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00年前的今天，孫中山先生因肝癌在北京去世，留下一腔遺憾，和百年哀思。

作為一位轉型時期的復雜政治人物，他的政治理想和革命行動，在后世被反復研究。也許因為立場、動機和眼界，人們會在同一件事情上找到不同的評論角度，但對他了解愈多的人，抱有的理解、共情與尊敬便愈發深沉。

他是基辛格所說的那種人——由他所處的波瀾壯闊的歷史所塑造，然后又成為戰后本國社會乃至國際秩序演變的建筑師。

按照基辛格對領導人的分類，孫中山屬于先知型的政治家，看待現有的機構制度不是考慮可能做到什么，而是考慮為了未來的愿景必須做什么。他們的目標是超越現狀，而非管理現狀，他們一心追求自己的目標，不惜推翻現有秩序。

孫中山自己也有著類似的分類法。他說，人分三類，一類為領袖、發明家，第二類是追隨者，第三類是“竭力樂成”的實行家，而他自己屬于第一類。

的確，他在他那個時代，發明一個理想的中國。

邊緣地帶

孫中山出生的廣東香山縣，現在叫中山市，在廣州、澳門、香港構成的三角形之中，距這幾個在近代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地方都很近。自1757年乾隆關閉上海、寧波、福州三大海關，只留廣州一口通商，直到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廣州都是與西方貿易的唯一重要港口。

在孫中山成長的十九世紀下半葉，珠三角或許是中國最“全球化”的地方，商品和人口都已進入了世界市場。這一時期，這里有十數萬的人去美洲做苦力，村中人去附近的澳門和廣州做工，也很普遍。據孫中山的說法，出去的人掙錢不易，要攢10年的錢才能娶妻，而后，10年生子、10年建房，晚年才能過上點好日子。

即使這樣，或許也強于務農，后者是更無出路的。孫中山的爸爸務農時，是村里最貧苦的那一類。

1901年孫中山一家在檀香山合影

就是在這里，珠三角的香山，一個遠離北京，在政治權力位置中不靠近中心，在本國經濟循環中重要性也有限的地方，卻因為初步地進入了世界，反而使孫中山和他的同鄉們接受了新的可能性。

和孫中山一樣來自香山的容閎，得到外國人的資助赴美留學，1854年畢業于耶魯，是中國最早的留學生，也是中國獲得美國大學學位第一人。

孫中山呢，他的兩個叔叔，去了加利福尼亞淘金，都不幸去世，他的哥哥孫眉，在夏威夷做生意。投奔哥哥的孫中山，早年在夏威夷的教會學校里上學，畢業時英文成績出眾。后來被哥哥趕回國，輾轉香港、廣州、香港，學習了醫學等現代科目，他的整個教育經歷中，傳統的經史教育已很少。

開了眼界、學了新知，孫中山再回村里已格格不入。他兩次回到家鄉，都留下了毀壞村里神像的“不良記錄”，討厭他的村民叫他“小番鬼”。這種壞名聲，延續到他的革命年代，包括但不限于：“反清四大寇”，“江湖大盜”（吳稚暉），“不學無術的土匪”（章炳麟）。

1883年17歲的孫中山

這個有點破壞性，又天生對政治感興趣的小個子，是什么時候開始有革命想法的呢？

可能是從他的亦師亦友的太平軍老兵那里聽聞關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事跡的時候；又或是他在香港取得了醫學學位，畢業文憑卻不被香港醫學總會承認，在香港和澳門兩地行醫受限，被迫回到廣州開藥房的時候；更可能是為給國家建言獻策，不惜放棄自己的藥房生意，花了數周寫萬字長文，奔赴天津上書李鴻章，卻沒有得到回應的時候。那時的李鴻章正忙于處理朝鮮和日本之間的爭端，清朝也很快對日宣戰了。

總之，在危機感和使命意識下，青年孫中山廣泛地積累自己的知識，在夏威夷和香港，他知道了華盛頓、盧梭、林肯，后來在英國，據跟蹤他的偵探報告，他的大部分時間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的閱覽室度過，可能讀了馬克思、穆勒、孟德斯鳩，還和一些俄國政治流亡者接觸。

人的頭腦里沒有圍墻。那些對孫中山有吸引力的知識，被迅速地吸收，并運用到對國家的糟糕現狀的分析中。

1904年8月，孫中山在美國圣路易撰寫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

在1894年給李鴻章的建言書中，他說自己探究“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于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不急于在這四點上用力，只盯著堅船利炮，是“舍本而圖末”。

這種認識已很深刻，但并非孫中山首創。鄭觀應1892出版的《盛世危言》里，也有和孫中山一樣的說法：“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使人盡其才，地盡其用，物暢其流”。

《盛世危言》傳播很廣，它的眾多讀者者中，也包括青年毛澤東。

更早的1843年，鴉片戰爭結束不久，晚清名臣徐繼畬寫了《瀛環志略》，對西方的制度介紹了很多，且稱贊不已，說美國實行選舉制度，“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浸浸乎三代之遺志”。

這很有代表性。最后一代晚清重臣和思想家，在戰爭失敗的刺激下，掀起向西方學習高潮，但他們的想象力，缺乏世界性，他們的動力，是因為西方最接近儒家理想。

1894年10月和11月《萬國公報》刊登的孫中山上李鴻章書

在羨慕的想象或觀察中，士大夫從西方看到了一個美好而遙遠的三代，而當下的王朝，卻被嚴酷專制的秦制所敗壞，他們要學習的西方，是復興孔孟的理想論據，至于西方的議會，最早被翻譯為鄉紳房，也被看作符合儒家理想的好東西，求之不得。

但到了新一代的孫中山，比之徐繼畬，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晚清大員，他的底色已經變了，對儒家沒有感情包袱，在政治版圖里沒有位置，從現狀里，也看不到任何希望。

必須革命

清政府沒指望了嗎，為什么必須革命？

孫中山不用自我說服。1911年，倫敦，在與當地《濱海雜志》記者的談話中，他說：“使我們受苦的主要禍根是愚昧。不讓我們知道發生的任何情況，更不必說參加政府了。”

對他來說，只要還是清廷現有的統治者，一切真正的改革就很難展開。朝廷將自己的利益包裝為國家的利益，對掌權者，吾即朝廷，朝廷即國家，國家即社會。這不是一個公平而開放的制度結構，它是封閉的，骯臟晦暗。

《末代皇帝》劇照

但孫中山是少數，多的是慣于忍耐者、隨波逐流者、鈍于世事者，如果不去爭取和說服，革命家不會自動獲得支持。更何況，他還有一幫競爭者。

盡管同樣對現狀不滿，改良主義者的目標是建立君主立憲政體，而非共和國，而保皇者中，是保滿族的皇，還是另立漢族的皇，又區分了不同的派別。

這些很有想法的人，看似懷著美好愿景，也愿意改變，卻比清廷對孫中山的威脅更大。因為在斗爭中，不和孫中山站一起，就會從他那里分散支持性的力量，甚至奪走他的支持者。

對于敵人，他的目標明確，不會分出情感和精力去抱有任何其他的期待和計劃，而對看起來和自己立場接近的潛在友軍，他得格外花時間和心思，但這種努力，有時不僅徒勞，反而會招致背叛和損失。

比如對立場一度接近革命黨、又對自己示好的梁啟超，孫中山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也拉他走近自己，結果是，搖擺的梁啟超打了孫中山一個措手不及。因為對老師康有為的服從，梁啟超最終回歸康有為的保皇陣營，還帶走了相當部分的興中會會員，以致被動的孫中山一度失去了革命黨在檀香山和革命黨在日本經營起來的成果。

梁啟超

類似的，孫中山陣營在長三角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訓練的會黨，也被康有為傳聞中的巨額資金爭取過去，轉而加入了湖南人唐才常的自立軍。唐才常1900年在上海組織了一場起義，但因為缺少資金的支持，一拖再拖，最后敗露，遭到鎮壓。這一役，相信康有為的人敗了，孫中山也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失去了和長三角的聯系。

這些經歷所帶來的教訓，包括后來針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都讓孫中山對組織的服從性，產生了超高的需要。

在組織競爭中，他對自己的追隨者，使用了會黨的儀式。從同盟會成立時，到在海外和學生接觸，他教給他們會黨的秘密手勢和口號，這種似乎不怎么現代的政黨方式，一直保留，直至中華革命黨的組建，孫中山對黨提出了“如身使臂，臂使指”的要求。

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圖為同盟會成立油畫

在思想競爭中，他花了不少功夫與改良主義者論戰，后者認為政治進步需要一步一步來。但孫中山認為那種說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共和的說法都是錯的，他把政體比作火車一樣的東西，既然要擁有，就去擁有最好的、最先進的，沒有必要從頭做起，否則中國永遠落后世界一步。

晚清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兩個，一個是漢族被統治者與滿族統治者之間的內部民族矛盾，一個是中國和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國家矛盾。“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革命黨提供的理想愿景，同時包含了對這兩個矛盾的解決訴求，看似更激進，其實更包容。尤其當光緒駕崩，康有為的希望、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寄托，都一并不復存在后，革命，而非改良，反而成為了思想上的公約數。而孫中山，又使自己成為了革命黨的公約數。

武昌起義發生的消息，孫中山是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市一家飯店用早餐時，從報紙上看到的，在他回國之前，起義者內部一度就推舉黃興還是黎元洪為臨時總統爭執不已，他回來后，他就成為了各方都接受的理想人選。

孫中山任總統時，與總統府職員合影，右圖為“大總統誓詞”

就像他在日本時，長期在橫濱活動，來到少去的東京后，也很快被學生歡迎，并得到了華興會的重要領導者黃興和宋教仁的自愿支持，從而整合了革命黨的力量，創立了同盟會。

這是孫中山的獨特魅力。他能夠迅速入局，并被接受。

面對失敗

孫中山真正成為一個重要的革命者，開始于1895年的廣州起義。

這是他組織的第一場武裝起義，在這之后，到推翻了清王朝的武昌起義之前，與孫中山和興中會、同盟會有關的主要武裝起義，發生了數十次，大多都失敗了。

6個月的密謀，幾千人規模的廣州起義，也是一場失敗。

本來的目標是攻打廣州衙門，成立獨立的兩廣政府。密謀者走漏了風聲，槍支不能按時交付，孫中山推遲了起義，可決定沒能送達，槍支又到了，消息被當局獲悉。整場行動因為最后的混亂，前功盡棄。

孫中山離開了，同時成為一個職業的革命家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這一次，他終于被清廷看到了，不再是一個不被重視的小角色，而被當作有真實威脅的危險領袖。他的地位也水漲船高，聯系和組織的力量隨之擴大。

他在11月12日逃到神戶，抵達時，發現自己出名了，報紙上寫著“中國革命黨領袖孫逸仙”。與他一起的陳少白大吃一驚。“我們從前的心理，以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所以，他們過去對自己的行動的描述使用的是造反、起義、光復，但這次逃亡，使孫中山重新認識了自己所從事的活動的意義。

當他1896年10月逃到英國，認真起來的清廷實施了綁架行動，孫中山被誘騙至清朝駐英公使館，在那里被囚禁了12天，等待著被送回中國。他幸運地傳遞了消息出去，最后在英國政府的干預下獲釋。

孫中山被囚禁時手寫的求救字條

他把歷險經歷寫成《倫敦蒙難記》一書，1897年在英國出版，同年在上海出售。新聞媒體對他的事跡廣泛報道，連英國首相也介入孫中山被綁架事件。

這回，他在歐洲又出名了，他抓住機會，爭取英國政府對斗爭的支持，寫下《中國的現在和未來：革新黨呼吁英國保持善意的中立》，發表在媒體上。

他提醒歐洲人，“大家經常忘了，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并不是同義詞。所以，在對于中國人的行為和性格作批評的時候，別忘了這是統治者所造成的。是那些官吏，煽動了反西方的叛亂和屠殺，事后卻把一切責任歸罪于人民。中國的閉關自守，是統治者自私自利的結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意志。”

他一條條列明，清朝統治者的行政措施，“都是為了他們的私利，并不是為了被統治者的利益；阻礙我們在智力方面和物質方面的發展；不給我們平等的權利，侵犯我們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財產權，而他們自己卻他們自己從事于、或縱容官場中的貪污與行賄；壓制言論自由；禁止結社自由；不經我們的同意而向我們征收沉重的苛捐雜稅；不依照適當的法律程序而剝奪我們的各種權利。”

發生在英國倫敦的事，對清廷是一次巨大的教訓。后來，當相似的事情再度上演，孫中山的處境已完全不同了。

1909年8月，孫中山在英國倫敦

在巴黎活動時，他被兩個學生出賣，他們從孫中山的房間里偷走了歐洲成員的盟據和法國政府致安南總督的介紹信，交給中國駐巴黎公使孫寶琦。

這位公使出乎意料地把文件退還學生，告誡對方好好念書，不要搞政治運動，又派人把原件送還了孫中山，整個過程處理得謹慎小心。他看到了倫敦事件中清廷的下場，不希望再引起任何國際反應。

顯然，孫中山的斗爭智慧，終于使他的目標大到顯眼，也讓自己變得棘手，使對手不敢輕舉妄動，他反而更安全了，于是他更放開手腳。

他在歐洲發展華僑，在布魯塞爾和學生接觸，在夏威夷爭取資金，在東京結交朝野人士、聯絡其他革命黨，在新加坡、加拿大建立同盟會分會，在溫哥華連續發表演說，在河內活動，在越南邊境發動起義。他是天生的活動家，精力充沛，樂觀，他的演講常給記者和當地人留下深刻印象。

1923年2月20日，孫中山在香港大學演講后與該校師生合影

四處活動使他眼界開闊，他并不特別盲目崇拜什么，所以比起同輩伙伴追隨者，他也總是往前多走了幾步。

靈活與穩定

孫中山在倫敦脫險后，曾長留歐洲，考察政治風俗，他又獲得了新的發現。歐洲并不完美，罷工抗議仍有發生，這啟發了他，別一門心思搞政治革命，忘了社會革命。孫中山后來回憶，這時，三民主義的想法已經產生了。

他樂觀地認為，中國與階級已成形的西方不同，還沒有受到勞、資間階級斗爭的困擾，所以解決民生問題，較先發國家會更有優勢。

這樣的想法很超前，也最被革命黨人所忽視。同盟會綱領中被他加入的“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內容，受到了最大的爭議，他花了一番功夫說服，得以保留。日后，他聯俄容共的決定，在黨內也多有爭議和懷疑，他也堅持下來了。

1912年拍攝，孫中山肖像

孫中山畢竟是貧窮農民出身，他自己曾說，若不是這一點，他不會對民生這樣留心，而貧窮，在中國有著最大的代表性。

當清帝退位、民國成立，他念茲在茲的，總是要去實行民生主義，這是他完成了民族和民權革命后，必須要關心的事，是“最大的責任”。

但民國建立后的他，比建立前，所面對的境況更加無常，所經歷的變動也更為劇烈。

他先是和袁世凱糾纏了多年，袁世凱死后，又在軍閥勢力之間周旋，他三次在廣州建立政府。1917年建立軍政府和護法軍，自任大元帥；1921年的中華民國政府，擔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1923年的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就任陸海軍大元帥。他在廣州被驅逐又重返，痛苦而狼狽。

在政治轉型時期，孫中山所面對的問題，不是單一維度的，它們既有前瞻性的，也有實用性的，既有制度性的也有策略性的，既有思想性的也有行動性的，既有長程的也有緊急的，這使得孫中山絕不可能只呈現出一種面向。

他像是在一片荒蕪之地上到處亂跑，他是墾荒的人，把沒有希望之地沾上人氣，變得有希望，讓后來者看到，這里可以走，那里也可以去的。他自己則一直在前面跑，他的執著，從“牛皮”一點點變成現實。

1923年，廣州市，孫中山先生在住所的陽臺上

這就是孫中山，雖然策略有時靈活，但是人格和價值觀很穩定，并且，永不放棄。正如他自己感慨的：“今青年之士，自承為革命黨者雖多，實則皆隨風潮轉移，不過欲得革命名稱以為夸耀儕輩，未必真有革命思想。其真有革命思想而又實行革命之規畫者，舍孫文之外，殆不多見也。”

正如沒有羅斯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是不敢想象的一樣，在各自的歷史情境中，如果不是英國的丘吉爾、新加坡的李光耀、法國的戴高樂，埃及的納賽爾、薩達特，人們不能想象其他人在臺上會怎樣。

孫中山，之于中國人，也是這樣的一個政治家、革命先行者。他的遠見，超常的意志力和信念感，已使他成為一個卓越的政治家，而他的開闊、正直，使他成為一個令人信任的政治家。

最重要的是，他不是亂世里的瘋子，不是精于平衡術的管理大師，更不是貪戀權力的野心家，他是信念堅定、從不退縮的理想主義者，從上書李鴻章到武裝斗爭，從承認袁世凱到護法革命，直至生前最后接受馮玉祥的邀請赴京，他無數次在暴力與妥協之間尋求方法，哪怕給他留下了或過于強硬或過于軟弱的名聲。

后人回望歷史應覺幸運，在中國現代國家形成過程中，孫中山贏得了人心。

他的革命事業開始之地廣州，后來也成為了他的力量根基，因為他在這里， 20世紀初期的廣州成為中國風氣最新銳、思想最寬容的地方，英雄薈萃。因為他在這里，談之色變的“革命”在廣州是一種先進的活動，人們在此合法地革命。也正因為他在這里，一大批卓越的中國共產黨人來到了廣州，邁入前沿政治舞臺，開始在廣闊的天地馳騁，最終繼承他的遺志，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打出了一片人民的天下。

他暢想崛起的中國，要修建16萬公里鐵路，160萬公里公路，因為這些數字，人們稱他為“孫大炮”。如今，后代努力，如他所愿，截至2024年底，全國鐵路營業里程16.2萬公里，公路里程數據，超出他所想3倍有余。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去世，北伐尚未轟轟烈烈地展開，可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我的腦海里響起了一首詩：“他們消滅不了我們的精神。兄弟們，當鐘聲一響，生命復臨，我還要生氣勃勃地回到你們身邊。當最后的王座傾覆，當人民走向法庭，喊出無情的聲音：你們有罪！那時候，我還要重新回到你們身邊。”

他早已回來，他一直都在。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視覺中國，部分來源于網絡

作者 | 青霆

編輯 | 李少威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