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葡萄、石榴、核桃、芝麻、香菜、大蒜、胡蘿卜、黃瓜……得益于中國歷史上的“三次引種高潮”，不少西域、東南亞、非洲、美洲的美食得以傳入中原，造福了無數吃貨。有網友表示，“如果沒有‘老祖宗嚴選’，如今火鍋油碟的味道要少一半。”

“民以食為天”，自原始農業誕生之際，我國的農作物體系就展示出“多元交匯、多元一體”的特點。有些新物種不僅在華夏大地上“站穩了腳跟”，還能“反客為主”，成為今天散落各地的地理標志產品。一起來看歷史上那些關于“老祖宗嚴選”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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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引入的作物

西漢張騫曾先后兩次出使西域，足跡遍布烏孫、于闐、鄯善、莎車、大月氏、安息、疏勒、大宛、康居、奄蔡等西域國家。陸上絲綢之路開辟之后，中亞、西亞以及印度、地中海和非洲地區的果蔬作物開始通過朝貢、貿易等方式進入我國，比如葡萄、苜蓿、核桃（胡桃）、大蒜（胡蒜）、香菜（胡荽）、黃瓜（胡瓜）、芝麻（胡麻）、豌豆（胡豆）、胡椒、石榴（安石榴）、茄子等。這些作物因產自西北胡地，同時又與我國某些作物形似而常取“胡”字冠名。

葡萄和苜蓿是西漢時期作物引種的典型品種。據《漢書·西域傳》記載：“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事實上，早在《神農本草》中就已經出現本土葡萄的記載，張騫自西域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盆地）引入了更適于釀酒的品種，帶回長安一帶推廣種植。苜蓿原產于伊朗高原，屬于牧草的良種，最初為適應軍事生產需要，引入并試種于皇宮內苑，成功后逐步被移植到寧夏、甘肅地區的農牧交錯帶進行培育，成為漢唐馬政的強大保障。伴隨著苜蓿的推廣種植，我國的畜牧業也逐漸興盛。此外，苜蓿也可以作為蔬菜和肥田倒茬作物進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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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占城稻的引進

自南北朝以降，隨著海上貿易路線的開發，東南亞地區的作物逐漸被引入我國。因為此次引進主要來自海路，這些作物大多以“海”冠名，如海棠、海桐、海芋、海棗等。中唐之后，西北地區陸上絲綢之路受阻，加之經濟重心南移，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對外貿易得到迅速發展。自廣州經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至波斯灣末羅國（今伊拉克巴士拉）與縛達（今伊拉克巴格達）的海上絲綢之路逐漸成型，開始作為域外作物引入的主要路徑之一。這一階段引入的作物以高產糧食作物為主，如占城稻、高粱，也有不少果蔬作物，包括菠菜、萵苣、蓖麻、西瓜、芒果等。

占城稻是宋代作物引種的典型品種，系北宋時自占城國（今越南中南部）引入福建地區。宋代之前，我國南方本土稻種原稱“白糧”，有粳米和糯米兩種，產量低，顆粒干癟，種植條件苛刻，難以作為主糧作物。五代至宋，往返占城、安南地區的泉州商人進行海上貿易時在占城國發現一個優良稻種，具備早熟、穗長而無芒，粒差小、耐旱、適應性強的優勢，“既種之后，旱不求水，澇不疏決，既無糞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遂帶回引種。大中祥符年間在江南地區迅速推廣，同晚季稻配合形成雙季稻種植，產量大幅增加，逐漸奠定了我國“北小麥，南水稻”的主糧生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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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美洲作物的引進

東南沿海貿易隨全球大航海時代的來臨更加繁盛，非洲與美洲新大陸的作物開始經由西班牙在菲律賓建立的殖民地和南洋各地輾轉傳入我國。包括糧食作物（玉米、番薯、馬鈴薯、豆薯、木薯等）、油料作物（花生、向日葵、腰果等）、香料作物（辣椒）、纖維作物（陸地棉）、果蔬作物（南瓜、番茄、洋蔥等）、藥用作物（可可、西洋參等）以及嗜好作物（煙草）等多種類型。

玉米、番薯與馬鈴薯是這一時期引種影響最大的作物，這些高產經濟作物一方面可以作為糧食作物的補充，增加我國糧食耕種面積和糧食產出，更適合作為救荒的物種。以福建地區的番薯為例，大旱之年，其仍可畝收千斤，能夠極大程度降低災荒發生幾率。清乾隆帝曾下令全國推廣番薯，作為“救荒之備”。另一方面，其也具備較高的加工附加值，可以作為釀酒、糧食加工、牲畜飼料等原料，《植物名實圖考》稱玉米為“山農之糧，視其豐歉，釀酒磨粉，用均米麥；瓤煮以飼豕，稈干以供飲，無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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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需要引入域外作物

按照引種目的，我國古代的引種作物可以分為兩類：本土作物的良種替代與全新作物引進，前者較為普遍，后者占比較小。

第一，缺土少糧是古代中國農業生產的基本國情。我國自唐代起已經出現人地關系緊張的趨勢。北方小麥種植的單位產量較低，加之游牧民族的頻繁入侵，包括技術、勞動力在內的農業生產要素開始向南方轉移，呈現出人多地少的局面。隨著南宋時期農業生產技術提升達到瓶頸，明清時期人口迅速增長導致人地矛盾較前代更為突出。明初至清末我國人口增長了8倍左右，耕地數量僅增加了3.5倍。因此，引種作物的選擇方向有二：一是產量較高的糧食作物，如北宋的占城稻與高粱；二是碳水或脂肪含量較高的經濟作物，如南宋的油菜、明代的玉米與番薯、晚清的大粒花生等。

第二，自然條件是古代中國農業生產的重要制約因素。在此背景下，引種作物的選擇方向為環境適應力強、種植技術簡單或易于獲得、具備一定果腹能力的作物。唐宋之交，我國的氣候經歷由澇向旱的轉變。宋真宗執政時，在江淮和兩浙地區大力推廣種植具備耐旱特性的占城稻。受惠于稻種和耕種技術的及時傳遞，占城稻在江南地區普及后，又向長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區迅速推廣，全國范圍的抗旱增產效果明顯。15—19世紀，我國進入小冰期，特別是16—17世紀的明清交際期，全國范圍的氣溫明顯下降，對農業生產造成嚴重威脅。來自美洲的玉米、番薯、馬鈴薯等作物，具備高產、耐旱、環境適應性強的特性，能在難以利用的荒山、丘陵、灘涂地域進行種植，使得糧食產出得以保障。清中期時曾出現大規模的荒山開發活動，史稱“乾嘉墾殖”。

第三，域外作物具備獨特的經濟價值，存在廣泛的社會需求。受此影響，引種作物的選擇或表現為品種稀缺性，如纖維作物、油料作物等全新作物的引入。亞洲棉系西漢自印度引入，在此之前，我國只有用于被褥填充的木棉，無法生產棉布。隨著棉花的種植推廣，北宋時中國人普遍使用的衣被面料已由麻、絲逐漸變為棉。19世紀末，又引入美洲地區產量更高的陸地棉，促進了紡織業的發展。或表現為風味特殊性，如香料作物與部分優良果蔬作物的引入。19世紀中葉，美洲傳教士將原產于地中海地區的西洋蘋果引入我國，相較本土品種其果肉更加脆甜、果汁豐沛、營養價值更高，在山東、山西、河北、河南、陜西等地迅速推廣。同期傳入的還有洋梨、歐洲李、美洲葡萄、甜櫻桃等優良品種果樹，不少地區建設有專業化的種植果園。或表現為使用價值特定性，如藥用作物和嗜好作物的引入，可以滿足特定的生產生活需要。如煙草最初因具有麻醉和祛寒的功效作為藥用，約在16—17世紀自菲律賓呂宋島傳入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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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作物引入對古代農耕產生了哪些影響

我國是世界農業的三大起源地之一，有五千年的農耕文明，但我國的農耕文明并不是孤立封閉的體系。在文化交流過程中，我國不斷采納有用的外國植物以為己用，這種采納既包括對作物體系的豐富，也包括對作物生產技術及相關文化的融合吸收。

一是三次主糧革命改變了農業耕作制度和居民飲食結構，有助于解決人口激增帶來的糧食短缺問題。秦漢之前，我國北方地區居民的主食以粟、黍為主，冬小麥的引進改變了北方旱作農業的生產方式。傳統農業生產中，作為北方主食的粟單產約80—110斤，出米率約50%，而小麥的單產約150—200斤，出米率在80%以上。加之冬小麥的生長期同水稻相反，可以錯峰種植，因此在我國北方地區逐漸推廣，居民的主食變成麥、粟、高粱。

漢唐時期，黃河流域逐漸形成麥豆秋雜輪作復種的二年三熟制，占城稻的引入對南方稻作農業形成沖擊。粳稻的生長周期在3—9個月，一年一熟，而占城稻的生長周期僅為50余天，能夠實現雙季稻與稻麥輪作。南宋以降，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我國的主糧耕種開始向稻麥輪作復種制轉型。稻、麥的主糧地位不斷上升，成為中國人最主要的糧食消費品種，形成南方以稻為主，北方以麥、粟、高粱為主的主食格局。高產美洲糧食作物的引進伴隨著多熟農作制的成熟，玉米的產量較麥類和高粱高5%—15%，而且可以適用于多種土壤種植。耕種選擇的增加產生了不同作物間科學輪作混種的可能。這一階段我國出現了復種制、輪作復種制、間作套種制、混種制等不同的耕作制度安排嘗試，耕種面積、單位農作物產量和農業總產量均出現大幅提升，集約經營水平進一步提高，玉米、番薯、馬鈴薯、南瓜等逐漸加入我國居民的主食結構。

二是域外作物的持續引入豐富了我國作物生產體系，促進了農業生產商品化與產業分工專業化。引入我國的域外作物大多經過本土適應性改造后被保留下來，形成眾多具備地方特色的作物品種。以果蔬作物為例，根據中國古代的農書記錄，漢代的蔬菜種類約有21種，南北朝時增至35種，清代增至176種，基本形成以瓜、茄、菜、豆為主的蔬菜作物生產格局。據統計，我國現有農作物中的域外引入作物不低于120種。其中，我國五大糧食作物中除稻谷外，小麥、玉米、馬鈴薯、番薯均來自域外，優良的稻種也源自域外。五大油料作物（油菜、花生、芝麻、大豆、向日葵）和作為傳統紡織原料的亞洲棉與陸地棉也均來自域外。作物體系的豐富促進了社會分工的細化，一方面，經濟作物種植與大田糧食生產出現分離，非食物性農產品生產需求權重上升，促進了農業商品化率的提高與農業內部的產業分化，出現了棉農、茶農、蔗農等職業分工。另一方面，對傳統農業依賴性較強的輕工業，如以棉花、花生、甘蔗、煙草等為原料的紡織、榨油、制糖、制煙等生產環節也逐漸同農業生產部門相分離，發展成為獨立產業。

三是外來文化伴隨作物引入，在交流互鑒中同本土習俗相融合，形成不斷自我更新的農耕文明體系。在域外作物引進的過程中，古代中國同西域各族、海外各國的經濟文化往來頻繁，產生藝術、科技、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與交融。域外作物在傳入初期多被用于觀賞和藥用，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產生了不少獨具特色的文化意象。比如葡萄成串以及石榴均寓意多子多福，南瓜常與蝴蝶圖案組合使用，稱為“連綿瓜瓞”，寓意子孫昌盛，如南瓜藤一般碩果累累。

引種作物在詩詞、散文、小說和居民生活習慣養成中也有所反映，如王維的《送孫秀才》詩云：“山中無魯酒，松下飯胡麻。”域外作物的生產技術傳入后，一方面，其被我國古代農學家納入傳統“天人合一”的農學思想中，以“五行”“陰陽”“風土”等對作物生長發育進行解釋與安排，《汜勝之書》《齊民要術》《王禎農書》等經典農學書籍對此均有體現、繼承和發展。另一方面，天文、幾何、機械動力學等自然科學知識也為傳統農學注入新的元素，如《農政全書》中就有對水利器械《泰西水法》的章節收錄。

◎本文原載于《人民論壇》（作者：李軍），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