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統梳理了Richard Nelson在創新經濟學與新興創新研究領域的學術貢獻。研究聚焦Nelson的基礎理論成果，同時剖析其政策影響力，以及在指導學生、提攜青年學者方面的貢獻。

此外，本文強調了他作為核心學者在過去60年間推動創新研究學科發展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構建不斷延伸的國際學術網絡，將開放、協作與學術包容的價值觀注入這一研究領域。

01、引言

我們懷著沉痛的心情得知Richard R Nelson教授與世長辭。六十余年來，Dick Nelson（注：Dick是Richard的昵稱，也是學界對他的普遍稱呼）以其深邃的理論洞見與廣博的實證經驗，推動了科學政策與創新研究領域的發展，其開創性貢獻往往能開辟全新的研究領域。他于1959年發表的關于基礎科學研究經濟學的論文，開創了科學政策研究的新紀元。1962年由他主編的《發明活動的速度與方向》（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一書，在問世五十周年之際被盛贊為“開啟了技術變革經濟學研究的現代篇章”（Lerner和Stern，2012：1）。1982年，他與Sidney Winter合著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將經濟理論置于演化框架下進行重構，突破了經濟學對物理學認識論模型的傳統依賴。1988年與Giovanni Dosi、Chris Freeman、Gerald Silverberg和Luc Soete共同編寫的《技術變遷與經濟理論》（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一書，不僅構建了模擬創新經濟效應的理論工具，更為國際貿易及不同國家、不同產業情境下的創新體系運行機制提供了實證洞察。1993年，由他主編的《國家創新體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則深化了創新體系的實證基礎，在Chris Freeman和Bengt-?ke Lundvall的奠基性研究基礎上拓展了創新體系領域。

縱觀其學術生涯，Nelson始終在開拓性個人研究與合作項目間保持平衡，通過不斷擴展的學術網絡與政策實踐，構筑起創新研究領域的理論體系與政策實踐研究框架。無論是學界泰斗還是初出茅廬的學子，他總是以謙和之姿傾聽各方聲音，給予睿智建議與真誠勉勵。半個多世紀以來，這位廣受敬仰的學術大師的思想光芒持續啟迪著后輩學人。

本文首先追溯Nelson的學術背景及早期在蘭德公司的研究經歷，繼而探討他在耶魯大學任教時期與薩塞克斯大學SPRU及其他歐洲學術機構的學術互動，隨后聚焦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時期的學術貢獻。本文著重解析Nelson具有重大學術影響力的代表性著作，同時也將評述其政策影響與育人成就，最后通過人物側寫呈現Nelson的人格魅力。

02、教育背景與早年在蘭德公司的職業生涯

Richard R. Nelson于1930年出生在紐約市。他最初在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就讀了兩年后，轉學到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并在1952年取得了學士學位。1956年，他在耶魯大學取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之一是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他于1956年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發表了第一篇期刊文章，題為“發展中國家低水平均衡陷阱的理論”（A theory of the low level equilibrium trap in developing countries）（Nelson, 1956）。正如后續會詳細介紹的，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議題一直是他學術生涯的重要研究主題。

在麻省理工學院做了短暫的博士后研究之后，他回到歐柏林學院擔任助理教授。1957年，Nelson加入了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那里，他與一群杰出的經濟學家合作，開始深入研究研發活動與技術變革的經濟學。這個研究團隊由Burton Klein領導，成員包括Armen Alchian、Kenneth Arrow、Bill Meckling、Merton Peck和Sidney Winter。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了首顆人造地球衛星“斯普尼克”號（Sputnik），這使美國上下大為震驚，開始促使美國政府和學界更認真地思考科學研究對國家實力的影響。正是在這一背景下，Nelson于1959年在《政治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發表了“基礎科學研究的簡明經濟學”（The simple economics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一文。在這篇開創性的文章中，他探討了許多關鍵問題：比如社會在科學研究上的投入是否足夠、為什么企業部門沒有更多地投資基礎科學研究、我們為何無法達到“社會所希望”的科研投資水平，以及如何才能改善這種狀況。為了更生動地展示Nelson深入淺出的表達風格，下面引用他解釋企業部門為何不愿大量投入基礎科研的一個經典回答：

“很少有企業的業務范圍廣泛到能完全受益于基礎研究所開啟的所有新技術可能性。如果要在自己未涉足的領域獲取新知識的經濟價值，企業必須通過專利保護新技術的應用方式，并將這些專利出售或許可給相關產業的企業。然而，基礎科學研究的重大突破，通常并不會立即轉化為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技術，因此也很難快速形成專利。更常見的情況是，這些新知識會作為其他研究項目的關鍵輸入要素，而那些后續的項目才可能最終產生出具體的、具有實際應用價值且能夠申請專利的成果。因此科學家們長期主張科研成果應該自由且廣泛地傳播，這也是為什么自然界的定律和基礎的科學事實都不能被申請為專利的原因所在。正是出于這種原因，單個企業通常無法通過專利來獨占其基礎研究所創造的全部經濟價值。”——（Nelson，1959：302頁）

對我們后來幾十年里進入科學政策研究領域的人來說，這篇文章幾乎是必讀的經典之作。與當代的學術論文相比，它顯得尤其獨特：文章沒有摘要，沒有正式的參考文獻列表，除了偶爾在腳注中引用少數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其他政府報告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對以往學術著作的引用。這并不是Nelson學術上的疏忽，而是因為在那之前，經濟學領域幾乎沒怎么探討過與科學相關的問題。

1960年，Nelson被聘任為卡內基理工學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卡內基梅隆大學前身）的副教授。一年后，他加入了肯尼迪政府時期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在那里，他組織了一場重要的學術會議，召集了幾乎所有致力于更系統地理解科學、技術變革與經濟之間關系的美國研究者。會議成果于1962年出版，書名為《創新活動的速度與方向》（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這本書堪稱美國創新研究領域的奠基之作。Nelson在書中撰寫了一篇極具影響力的導言，試圖將此前分散的各種研究工作連接起來，形成一個更為系統完整的框架（Nelson，1962）。

1964年，Nelson回到蘭德公司工作至1968年。在這一階段，他發表了三篇極具影響力的文章，這些文章全部發表于《美國經濟評論》，該期刊被視為美國經濟學界最重要的學術期刊。第一篇（1964年）關注的是“總生產函數與中期經濟增長預測”（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medium-range growth projections）（Nelson, 1964）。第二篇（1966年）是他與Edmund Phelps（后來于200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合作發表的“人力資本投資、技術擴散與經濟增長”（Investment in humans,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Nelson and Phelps, 1966）。第三篇（1968年）提出了“制造業國際生產率差異的擴散模型”（A ‘diffusion’ model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Nelson, 1968）。與1959年的經典論文不同，這三篇文章都緊密結合當時的經濟學文獻與數理、計量方法，并提出了非常明確的政策含義，例如強調充分就業的重要性、教育的社會價值，以及指出了一個常見假設的不足——即僅僅用“資本積累不足”來解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是不恰當的。

Nelson對創新、投資和經濟增長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影響一直很關注，這種關注也體現在他1967年出版的《技術、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Technology,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一書中。這本書是他與蘭德公司的同事Merton Peck、Edward Kalachek合著的。這本書開篇即批評了主流經濟學的局限性：

“在大多數經濟增長的文獻中，技術進步就像漂浮在空中的因素一樣，它提高了資本和勞動的生產率，其貢獻有時是用扣除了其他因素后剩下的增長率（即索羅剩余或殘差）來估計，有時直接用生產率隨時間變化的趨勢來代表技術進步的作用。”——Nelson et al.（1967：1）

該書進一步將技術變革與經濟增長聯系起來，認為增加富裕的最重要方面可以歸因于技術的進步，并提供了大量的實證證據。這一觀點與Moses Abramovitz和Robert Solow等人的重要研究成果相一致，這些研究表明，僅靠資本積累不足以解釋經濟增長，而需要更深入地探討公共政策在教育和科技支持方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此外，在此過程中，Nelson等人還指出：“美國社會還未學會如何快速更新其核心機制，以更好地協調技術進步、可量化的進步以及良好而理性生活的其他方面。”（Nelson et al., 1967：148）。這一令人擔憂的問題，Nelson在其1977年出版的著作《月球與貧民窟》（The Moon and the Ghetto）中再次探討，我們將在下文中進一步了解。

03、耶魯歲月

1968年，Nelson受聘為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隨后18年間在該校從事研究工作，期間曾擔任耶魯大學社會與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Policy Studies，ISPS）所長。在此階段，他與Sidney Winter保持著緊密而富有成效的學術合作，并產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研究成果。1973年，二人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論文Toward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apabilities（Nelson & Winter, 1973），探討經濟能力的演化理論；次年，他們在《經濟學期刊》（The Economic Journal）發表Neoclassical vs.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Critique and Prospectus（Nelson & Winter, 1974），對比分析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與演化經濟學理論，并對二者的研究前景進行評述；1976年，他們攜手Herbert Schuette，在《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發表論文Technical Change in an Evolutionary Model（Nelson et al., 1976），進一步深化了對技術變遷的演化視角分析；1977年，他們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熊彼特式競爭的模擬”（Simulation of Schumpeterian Competition）（Nelson & Winter, 1977a），并于同年在《研究政策》（Research Policy）期刊撰文“尋找有用的創新理論”（In Search of Useful Theory of Innovation）（Nelson & Winter, 1977b）。

如前所述，過去六十年來，創新研究領域最具影響力的貢獻之一或許在于演化經濟學的興起，這一理論范式為新古典經濟學提供了重要的替代視角。在其發展過程中，Nelson與Winter的研究發揮了核心作用。在Nelson & Winter（1977b）中，作者系統回顧了既有創新理論，指出現有理論體系的碎片化特征，并批判性地剖析了其中最具影響力的部分——經濟學領域相關研究所存在的根本性缺陷。該研究為二人構建經濟變遷演化理論（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奠定了理論基礎，并最終催生Nelson & Winter（1982）的代表性著作《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該書在科學政策與創新研究（SPIS）領域被廣泛引用，并成為該領域迄今影響力最為顯著的單部著作。在這本書中，作者認為技術變革與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它以新產品、新服務等形式產生“變化”，企業依托這些新產品或新服務展開競爭，而市場提供了一種選擇機制，決定哪些技術或產品得以存續與擴展。新產品的開發或服務的創新受到企業內部“慣例”（即標準化的行為模式）的強烈影響；這些慣例提供了一種類似于基因的“自我復制”機制。——Martin（2012：1229-1230頁）

此外，該書在創新研究方法方面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主張在研究技術與創新時，形式化理論（formal theory）不應凌駕于闡釋性理論（appreciative theory）之上。所謂“闡釋性理論”，是指以嚴謹的實證證據為基礎，并隨著證據的積累而不斷演進的理論，而非依賴于形式化數學模型所必需的簡化假設，這一觀點甚至可以擴展到更廣泛的經濟學領域。

截至撰文時，Nelson 和Winter（1982）的著作《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已被引用超過5萬次，據我們所知，這是創新研究領域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文獻。除了創新學者外，該書還被社會科學各領域的研究者廣泛引用，唯有一個顯著的例外——主流經濟學。對于許多創新研究者而言，主流經濟學對這一成果的忽視，錯失了重新審視和拓展經濟學基本假設的良機。

然而，Nelson的研究興趣遠不止于創新與演化經濟學，還涉及更廣泛的公共政策議題。在其1977年出版的著作《月球與貧民窟》中，Nelson試圖探討一個長期困擾社會的悖論性問題：

為什么一個剛剛成功實現人類登月并安全返回、根除了小兒麻痹癥等頑疾，并且為中產階級創造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的國家，卻似乎無法為貧民窟的孩子提供有效的教育，無法遏制或顯著減緩醫療成本的上升，無法保持空氣和水質的清潔，也無法減少毒品成癮及相關犯罪的發生？——Nelson（2011：681頁）

這一主題在其2003年的論文On the Uneven Evolution of Human Know-How中再次被提及。該文深入分析了不同領域知識進步不均衡的原因，特別是對比了醫學與教育領域的發展差異（Nelson, 2003a）。

除了1982年的經典著作外，Nelson在20世紀80年代初還發表了三篇與產業、創新與研發相關的高被引論文。其中一篇是1981年發表在《貝爾經濟學雜志》（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評估私人企業：對糾結學說的詮釋”（Assessing Private Enterprise: An Exegesis of Tangled Doctrine）。他在該文中對眾多經濟學家所持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即私人企業必然是組織生產的最佳方式，尤其是在創新方面（Nelson, 1981a）。同年稍晚時候，他在《經濟學文獻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發表了一篇關于“生產率增長和生產率差異的研究”的文章（Research 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在文中再次向經濟學界提出挑戰，指出：

大多數經濟學家關于生產率隨時間變化以及跨國比較的研究所依據的理論模型在以下幾個方面都顯得過于膚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誤導性：企業層面的生產率決定因素以及企業間生產率差異成因；新技術的產生、篩選與擴散過程；宏觀經濟條件和經濟制度對生產率增長的影響。——Nelson（1981b：1029）

1982年，Nelson在《經濟學季刊》發表了題為《知識在研發效率中的作用》（The Role of Knowledge in R&D Efficiency）的論文。該文的出發點是，盡管需求和能力顯然都影響研發資源的分配，但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需求因素。因此，該論文致力于構建關于知識在研發中的作用的理論模型，并進一步發展了Nelson此前關于知識的累積性特征以及學習在能力創造中關鍵作用的觀點（Nelson, 1982）。在耶魯大學任職后期，Nelson與其耶魯同事Richard Levin（Nelson早期的博士生之一，后擔任耶魯大學校長）、Alvin Klevorick和Sidney Winter共同開展了一項關于產業研發活動的研究。該研究最終于1987年，也就是Nelson離開耶魯后的第二年發表。論文題為《產業研發的收益獲取》（Appropriating the Returns from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基于對高級研發主管的調查，分析了在100多個制造業中支持從研發投資中獲取收益的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研究發現，不同行業在收益獲取的程度和機制（如早期領導地位和商業秘密）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并得出結論：“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未必具有社會效益……更強的收益獲取能力并不總能帶來更多的創新，即使在能夠帶來創新的情況下，創新的成本也可能過高（Levin et al., 1987：816）”。此外，正式專利保護在支持收益獲取方面的重要性在許多行業中較為有限，并且在不同行業之間存在顯著差異。Nelson在后來的研究中又重新回到了知識產權保護這一問題上。正如后文將要探討的，Nelson在晚年再次回歸對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的研究，并在相關領域做出了進一步貢獻。

04、與SPRU及歐洲創新研究界的聯系

1973-1974年，Nelson在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科學政策研究中心（SPRU）擔任訪問學者。彼時，他已熟悉Chris Freeman、Keith Pavitt、Roy Rothwell等人在創新領域的開創性研究，并幫助將這些成果引入美國創新研究界的視野。Nelson在SPRU感到如魚得水，他尤其看重這里相較于其他大多數大學院系更為廣泛的多學科專業知識，并與Freeman、Pavitt（他們是經常在網球場上切磋球技的搭檔！）以及Luc Soete、Giovanni Dosi等人結下深厚友誼。在此次駐留及后續的定期訪問中，他與SPRU的研究人員以及歐洲其他地區SPRU網絡成員建立了聯系，這為日后眾多合作奠定了基礎，其中包括1980年代后半期由國際高等研究院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stitutes for Advanced Study，簡稱IFIAS）資助的大型項目。

該項目匯聚了多位學者，他們“對正統經濟理論處理‘變革’的方式提出批判性評估”，并得出共識：“任何忽視技術變革根本作用的變革分析……都不可能是有效的”。時機似乎成熟，將相關領域學者的研究整合到一個連貫框架中，系統批判正統經濟理論，并初步勾勒出替代理論的共同要素，以解釋技術變革在微觀經濟行為、結構變遷過程和宏觀經濟轉型中的作用”（Dosi et al., 1988：ix）。

該項目的成果是一部由Giovanni Dosi、Chris Freeman、Richard Nelson、Gerald Silverberg和Luc Soete共同主編的650頁著作（即《技術變遷與經濟理論》）（Dosi et al., 1988），匯集了約二十多位創新研究領域的頂尖學者的貢獻。該書不僅為該領域建立了共同分析框架，還構建了一個學者網絡，在后續歲月中將這一領域緊密聯結。

除演化經濟學外，創新研究領域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創新系統”。Freeman（1987）首次提出“國家創新系統”概念，但其思想深受Bengt-?ke Lundvall的影響，后者在其1992年著作中進一步闡發了類似觀點（Lundvall, 1992）。次年，Nelson主編了《國家創新系統：比較分析》（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Nelson, 1993）一書。該書綜合了一項涵蓋全球15個國家（地區）創新系統的大型比較研究，與Lundvall的著作共同鞏固了這一關鍵新概念的地位。在極短時間內（部分得益于Lundvall在OECD任職期間的推動），這一概念被納入各國創新政策，強調構建和加強國家創新系統。

05、哥倫比亞大學時期

1986年，Nelson從耶魯大學調往哥倫比亞大學，最初擔任亨利·盧斯（Henry Luce）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后成為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的喬治·布盧門撒爾（George Blumenthal）國際與公共事務教授。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度過了職業生涯的剩余時光，并于2005年起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科學、技術與全球發展項目（Program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Global Development）的主任。他的研究成果依然豐碩，甚至在與越來越多創新學者的合作中加速增長，他們共同探討快速發展的創新研究領域中的關鍵問題。

他的研究領域較為廣泛，涵蓋技術與創新及相關政策。例如，他與Michael Tushman共同擔任了1990年《行政管理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特刊《技術、組織與創新》的客座編輯。該特刊旨在擴展對技術變革本質及技術與組織之間聯系的理論理解，探討了技術的差異性以及塑造技術變革與創新的組織與環境的特征（Tushman & Nelson，1990）。該特刊中的一篇論文《吸收能力：學習與創新的新視角》（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Wesley Cohen與Daniel Levinthal合著）是該領域為數不多被引用數萬次的論文之一。隨后，1992年，他與Gavin Wright在《經濟文獻雜志》上合作發表了《美國技術領導地位的興衰：戰后時期的歷史視角》（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the postwar er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elson與Wright認為，美國領導地位的崛起最初是19世紀相對豐富的資源與大規模生產技術交織發展的結果，隨后大規模投資于教育及公共研發領域，推動了二戰后以科學為基礎的產業的興起。在他們看來，1970年后美國的相對衰落反映了其他工業化國家創新能力的提升。同時，資源與產品市場國際化削弱了美國的獨特優勢，導致其技術領導地位的下降（Nelson & Wright，1992）。Nelson在這一時期的大多研究可以歸類為以下幾個主題。

5.1 演化經濟學

演化經濟學一直是Nelson的研究重點之一。1990年，他在Research Policy上發表了《作為進步引擎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as an engine of progress，Nelson，1990b）。在這篇文章中，他繼承了熊彼特（Schumpeter）將技術進步視為演化過程的觀點，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強調了科學與技術之間的復雜關系，以及它們與支持性制度結構之間的相互作用（制度也是他在這一時期研究的另一個重點，我們將在下文中討論）。1994年，他與演化經濟學領域的另一位核心人物Giovanni Dosi合作，在剛成立的《演化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上發表了《演化經濟學理論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evolutionary theories in economics，Dosi & Nelson，1994）。后來他與Dosi的合作還包括2010年出版的《創新經濟學手冊》中的一章《作為演化過程的技術變革與產業動態》（Techn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ynamics as evolutionary processes，Dosi & Nelson，2010）

鑒于新古典增長理論受到包括演化經濟學在內的學派批評，這些批評指出，該理論未能提供對科學與技術作用以及創新如何塑造經濟活動的現實描述， Paul Romer（1986，1990）提出了內生增長理論作為替代方案。幾年后，Nelson與Romer在1996年合作發表了《科學、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Scienc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一文，重新闡述了Nelson在1959年提出的觀點：由于研發投資的社會回報巨大且無法被任何單一企業完全獲取，國家往往在研發上投資不足，而這種不足在“基礎”研究領域尤為突出。Nelson與Romer探討了這種趨勢對軟件等新興行業的影響。他們還指出，政策選擇可能會重新調整優先事項，但對科學研究的制度框架（如大學和大型公共實驗室）進行重大改革可能會對社會福祉構成威脅（Nelson & Romer，1996）。兩年后，Nelson（顯然仍未完全信服內生增長理論的優點）再次回到這一主題，在《劍橋經濟學雜志》（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發表了《增長理論的議程：一種不同的觀點》（The agenda for growth theory: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他在文中指出，內生增長理論與新古典增長理論一樣，本質上無法解釋經濟增長：

“為了真正理解經濟增長，增長理論需要具備以下要素：（1）將技術進步視為一種本質上非均衡的過程；（2）納入一種以企業能力及企業間差異為核心的企業理論；（3）在理論中包含比標準增長理論更豐富的制度內容，至少包括大學等機構。”（Nelson，1998：497）

5.2 制度

制度是Nelson研究的第二個重點，這一領域與他的演化經濟學研究密切相關，同時也與他對創新系統的研究緊密銜接，特別是關于創新系統中非市場元素的作用。1994年，他在《產業與公司變遷》（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探討了《技術、產業結構與支持性制度的協同演化》（The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upporting institutions，Nelson，1994）。隨后，1995年，他在《商業經濟學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上發表了一篇與之密切相關的論文，題為《產業結構、技術、支持性制度的協同演化與比較優勢的形成》（Co-evolu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technology and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making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研究了私人和公共制度、公共項目和政策如何與技術、產業協同演化（Nelson，1995）。多年來，Nelson對制度的關注始終如一。2001年，他與學生Bhaven Sampat在《經濟行為與組織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上合作發表了《理解制度作為經濟績效塑造因素的意義》（Making sense of institutions as a factor shaping economic performance）一文。在回顧了關于制度的文獻后，他們提出了將制度視為標準“社會技術”（social technologies）的概念（Nelson & Sampat，2001）。一年后，他在Research Policy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鑒于認知科學領域的最新進展，與這一領域的學者合作研究“技術、制度與創新系統”（Technology, institutions and innovation systems）具有重要意義（Nelson，2002）。

Nelson對制度的研究與他對演化經濟學的持續關注密切相關，這一點在他2003年的文章《將制度引入經濟增長理論》（Bringing institutions into economic growth theory）中尤為明顯。他在文中指出，盡管古典經濟學兼具演化與制度特征，但這些元素在新古典經濟學中被邊緣化，而現在需要重新引入（Nelson，2003b）。隨后，他在2008年發表了另一篇Research Policy文章，題為《什么推動了快速經濟進步：需要哪些制度？》（What enables rapid economic progress: what are the needed institutions?，Nelson，2008a）。在這篇文章中，他進一步發展了對制度、制度變遷與技術進步之間關系的分析，提出了“社會技術”（social technologies）這一概念，認為社會技術對“物質技術”的支持在這一分析中起著核心作用。文章的一個關鍵洞見是，新物質技術的興起往往需要新制度的支持。與物質技術不同，新制度難以進行“離線”實驗，也無法確保這些新社會技術的初始設計能夠輕松轉移和復制。這表明，新形成的制度可能并不完全適合其目的，這一命題在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及《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的背景下得到了探討。《拜杜法案》允許大學對使用美國聯邦資助進行的研究申請專利。

5.3 大學與公共科學

Nelson的第三個研究重點是大學與公共科學。1994年，他與創新研究領域的另一位核心人物Nathan Rosenberg合作，在Research Policy上發表了《美國大學與工業技術進步》（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technical advance in industry）一文，分析了大學在推動工業技術進步中的作用，并指出了大學研究的獨特優勢與局限性（Rosenberg & Nelson，1994）。隨后，他與Wesley Cohen、John Walsh合作，于2002年在《管理科學》（Management Science）上發表了《聯系與影響：公共研究對工業研發的影響》（Links and impacts: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research on industrial R&D）一文。通過使用卡內基梅隆大學關于工業研發的調查數據，他們評估了大學和政府研發實驗室中公共研究的作用，并得出結論：公共研究在某些行業中對工業研發至關重要，并對整個制造業的工業研發具有廣泛益處（Cohen et al.，2002b）。2007年，Roberto Mazzoleni與Nelson在Research Policy上發表了《公共研究機構與經濟追趕》（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catch-up）一文，認為這些機構在經濟追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且這一作用在未來可能會變得更加重要（Mazzoleni & Nelson，2007）。這些文章都強調了大學對能力積累的貢獻，既通過培養掌握最新知識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也通過推動知識的進步——這種進步源于多種動機，包括那些不直接與經濟回報相關的動機。

5.4 知識產權與專利

Nelson的另一個研究重點是知識產權與專利。1990年，他與Robert Merges在《哥倫比亞法學評論》（Columbia Law Review）上合作發表了一篇題為《專利范圍的復雜經濟學》（‘n the complex economics of patent scope）的論文（Merges & Nelson，1990）。隨后，他們在1994年發表了另一篇文章《限制或鼓勵技術競爭：專利范圍決策的影響》（On limiting or encouraging rivalry in technical progress: the effect of patent scope decisions），刊登在《經濟行為與組織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ur & Organization）上。專利范圍問題源于專利局的實踐，尤其是在美國，專利保護的范圍往往比直接應用的范圍更廣。更廣的專利范圍允許企業為某項技術的特定應用申請專利，同時主張其保護“范圍”涵蓋與該專利相關的許多其他應用（Merges & Nelson，1994）。基于專利范圍這一主題，1998年，Nelson與Roberto Mazzoleni在Research Policy上合作發表了《強專利保護的收益與成本：對當前辯論的貢獻》（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strong patent protect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current debate）一文。文章指出，在專利保護范圍日益擴大的背景下，“有理由擔心當前加強專利保護的趨勢可能會阻礙而非促進技術與經濟進步”（Mazzoleni & Nelson，1998a，p. 273）。

《拜杜法案》對大學專利行為的影響是Nelson研究的一個特別重點。2001年，他在《技術轉移雜志》（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上發表了《對美國大學在拜杜法案后專利增長現象的觀察》（Observations on the post-Bayh-Dole rise of patenting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一文，指出保護開放的公共科學并抵制私有產權對這一領域的侵蝕，是至關重要的。盡管允許大學對由美國聯邦研究資助產生的知識申請專利可能會促進新知識向產業的轉移，但它也激勵大學從這些專利中最大化收益，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阻礙競爭或進一步研究中對專利知識的使用（Nelson，2001）。Nelson還與David Mowery、Bhaven Sampat和Arvids Ziedonis合作研究這一主題。他們在2001年Research Policy上發表了《美國大學專利與許可的增長：對1980年拜杜法案影響的評估》（The growth of patenting and licensing by U.S. universities: an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the Bayh-Dole Act of 1980）一文，認為拜杜法案只是導致大學專利與許可增加的眾多因素之一，且它對學術研究內容的影響微乎其微（Mowery et al.，2001）。

2002年，Nelson、Rosenberg和Sampat與Jeannette Colyvas、Michael Crow、Annetine Gelijns以及Roberto Mazzoleni合作，在Management Science上發表了《大學發明如何進入實踐？》（How do university inventions get into practice?）一文。他們發現，知識產權和獨家許可可能對早期發明最為重要，但對于那些“現成”的對工業有用的發明則相對不重要，甚至可能阻礙其轉移（Colyvas et al.，2002）。同年，Nelson與Wes Cohen、Akira Goto、Akiya Nagata和John Walsh合作，在Research Policy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研發溢出、專利與日美兩國的創新激勵》（R&D spillovers, patents and the incentives to innovate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的文章。通過對兩國的比較，研究發現專利在日本的信息傳播中發揮了更大作用，這解釋了日本行業內研發溢出效應更強的現象（Cohen et al.，2002a）。此外，在2004年發表的另一篇Research Policy論文《市場經濟與科學公地》（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scientific commons）中，Nelson闡述了為什么對科學發現的專利化可能對技術和科學的進步產生不利影響（Nelson，2004）。

Nelson對知識產權的分析以其獨特的研究方法而著稱，尤其是與許多其他經濟學家和法律學者相比。他采用跨學科的視角研究專利政策，結合法律、歷史和經濟學的知識，并對特定行業技術變革的動態形成深入理解。他挑戰傳統敘事，常常走在時代前列，其著作拒絕被簡單地貼上“支持”或“反對”專利的標簽。相反，這些研究體現了一種細致、開放的態度，致力于學術嚴謹性和追求真理。

5.5 工業研發

工業研發是Nelson研究的另一個重點。1991年，他在《戰略管理雜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企業為何不同，這種不同為何重要？》（Why do firms differ, and how does it matter?）的論文，對比了主流經濟學家與創新學者的觀點，前者存在忽視同一行業內企業間差異的傾向，而后者認為這些差異應成為研究的核心（Nelson，1991）。

1995年，Nelson與耶魯大學的前同事Klevorick、Levin，以及長期合作者Winter（當時已轉至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再次合作，在Research Policy上發表了另一篇論文《行業間技術機會差異的來源與意義》（On the sources and significance of interindustry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在這篇文章中，他們探討了“技術機會”（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的概念，這一直觀上頗具吸引力的觀點認為，某些研究領域比其他領域更有可能推動工業創新。他們區分了技術機會的三種來源：科學理解或技術的進步、來自其他企業或研究機構的溢出效應，以及企業內部能力的積累。基于耶魯工業研發調查的實證數據，他們觀察到，這些來源的利用程度取決于每個行業的研發支出水平以及該行業對科學的依賴程度（Klevorick et al.，1995）。

5.6 其他主題

隨著全球變暖問題日益受到關注，有人呼吁美國政府效仿阿波羅計劃或曼哈頓計劃，啟動一個應對項目。2010年，David Mowery、Ben Martin與Nelson合作，在Research Policy上發表了《技術政策與全球變暖：為何需要新的政策模式（或為何新酒不能裝舊瓶）》（Technology policy and global warming: why new policy models are needed (or why putting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won't work)）一文，闡述了為何需要一種不同的政策應對模式來應對這一新挑戰。文章指出，全球變暖問題在規模和多樣性上與其他挑戰不同，且對現有產業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需要分散式實驗與學習，以逐步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Mowery et al.，2010）。

2012年，Dominique Foray、David Mowery和Nelson擔任Research Policy特刊的客座編輯。他們在特刊的引言《公共研發與社會挑戰：任務導向型研發項目的經驗教訓》（Public R&D and social challenges: what lessons from mission R&D programs?）中重申，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計劃并不是應對當今挑戰的合適政策模型。然而，他們認為，設計良好的任務導向型研發項目可以借鑒以往項目的經驗，以應對氣候變化或疾病大流行等當前挑戰（Foray et al.，2012）。

5.7 著作

除了期刊文章，Nelson還主編了大量著作。這些著作大多源于他努力將現有研究網絡中的學者聚集在一起，并持續吸收其他相關研究者。Nelson通常扮演著“召集人”的角色，負責明確團隊的共同目標，并在研究者撰寫初稿時擔任建設性批評者的角色。

這些著作包括1994年與William Baumol、Edward Wolff合編的《生產率趨同：跨國研究與歷史證據》（Convergence of Productivity: Cross-National Studies and Historical Evidence），該書收錄了多篇論文，回顧了關于“趨同假說”的研究動態。該假說認為，某些國家“正在經歷一個使其生產率和生活水平逐漸趨近的過程”（Baumol et al.，1994：3）。1995年，Nelson與Sylvia Ostry出版了《技術民族主義與技術全球主義》（Techno-Nationalism and Techno-Globalism），在書中警告了那些主張以技術民族主義政策應對美國技術領導地位下降的人（Ostry & Nelson，1995）。1996年，他出版了論文集《經濟增長的源泉》（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匯集了他此前關于“經濟增長、技術進步作為經濟增長的關鍵驅動力，以及塑造技術進步并反過來被經濟增長過程所改變的社會制度”的多篇論文（Nelson，1996a：1）。此外，在1992年啟動的一個項目中，他與David Mowery合作編輯了《工業領導力的源泉》（Sources of Industrial Leadership），該書于1999年出版，匯集了對七個領先行業演變的研究，探討了這些行業在美國、日本和西歐的發展。通過分析，書中識別了導致跨國和跨行業差異的因素，從而幫助解釋了國家間工業領導力模式的差異（Mowery & Nelson，1999）。

2000年，他再次與Dosi和Winter合作，編輯了《組織能力的本質與動態》（The Nature and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該書匯集了組織能力研究領域20多位頂尖學者的貢獻（Dosi et al.，2000）。同年，他還與Linsu Kim合編了《技術、學習與創新：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經驗》（Technology， Learning，and Innovation: Experiences of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書中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權威學者探討了這些國家如何取得成功，并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經驗教訓（Kim & Nelson，2000）。

2002年，他與Benn Steil、David Victor及外交關系委員會合作，編輯了《技術創新與經濟績效》（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匯集了約20位宏觀與微觀經濟學家的研究，對技術創新的原因及其與經濟績效的關系進行了權威而詳細的分析（Steil et al.，2002）。2004年，Mowery、Nelson、Sampat和Ziedonis將他們關于大學專利與技術轉移的研究成果整合成書，命名為《象牙塔與工業創新：拜杜法案前后的大學—產業技術轉移》（Ivory Tower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University-Industry Technology Transfer Before and After the Bayh-Dole Act）。書中強調，大學的公共使命必須居于核心地位，許可實踐應有利于專利研究成果的廣泛傳播（Mowery et al.，2004）。

在21世紀頭十年的初期，Nelson與Jan Fagerberg、David Mowery合作，編輯了《牛津創新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該書于2004年出版，匯集了20多位創新研究領域頂尖學者的貢獻，總結了該領域的前沿成果（Fagerberg et al.，2004）。在接下來的十年中，Nelson帶領包括Giovanni Dosi、Franco Malerba和Sidney Winter在內的一批著名演化經濟學家，編寫了《現代演化經濟學概述》（Moder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 Overview, Nelson et al., 2018），作為這一快速發展領域的參考手冊。

還有一本書值得一提。Nelson從早期就強調“闡釋性理論”（appreciative theory，即從觀察和實證分析中汲取靈感的理論）是研究創新最有效的方法。在2010年代，Franco Malerba、Luigi Orsenigo、Sidney Winter與Nelson合作，開發了“歷史友好型”創新模型。這些模型融合了演化經濟學的關鍵要素，例如能力、戰略和組織各異的有限理性企業。這些企業遵循慣例，并參與新市場和新技術的搜索過程。這些模型之所以被稱為“歷史友好型”，是因為它們考慮了企業運營的具體背景——技術、產業、需求和制度——并試圖復制實際歷史經驗的主要特征。他們的著作《創新與產業演化：歷史友好模型》（Innov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es: History-Friendly Models，Malerba et al.，2016）呈現了計算機、半導體和制藥行業的歷史友好型模型及其構建方法。

5.8 尾聲

很少有學者能夠在八個不同的十年中持續發表學術成果。Nelson的第一篇論文發表于1956年，而他在2020年代依然繼續發表期刊文章，重新探討了他早期的一些主題，例如《演化經濟學的演化視角》（A perspective on the evolution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和《論“理性歷史”》（On reasoned history）等論文。他的最后一篇期刊文章似乎是2022年發表在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上的《經濟系統問題再探》（The economic system question revisited）。這篇文章恰如其分地對主流經濟學發起了最后一次猛烈抨擊：

“本文的核心論點是，將現代經濟體（如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視為‘市場經濟體’——這一觀點出現在大多數標準經濟學教科書中，為大眾提供了經濟學教育——極大地簡化了這些經濟體實際組織和提供多種商品與服務以滿足其多樣化需求的復雜行為。這些經濟體確實廣泛利用營利性企業在市場上銷售產品，然而即使在市場機制占主導的領域，也幾乎總是存在著重要的非市場機制。而對于這些經濟體提供和使用的許多最重要的商品和服務，非市場制度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市場機制則處于次要地位。認識到這種簡化傾向的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它使得解決那些被廣泛認為表現不佳的領域的問題變得更加困難。”（Nelson，2022：591）

最后（或許是他最后一部重要著作），Nelson與Kurt Dopfer、Jason Potts和Andreas Pyka合作，編輯了《Routledge演化經濟學手冊》（Routledg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該書于2023年底出版。這本書從微觀和宏觀層面提供了演化經濟學領域的最新綜述，并探討了該領域的新興趨勢和問題。演化經濟學是他與Sidney Winter在40多年前共同創立的領域，這本書為他漫長而輝煌的職業生涯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Dopfer et al.，2023）。

06、Nelson學術影響的廣泛維度

6.1 政策影響力

盡管前文聚焦于Nelson的學術研究與著作，但是他多年來亦深刻影響著美國科技與創新政策走向。他在經濟學領域的奠基性論文，為學界理解公共投資對國家創新系統的關鍵作用提供了理論基石。尤為值得一提的是，Nelson曾任職于肯尼迪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彼時該智囊機構正值影響力巔峰期，其建言直接推動了聯邦政府太空探索與生物醫學研究等重大項目的實施。

1970年代，Nelson通過與OECD及讓·雅克·薩洛蒙（Jean-Jacques Salomon）組建的專家組合作，顯著提升了其國際科技政策影響力。至1980年代末，他將研究重心轉向“轉型經濟體”，尤其是蘇聯。在奧地利拉克森堡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IASA）主持的東西方聯合項目中，Nelson與Richard Levin、Merton Peck等西方著名學者，同蘇聯學界代表（包括后來擔任葉利欽政府科學部長的鮑里斯·薩爾蒂科夫）共商蘇聯科學體系重構藍圖。1990年代，他與Howard Pack關于亞洲“四小龍”的研究，對這些新興經濟體及其他國家的政策制定產生了深遠影響。

然而，隨著Nelson對1980-1990年代主導經濟政策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日漸疏離，他在美國的直接政策影響力有所減弱。盡管如此，他通過國家研究理事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等非政府顧問組織提供的非正式建議，仍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亟需的審慎洞見。更重要的是，Nelson通過培養的眾多博士生間接影響著全球政策——這一影響力渠道在高收入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同樣顯著。其理論與歷史研究表明，從演化經濟學視角審視專利政策需因情境而異，尤其在累積性創新領域。他力證科學公地（scientific commons）的學理支撐，質疑“強化專利必然促進創新”的固有假設。關于發展中國家專利政策的研究，更以同等深度與精微視角回應了全球化挑戰。

6.2 教師、導師、引路人

在學術競爭日益激烈、狹隘紛爭不斷的學術世界中，Nelson始終是最平易近人的學者。他總愿傾聽、建議、鼓勵他人。隨著職業生涯的推進，他與越來越多的創新學者合作，不僅包括頂尖學者，也包括初露鋒芒的年輕才俊。盡管研究產出驚人，他始終為他人留出時間，樂于助人。

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生尤其受惠于Nelson。他對學生（無論是本科生還是博士生）的影響深遠而持久。例如，一位耶魯大學二年級學生偶然走進Nelson的辦公室尋求論文指導：

“我原以為他會快速簽字后離開。但Dick邀請我進辦公室，花了近一小時了解我的興趣和背景。當時我只是一名大二學生，而Dick可能正忙于完成《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但他卻愿意花時間與我交流……我們甚至開設了一對一課程，他布置閱讀材料，我撰寫報告，然后討論。至今我仍感幸運——Dick竟愿意為一名本科生付出如此多時間。”

這位學生就是加里·皮薩諾（Gary Pisano），他由此踏入創新研究領域。另一位學生回憶，即使作為本科生，Nelson也鼓勵他旁聽研究生課程：

“他的課與眾不同。他不用教科書，努力讓學生接觸不同視角（當時我們花大量時間討論產業政策），強調在形成觀點前需全面理解各方論點。當你意識到許多問題實則復雜時，他會報以微笑和贊許……后來我作為博士生，Dick幫助我在保守的主流經濟學項目中堅持下來，同時引導我接觸‘非正統’文獻……他讓我參與跨學科、跨機構的學術會議，展現了他的‘超能力’：匯聚不同觀點者，傾聽并推動討論，最終形成超越個體貢獻的共識。”

二十年后，這位學生（Bhaven Sampat）已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Nelson對博士生群體的影響遠超其直接指導的學生。他是“競爭力與合作博士生會議”（CCC）的創始成員之一。該會議旨在培育美國商學院內的新一代創新學者共同體，迄今已舉辦數十屆，數百名學生從中受益，許多人以Nelson的慷慨精神回饋成為研究生導師。

Nelson與薩塞克斯大學SPRU、馬斯特里赫特大學MERIT等機構的緊密聯系也讓他與更多學生接觸。一位曾訪問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辦公室的曼徹斯特大學博士生回憶：

“我驚嘆于他辦公室的藏書……討論中，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正與Dick Nelson會面，緊張地在筆記本上瘋狂記錄。他突然看著我說：‘先別急著寫，仔細想想……如果腦子里不清楚，紙上也不會更清楚。’至今，每當我陷入慌亂，仍會默念‘仔細想想’。”

這位學生是Davide Consoli，現為西班牙瓦倫西亞理工大學創新與知識管理研究中心（INGENIO）資深成員。Nelson的指導風格與學術遺產提醒后人：在“不發表就滅亡”的學術壓力下，保持創造力與好奇心至關重要。他的價值觀、非教條的理論根基以及慷慨的指導，將繼續通過受其影響的學生與學者代代相傳。

07、Nelson其人

Nelson廣受學界愛戴與敬重。他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尤其是其開放胸襟與學術氣度，與Freeman、Rosenberg等奠基者一脈相承，共同塑造了這個最初被稱為“科學政策”、現在更普遍地被稱為“創新研究”的學術領域。正因如此，我們這個學術共同體至今仍幸免于諸多其他研究領域普遍存在的過度競爭風氣及其伴隨而來的紛擾。

Nelson曾在薩塞克斯大學SPRU國際顧問委員會任職多年，為歷任中心主任及眾多青年學者提供了寶貴建議。他同樣為馬斯特里赫特大學創新與技術經濟研究院（MERIT）及曼徹斯特大學（其職業生涯后期曾任教于此）等機構提供建議和幫助。晚年時期，他在Lundvall等人創立的全球學習、創新與能力建設系統經濟學網絡（GLOBELICS）中發揮突出作用，該網絡旨在為南北半球互動學習提供平臺。例如，他曾在2018年雅典第十五屆GLOBELICS會議上發表開幕演講，并積極參與里約熱內盧、薩拉托夫、特里凡得瑯及北京等地舉辦的系列會議。他也是2023年GLOBELICS “致敬Richard R Nelson教授”紀念會議的主角。此外，在創新研究聯盟（CRIS）2021年舉辦的創始講座中，他與Franco Malerba展開深度對談，該聯盟專為支持全球南方青年學者成長而設立。

Nelson長期擔任Research Policy期刊編委，助力編輯團隊提升刊物的學術聲譽。該期刊共發表了Nelson的21篇論文，首篇暨最高被引文獻為1977年與Sidney Winter合著的《尋求有用的創新理論》（《美國經濟評論》以15篇位列其后，末篇發表于1991年）。

Richard Nelson榮膺丁伯根獎（Tinbergen Award）、里昂惕夫獎（Leontief Award）、凡勃倫-康芒斯獎（Veblen-Commons Award）及本田獎（Honda Prize）等諸多殊榮，身兼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國際熊彼特學會終身名譽主席等職。2022年，他獲得了美國管理學院技術與創新管理（TIM）分會授予的終身成就獎。他也被馬斯特里赫特大學、薩塞克斯大學、路易·巴斯德大學及奧爾堡大學等授予榮譽學位。雖與諾貝爾獎無緣，Nelson坦言并不為此感到失望。然而，2011年其女婿Saul Perlmutter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他尤感欣喜——該獎項表彰Perlmutter在宇宙膨脹研究中的突破性發現：宇宙擴張速度并非如既往推測因引力作用減緩，而是呈現加速態勢，推測由某種未知新作用力所致。

Dick Nelson將被其家人、朋友與同僚深深懷念。若沒有Nelson及其卓越貢獻，創新研究領域將截然不同。盡管熊彼特被公認為是創新研究奠基人，但其思想在某種程度上猶如“曠野中的呼聲”——自熊彼特1950年去世后，其學術遺產多年間未得彰顯。正是身處美國的Dick Nelson與Chris Freeman等歐洲學者共同努力，復興熊彼特學派思想，為創新研究奠定堅實基礎，方成就今日全球數千學者匯聚的繁榮學術共同體。吾輩皆受惠于其不朽功業。

致 謝

本文堪稱集體智慧的結晶，其成稿恰如其分地受益于Dick Nelson參與創建并維系的國際學術網絡中的諸多同仁，他們在本文的快速籌備過程中積極響應。作者特別感謝以下學者的貢獻：David Mowery，撰寫了關于Nelson的政策影響部分）；Franco Malerba，對歷史友好模型提供洞見；Gary Pisano、Bhaven Sampat與Arvids Ziedonis，他們分享了師從Nelson的珍貴回憶。Maria Savona亦提供了重要建議。此外，本文初稿曾受益于Jan Fagerberg、Maryann Feldman與Luc Soete的細致點評。

本文是英國薩塞克斯大學SPRU中心Ben Martin和Edward Steinmueller發表于Research Policy 的文章Richard R Nelson (1930–2025): Evolutionary economist and innovation scholar，2025（54）：1-11，由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創新發展理論與政策研究組師生翻譯，以此表達對Richard R. Nelson教授的敬意與深切懷念！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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