年還讓官方少收200億稅款。

基于這些國際經驗，今年兩會期間，不少代表提出了結合“基準扣除+動態調整+家庭因素”的改革框架。

比如遼寧大學校長余淼杰的建議里，除了提高起征點，還應在北上廣深等高成本地區試點更高標準，同時探索家庭聯合申報制度，允許將0-3歲嬰幼兒照護、失能老人護理等剛性支出納入專項扣除，通過區域差異化和家庭單元計量，可以緩解高房價擠壓效應與單職工家庭稅負過重問題。

南方科技大學副校長金李提議，贍養老人應按照階梯額度設置，比如贍養1位老人對應每月減免額3000元，2位老人對應每月4000元，3位老人對應每月5000元。

濟南陽光大姐企業董事長卓長立提議，增加“養老服務和病人陪護”專項附加扣除項目，考慮到現在老年群體和病人群體的花費比較多，能減輕年輕人的經濟壓力。58同城董事長姚勁波則提議，“雇傭保姆費用”的扣除額度，應在每年2-3萬元。

結語

值得注意的是，個稅調整更側重中高收入者并具有中長期效應，兩者需在動態評估框架中，結合目標差異與作用周期統籌考量。

總而言之，個稅改革探索的本質，是通過稅制設計將社會成本轉化為制度紅利。當家庭的教育投入、贍養支出能夠獲得稅收補償，當工薪階層的收入增長不被通脹隱性侵蝕時，稅法的調節功能便從簡單的財富再分配升華為社會價值的再平衡。

而個稅改革的終極目標，在于打造一個既能激發市場活力、又能守護社會底線的容器。在這個容器中，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潛力、高收入階層的公益熱情、低收入家庭的發展希望，都能找到與時代脈搏同頻共振的支點。

本篇作者 | 袁一音 | 責任編輯 | 徐濤

主編 | 何夢飛 | 圖源 | 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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