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舉證》（英國國家劇院上演的話劇，近期院線電影）這種獨角戲的力量感，比多人出演更具沖擊力。而獨特的形式感則對演員表演有很高的要求，畢竟非獨角戲的常規話劇，即使演員全程投入，在其他演員表演的過程中，至少自己還有喘息的機會。而獨角戲演員，特別是這部劇里的朱迪·科默就要非常連貫地表演下來，更何況她的語速很快，幾乎沒有什么氣口。

語言頻率較高的原因也在于，更多情節和故事的推進，都是靠朱迪一個人來傳達的，通過她對其他角色語言、神態及行為的描述，讓觀眾感受到除了眼前這個叫泰莎的女律師外，身邊還有其他角色的存在，只不過他們沒有以真身出現，而是靠朱迪的描述，讓觀眾自行腦補當時的情景與畫面。

另一方面，核心劇情涉及女主遭遇性侵的場面，如果是和男演員在話劇的舞臺上來呈現這個過程，無論怎樣表現都顯得拙劣或者讓人無法直視。包括在這個情節之前，泰莎也和這個叫朱利安的男人在沙發上發生過性行為。既然這些內容都是劇情的關鍵信息，那就干脆只通過語言來描述，效果會更好。這樣的好處或者說目的，也是純粹從一個女性受害者的心路歷程出發。

同時，這個表演是一個體力活兒。除了大量的臺詞，朱迪要根據不同的場景和情景推動現場的桌椅等道具，來配合她的演出，還要根據人物行為在短時間內完成脫衣和穿衣的各種動作，這需要她全身心地投入這個角色和表演當中，否則就會顯得手忙腳亂。

不但如此，這部劇還有一場需要讓朱迪淋雨的戲，正是要表現泰莎在遭遇性侵之后的痛苦，因為其中還包括她在慌亂和焦慮中去洗澡的情節，所以從上方灑下來的水，既像淋浴花灑里的洗澡水，也可以理解為人物遭受厄運時被雨澆灌，試圖想要讓自己清醒過來。但也正是這個洗澡的舉動，其實是毀掉了關鍵的留在自己身體上的證據。

還有就是剛才提及的，她和施暴者朱利安是關系曖昧的同事，他們甚至在這次施暴之前就自愿發生過性關系，這也是對泰莎不利的地方，提高了她為自己申辯的難度。不但如此，也是她自愿帶朱利安回到自己家中，兩人都喝過酒。這樣一來，無論她如何解釋，在別人眼里都會看成是酒后亂性的“小題大做”。

而更嚴重的情況則是，正如泰莎自己說的那樣，會讓別人以為她是想通過這樣的“污蔑”手段去毀掉朱利安的事業。但殊不知，這個遭受性侵的女性受害者，正在拿自己的職業生涯作賭注，在法庭上反復回想當時不堪的畫面，還要當眾描述細節。而她看上去“自毀”式的辯護，卻讓自己處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那個出現在屏幕上的782天的數字，對觀眾來說是不到1分鐘的時間，而對于更多像泰莎一樣的女性受害者來說，卻是漫長的兩年零52天。為了強調女性遭受侵害后面臨的巨大困境，故事設定上讓泰莎本身就是辯護律師，而施暴者則是與她關系曖昧的同行、同事，這種從業者的自我辯護仍然舉步維艱，更何況如果是一個法律行業之外的女性，又會有怎樣的遭遇？

而正是從這個自我辯護的過程中，泰莎才從受害者的親身經歷和體會中意識到法律存在的漏洞，意識到現在的法律對遭受性侵的女性受害者根本就不友好。正是她們不能也不愿描述的受害過程，成為法律針對她們的要害，會以各種不清晰、模糊不清為由駁回她們的證詞。

本劇前半部分，或者說是三分之二的鋪墊和推進，都是為了最后三分之一的內容做的準備，主創們重要的表達都集中于此。這部劇不但控訴法律的公正，更重要的是揭露背后的本質，向男權社會制定的規則發出挑戰和質問。

雖然我們看不到更多的角色，但通過朱迪的描述，我們也能體會到法庭之上無數雙男性法律從業者的眼神和舉止，這和泰莎的母親以及女警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可以想見的黑色和灰色服裝營造的壓抑法庭之上，母親送給女兒的那件粉紅色上衣是最亮眼的女性象征。

同時，作為一部為女性發聲，質問男權體制的作品，結尾也沒有營造“虛假的勝利”，因為在現實中，泰莎這樣的女性是不會勝訴的。主創們知道作為一部話劇的責任，不是給出所謂勝利的結局就可以成功改變現實的。越是要讓觀眾看到結局的無情，越能對比出舞臺上這個處于弱勢的女子體現出的那種力量。

當背后，由一個卷宗的燈亮起，到所有的燈亮起，這意味著，為了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光明是從黑暗中的一盞一盞燈逐漸亮起來的，為此還有更長的路要走。這樣的一個獨角戲，也是為了不讓觀眾的注意力分散到其他角色上去，讓他們始終凝視眼前的這位遭受迫害的女性，體會背后的更多深意。

在試圖做減法，嘗試各種極簡的創作方式的當下，《初步舉證》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減去了無關緊要的部分，但仍然保持其特有的形式感。同時劇情里的很多內容卻是飽滿和豐富的。觀眾不會被“多余”的內容所影響和牽引，從而更好地理解這部作品想要表達的核心主題。也許這部話劇也如背后那樣小小的一盞燈，但它的亮起，卻有非同尋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