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三叉戟》原著小說作者及同名劇集編劇，呂錚注意到一個有趣現象，在《三叉戟2》熱播期間，很多觀眾在重溫《三叉戟1》，時常看到“二刷”“三刷”的彈幕，那些交織在案件中的忠誠信仰與市井溫情，總能引發觀眾反復琢磨的興致。

《三叉戟2》以煙火氣包裹反詐內核，以幽默消解沉重，讓觀眾在笑聲中記住防騙法，成就了動人的反詐課——它并不塑造刀槍不入的英雄，而是講述一群會疲憊、會較勁、會為生活瑣事皺眉的普通人。

這份真實感，或許源于的雙重人生軌跡。他在經偵系統扎根二十余年，而作為作家，他堅持用業余時間寫下了21部小說，將警隊里那些鮮為人知的無奈與堅守，揉進字里行間。

近日，呂錚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談及創作初心，他坦言，正是對警察職業的深切熱愛，驅使他持續書寫正義戰勝邪惡的故事，“這份工作越久，越能觸摸到社會的真與光”。

至于大家關心的《三叉戟3》，呂錚笑說目前尚無計劃，他透露正在創作一部名為《雙刃劍》的劇集，“肯定會是《三叉戟》的升級版。我自己也非常期待。”

越是小案件，越難創作

記者：《三叉戟1》于2020年播出，而《三叉戟2》在今年與觀眾見面，時隔五年。請問《三叉戟2》是什么時候啟動的呢？

呂錚：《三叉戟2》早在2021年就啟動籌備，我們希望《三叉戟》是一部貼近百姓、真實接地氣的警察生活劇，不靠驚險獵奇，不靠血腥暴力。第一部聚焦P2P和非法集資等犯罪，第二部選取傳銷、養老詐騙、網紅美容貸、AI電信詐騙等題材，都貼近百姓生活，希望讓觀眾在觀劇的同時也能受益。

記者：《三叉戟2》被稱贊為非常好的“反詐宣傳片”，這是不是在創作開始時就有意為之？

呂錚：是的。國家反詐宣傳力度很大，我們也在思考能否通過《三叉戟》，把反詐知識深入人心，讓觀眾有所觸動、有所收獲？我們希望《三叉戟》系列不僅好看，還能多一份社會意義——清晰展現騙子的套路，讓觀眾看清騙術、提高警惕。老實說，《三叉戟》創作很難，它聚焦小案件，而非驚天動地的大案。但只要能讓觀眾多一分警覺，哪怕只是微小的觸動，也是善莫大焉。

記者：《三叉戟2》中從“大背頭”“大棍子”和“大噴子”這“老三位”去旅游時發現了傳銷，又從體檢免費送雞蛋，延伸到了“以房養老”的騙局，這些案件層層勾連環環相扣，請問您是如何設計這些情節的？

呂錚：案件層層勾連，是我們創作的重點。有位老師曾說“用一根針挖一口井”。《三叉戟1》的案件按樹狀結構展開，每破一個小案就像拼起一塊拼圖，多塊拼圖形成一個高潮。高潮過后，又陷入困境，再掀起幾個高潮，最終匯聚成大結局。《三叉戟2》也沿用了這種形式。籌備初期，我先梳理案例，確定基調，然后以這些案件為主線展開創作。

記者：《三叉戟2》延續了第一部的原班人馬，呈現出原汁原味的精彩演繹。尤其是陳建斌、董勇和郝平，他們將“三叉戟”詮釋得栩栩如生。把他們湊在一起容易嗎？他們在拍攝時有沒有什么即興發揮？

呂錚：《三叉戟1》雖非熱門題材，播出熱度卻很高，三位主演——建斌老師、董勇老師、郝平老師也收獲了良好反饋。因此，提議拍攝《三叉戟2》時，他們一致叫好。拍攝現場，三位老師有很多即興表演，劇中不少喜劇效果都來自他們的現場發揮或對劇本的靈活演繹，效果出奇的好。每次去現場，我總能發現新的驚喜。

從無到有好做

從1變成1.5很難

記者：相比于第一部，《三叉戟2》編劇的難度和挑戰在哪里？

呂錚：其實，《三叉戟1》好寫，因為它是從0到1的開創。觀眾此前很少在影視作品中見過這樣的警察形象，親民又溫和，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困境和前史。但是從1變成2，甚至只是變成1.5，就很難。“大棍子”和“大噴子”的故事在第一部已落下帷幕，三人之間的那種微妙抗衡也不復存在。于是，《三叉戟2》只能另辟蹊徑，通過人物關系的錯位，讓角色之間重新“活”起來。

“大背頭”崔鐵軍是“三叉戟”的靈魂人物，我們在第二部中讓他有了更年期綜合征，有了中年危機；還增加了“大棍子”徐國柱和徐蔓之間的情誼；“大噴子”潘江海也有新的故事線，他一心想要升官，卻仍未能如愿……這些細節讓角色更加立體，也讓劇情不再枯燥。

《三叉戟2》播放的時候，排在劇集排行的第二名、第三名，而《三叉戟1》也跟著沖到了第六名。這說明很多觀眾在看完《三叉戟2》后，又回去重溫第一部，這讓我覺得特別有趣。

記者：“三叉戟”各有鮮明性格和成長軌跡。您在塑造他們時，是否有現實原型？

呂錚：這三個人物肯定有原型，但創作時我不會依賴單一原型，而是從“量”與“質”的關系入手。接觸足夠多的人，自然會提煉出“典型人物”或“立體人物”。不能把人物寫成平面化的“工具人”或“紙片人”。比如這三個人分別來自經偵、刑偵和預審，經偵會查賬，刑偵會抓人，預審會審訊。如果只突出他們的功能性，而忽視他們的前史和人物關系，那角色就會顯得單薄。

在創作《三叉戟》小說之前，我花了幾年時間去打磨這三個人物。為什么要給他們起外號？就是要打破他們“高高在上”的工具人形象，把他們拉到塵埃里，賦予他們缺點。每個人物出場時都在谷底，這樣他們才有上升的空間，才有故事可講，才具備復雜性，也才能引發觀眾和讀者的共情。寫三個老警察也是很有挑戰的，因為它是反市場的，不是熱點，沒有“流量”，所以大家喜歡《三叉戟2》，我非常欣慰。

記者：陳建斌、董勇和郝平將這“老三位”塑造得太經典了，以至于觀眾都在催更《三叉戟3》。

呂錚：目前，《三叉戟3》還沒有計劃。觀眾認可《三叉戟2》，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人物有勁道。我相信，好的文藝作品一定是人物立體、人物關系牢固，以人帶事。其實，開篇就是爆炸、兇殺、碎尸，這些好寫，而我努力做的是把小案件寫得精彩，用人物關系之間的變化，來推動小案件的發展。運用抽絲剝繭的小案，讓觀眾看到這三個主人公怎么在案件中各施所長，共同發力。

我覺得這可能是《三叉戟2》的一個特色，我們深入生活，從真實中汲取靈感。《三叉戟2》里面的很多笑料，包括真假崔鐵軍的橋段、將“劇本殺”融入破案的情節，以及結局的爽感，這些都是在真實基礎上的藝術升華。

《三叉戟2》沒有爛尾，這離不開成功的人物塑造。“三叉戟”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英雄，他們只是普通人。奔跑時，他們會氣喘吁吁；面對困境，他們也會被誤導。正是這種非典型英雄的塑造，讓觀眾更容易在人物身上找到共鳴，進而接受他們，認同他們的價值觀。

吸取第一部教訓

設計一個讓人喜歡的女孩

記者：《三叉戟2》中徐蔓這個角色非常招人喜歡，在一部男人戲里，她非常搶眼，請問您是怎么創作的這個人物？

呂錚：《三叉戟1》中，師徒四人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閉環。到了《三叉戟2》，徒弟小呂該如何延續成長？第一部的女性角色不夠討喜，我們從中吸取了教訓。于是，在第二部里，我們設計了一個討人喜歡的女孩，她和小呂截然不同。小呂內斂靦腆，是個技術理工男；而她能文能武，很颯，行動力強，是小呂的“反面”。

對于“老三位”來說，徐蔓與他們的人物關系也很有意思。徐蔓是從省廳空降的“光環少女”，她的設定也與“老三位”處處相反：破金杯對應好摩托，年長對應年輕，男性對應女性……形成鮮明反襯。作為“三叉戟”的二徒弟，她一登場就充滿個性，與“老三位”展開博弈。

從表面看，觀眾喜歡徐蔓是因為演員演得好，故事寫得精彩。但從劇作理論和技術層面看，徐蔓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她為劇情注入了對抗性。第一部里，董虎之所以受觀眾喜愛，正是因為他與“老三位”針鋒相對，又有血有肉。第二部中的徐蔓也是如此。所以，萬變不離其宗，回到根本就是塑造好人物。

記者：未來是否會考慮以女性為主角的衍生故事？

呂錚：我正在創作一部衍生作品，但并非是《三叉戟》的故事延續。小說開篇分為四段，前三段用第一人稱講述三個輕科幻故事，相互交織；到第四段，以第三人稱整合線索，形成閉環，推翻前設，制造雙重高潮。這種結構極具挑戰性，其中一個核心單元是從女警察視角展開的。

創作中的“貼地飛行”和“天馬行空”

記者：因為您多年來從事經偵工作，請問故事中的真實案例和藝術加工，您是怎么平衡兩者的？

呂錚：很多人覺得我從事公安工作，寫公安題材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其實，掌握多少案件并不重要，因為很多素材大家都能從網上找到。但當過警察，就會有一種獨特的現場感——你是事件的主導者，這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是采訪換不來的，也是我的獨特優勢。然而，這個職業也會束縛你，讓你不自覺地給自己套上某種限制。

所以，我在創作中要求自己把握住兩個度，第一個是“貼地飛行”，創作絕不能偷懶。比如，不能只靠閉門造車，躲在書齋里憑空編故事，這樣雖然省力又快，但一旦養成偷懶的習慣，寫一兩個或許還能投機取巧，但寫到三五個，作品質量就會斷崖式下滑。

第二個就是要敢于“天馬行空”。創作時，要用旁觀者的眼光去看待、審視自己和故事。一位老警察曾說過：“要當好警察，別輕易信自己，也別輕易信別人，只信證據。”就是說你不能過于相信自己，當警察如此，搞創作同樣，唯一要相信的是傾聽自己的內心，所有的東西都從生活中撈出來。

記者：《三叉戟》系列中三位中年警察的設定引發了觀眾廣泛共鳴。您在創作時是否也想通過他們，探討年齡焦慮、職場邊緣化等社會議題？

呂錚：不只是中年危機，現在還有“30歲現象”（30歲左右的職場人面臨諸多挑戰和困境）。其實，很多危機都源于內心，曾國藩說過，“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我覺得很有道理。守在書齋里、辦公桌旁焦慮是沒用的，你要主動下場。在文學創作時，要在寫作過程中發現問題，一遍遍修改、修正。這可能也是這兩年我創作的一個變化，就是我要用靈感作為馬車，用技術作為韁繩，駕馭靈魂，讓這輛馬車跑得更遠。

《三叉戟》就是一盤“家常菜”

記者：《三叉戟2》中，大家除了愛看破案，也愛看“老三位”的互動，您如何平衡“現實主義底色”與“戲劇化娛樂性”之間的比例？

呂錚：沒有什么比例，我們這劇的定位就是輕喜劇，合家歡。《三叉戟》就是一盤家常菜，就像我出差很久回到家，愛人端上一碗熱湯面，既養胃又舒服。我很喜歡《父母愛情》，它講述普通人的悲歡離合，展現人生百態，我設想的《三叉戟》也是如此：三個穿著警服的普通人，在辦案中看盡世間百態，再從外部世界反觀自身。

《三叉戟2》中所有故事都是從現實中生發，也就是現實主義底色，至于娛樂性，我們寫的畢竟是一個戲，它高于生活，要給觀眾帶來快樂。現在的反饋也讓我們欣喜，所有我們當時設計的點，觀眾都覺得挺有意思，包括結尾的兩集。說實話，最讓我忐忑的就是結尾。這兩集的劇本是在拍攝過半時重新打磨的，因為感覺原來的劇本傳統了些，想著能不能徹底顛覆一下，于是我就利用周末去了拍攝地，連續聊了一天多，把框架聊出來了。這個新框架的結尾就是讓觀眾解恨，讓警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懲治壞人。當時弄完以后，我擔心有點“飛”了，但沒想到觀眾看完以后覺得很嗨。

記者：身兼作家和編劇，您認為小說和劇本最大的創作差異是什么？做多了編劇后，對您寫小說有什么幫助嗎？

呂錚：劇本跟小說的差異很大，雖然同屬于文學，但小說更注重心理描寫，也更個人化。編劇就復雜多了，一部劇可能有上億播放量，所以得盡量滿足大部分觀眾的審美，要取中，但這并不是要把個性拉平，而是從共性中找不同。小說和劇本雖著力點不同，但一脈相承——人物要立住，人物關系要扎實。

編劇經歷讓我接受了很多戲劇培訓，這對寫小說幫助很大。以靈魂為發動機，靈感為種子，技術為方向盤，就能更好地駕馭寫作這輛車。

希望兒子長大后不會羞于和朋友談起我的作品

記者：《三叉戟2》的技術升級了不少，劇里表現的，就是我們現在的經偵水平了嗎？

呂錚：戲劇終究是戲劇，“真實”也是“偽真實”，劇中那些預審技術、抓捕方案甚至一些奇思妙想，其實都是為了營造辦案的“驚險奇特”而已，不是現實的照搬。

傳統創作是從A到B、從B到C，直至Z，比如從指紋找到嫌疑人，再抓到犯人。對這種套路，觀眾不再買賬。那怎么吸引觀眾呢？我們在偵破中故意設置誤導。比如從A到B推進到W，卻發現全錯了，再從W回到A，最后從A曲徑通幽直達Z。這種反轉和曲折，才是觀眾愛看的，也更貼近生活本真。

記者：近年國產刑偵劇逐漸從懸疑獵奇轉向職業寫實，您如何看待這種趨勢？

呂錚：我覺得這兩類作品可以并行不悖,除了追求市場效益，希望創作者能多考慮社會影響，肩負起社會責任，這樣的作品才更有價值。我希望兒子長大后看我的作品，不會覺得羞于示人，不會對朋友說“我爸寫的都是血腥暴力，別看了”。相反，我希望他能驕傲地說：“看看我爸年輕時寫的《三叉戟》，挺有意思的，這老頭兒寫了另外仨老頭兒。”對我來說，這種認可是生活給予的饋贈，是任何東西都換不來的。

一根針挖一口井

一步一個腳印往前走

記者：這么多年來，您的創作都是利用工作之外的業余時間，可是非常高產，請問您有何秘訣？創作的動力是什么？

呂錚：我用21年的時間寫了20本小說，其實并不算高產。一年寫二十多萬字，參與編劇，是幾十萬字。沒有秘訣，就是用一根針挖一口井，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走。我常和兒子說，時間不是別人給的，而是自己擠出來的。早年押送犯人從成都回來，坐三十多小時火車，我就在車上寫了一萬多字。從二十多歲到現在，我的業余時間、節假日和周末，基本都在寫作。

平時遇到鮮活的人物，我會進行大量采訪，但并非功利地為寫某部小說而采訪。我平時廣交朋友，大量接觸各行各業的人，從這些交流中汲取靈感，讓故事的種子生根發芽，形成作品的框架。我的創作庫里有很多“花盆”，接觸了許多老警察后，某個“花盆”里突然冒出一顆種子，我便慢慢打磨，最終長成《三叉戟》。我不是為了寫某個故事而采訪，而是從采訪中發現故事，再讓它長成文藝作品。

所以，時間從來不是問題，關鍵在于你能否駕馭自己，擺脫拖延癥。寫作是對一個人的巨大磨練和修煉，而我寫作的動力，就是熱愛。

記者：都說“文如其人”，一部作品很能反映寫作者的價值觀。

呂錚：是的，劇中對人物的發問，也是對創作者的自問。在《三叉戟1》里，“大噴子”說：“我走了這么久，突然忘了為什么出發。”所以第一部的主題是因夢想而重裝上陣；第二部的主題就是如何正視自己，這同樣是我作為創作者，需要時時自省的問題。

很多人會告訴你該寫什么，告訴你哪些題材有熱度、哪些內容短平快。但我真正的寫作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要找到自己為什么而寫，明白自己為什么而活，以及怎樣才能過上有意義的生活。這不是夸夸其談，創作者必須要有堅守，作品才能與眾不同，才能不隨波逐流。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嘉

編輯/張楠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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