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東陽 來源 | 李東陽朋友圈

2019年4月11日，馬云在一場阿里的內部交流會上說出了那句名言：“今天中國BAT這些公司能夠996，我認為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

此后的多年，996不但成為打工人的自嘲，爆發出震顫社會情緒的巨大能量，順帶也讓彼時不可一世的馬云風評急轉直下。

馬云或許不會想到，短短6年后，大廠就迎來了“反內卷”的春天。

幾天來，加班文化開始退潮的討論愈演愈烈。

在社交平臺上，不少大疆打工人曬出了自己被“趕”下班的經歷；有員工直呼“人生第一次被趕出公司”。

圖源：封面新聞

隨后，美的、名創優品等知名企業相繼因簡化工作流程、強制員工下班引發熱議。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被雷軍帶火的周云杰所在的海爾集團也在這場“反內卷”之列。早在2月，海爾內部發布全面落實雙休制的通知，所有部門（包括研發、市場等）實行雙休，周六不準來公司，食堂也不提供飯食，特殊情況需要加班的，必須提前一周審批，工作日加班不得超過3小時/天。

這樣的風潮令人欣慰，畢竟當996成為常態、當“牛馬”成為自嘲，甚至當準點下班開始有了羞恥感，“過勞的一代”早已成為一個社會性問題。

很大程度上來說，當下的加班文化儼然超脫了單純的法律范疇，成為包含了道德的、社會的、文化的多重因素的系統性問題。

值得期待的是，這條緊繃的“社會神經 ”如今有了松動的跡象；但可以想象的是，想要改變還任重而道遠。

但一個好奇的問題隨之而來，大廠們為何在此時集體“強制下班”？

真相或許并非大眾想象的那般簡單。

大廠為何紛紛“強制下班”

在6年前的那場內部交流會上，馬云還曾動情地說道：

“我不要說996，到今天為止，我肯定是12×12以上。這世界上996的人很多，每天工作12小時、13小時的人很多，比我們辛苦、比我們努力、比我們聰明的人很多，并不是所有做996的人都有這個機會真正做一些有價值、有意義并且還能夠有成就感的事。”

客觀來說，我們無法否認這句話的正確性。也正源于此，這種思想也塑造了彼時乃至當下的“加班文化”。

畢竟，努力才有回報，奮斗創造幸福是中國人延續了上千年的文化規訓。

以此來反觀當下的大廠“強制下班”風潮，改變其實大多源于外部因素的倒逼，而非企業內部的主動作為。

最主要的來自國家政策層面頂層設計的風向轉變。

早在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要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2025年2月25日，市場監管總局曾召開企業公平競爭座談會，彼時阿里、京東、奔馳等7家企業有關負責人圍繞整治“內卷式”競爭進行深入交流，直指惡性加班是“扭曲市場秩序的毒瘤”。

圖源：新京報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兩會上，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更是首次將"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也寫入文件。其中全國政協委員呂國泉在兩會期間建議修訂《勞動法》，明確雙休制基準，將 “隱性加班” 納入監管清單。

這一表態被外界視為對 “996” 工作制的正式亮劍，也為“反內卷”提供了政策指引。

第二個因素則在于《歐盟禁止強迫勞動產品條例》的生效。該條例規定，企業必須證明供應鏈符合勞工標準，否則可能面臨歐盟市場禁入風險。

圖源：深圳市標準技術研究院

條例還明確：禁止在歐盟市場銷售、進口和出口使用強迫勞動制造的商品，涵蓋所有行業及供應鏈各階段的產品。

而所謂的“強迫勞動”，就包括大廠盛行的996超時加班。

翻看一下該條例的生效日期——2025年1月，再對比大廠開始“反內卷加班”的時間，很難排除大廠們不是在掐點卡BUG。

如果你對大疆、美的、海爾、名創優品在海外的市場份額，尤其是歐洲市場占比有所了解，就不難理解為何它們會成為這場“強制下班”運動的搖旗吶喊者了。

但無論哪種原因，最終的結果總歸是好的。

主動也好，被動也罷。大廠們拼湊出的不僅 是職場文化的嬗變，更是中國制造正從汗水驅動到智慧驅動的驚險一躍。

因為，996似乎正在走進歷史的塵埃。

“過勞的一代”

不可否認，“996工作制”是國家經濟發展在某個特殊階段所產生的現象。

但任何改變的背后都是一個巨大的社會議題，這場自上而下的“反內卷運動”亦是如此。

2020年12月29日凌晨1點多，拼多多一位22歲的女員工在下班途中猝死；

2024年6月17日，前MANNER上海威海路716號店咖啡師女孩因無法忍受的高強度工作與顧客發生激烈沖突。

圖源：新聞透視

如果說這兩起事件只是“996工作制”和“狼性加班文化”盛行那些年的極端個案，那宏觀的數據則更具說服力。

在中國互聯網經濟蓬勃發展的那些年，背后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中國勞動者的工作時長不斷攀升。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以來，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逐步上漲，2023年的49小時周平均工時為近二十年新高。

圖源：圖注所示

進入2024年，這一趨勢并未得到緩解。當年7月15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6月周平均工時為48.6小時，為近6年同期次高，比2019年同期上漲2.9小時，超過“六天八小時”工作制。

一個更具個體體感的說法是，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們，工作變成了人生的絕對主線，其他包含生老病死在內的一切人生大事都只是圍繞工作運轉的人生支線。

換言之，工作之于每個人它不是暫時的折磨，它是當代人的生存處境。

圖源：豆包AI

從這個視角看，00后職場人用“到點走人”的行動哲學，解構著上一代人的加班敘事。與其說這是00后整頓職場一種覺醒，不如說是一種無奈反抗。

畢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資本對人的異化”正在上演：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杰弗瑞·費弗在《工作致死》一書中說，人們正在因為工作而送命，工作是導致人們死亡的第五大原因（高于腎病和阿爾茨海默癥）。

這并非危言聳聽。

費弗估計，由于工作壓力致死的美國人每年多達12萬人，全球達100萬人。這顯然與廣泛上的社會公共利益格格不入。

但回到社會發展的視角，“代價”又是必須的。

1930年的紐約，帝國大廈以“一周四層半”的速度拔地而起，背后是3400名工人日均14小時的高強度勞作。當時的《紐約時報》謳歌：“每個鉚釘都敲擊著進步的音符”。

德國二戰后的“經濟奇跡”期，流水線工人每周工作60小時成為常態，直到1970年代《工作時間法》強制推行八小時工作制，才終結了“機器吞人”的慘劇。

但好在“反內卷”的背后，官方也曾多次發聲。2023年8月26日，最高法、人社部聯合公布第二批勞動人事爭議的十個典型案例時指出“996和007工作制都違法”。

企業發展思維的也在改變——真正的競爭力從不誕生在疲憊的流水線上，而是孕育于清醒的大腦和充沛的生命力中。

畢竟真正的進步，不在于創造多少經濟奇跡， 而在于讓每個普通人擁有說“我要下班”的底氣——這聲吶喊，應該比任何呼吁都更值得被聽見。

大企業“社會身份”覺醒

大廠紛紛“強制下班”事件背后，除了承載打工人的情緒之外，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恰當時機，來反思“企業的商業利益導向”這一理念的正確性。

一個簡單的問題是，企業應該在商業導向之下無限度裹挾包括打工人在內的各方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圖源：新浪財經

當下的商業文明顯然已經超脫了單純的商業范疇。其中ESG 即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是現代社會以及公司治理角度，來衡量企業發展的可持續性的一條準則。

馬克·墨比爾斯在《ESG投資》一書中提到，從18世紀開始，有社會責任感的投資者，會規避投資如制革工業和化學制品等可能損害工人健康的行業。

2004年聯合國發布的《Who Cares Wins》，報告明確了要統籌兼顧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和諧可持續發展。

在國內，2023年國務院下發通知，要求央企在 2023 年底前要力爭實現上市公司 ESG 專項報告披露“全覆蓋”。

一定程度上來說，ESG理念正在重塑企業的價值坐標系。

而如果我們把視角轉向當下中國企業的時代命題里，更容易理解大廠強制下班“反內卷”的核心要義。

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有了出海的戰略標的，過去多年中國制造身上“血汗工廠”的稱謂成為不得不撕掉的標簽。

這種外力倒逼的覺醒，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鏡像中看清了"社會公民"的應有姿態。

正如中國公共關系協會會長郭衛民所言：“我們既要做好，也要講好，更要贏得國際社會的價值認同。”

某種程度上來說，當大企業開始主動約束逐利本能，這是商業文明迭代的注腳——企業開始計算"社會賬本"而不僅是財務報表，這種覺醒令人欣慰。

但愿每個牛馬都能愛上星期一的早晨。

本文首發于李東陽朋友圈（ID：LDYMarke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