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劍橋大學歷史系教授阿克頓說：“歷史是彷徨者的向導。”

未來是不可預知的，但歷史總是重復發生著相似的事。學習歷史，本質上是不斷將自己置身于一個更宏觀的高度，獲得能夠跳出問題看本質的“上帝視角”，從而為未來的種種不確定性做好準備。

3月7日—3月9日，“2025·吳曉波激蕩講堂”春季課之《中國經濟3000年》，于山西祁縣精彩開講。數十位企業家與吳老師在此同堂參研，其中不乏連續三年來聽課的老同學。

3天時間，吳老師把學術理論、歷史人文、商業實戰融于課堂，深入淺出地講述了從戰國至民國兩千多年間的經濟變革得失。

第3天社群文化日，大家一起前往喬家大院和平遙古城，感受晉商家族企業和票號文化的百年輝煌，品味黃土高原上的兩部商幫史詩。

為什么在2025年的春天，要帶企業家們走進晉商源地祁縣？

因為在特定場景中獲得沉浸式游學體驗，正是激蕩講堂的一大特色。真正的商業智慧，被鐫刻在日昇昌斑駁的匯票密押墻上，流淌在喬家大院“慎儉德”的匾額紋路中。

置身歷史現場，目之所及的是一座座歷經百年滄桑的深宅大院，企業家們仿佛穿越回晉商的黃金時代，親身體悟前人的創新與局限，在觀照自身的同時求得智慧與勇氣。

在AI顛覆傳統的2025年，走進激蕩講堂的課堂，恰似開展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那些關于人性洞察、周期駕馭、家族傳承的歷史答卷，或許正是破解未來商業密碼的鑰匙。

在此，我們整理了這堂課的部分課程精華，與你分享。

如何理解中國商業秩序的獨特性

做企業的，如何使自己成為一個明白人，不僅要對商業運作了如指掌，也要對國家乃至全球的歷史變遷有深入的了解。

這個過程有點像“扒祖墳”，在歷史中尋找基因優勢和缺陷，探索當代的靶向治療。

我越來越認識到，中國的商業秩序和國家治理在全球范圍內具有顯著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與歷史、地理以及我們的文明基因、文化基因都有著密切的聯系。

因此，我希望通過對這個問題的反復探討，幫助大家與歷史和解，從而減輕許多焦慮。

費正清在《中國與美國》中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商人階級為什么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

在中國，處理政商關系是一門藝術，因為國家掌握著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包括產業準入政策、金融政策、人才政策、土地配置政策和稅收優惠政策等等。

若不與國家在生產資料方面達成某種默契或合作，那么良好的商業機會是寥寥無幾的。

所以在中國，如果你想把事業做大，首先得回答一個極具藝術性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你要離政治多遠，而是你能與政治走得多近。

中國十大商幫的前三大——晉商、徽商、粵商（十三行商人），都是官商結合的產物，他們最終的命運，也由他們跟官場之間的博弈和利益關系所決定。

晉商在商業史上的兩個重大貢獻

作為中國第一商幫，晉商真正崛起于明朝中期，他們在中國商業史上有兩個重大貢獻。

首先，晉商在金融業方面有所建樹，特別是票號系統的創立。

所謂票號，就是明清時期的銀行，山西票號通過精妙的匯兌體系，控制了從中央政府到地方百姓的白銀兌換，從而掌控了中國的金融業。

當時票號的總號主要集中在祁縣、平遙、太古這三個縣，它們之間離得很近，被稱為中國金融業的“金三角”。

祁縣是晉商的起源地之一，我們都是做企業的，來到這里上課，也算是一次追溯中國“商源”的尋祖之旅。

其次，晉商對思想史也有所貢獻，這一點主要體現在義利之辯的問題上。

明朝以前，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重義輕利，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主張以義為原則，必要時舍利取義。

明朝中期晉商崛起后，出現了第一個深入思考“義利之辯”的商人群體，他們主張義利并舉的經營哲學，認為可以在經商的過程中修煉人生。

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突破，也是晉商在十大商幫中最成功的思想基礎。

晉商崛起之路：

官商結合與特許經營

明清500年間，晉商經歷了鹽商、邊商和錢商三個主要階段，這三個階段的發展都與國家政策密切相關。

1368年，朱元璋建國之后，為了防范蒙古人卷土重來，他重修長城，在北方邊關常年駐扎80萬雄兵和30萬匹戰馬，其中駐軍最密集的是“內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帶。

要維持這等龐大的軍備，如何提供充足的糧草供應就成了極棘手的難題。1370年，山西行省參政楊憲向朝廷上書“召商輸糧而與之鹽”，建議實行“開中制”。

“開中制”脫胎于宋代的“鈔引制”，其改革之處是，商人要獲得鹽引，必須運糧和其他軍需物資到北方邊疆，以糧換“引”，然后憑鹽引到指定鹽場支取食鹽，再到指定的地區銷售，其實質是“以鹽養兵”。

當時官方設立了五大鹽場，稱為“五綱”，分別是蒲州（運城）、宣大、澤潞、平陽和浙直（淮鹽）。因五大鹽場中“四綱在晉”，山西商人天然地就有資源優勢，獨享鹽利百余年，成為勢力最大的區域性商人群體。

直到1492年鹽政變法，“開中制”改為“折色制”，晉商的地位才受到挑戰。按照新的制度，商人不用再到北部邊疆納糧以換取鹽引，而是可以在內地到鹽運司納糧換取鹽引，這就是所謂的“納銀運司”代替“中鹽納粟供邊”。

“折色制”推行之后，天下鹽商便自動地分成了“邊商”和“內商”兩類，后者漸漸控制了主動權。太原、大同黯然失色，坐擁淮鹽的徽商則轟然崛起，從此與晉商并肩，雄飛于中國商界。

晉、徽爭雄，勢必造成慘烈的博弈。為了劃分彼此的利益，并防止新的競爭者進入，政府又推出了“綱鹽政策”，即把鹽商分為10個綱，按綱編造綱冊，登記商人姓名，并發給各個鹽商作為“窩本”，冊上無名、沒有“窩本”者，不得從事鹽業貿易。

“折色”加上“綱鹽”，就構成了官商一體、結合了特許與準入特征的承包經營制度，這是明人一大發明。其實不止晉商和徽商，粵商的崛起也離不開國家的特許經營和政策轉變。

乾隆時期，外國的傳教士開始進入中國，吸引了大量教徒。乾隆皇帝覺得情況過于混亂，于是下令關閉江、浙、閩三個海關，只留下粵海關負責對外貿易。

當時清廷在廣州珠江西岸劃出一塊區域作為通商口岸，這塊區域就是著名的十三行地區。外商要想在中國做生意，首先要把貨物帶到澳門，然后才能進入大陸，并被限制在劃定的幾平方公里內活動。

當年被特許進入十三行地區與外商做生意的人，最后都變得特別富有，由他們組成的粵商群體也被稱為“十三行商人”。

晉商崛起的第二階段是邊商。1570年，蒙古內亂，俺答汗之孫棄蒙投明。在晉商領袖王崇古、首輔張居正等人的推動下，通過了“封俺答、定朝貢、通互市”的“朝貢八議”，開放了邊關貿易。

自此，晉商開始和蒙古人大規模做生意，涉及糧食業、棉布業、茶業、顏料業、煙草業及藥材干果等行業。

俺答汗之孫逃至大同時，接待他們的是三邊總督王崇古。王崇古的哥哥叫王崇義，是位大商人。王家兩兄弟，一官一商，很快控制了河東鹽場，發展為全國第一大鹽商家族。

當時明朝的首輔叫張四維，他的弟弟是著名晉商張四教。張家的致富路徑和王家如出一轍，他們控制了北方的另外一個大鹽場——長蘆鹽場。

類似的官商結合的現象在當時非常普遍，榆次常家、太谷曹家、祁縣喬家、渠家和汾陽的牛家等，各自組建了龐大的、集貿易與金融于一體的家族集團，控制了清朝與蒙古、俄羅斯的雙邊貿易。

所以晉商的崛起，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波是通過鹽運興起，第二波則是通過商幫擴張，而第三波則主要通過票號業的發展。

讓晉商富可敵國的票號

1823年，平遙有一位名叫雷履泰的商人，將“西裕成”顏料莊改為專營銀兩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取名“日昇昌”。

中國是一個白銀帝國，有著最龐大的白銀交易量，但是白銀在運輸的過程中，很容易被強盜盯上，所以可以替代白銀進行交易的票據逐漸發達起來，降低了運輸成本和風險。

可是票據的真實性該如何保證呢？為此，雷履泰發明了以漢字代表數字的密碼法：

全年12個月的代碼設定為“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每月30日的代碼是“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圖自利，陰謀害他人，善惡終有報，到頭必分明”；分別銀兩的10個數目是：“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而“萬千百兩”的數字單位由“國寶流通”四字分別代替。

假如票號在6月20日為某號匯銀4000兩，它的暗號代碼就是“取人城寶通”。這類密碼組合往往由各票號自己編制，并時常更換，嚴防泄露。

到票號取完錢后，就要“付銀毀單，不見天日”，所以歷史上票號幾乎沒有發生過冒領事件。

太平軍起義后，各地商路斷絕，清廷于1862年允許官銀由票號匯兌，1884年推行“部貼制”（相當于營業執照），由此票號成為晉商專利。

極盛之時，全國共有51家票號，其中平遙22家，祁縣12家，太谷7家，太原2家，中央政府和各省財政都通過票號進行匯兌。山西票號每年匯兌銀兩總數約在4至5億兩，實際上控制了全國金脈。

梁小民老師是晉商研究專家，可他至今沒有搞明白晉商到底有多少錢，但可以肯定的是，晉商的總財富遠超當時朝廷一年的財政收入。

乾隆時期的收入則在六至八千萬兩白銀之間，光緒年間中央財政收入大約為一億兩白銀左右，而晉商的財富總額則超過了一億兩白銀。所謂富可敵國，應該就是形容他們這樣的財富水平。

但可惜的是，他們最終還是陷入了創新者的窘境。

1904年，清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成立戶部銀行，邀請山西票號的幾個掌柜入股，結果遭到了集體拒絕。

由于錯過這次產業轉型的重大機會，晉商終于跟不上歷史的步伐，在辛亥革命后的時代浪潮中紛紛倒下。1914年日昇昌票號宣告破產，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以上內容節選自吳曉波激蕩講堂春季課的第四小節《明清的超穩定結構與三個“經濟之謎”》。

除此之外，吳老師還講述了《制度實驗的兩極：從管仲變法到商鞅變法》《第一個“改革開放周期”：從文景之治到漢武帝變法》《盛唐雅宋的制度創新與缺陷》，構成了從戰國到明清時期2000多年經濟變革史的完整脈絡。

除了吳老師的精彩課程，我們還邀請了“中國總裁教練第一人”張偉俊老師，帶領同學們對所學知識進行深度探詢和辯論，以期對歷史與當下產生更深刻的思考。

來到吳曉波激蕩講堂，企業家們發現，歷史能夠讓我們產生信念、勇氣和自我療愈。我們可以到歷史中去了解國家，了解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困難，涵養大周期下的前瞻和決斷能力。

這些歷史基因，終將匯成滋養當代企業家精神的黃河——在堅守與創新間奔涌，于傳統與現代處轉身，載著文明的厚重向海而行。

“2025·吳曉波激蕩講堂”全新升級，不僅包含四堂吳老師親授課，還有六堂企業家熱門專題課。

接下來的夏季課，6月4日—6月9日我們將跟隨吳老師前往意大利，探索中國現代化180年的跌宕歷程；秋季課則重點探討經濟周期演進與企業戰略范式；冬季課聚焦營銷、品牌及資本運營，探討中國式商業模式及成敗。

4月17日—4月19日，首場專題課《禪修與生活哲學》將于杭州開講，我們將在費勇、張其成兩位文化大家的帶領下，以哲思澄明心智，以易理洞察大勢。

歡迎你加入吳曉波激蕩講堂，和吳老師一起回到歷史中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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