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深度聊一下“加班”與“內卷”的事情。

在文章正式開始前，我想先提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件絕對正確的事，是否應該立刻、馬上、全方位、無死角、長時間地進行推廣？”

在個人層面上，答案是YES，見賢思齊嘛，種一棵樹最好的時間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現在。

但在社會層面上，答案卻是NO，因為當事物復雜到了一個程度，尤其是上升到了全社會的層面，就不能再以簡單的是非對錯來衡量了。

比如“吸煙”這件事，大家都知道吸煙有害健康，戒煙不僅有利于自己的健康，也能讓他人免受二手煙的傷害——那么，我們是否應該立刻禁止香煙的生產和銷售呢？

答案，顯而易見，不行。

因為正常情況下，國營的煙草行業每年都會給國家帶來大量的財政收入，這些收入最終會流向諸如教育、國防、基礎設施建設與維護等公共服務，進而使得全社會都能從中受益——煙民們吐的不是煙圈，那可是戰斗機的尾焰。

而一旦禁止香煙生產和銷售，該買煙的人還是會去買煙，只不過從合法的專賣柜臺換成了非法的地下黑市——國家不僅賺不到其中的錢，還得增派警力去打擊私煙團伙，更需要額外再多掏一筆錢去支付那些本可以用煙草稅來買單的公共服務。

當年的美國禁酒令，就禁了個寂寞

“阻止吸煙”當然是正確的好事，但操之過急，則會變成全社會的災難。

那么，正確的禁煙手段是什么呢？是高強度的禁煙教育、是劃定禁煙區域、是越來越嚴格地懲罰違規抽煙的行為，通過幾十年的緩緩壓制，最終實現全面控煙。

長期來看，這種溫和策略的效果相當顯著——00后的吸煙率比起90后/80后們大幅下降了，但我們卻并沒有遭遇公共服務的降級，整個社會依舊穩健地向前發展。

還是那句話，當問題復雜到一定程度，當利益牽扯的關聯方太多，我們就不能單純以表面上的對與錯進行衡量了。

“應不應該做”是一回事，

“如何去做”是另一回事。

“加班”和“反內卷”，也是如此。

我們當然應該態度堅決、旗幟鮮明地反對以“過度加班”和“無效內卷”為代表的惡性競爭，這一點毫無疑問——胖東來為啥名聲這么好？不就是因為人家對待員工特別實在、特別有溫度么？

胖東來值得學習，這大家都知道。但更值錢的問題是：在全社會的尺度上，我們究竟應以何種姿態與手段來解決“加班”和“內卷”。

畢竟，你不能指望每一個老板都是于東來。

“中國式加班”的真實樣貌

早年間的知乎有句話，特別符合咱們“實事求是”的價值觀：“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么”。

既然要聊中國的“加班”和“內卷”，那就得知道中國的加班問題是怎么個程度、相比起其他國家是個什么情況、具體是哪些人在加班。

結論1:中國的平均工作時間，的確較長。

以“平均工作時間”這個指標來看，2001年到2018年，中國人每周平均的工作時間基本保持在46小時左右，最高是2005年的47.8小時/周，最低是2009年的44.7小時/周。但2018年后，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開始拉長，2023年漲到48小時，2024年已經達到49小時。

2013-2018 工作時長基本穩定

橫向比較的話，更能看出中國人加班的辛苦程度——歐盟國家平均每周只工作36小時，最忙的土耳其也就44小時。日本現在和歐盟差不多，韓國把每周最長工作時間從69小時減到52小時（包含12小時加班）——至少從紙面數據上來看，中國的工作時間確實算比較長的。

結論2:制造業、服務業是加班最嚴重的行業。

不過，并不是所有中國人的工作都這么辛苦，不同行業、不同人群之間的差異其實是非常巨大的。

2018年，全國平均工作時長為46.5小時/小時，農林牧漁行業的從業者每周工作時間卻不到40小時，而網上說自己加班多么多么辛苦的互聯網行業，平均來看也就43小時左右。

誰是中國最辛苦的人？

真正辛苦的，還得是工業和服務業——建筑、工廠工人每周平均要干48小時，做批發生意的小商販，每周平均工作時間達到49小時，餐館酒店員工最累，每周要干51小時。

最近幾年，工作時長的分化似乎更顯著了——農林牧漁行業的工作時間變得更短，已經接近了歐盟水平（36小時/周），而互聯網行業則加到45小時/周。

比較遺憾的是，原本就很辛苦的那些行業，現在變得更加辛苦了——工廠、快遞、小商店員工的平均工作時間都超過50小時，餐館/酒店員工甚至每周工作時間達到54小時。

結論3:低學歷工作者的加班時間遠高于高學歷工作者。

除了行業外，受教育程度也決定了工作時間——本科以上學歷的朋友們，你們的工作其實已經很輕松了。畢竟哪怕這幾年越來越卷了，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城鎮就業人員的平均工作時間其實也沒有超過45小時。而初中/高中文化的兄弟姐妹們，2023年人家每周的工作時間已經達到了51小時了。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讀書的意義吧

總體來看，在“平均工作時間”這個指標上，中國城鎮就業人員內部大體上遵循的是這么一個規律：男性比女性長，低學歷的比高學歷的長，服務業比工業長，工業比農業長。

中國加班最多的人，是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物流倉儲、住宿、餐飲這些產業里的初中、高中文化的勞動者。說更具體一點，就是制造業的工人、貨運司機、外賣騎手、快遞騎手、網約車司機、廚師、服務員等職業。

毫無疑問，我們確實應該正視現實，中國制造業和服務業中的“加班”和“內卷”的的確確到了應當被解決的階段，但還是我們在文章開頭說的那句話：比起“應不應該做”，“如何去做”是更需要深思熟慮的一個問題。

歐盟的陽謀

為什么說“如何去解決加班問題”更值得我們思考呢？

看看下面的信息吧。

去年11月，歐盟通過了《禁止強迫勞動法案》，該法案禁止在歐盟市場上銷售和提供任何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或從歐盟市場出口任何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

為了貫徹落實這個法案，歐盟委員會將創建一個強迫勞動風險區域或產品數據庫，以支持主管當局評估可能違反該法規的行為。如果歐盟成員國當局懷疑歐盟其他地區存在違反法規的行為，則應與其他成員國共享信息。

此外，如果懷疑第三國存在強迫勞動，則應與歐盟委員會共享信息。國家當局做出的決定將基于相互承認的原則適用于所有其他成員國。更重要的是：歐盟對此是有長臂管轄權的——委員會在歐盟領土之外亦具有管轄權。

翻譯一下就是：歐盟各個成員國之間關于這條法案的各種信息和數據都是共享的，各種處理決定也是能互相認可的，而且就算“強迫勞動”的事情發生在歐盟之外，歐盟委員會也可以長臂管轄——甚至就算你一整個機器上有一個零件背后可能存在“強制勞動”，那也有可能會引發歐盟調查。

我猜很多人都會為歐盟的這個法案叫好，因為這個法案帶來的結果就是：一切希望在歐盟市場上做生意的中國企業，都必須謹慎處理加班問題，一旦不合規就會引發“天劫”。企業們為了賺歐洲的錢，就必須控制加班，打工人就可以不用那么累了。

不過，這里卻有一個bug：關于“強迫勞動”，定義權是在歐盟手中——說句不好聽的，人家說你有你就有，說你沒有你就沒有。

舉個例子吧，最近這些年，各種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正在從中國向外轉移，比如孟加拉國就承接了相當多歐美品牌的服裝制造業務。但大家都知道，孟加拉國的那個勞動環境可比中國要差太多了，當年孟加拉國某個服裝廠出了大事故，當場就有上百名工人遇難，甚至今天還有相當多的童工在孟加拉的各種制衣廠里沒日沒夜地干活兒。

還在這分歧呢。

論“強迫勞動”，孟加拉國的情況肯定是最嚴重的那一檔。而諷刺的就是，壓榨孟加拉國勞動者的不是別人，就是歐洲的H&M和Zara之類的品牌。

不是反對“強迫勞動”么？怎么不提H&M在孟加拉的那些事兒啊？

你為啥2004年、2014年不提這種法案呢？你歐洲為什么不在我們辛辛苦苦做襯衣、做鞋子的那些年搞這種法案呢？現在我們產業升級了，手機、汽車、無人機、家電這些高技術含量產品開始出海了，怎么你就突然就開始講“禁止強迫勞動”了呢？

說白了，《禁止強迫勞動法案》如今對于我們，就是歐盟布下的一個陽謀，利用的就是“加班”和“內卷”這兩個中國社會的固有矛盾。

看到這一層，后面的事情就很好推斷了：

如果我們繼續像現在這樣加班，那么一個“強迫勞動”的帽子就直接扣過來了，歐盟可以直接用法案來阻止中國產品進入歐洲市場。

而如果我們一刀切停止，那么中國產品在效率和服務上就會打折扣，市場競爭力必然會減弱，最終還是會在歐洲市場上受阻。大企業還好說，起碼家大業大，東南沿海那些專門做外貿生意的中小企業可就難受了。

更何況，咱們內部也早就“苦加班久矣”，反對無效內卷也是咱們自己人的心聲——人家歐盟甩出這樣的陽謀，不僅能占領道德高地，而且還能讓你進退維谷，關鍵是你內部也說不出什么來。

這小思維，比某人亂加關稅的操作高端太多了。

所以，你看，“加班”和“內卷”問題，是那么簡簡單單靠著“良心”或者“口號”就能解決的事兒嗎？是只要國家動用 行政力量推進就一定可以搞定的事情嗎？外國市場還要不要了？產業升級還搞不搞了？還想繼續做襯衣做襪子啊？

預言一下中國可能的破局姿勢

別人用陽謀給我們劃了道，我們也要用陽謀來破局。

永遠要相信，美好的事情將會發生。

畢竟，歐盟搞這種事情不是第一次了，咱們破局也不是第一次了。

當初清潔能源、環保、碳排放之類的口號，也是人家歐洲的老爺們喊得最響亮，最開始就是打算用這些東西限制我們的。

但沒想到，十幾年過去，咱們真的靠光伏、風電、新能源汽車實現了目標，不僅實現了環保目標，順路還用新能源品牌實現了汽車行業的大反攻，讓BBA在國內的銷量大跌——于是歐洲人也不談什么碳排放了，各種對燃油車的禁令也放緩了。

只能說，歐洲人有一套非常靈活的標準。

歐洲人覺得用這種法案能拿捏我們，不就是看到了“加班”問題是中國社會里的固有矛盾么？但誰說固有矛盾就不能解決了？

2018年之前，為什么大家不怎么反感“加班”？因為在2018年之前，不論是互聯網還是實體制造業，大家面對的都是一個增量市場——越來越多的人接入了互聯網，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買手機、買汽車、買各種家電來改善生活。

面對這種大趨勢，企業們也很開心，互聯網大廠們的股價隨著DAU的增加而走高，制造業企業們的訂單多到干不完。

但這種增量市場終究還是有終點的，自從2018年開始，中國市場開始從增量轉向了存量——該進入市場的消費者都進來了，該買的東西也都買了，再沒有低垂的果實了。

“加班”、“內卷”，不過只是宏觀的市場競爭在微觀個體身上的折射——公司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老板們越來越焦慮，2018年之前還能微笑面對的問題，在2018年之后就變成了半夜輾轉反側的夢魘。

老板焦慮了就會給中層提要求，中層們焦慮了就會給基層定目標，基層們為了完成這些因為焦慮而產生的新目標，就只能額外花時間了，很多“加班”就是這么來的。

說到底，“加班”背后的動因就兩個：一是存量廝殺的環境，二是管理者的思維。

ok，用“加班”牌卡我是吧？覺得我一旦控制加班就沒有效率是吧？

那如果我一邊控制加班，一邊提高管理水平，同時刺激消費，讓中國開始從“生產型社會”變成“消費型社會”，另一邊還進一步推動自動化，開始大力研發AI和機器人，開始建設更多的“黑燈工廠”和“燈塔工廠”...... 閣下又要如何應對呢？

指責我“強迫機器人勞動”嗎？

我們當然應該解決加班問題，但解決的手段卻不能讓外人給我們定義。

京東、美團給騎手們交社保，提高福利

美的官方表示“嚴禁下班時間開會”“反對形式主義加班”

海爾官方表示“反對形式化出勤”

名創優品的葉國富表示“內部溝通嚴禁使用PPT”

這是在用一種更溫和、緩慢的方式去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用漸進的方法來解決加班問題和福利問題。

而在這些大廠們控制加班的同時，官方則開始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費、擴大內需”，并拿出幾百上千億元真金白銀開始了“國補”。

這是在刺激內需，用培育內部消費市場來給制造業撐腰。

而最近各種人形機器人的曝光，則是更是從根本上提出了解決方案——給我們足夠的時間，我們是可以用機器人解決勞動問題的。

“加班”和“內卷”都是發展的問題，最終，還是要用發展去解決的。

歐盟或許以為用這些那些法案就能限制中國產品的出海之路，但或許這又是一次類似“清潔能源”“碳排放”的故事——若干年后，擺在歐洲人面前的中國產品或許是用人形機器人生產出來的家電和汽車——不論是成本還是道德，都比你歐洲的東西優秀太多。

結尾：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的特性

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的特性，“加班”不過是我們當下這個階段的一個問題。

寫這篇文章的這幾天，我順路看了不少關于李光耀的資料。

老李這個人，真的很有意思——他幾乎是以穿越者的姿態，準確地押中了二戰結束后的每一次歷史機遇，硬生生把新加坡從一個一窮二白的東南亞原始村莊，變成了世界一流的花園城市。

李光耀并不拘泥于什么左右問題，他可以接受蘇聯艦隊出現在馬六甲海峽，也可以支持美國在東南亞的滲透，還可以給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投一個至今都在發光發熱的“蘇州工業園區”。

新加坡人也經歷過“加班”“內卷”的時代，但最終，實現了產業升級的新加坡人成為了東南亞幸福指數最高的那群人——李光耀當初可并沒有那么武斷地做決定，而是通過一系列政策手段，漸進式地讓新加坡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換成了高新產業。

這種務實的思路，才是真正的智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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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海情報局 系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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