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9日，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楊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領導人親自將一口棺材抬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楊家嶺對面的桃花嶺上進行安葬。棺中的逝者名為林育英，時任延安工運負責人，是林彪的堂兄弟，在家排行老八，林彪尊稱他為"八哥"。這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為戰友抬棺送葬。

為什么林育英身后能夠盡享哀榮？這還要從1935年說起。

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結束長征抵達陜北。11月中旬，陜北迎來了一位風塵仆仆的遠客。這位遠客不是別人，正是化名李復之的林育英。

原來，自1934年紅軍開始長征起，中共中央就和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系。

到了1935年，共產國際深感聯系中斷之弊病，遂派出早在1933年就來到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的“李復之”帶著聯絡密碼回國，重建聯系。林育英從蒙古入境，裝扮成一個小商販，風餐露宿，穿越沙漠，四處打聽，終于在1935年11月到達陜甘邊區，在瓦窯堡找到了中共中央。毛主席見到林育英，十分高興： “你回來了，我們的隊伍里又多了一員大將！”

林育英見到中共中央后，立即傳達了共產國際的一系列新決定。這些決定的核心，就是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同時，林育英也傳達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是黨內的一份重要文件，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功建立有著相當的貢獻。

但是，這些功績并非林育英在黨內享有很高地位的根本原因。說起來，林育英在黨內政治地位的提升，張國燾可謂“居功至偉”。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合。然而，看到雙方懸殊的實力對比（當時紅四方面軍有8萬余人，而紅一方面軍只剩下不到萬人），紅四方面軍的領袖張國燾起了分裂奪權的念頭，后來更是公然另起樓臺，另立中央，聲稱毛、周等領導人建立的中央是“假中央”，情勢一時十分危急，抵達陜北的林育英臨危受命，前去“招安”張國燾。

林育英利用張國燾比較相信共產國際指示的特點，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前去勸說張國燾。他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給張國燾拍電報稱，他奉共產國際委派，回國解決紅軍一、四方面軍發生的分歧，并從莫斯科帶來了共產國際七大對中國問題的意見和密碼，可與共產國際通電。

然而這封電報石沉大海。中共中央為此進行了詳細討論，最終做出決定：允許張國燾成立西南局，但不接受另立中央的做法。于是，林育英再次以共產國際的批示這一名義給張國燾拍電報傳達中央決定。此時張國燾南下赤化四川的計劃頻頻受阻，一些原本信任他的部下逐漸對他的決策產生懷疑，而陜北的中共中央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新的統一戰線政策也呼聲很高。在林育英的反復勸說下，張國燾最終在1936年9月回到陜北，紅二、紅四方面軍實現了會師。林育英挽狂瀾于既倒，在化解這次前所未有的內部分裂危機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他在黨內享有崇高的地位也就不足為奇了。畢竟，連毛主席都承認，他在長征路上同張國燾的斗爭，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

在立下奇功之后，林育英并未居功自傲，而是繼續投入到辛勞的革命工作中。1937年8月，林育英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雖然林育英并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在部隊中也沒什么威望，但在任期內，林育英表現出了很高的領導才能。面對一二九師復雜的內部形勢和大量的新問題，他做了大量艱苦而細致的思想工作，使部隊逐漸適應了新的歷史任務，也贏得了部隊干部和戰士的愛戴。

1937年底，林育英的舊疾惡化，不得不離開部隊，回到延安，邊工作邊治療。1940年，林育英突發腦溢血，經過搶救得以生還，但再也站不起來了。1942年，在一次轟炸中，一顆炸彈在林育英居所附近爆炸。林育英受到爆震波的傷害，病情迅速惡化。臨終前。林育英請求將他葬在桃花嶺，以便長久地凝視著中共中央所在地。

毛主席鑒于林育英為黨和革命事業做出的重大貢獻，提議由中央領導人為林育英同志親自抬棺送葬，得到了中央領導人的一致贊成。于是，就出現了文章開頭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