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個不容忽視的文化現象是：以前總是帶著「瀕危」「搶救」標簽的非遺，正在以多元化的方式飛入尋常百姓家。《90后非遺消費圖鑒》數據顯示，非遺文創市場正以年均1.48%的增速強勢崛起，其中年輕消費者貢獻了超六成的購買力。

AI時代，為什么年輕人反而熱情擁抱非遺文化？表面上看是非遺契合了當下年輕人的消費認同邏輯：堅持手工、古法制作的非遺，盡管完全異于當下的商品邏輯，卻滿足了年輕群體自我表達的內在認同需求。而從深層次的文化基因來看則是文化自信的時代表達：在人工智能技術解構傳統價值的背景下，奠基于手工基因和匠心傳承的非遺，成為了「高定精神」的文化側寫。

如何去呈現這個技術理性時代的人文坐標，是擺在傳媒行業面前的重要課題。幸運的是，在騰訊新聞傾力打造、非遺傳承官「漢醬·匠心傳承」獨家獻映的紀錄片《非遺探中華》中，不僅展現了徽墨、金石篆刻、汝窯、漢繡等非遺技藝之美，也通過非遺傳承人們的鮮活故事，「以小見大」地折射出非遺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困境與希望。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中國人「精神高定紀錄片」應有的氣質與價值。

非遺，中國人的「精神高定」

時尚圈里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概念：「高定」。所謂「高定」的獨特性不在于數量層面的稀缺，而在于手工打磨之下呈現出的獨一無二的質感。

Deepseek出圈之后，許多人感嘆AI將會對社會經濟中的大量職業實現替代。其實，在這個AI狂飆突進的年代，依然有工作上AI完全無法取代的存在。在非遺的手工制作里，流淌著幾千年來未曾斷絕的手藝與匠心，呈現的是一個國家在文化生產領域最質樸與最鮮明的理路。無法被AI取代的非遺，正是獨屬于中國人的「精神高定」。

對此，《非遺探中華》對這一「精神高定」的描摹，有著精準地把握。

一是以文化孤品性作為選取標準。

徽墨，作為文房四寶之一，是中國傳統工藝的瑰寶。其制作工藝復雜且精細，每一道工序都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有著3000多年歷史的金石篆刻融合書法與鐫刻藝術的傳統技藝，展現出獨特的個性與審美；汝瓷在宋代時期是五大名瓷之一，在中國陶瓷史上有「汝窯為魁」之譽；而漢繡的歷史可追溯到春秋戰國的楚國時期。每一項非遺都不愧為文化孤品。

二是挖掘工序儀式里的美學價值。

首集中，《非遺探中華》全程展現了制作徽墨繁瑣的過程，包括松明材料的選擇、錘墨果的方式、小牛皮的脫脂、熬膠的時間選擇等等。在充滿東方意韻的鏡頭語言里，觀眾所看到的不再只是匠人們的日常，而是無法被AI、機器取代的手工技藝美學。

三是在時間與地域刻度里呈現非遺的價值沉淀。

徽墨篇中提到，古法徽墨的制作倚賴著徽州獨特的地理環境，匠人們遵循時間法則、遵時節規律，讓徽墨歷經歲月淬煉與沉淀。「聽天養墨，慢工出細活。徽墨之美，顯于百年之后」。其實，非遺之所以成為精神高定，恰恰在于它是幾千年不曾斷絕的中華文明淬煉后的文化精華，每一項非遺無不是一方土地所澆灌培育出的文化結晶。

可見，在《非遺探中華》細膩筆觸的勾勒下，觀眾感受到的是非遺作為「精神高定」的獨特魅力。

打破「政治正確」的非遺敘事

盡管有越來越多的影視內容關注非遺，但不得不承認，我們似乎陷入到了一個「政治正確」的非遺敘事之中。在這種敘事下，「非遺之困」似乎選擇性地被忽略了。

《非遺探中華》卻敢于嘗試在短小的體量里，直面「非遺之困」。首集主人翁汪愛軍，是一位60歲的徽墨國家級非遺傳承人。通過汪愛軍與他的兒子汪迪洋這一組代際關系的觀察，我們發現，作為「中國人的精神高定」的非遺有著另一層社會意義：對于個體來說，從事非遺事業，意味著需要遵循一套完全不同于以理性、效率為標準的現代工作倫理。

這便是《非遺探中華》為觀眾展現出的第一個「非遺之困」：非遺所秉持的傳統工作倫理，與當下現代工作倫理之間的矛盾。

對汪愛軍來說，自從十幾歲進廠工作后非遺就成為了他的終生事業，他滿心期待把徽墨事業與傳承人身份毫無保留地托付給兒子汪迪洋，并認為這對汪迪洋而言「是逃不掉的」。但對汪迪洋來說，一開始從事非遺是迫于現實壓力下的職業選擇，并且他對父子之間「命令式」的交流方式感到不適。

同樣具有差異的是職業態度。汪愛軍等老一輩「非遺人」都是從學徒做起，僅是提升錘墨果的熟練度就需要耗費三年時間。而汪迪洋則認為，自己在錘墨果上只要達標，就可以學習如何做墨，畢竟這些技藝「已經拍攝、上傳到了國家檔案館，不存在技藝丟失的問題」。而在嚴苛的汪愛軍眼里，只做到理論知識及格水平是不行的，「圖像跟語音是一種傳承方式，但具體操作的技藝還是得靠人」。

一個堅守著傳統工作倫理，一個秉持著現代工作倫理，在父子倆關于「非遺傳承人」的身份認同差異中，我們看到了「非遺之困」里的第二個困境：斷層的非遺技藝傳承與人民群眾對非遺日漸高漲的需求之間的矛盾。

《非遺探中華》里呈現了徽墨工廠的真實現狀：三十多個人的墨廠里員工基本是60后，除了接班的汪迪洋沒有其他年輕人。汪愛軍坦言，像煉煙、熬膠、拌料這些工序都會對身體產生一定的損害，這也導致年輕人并不愿意從事徽墨制作。

除了徽墨篇，在后續的內容中，篆刻篇將探討如何找到風格突破「匠人」身份成為「傳承人」的困局，汝瓷篇展現了商業化被行業詬病不是汝瓷的輿論困局，漢繡篇揭示了堅持手工刺繡跟不上時代節奏的困局等等。非遺正火，但《非遺探中華》非常有勇氣地剖析了「非遺之困」：通過非遺技藝的呈現進入到具體的人，又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人讓觀眾能夠一窺非遺事業發展的全貌。

因此，《非遺探中華》看似為觀眾祛魅非遺，其實真正的目的是觀眾通過自己的感悟對非遺「賦魅」。

ESG紀錄片的價值野望

在1號看來，《非遺探中華》采用了一種新的價值框架：ESG。ESG是英文Environmental（環境）、Social（社會）和Governance（治理）的縮寫，是一種關注企業環境、社會、治理績效而非財務績效的投資理念和企業評價標準。應用到對內容的考察后，我們可以憑借ESG框架為內容價值建構一個更具有正外部性的分析體系。

為了助力「非遺復興」，《非遺探中華》以情感作為內容機制密碼，構建了一個囊括非遺從業者、公眾、地方、平臺以及品牌的利益相關者框架。

第一個層面，是通過代際情感溝通，喚起非遺從業者的價值認知，進而投身于非遺事業的社會倡導之中。

這種改變是雙向的。汪迪洋從父輩身上，看到的是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他坦言「自己需要耕耘的還有很多，還有很多東西沒有學透」，因為他漸漸認識到「徽墨不僅是一種技藝」。同樣，汪愛軍也在嘗試放手，讓汪迪洋在實踐中感受傳承的責任。正是對非遺懷有的濃厚情感，讓匠心傳承得以在父子之間完成使命的交接。

第二個層面，則是通過非遺文化，喚起地方、平臺、品牌與公眾對非遺的價值認知和責任意識，從而以社會倡導推動產業共振。

我們看到，汪迪洋在用新的、受年輕人喜歡的方式宣傳徽墨，比如開展研學體驗，擴大徽墨受眾，讓更多的普通人主動參與到非遺事業的傳承之中。

我們看到，像騰訊新聞這樣的平臺持續深耕傳統文化內容領域，以巨大的熱忱推動高品質歷史文化紀錄片的出圈。從《因為書房》到《敦煌師父》再到《非遺探中華》，騰訊新聞始終致力于以創新探索的姿態，讓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煥發出蓬勃生命力。

我們也看到，品牌不再僅僅是一部內容的商業合作者，而是變成了非遺事業的同行者。「漢醬·匠心傳承」不僅先后發起系列主題活動深入探訪景德鎮、汝州、潮州等中國瓷器文明發祥地，同時也致力于通過紀錄片等文化載體弘揚傳統文化，傳播民族精神。

在國家對非遺保護從「搶救保存」向「活態傳承」的轉變的當下，ESG紀錄片或許是實現「非遺復興」的一條全新的新質思路。1號相信，如果每一部關切非遺的影視內容，都能撬動眾多利益相關方，那么讓「精神高定」成為「潮流高定」，并不是一個遙遠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