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日是金庸先生的誕辰。學者楊照在《不止江湖》中說到，“金庸出現之前，武俠小說是面目模糊的”。金庸之前的武俠，有點像后來的網文，讀者只會記得男頻、女頻、玄幻這樣的大類別，武俠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大家迷戀的是一種整體的武俠氛圍。

這一切從金庸開始變得不一樣。當1955年他開始在報紙上連載他的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一個由人而非江湖組成的武俠時代拉開帷幕。武俠發展至今，期間也涌現出許多優秀的武俠作家，但如今提起武俠，為什么幾乎只剩下金庸獨領風騷呢？下文便嘗試著解答這一疑惑。

本文摘選自《不止江湖》，來源于鳳凰網讀書。

金庸

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

01

報紙與武俠

金庸的武俠小說該如何談起？讀者為什么會津津有味地讀金庸的武俠小說？這必須從小說的角度去探索和分析。

提到金庸武俠小說的創作背景，就必須從金庸在報業的工作開始講起。 可以這么說，金庸武俠小說作品的生成，與編報、辦報有極為密切的關系。而且，香港新派武俠小說之所以誕生，是因為香港報業的變化和發展，這必須從金庸創作武俠小說的過程及順序來談。

《書劍恩仇錄》是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1955 年《新晚報》開始刊登《書劍恩仇錄》。金庸為何開始提筆寫武俠小說，這與他原先在《大公報》擔任國際新聞編譯的淵源有關。

影視劇《書劍恩仇錄》（2002）

本來金庸在《大公報》從事國際新聞編譯工作，因為香港報業受到左派及右派大斗爭的震蕩影響，《大公報》決定擴張，于是1950 年創辦了一份報刊《新晚報》。1954 年，為了刺激讀者掏錢買報，時任總編輯羅孚（1921—2014）在頭版上預告“本報增刊武俠小說”，隔日開始連載梁羽生（1924—2009）的《龍虎斗京華》，日后其集結成梁羽生第一本武俠小說。

連載《龍虎斗京華》證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刊登武俠小說有助于增加銷量。于是《龍虎斗京華》連載七個月后，接著刊登《草莽龍蛇傳》，最后一篇連載結束于1955年2月。梁羽生顧不上再寫連載武俠小說，在此情況下，報社當務之急就是找人承接寫武俠連載小說的重任。

金庸自1952年從《大公報》轉調《新晚報》，他和梁羽生兩人有共同的嗜好，都喜歡下圍棋，私下也經常評說武俠小說。報社的人都知道金庸很懂武俠小說，于是指派他接替梁羽生寫武俠小說連載。1955年2月5日《草莽龍蛇傳》連載完結之后，2月8日金庸接著在《新晚報》的“天方夜譚”版面寫《書劍恩仇錄》。

對我而言，金庸開始寫武俠小說的來歷非常重要。正是為了賣報紙，才開啟了金庸從此后的寫作生涯。他1955年寫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的的確確對《新晚報》的銷量有很大貢獻。新派武俠小說的興起，與香港報業、雜志業密切相關，另外，新派武俠小說與媒體也有密切的關聯。

金庸曾經以筆名林歡為長城電影公司編寫劇本，甚至一度在1957 年離開了報業，專心為長城電影公司寫劇本。1953—1985年，金庸出產了七部電影劇本。1956 年，在《香港商報》連載第二部武俠小說《碧血劍》，直到寫第三部作品《射雕英雄傳》才真正開創出大名著的局面；1957—1959 年，歷時兩年，《射雕英雄傳》一共連載八百多集，最后一集刊登在1959年5月19日這一天的《香港商報》上。

《射雕英雄傳》連載一結束，隔天的5月20日，《明報》創刊，這是金庸——查良鏞——創刊的報紙。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為報社寫連載武俠小說的這段經驗，金庸不會有勇氣去辦報。

過去寫連載武俠小說刺激報紙銷量的經驗，讓金庸確信借由武俠小說連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起報業。所以說，5月19日《射雕英雄傳》連載最后一集，5月20日《明報》創刊，這是經過精心安排的。如此一來，5月19日讀者看完《射雕英雄傳》結尾后，5月20日就要到《明報》看《神雕俠侶》連載，利用這種方式無縫接軌，打算將《香港商報》的讀者引流到他的《明報》。

影視劇《射雕英雄傳》（1994）

從此之后，金庸開始了創作生涯非常關鍵的歷程。了解這段經歷，對我們如何去讀他的武俠小說，其實真的很重要。《明報》剛創刊的時候，只有三個員工，基本上是一人負責編輯部，一人負責營銷部，另外一人是打雜的，整個編輯部實質上就只有金庸一人。草創時期，創辦人金庸必須負責兩件事情，這也是《明報》成功的關鍵。金庸采用香港小報（tabloid）的做法，以四開報的形式發行，根據金庸自己的說法，《明報》創辦后三十天以內的報紙沒有被保存下來，他曾一度懸賞以二十萬港幣收購任一張《明報》創刊后第一到第三十天的報紙，但仍一無所獲。

《明報》四開報的形式，第一面頭版主要刊載香港社會新聞或與香港有關的大事，第二版刊登小說，第三版刊載金庸《神雕俠侶》，第四版是雜文副刊。剛開始的時候，《明報》一天連載《神雕俠侶》一千一百字，一個禮拜之后增至一千二百字，接下來一個月之后一天刊載一千六百字。報紙辦了一個多月之后，金庸進行第一次調整，他知道有人會甘愿為了武俠小說買報紙，但他也知道連載武俠小說存在另一個問題，讀者太容易讀完連載武俠小說后就丟掉報紙，或另覓免費的途徑讀報。在這種情況下，金庸必須另辟蹊徑，讓大眾讀者覺得購買這份報紙是值得的。

金庸做了一個決定，時至今日再回顧他此次調整，才覺得這是有道理的。金庸開始在《明報》頭版開辟了社評專欄，社評的內容極為嚴肅，這與他過往在《大公報》擔任國際新聞編譯的經歷有關，由于他擅長寫國際新聞，才能夠寫出嚴肅的時評政論。金庸開始寫社評之后，《明報》就變成香港報業中非常奇特的報紙，當時香港任何左派、右派的報紙，都少有《明報》那種嚴肅又有深度的社評。

例如《華僑日報》《星島日報》，都是大型報紙。雖然大報一定會有社評，但此時都比不上《明報》社評的內容，缺乏像《明報》那樣視野廣泛又嚴肅的社評。為什么金庸創辦《明報》時，香港其他報業無法企及他所寫的社評？因為他結合了查良鏞所寫的社評，同時又有金庸的連載武俠小說，讓市井小民追著看，又可以雅俗共賞，讓人覺得這是一份值得買來看看的小報。

金庸這個辦報策略雖然高明，《明報》仍然經營得非常辛苦。幸好金庸有寫武俠小說的本事，他極盡寫作能力，在經營報業的同時，孜孜不倦地寫連載武俠小說。因此，金庸創作武俠小說與他辦報的歷程，完全無法切割開來。

02

下午寫武俠，晚上寫社評

《神雕俠侶》正在連載時，金庸同時寫了另一本奇特的武俠小說《飛狐外傳》。在金庸所有的武俠小說里，《飛狐外傳》的篇幅不長，但它的形式及寫法都很特殊。

影視劇《飛狐外傳》（1993）

《明報》創刊時，財務狀況極為困難，金庸必須想辦法把他寫武俠小說的本事變成挹注《明報》財務問題的資金，于是金庸另外創辦雜志《武俠與歷史》，創刊之后開始連載《飛狐外傳》。這本雜志以周刊形式出刊，每七天刊登一篇武俠小說，正因為如此，金庸寫《飛狐外傳》就跟寫《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的方式截然不同。他通常熬夜寫稿，大概從晚上十二點開始寫，寫到隔天早上，篇幅約一萬字。依照《飛狐外傳》的寫作背景來看，不同的連載形式勢必影響同一作者在寫作題材上的選擇。

《明報》創刊之后，金庸的連載武俠小說一路支撐《明報》的收支。一直到1962年5月，發生一件極為關鍵的事情，讓他進而將社評與武俠小說轉變成經營《明報》的雙刃。在嚴肅社評與通俗武俠小說這兩種格格不入的寫作基礎上，《明報》以其特殊的風格漸漸穩固下來。

1962年5月，爆發了逃港潮。剛開始的時候，香港港督束手無策，只能采取拒收、遣返的應對之策，卻進一步引發香港本地非常嚴重的大騷動。

《明報》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出反應，堅持政治中立、不分左右派、不抱成見的立場。借由社評，金庸為《明報》的立場定調，《明報》是最早而且是惟一敢于沖撞港英政府政策的報紙，它譴責港督殘酷對待處境艱難的難民，并且站在難民的角度，派記者到第一線報道，《明報》實質上建立起第一批記者。這批記者走到最前線，如實報道難民悲慘的境況。一夕之間，《明報》成為香港最有良心的聲音，在報界的地位扶搖直上，引起讀者重視，從此之后不再是小報。

即使不再是小報，《明報》的基本結構仍未改變，金庸還是一手寫社評，一手寫武俠小說。從《神雕俠侶》一直到他寫完《鹿鼎記》前，前后大約有二十年的時間，金庸一直處在一手寫社評、一手寫武俠小說的狀態。通常是下午寫武俠小說，晚上撰寫社評，這是他每一天的基本工作。從這個角度來看，就顯露出社評與武俠小說兩者之間必有互涉（intertextuality），金庸的武俠小說必然呼應了他在時評當中的觀察。

影視劇《神雕俠侶》（1995）

閱讀金庸武俠小說，對照金庸時評里所反映出來的時勢變化，才能察覺單獨閱讀武俠小說時那些視而未見的意涵。在時評的對應之下，金庸武俠小說的層次變得立體起來。

回顧1962—1974年這段時間，金庸在時評里究竟反映了什么樣的時局？

當他晚上寫時評的時候，必須面對三個顯而易見的議題。首先，是香港正在快速建設和變化，累積日后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這其實與1962年英國港督政府調整政策，香港因此快速金融化，城市也迅速進行新的建設。倘若不對照金庸寫時評的時局背景，可能無法體會到香港真正的樣貌。金庸還沒被《大公報》轉調香港之前，長期待在上海《大公報》工作。當他1947年從上海抵達香港時，香港城市建設遠遠落后于上海，這跟我們今天的想象和理解不同。香港是在他寫時評的這二十年當中，化身成為世界級的東方明珠。

其次，在香港脫胎換骨進行建設、轉型成為現代化都市的同時，內地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動蕩。他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海寧世家、大地主查家，他的父親因此受累而被槍斃，從這一淵源上來看，金庸對這段時間的動蕩必然有深刻的感觸和觀察。

最后，是金庸與臺灣、國民黨之間的糾結，這必須回溯至他的求學背景。在他以金庸這個筆名寫武俠小說之前，他沒有正式學歷。查良鏞的退學記錄遠超過畢業記錄，他曾就讀于現在政治大學的前身，也就是當時的政治干部學校，但他只在國民黨的政治干部學校念了一年半的書就被退學。更重要的是，他其實很早就對國民黨心生不滿。在這個背景之下，金庸既寫時評，又創作武俠小說。后來，國民黨視他為眼中釘，他的武俠小說在臺灣成為禁書，他本身也被禁止踏足臺灣。

基于這些時代背景，金庸時評里的基本價值觀一定會滲入他的武俠小說，在兩者互涉的同時，金庸武俠小說呼應了香港、內地（大陸）及臺灣的時事變化。如果有誰愿意翻出金庸當年的所有時評，在他所有武俠小說情節脈絡中進行查證及對照，其實可以做出別有意義的研究。

從大局勢來看，金庸武俠小說架構中的某些象征顯而易見。例如《碧血劍》，小說主角是袁承志。明朝歷史是武俠小說里的特別元素，金庸讓真實的歷史人物走進小說里，他從這條路數寫武俠小說，以抗清儒將袁崇煥的兒子袁承志為主角。

拿歷史人物當作武俠小說的素材，讓真實的歷史作為武俠小說的故事背景，必然會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那就是你不能隨意篡改真實存在的歷史。但金庸依循歷史小說這條路數去撰寫武俠小說，必須回溯到他小學時代的閱讀經驗。

他曾經說過當時讀《三國演義》，全然是護衛劉備蜀漢這一方。也許很多人也有這種情感上的投射，因為《三國演義》在羅貫中筆下，本來就是有意讓讀者認同蜀漢，尤其是敬佩諸葛亮。所以金庸說他第一次讀到諸葛亮在五丈原歸天時，他就合上《三國演義》，完全無法再讀下去，心情備受煎熬。蜀漢從五丈原撤退之后發生的故事，金庸是從他表哥口中得知的。金庸不能接受蜀漢竟然會最先滅亡，為此和他表哥激烈辯論，以至于他表哥沒有辦法，只好搬出中學歷史教科書。書上幾行字指證歷歷，證明鄧艾、鐘會滅了蜀漢的歷史真實，金庸才悻悻然服輸，甚至流了不少眼淚。

這件事給了他很大的沖擊，傷痕一直都在，致使他創作武俠小說時，經常喜歡試圖在武俠小說中改寫歷史，但如此一來，不容你否認及推翻的歷史真實也就會一直徘徊在小說中。《碧血劍》小說主角袁承志即是一例，他的武功如此高強，竭盡所能去幫助闖王得天下，他的最終目標就是對抗清軍、誅殺明朝崇禎皇帝。但是說到底，歷史是人力無法撼動的事實。李自成攻進北京城，然后崇禎上吊，接下來清兵入關，大敗闖王李自成，多爾袞攻入北京，自始清朝入主中原。

影視劇《碧血劍》（2000）

金庸小說情節的主線，是以袁承志的復仇之志為鋪陳。依照史實，袁崇煥以“通虜謀叛”的罪名而遭凌遲，是故袁承志立誓輔助闖王進攻北京，以報父仇。至于他的報仇對象，想當然耳，必然是崇禎皇帝。袁崇煥服刑之慘烈，源頭來自對抗金人——后來的清軍入侵中原。

無論如何，清軍終究還是攻進北京城，建立大清王朝，小說家不能為了成全袁承志報父仇的志愿去改寫歷史真實，所以在《碧血劍》連載的當下，金庸心里有數，只能讓袁承志心灰意冷草草結束小說結尾。金庸讓袁承志意興蕭索之余，遠征異域，選擇在南方的海島隱居。金庸刻意借由這座海島來隱喻香港，這則隱喻含有深長意味。對照原先的連載版，以及金庸改寫于20世紀70年代的修訂版，我們發現小說開場及結尾都做了一番修改。

連載版《碧血劍》一開場，“陜西秦嶺道上一個少年書生騎了一匹白馬，正在逸興橫飛的觀賞風景”。連載版描寫了侯朝宗在“斜陽將墮，歸鴉陣陣”時的少年身影，但到了修訂版，開頭改為敘述浡泥國（即今婆羅洲北部的婆羅乃）國王朝貢明成祖——“西南海外浡泥國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同妃子、弟、妹、世子及陪臣來朝”。金庸改寫連載版本的小說開頭，如此一來，就與袁承志隱居海島的結局相呼應，并且借由讓袁承志決定去海島做化外之民的小說寓意，使象征性作用更為強烈。

此外，金庸武俠小說的框架承襲幫派、武林的大系統，但他的確曾經發明了性質鮮明的大幫派：一個是《倚天屠龍記》中對抗元廷的明教，由于教徒行事詭秘，教派儀式、口號及教風既神秘又曖昧，與其他江湖門派格格不入，江湖中人視之為“魔”；另一個則徹徹底底的魔教，即《笑傲江湖》中的日月神教，用教主東方不敗的口號“日出東方，唯我不敗，東方教主，文成武德，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去對照金庸撰寫《笑傲江湖》的時間點，其深意不言而喻。

03

為什么武俠小說最后幾乎只剩下金庸獨領風騷？

過去有這么多武俠小說問世，在金庸之前，鄭證因（1900——1960）、王度廬（1909—1977）、宮白羽（1899—1966）、司馬翎（1933—1989）、歐陽云飛（1930— ）、東方玉（1924— ）、臥龍生（1930—1997）前仆后繼地闖蕩在武俠小說世界中，這些作者讓武俠小說界風起云涌。

但另一方面，殘酷的現實是他們在集體的環境下寫作，他們依靠其他武俠小說所累積的江湖世界、武俠想象，吸引讀者閱讀；在讀者心目中，武俠小說的江湖世界才是他們心向往之的，而不是任何單一的武俠小說。少林、武當、昆侖、峨眉印象反復出現在不同小說家的作品中，這一片江湖武林才是讀者癡迷的對象。

為什么武俠小說最后幾乎只剩下金庸獨領風騷？包括上官鼎（劉兆玄、劉兆黎、劉兆凱三兄弟共同的筆名）在內的眾多武俠小說家都被遺忘了，在金庸崛起之前，很少有武俠小說讀者只讀一家作品。但金庸塑造了不一樣的武俠世界，他筆下的小說主角辨識度極高，讀者常熱烈討論金庸小說里的角色像現實中的誰，在現實世界里找尋小說主角的面目。

這意味著金庸塑造太多令人無法遺忘的角色，譬如楊過、小龍女、張無忌這些形象鮮明的主角，或是搶眼的配角如岳不群。金庸在小說角色的介紹上，無論是人性心理的豐富性，或人物形象上的描摹刻畫，都引起讀者高度興趣，展現高超的小說藝術。

影視劇《笑傲江湖》（2001）

黃蓉博學多才，中國詩詞、術數等知識學問無所不精，在《射雕英雄傳》之前，從來沒有一部武俠小說出現過這樣的角色。金庸等于是把想象中的武俠“隱世界”，套接到“顯世界”的大傳統中。大傳統中的主流學問，包括中國詩詞和術數，通過黃蓉顯現出來，黃蓉這個角色則象征著大傳統。除此以外，大傳統中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也被金庸寫進武俠小說。

金庸大幅擴張中國武俠小說的可能性，并且加入了許多現代元素。他自己曾在《射雕英雄傳》修訂版序言里，提及“密室療傷”那一回目。郭靖身受重傷，在牛家莊密室里療傷七天七夜，郭靖和黃蓉必須待在密室里，“七日七夜之間，兩人手掌不可有片刻離開”，“決不可與第三人說一句話，更不可起立行走半步”。密室之外，各路人馬不知道他們兩人待在里頭，發生各式各樣的光怪陸離、爾虞我詐之事，郭靖和黃蓉暗暗在密室內目睹一切。這是一出舞臺劇，而且還是個非常精彩的“單目”舞臺劇，金庸用舞臺劇形式寫小說，實在精彩無比。

另外，也是在《射雕英雄傳》里，郭靖和黃蓉遇見江南六怪之首柯鎮惡，兩人到了桃花島，郭靖才發現五個師父都死在島上。所有證據都指向東邪黃藥師就是兇手，但這是金庸設置的機關，真正的兇手不是黃藥師。小說場景換到了古廟，黃蓉在柯鎮惡左手掌心寫道：“告我父何人殺我。”她直接從藏身之處闖出去，與歐陽鋒、傻姑一來一往地對話，一點一滴地套出事件真相。這一段情節是名副其實的推理小說，黃蓉化身為神探，在不合理的線索中重建案發現場，像一個神探般解謎，揭發真正的兇手。

在金庸之前，武俠小說是純粹的類型小說，類型小說最大特色是集體創作與閱讀。 從中國俠義小說的脈絡往下梳理，譬如《水滸傳》《三俠五義》，及至清代盛行的公案小說，一路傳承下來。清末民初，平江不肖生（1889—1957）開始創作新式的武俠、江湖概念；自此之后，中國類型小說從傳統的俠義小說脫胎換骨，轉變成現代武俠小說。

現代武俠小說在多元時代蓬勃發展，“南向北趙”[南向指向愷然，平江不肖生的本名；北趙指趙煥亭（1877—1951）] 時期之后，鄭證因、白羽、王度廬寫出風格別具的武俠小說，緊接著出現還珠樓主（1902—1961，本名李壽民）的武俠奇書《蜀山劍俠傳》。

當時的武俠小說家擅用傳體筆法，創造出變化多端的武功招數，栩栩如生地描摹這些武功的招式，而俠義小說《水滸傳》梁山泊英雄展現武功本領時，武打的場面都是在幾句話之內結束，比較少細節描述。現代武俠小說家傾力著墨武功細節，這些小說家的筆下逐漸勾勒出江湖、武林中俠的人際關系及原則。

平江不肖生、趙煥亭、白羽、鄭證因、王度廬、還珠樓主等現代武俠小說家，他們的風格和筆法差異頗大，及至1949年之后，武俠小說進入了新階段。1949年之后，武俠小說不能在內地（大陸）繼續存活下去，而是到了臺灣另辟天地，開啟另一段新的文學生命。

上述這些武俠小說家來到臺灣之后，在武俠小說創作的背景上，他們幾乎都是同一代小說家，大部分也有軍中背景。流亡時他們以武俠小說作為最重要的精神食糧。到了臺灣，這些作家開始在雜志、報紙嶄露頭角，大量出版武俠小說，這些小說相互影響他們彼此的寫作。

這一代小說家在大量創作的過程中，迸發出越來越強烈的共同性，他們亦步亦趨地模仿平江不肖生的江湖、武林門派，換句話說，他們的作品讓平江不肖生成為傳統武俠小說的代表性人物。因此，平江不肖生筆下的武俠門派也就成為臺灣武俠小說的共同門派。在這個背景之下，包括平江不肖生式傳統武俠小說在內的臺灣武俠小說，影響了香港新武俠小說。從這個脈絡來看，武俠小說的集體性格，也就更加明朗。

所謂集體性格，意味著無論這本武俠小說是由誰執筆的，小說內容不會有太大差別。 雖然讀者還是會在意圖書封面冠上哪一位作家的名字，但是在武俠小說的閱讀環境中，讀者“博覽群書”，你不可能只讀臥龍生的小說，也不可能專攻東方玉的作品集，基本上不存在這樣的武俠小說閱讀方式。大部分讀者會追著涉獵出版的所有武俠小說，當然很重要的閱讀樂趣是去評價這些武俠小說家作品的優劣勝負。 在金庸出現之前，武俠小說面目模糊，它與讀者之間的關系建構在它的集體性上。

讀者不會沉迷于單一小說或單一作者，而是沉浸在武俠小說共同塑造的集體記憶中。 然而這種武俠小說的閱讀形態，自從金庸小說出現之后就完全改變了，這也是直到今日金庸的武俠小說仍然值得一讀的緣由。

從武俠小說傳承的角度來看，金庸小說不再是集體論述當中的武林世界。金庸小說突顯的獨特性，是那么鮮活，以至于在武俠小說的集體意識中，金庸自成一格，建立起獨樹一幟的武俠招牌。

影視劇《鹿鼎記》（1998）

武俠小說原本是集體閱讀的類型小說，一般來說，讀者已經熟稔于所有武俠小說所建構出來的集體閱讀經驗。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武俠小說寫得太具原創性，風格太強烈，很可能就會讓武俠小說的讀者不買單，因為需要重頭熟悉、記憶這個新創立的武俠體系，很容易造成閱讀疲累。但是金庸打破了這種閱讀規則，所有嗜讀武俠小說的讀者都沉迷在他的武俠小說中。即使他在武俠小說的集體意識中添加許多獨創性的內容，仍然掀起一股閱讀金庸武俠小說的風潮。這在武俠小說創作文類中，是前所未見的特立獨行。

金庸的武俠小說催生了奇異的閱讀效應，他的武俠小說養壞了讀者的閱讀口味。原本，武俠小說家都在集體的武林通則中混戰，只要萬變不離其宗，無論怎么寫，讀者都會買單。但金庸額外在武俠小說中增添了許多內在故事，以至于到后來，當讀者閱讀完金庸小說之后，就無法回頭再看其他的武俠小說，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有更多期待——武俠小說怎么可能就只寫到這種程度，金庸的小說有更深的敘事結構及層次。金庸之后，武俠小說的創作邁向新的標準。

金庸武俠小說的敘事別具一格，其他作者無法任意模仿他的筆法，例如像黃蓉這個角色，容納中國傳統知識學問，琴棋書畫，無所不知；閱讀這個角色的同時，讀者不知不覺在中國傳統知識系統中潛移默化，而且注意到其他武俠小說不會給你這樣的閱讀經驗。

你不需要完全理解黃蓉所精通的知識，當她為瑛姑解開三道算題，傳授解題的算式：“以三數之，余數乘以七十；五五數之，余數乘以二十一；七七數之，余數乘十五。三者相加，如不大于一百零五，即為答數；否則須減去一百零五或其倍數。”即使你完全對于這個解答摸不著頭緒，也無礙于閱讀上的樂趣，反而跟著瑛姑神馳目眩，目不轉睛地看著黃蓉解開一道又一道謎，暗暗贊嘆，并且折服于這個角色的聰穎，進而被小說故事說服了。

也因為如此，當我們看瑛姑為了解救困在桃花島上的周伯通，日夜苦思、鉆研術數，即使心知肚明她再研習一百年奇門術數也無用，無法勝過桃花島主人黃藥師的學問，仍然殫精竭慮，陷在術數的魅力中，欲罷不能，我們完全認同瑛姑的癡狂。讀至此，小說角色和故事完全虜獲了我們。

普通的小說家寫不出這樣滿腹經綸、魅力十足又令人信服的角色，無法像金庸一般將中國傳統知識架構在小說敘事里。敘事層次豐富的作者可以描寫扁平的扁形人物，換言之，立體的圓形人物不可能出自敘事簡單的作者筆下。對照之下，意味著小說最復雜的角色，往往回應了小說作者的復雜程度，由此來看，至少在武俠小說這個類型小說的領域里，金庸獨一無二。

金庸創作過的角色，比如楊過、小龍女都令人印象深刻，這兩個角色的純粹形象都屬于性格偏執的類型人物，一般小說家也可以掌握這種角色的敘事技巧。可是，金庸的最大挑戰是那些錯綜復雜的角色。他早期的突破之作《射雕英雄傳》，其中的關鍵人物是黃蓉，而非郭靖，相對而言，郭靖是比較好駕馭的角色，難寫的是黃蓉及黃藥師這兩個角色。

到了創作中期，金庸在敘事上又有所超越，表現在《笑傲江湖》中岳不群這個角色身上。如果小說家的內心里不存在層次豐富的深度，絕對寫不出像岳不群這種表里不一、詭計多端的人物。

再往后看，在金庸武俠小說的創作史上，《鹿鼎記》極為重要，這部作品綜合了金庸寫作小說的本領和敘事技巧，所以說《鹿鼎記》是一部登峰造極之作，也就一點不令人意外。《鹿鼎記》之后，金庸再無新作，因為他已寫盡他所能寫的武俠小說。

寫作初期，金庸創造出黃蓉； 到了創作第二階段，他描摹出《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這樣一個復雜角色； 接下來，從岳不群這個角色延伸出去，則是《天龍八部》中的段譽； 到了他小說創作的后期階段，《鹿鼎記》韋小寶躍然紙上。 這個角色的復雜性前所未有，考驗作者的能耐； 小說家本身的內涵一定超越了一般讀者的想象，才能將韋小寶這個角色寫得駕輕就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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