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劉航宇

出口信用保險合同項下，面對承保風險發生但損失難以確定的情形，保險人通常會要求被保險人或相關方先行取得關于該風險事件的仲裁裁決或法院判決（下合稱“裁判文書”），然后依據該仲裁裁決或法院判決確定的損失金額向被保險人予以賠付。例如，中國信保海外投資債權保單項下，保險人針對“違約”風險賠付前，被保險人或項目公司應當取得對違約主體不利的仲裁裁決或法院判決；中國信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險綜合保險（4.0版）保單項下，對于存在貿易糾紛的案件，被保險人獲得已生效的法院判決或仲裁裁決并申請執行之前，保險人不予定損核賠。而在實踐中，被保險人取得上述裁判文書后，該等裁判文書能否得以執行，也往往實際成為保險人決定是否賠付時重要的考量因素。本文將淺析該等裁判文書可執行性對于出口信用保險賠付的影響，并嘗試對于保單中相關條款的設置提出筆者個人的建議。

以中國信保保單為例，依賠付前是否要求被保險人或相關方針對上述裁判文書申請執行而論，保單可分為兩類：短期出口信用保險綜合保險等貿易險保單通常要求被保險人在賠付前應當就上述裁判文書申請執行，而海外投資保險保單等海外投資保險保單則未明確作出這一要求。故筆者將分情況討論裁判文書可執行性對于賠付的影響。

一、如果保單未明確要求被保險人或相關方在賠付前申請執行

如果保單未明確要求被保險人或相關方在賠付前申請執行，那么基于保單約定，處理交易糾紛的生效裁判文書能否得以執行，不應對保險人決定是否賠付產生任何影響。如前所述，這類保單一般是海外投資保險保單。在這些保單承保的海外投資項目中，違約主體一般是東道國政府或者由東道國政府指定的公共機構，被保險人或項目公司獲得裁判文書后，裁判文書在東道國的執行往往會面臨重重阻礙。因此，海外投資保險保單未明確要求被保險人或相關方在賠付前申請執行，其目的是為了更好的保障被保險人權益，避免被保險人因裁判文書無法執行而陷入無法獲得賠付的困局。

二、如果保單明確要求被保險人在賠付前應就裁判文書申請執行

1.保單中的“申請執行”應當如何理解

如果保單明確要求被保險人在賠付前應就裁判文書申請執行，嚴格按照保單約定，申請執行應視為保險人賠付的前提條件之一。但此處的“申請執行”應當如何理解，保單并未進一步解釋。

由于多數情況下進口商的財產集中于進口國，被保險人通常需要在進口國申請執行。如果被保險人與進口商間就爭議交易不存在仲裁協議，保單一般要求被保險人向進口商所在國法院提起訴訟，以便取得勝訴判決后直接在進口國申請執行。

如果被保險人與進口商間就爭議交易存在仲裁協議，那么交易下的糾紛需要依約通過仲裁解決。如果仲裁地與執行法院所在地（通常在進口國）在同一國家，那么被保險人取得仲裁裁決后可直接向執行法院申請執行。

如果仲裁地與執行法院所在地不在同一國家，被保險人需要先向執行法院（在某些國家可能需要向執行法院所在國的其他法院或機構）申請承認仲裁裁決，在執行法院所在國相關法院作出承認仲裁裁決的司法文書后，執行法院才會對仲裁裁決予以執行。

在仲裁地與執行法院所在地不在同一國家的情況下，保單中的“申請執行”可做兩種理解，其一是僅要求被保險人向執行法院或執行法院所在國其他適當機構提交要求承認仲裁裁決的申請；其二是要求被保險人在執行法院所在國相關法院作出承認仲裁裁決的司法文書后，向執行法院提交要求執行仲裁裁決的申請。顯然，第一種理解對被保險人更為有利。我國《保險法》第三十條規定：“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合同條款有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據此，筆者認為，只要被保險人向執行法院或執行法院所在國其他適當機構提出承認仲裁裁決的申請，即應視為被保險人完成了保單中關于“申請執行”的要求。這里有必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即便世界上大多數主要國家和地區都加入了《紐約公約》，這為締約國間互認仲裁裁決提供了法律依據，但在實踐中，各國法院出于種種原因而拒絕承認他國仲裁裁決的案例也并不鮮見。甚至有時會出現，進口商向仲裁地所在國法院申請撤銷仲裁裁決被駁回，但被保險人在執行法院所在國申請承認仲裁裁決亦被駁回的情況。按照“作有利于被保險人解釋”的原則，“申請執行”一詞應僅要求被保險人向執行法院或其他適當機構作出提交申請的動作，仲裁裁決最終能否得到承認，不應對保險人的賠付責任產生任何影響。除非仲裁裁決被仲裁地所在國法院撤銷，保險人不應因執行法院所在國拒絕承認仲裁裁決而拒絕承擔賠付責任或者要求被保險人退還已支付的保險賠款。

綜上，如果處理交易糾紛的裁判文書是進口國法院作出的法院判決，或者是仲裁地與執行法院所在地在同一國家的仲裁裁決，被保險人可直接向執行法院提交執行申請，作出該動作后，保單中關于“申請執行”的條件即已滿足。如果處理交易糾紛的裁判文書是仲裁裁決，且仲裁地與執行法院所在地不在同一國家，被保險人向執行法院或其他適當機構提交承認仲裁裁決后的申請后，保單中關于“申請執行”的條件應已滿足。而且，仲裁裁決最終能否得到承認，不應對保險人的賠付責任產生任何影響，除非仲裁裁決被仲裁地所在國法院撤銷，保險人不應因執行法院所在國拒絕承認仲裁裁決而拒絕承擔賠付責任或者要求被保險人退還已支付的保險賠款。

2.關于“申請執行”的保單條款之效力曾被法院作出否定性評價

在廣州市某貿易公司與中國信保信用保險合同糾紛一案一審（（2016）粵0183民初4113號）中，該案所涉保單中亦含有“在獲得已生效的仲裁裁決或法院判決并申請執行之前，保險人不予定損核賠”的條款。就此，廣州市增城區人民法院認為，國家設立出口信用保險制度，目的旨在鼓勵和扶持國內企業進行對外貿易，在擴大出口貿易的同時，保護出口企業免受國際政治風險和其他商業風險所帶來的意外損失。貿易公司已依據保險條款約定就涉案貿易進行了仲裁，裁決已確認貿易真實且要求境外買方支付貨款。中國信保主張貿易公司須就仲裁裁決申請執行的條款雖在保險合同中明確約定，但由于涉外執行將加重被保險人責任，與出口信用保險制度設立的初衷不符，亦缺乏公平。故增城區法院對中國信保適用保險條款要求貿易公司就仲裁裁決申請執行的主張，不予支持，并判決中國信保向貿易公司承擔保險責任。前述裁判觀點亦在該案二審（（2018）粵01民終12742號）中被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加以確認。

由上述案例可見，關于“申請執行”的保單條款之效力曾被我國法院作出否定性評價，該條款效力存疑。

三、總結與建議

綜上所述，處理交易糾紛的生效裁判文書能否得以執行，不應對保險人決定是否賠付產生任何影響。即便保單明確要求被保險人在賠付前應就裁判文書申請執行，在被保險人向執行法院或其他適當機構提交執行申請或承認仲裁裁決的申請后，保單中關于“申請執行”的條件即已得到滿足，裁判文書實際未能得以承認或執行，不能阻卻保險人承擔賠付責任。

基于增城區法院在上述案例中的觀點，筆者大膽建議出口信用保險保險人刪除相關保單中關于“被保險人在賠付前應就裁判文書申請執行”的條款，將賠付節點提前至“被保險人取得裁判文書后”。為了滿足保單中關于“申請執行”的要求，被保險人要進行委托當地律師、簽署委托手續、公證、領事認證和翻譯等大量準備工作，這些準備工作動輒數月，被保險人完成提交申請的動作前需要付出較高的時間和經濟成本，這可能會使得本已因進口商違約而利益受損的被保險人雪上加霜。極端情況下，被保險人在取得處理交易糾紛的裁判文書后甚至不再具備提交執行或承認申請的經濟能力，進而導致最終無法取得賠付。反言之，將賠付節點提前至“被保險人取得裁判文書后”，可能挽救更多的企業，更符合出口信用保險制度設立的初衷。而且，通過將賠付節點前提，保險人能夠更早地主導案件嗣后追償工作。相較于被保險人，出口信用保險保險人通常擁有相對完備的海外追償機構合作體系，更有能力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完成申請承認或執行裁判文書的工作。同時，保險人在“被保險人取得裁判文書后”即開始主導追償工作，也方便保險人更早地對進口商資信能力、追償可能性等因素進行直接評估，如發現進口商資信能力極差或案件幾無追償可能性等情況，保險人可及時果斷放棄開展后續追償工作，避免追償費用損失的進一步擴大。

當然，上述建議也存在一定問題。實踐中，被保險人收到保險賠款后，其對于追償工作的配合度往往會大幅降低。考慮到這一情況，筆者嘗試提出一種相較于上述建議更為折衷的方案，具體為：保留相關保單中“被保險人在賠付前應就裁判文書申請執行”的條款，將支付賠款的節點仍保持在“被保險人向執行法院或其他適當機構提交執行申請或承認仲裁裁決的申請后”，但在被保險人取得處理交易糾紛的裁判文書后，被保險人即將裁判文書確定的權益讓與保險人，保險人由此時開始主導嗣后追償工作，追償費用按權益比例分攤。如此設置，既可以有效防止被保險人過早收到保險賠款后配合度降低，又可以通過保險人及早介入提交承認或執行申請的準備工作保障追償工作的有效推進。而且，由保險人參與主導提交承認或執行申請，可以讓保險人直接了解申請是否已被提交，進而讓保險人更準確地把握支付保險賠款的節點。當然，如果保險人介入后發現進口商資信能力極差或案件幾無追償可能性等情況，保險人也可放棄后續追償工作，并豁免關于“申請執行”的賠付前提條件，立即向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