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一個國家而言，要徹底擺脫自身的政治傳統往往是極為困難的。表面的決裂與深層的連續性，往往能夠并行不悖。甚至可以說，表面的決裂可能恰恰掩蓋了深層的連續性。近代的三場革命，可以佐證這一觀點。

一、美國：英國傳統

1776年，美洲殖民地宣布脫離英國，獨立建國。在《獨立宣言》中，杰斐遜借助啟蒙時代的政治話語，大力宣揚人的自然權利，將英國議會的一系列壓制措施斥為暴政，并將喬治三世描繪為暴君。美國與英國決裂的決心，不可謂不堅定。

然而，在革命結束后的建設階段，特別是在制定聯邦憲法時，美國的開國者重新回歸英國傳統，并大量借鑒英國的經驗。例如，他們采納兩院制的代議制、普通法體系下的司法制度等。簡而言之，美國的開國者實現了英國制度的美國化，正如歷史學家布爾斯廷所言，“使舊制度適應新情況的需要”。

拉塞爾·柯克曾精辟地指出，“卡爾·貝克爾提醒我們，《獨立宣言》是以取悅法國宮廷和啟蒙思想家的語言撰寫的，因為大陸會議的代表們迫切需要法國的援助。然而，美國憲法則是以英國憲法秩序——孟德斯鳩、休謨、布萊克斯通和柏克——的語言擬就的，因為在1787年，良好的秩序是必不可少的。”

二、法國：中央集權傳統

1789年，法國爆發大革命。革命者推翻君主制，廢除貴族特權，打擊天主教，沒收教會財產。用托克維爾的話來說，他們“系統地廢除所有現行的法律和慣例。”

革命者與舊制度的決裂不可謂不徹底。然而，托克維爾指出：“無論大革命多么激進，它的創新程度遠沒有人們普遍認為的那么高。”

革命者將“行政的中央集權”視為法國革命的偉大成就，而在托克維爾看來，中央集權并非革命的創造，而是“舊制度的產物，并且是舊制度在大革命后唯一得以保留的政治體制。”

或許，法國大革命最具諷刺意味的一幕正是：“民主革命摧毀了舊制度的諸多體制，卻鞏固了中央集權。” 要知道，行政的高度集權不僅是舊制度的痼疾，更是大革命爆發的深層原因。

托克維爾不無遺憾地寫道，“1789年的勇士們推翻了這座建筑，但它的基礎卻深植于摧毀者的內心。正因如此，它才能迅速重建，并比以往更加牢固。”

法國革命者仇視舊制度，但是，他們在維持并鞏固中央集權方面卻如出一轍。換句話說，舊制度的掘墓人，不自覺地充當了舊制度精神的忠實繼承者。

三、俄羅斯：警察國家的傳統

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后，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遜位。不到一年，布爾什維克將尼古拉二世全家滅門，羅曼諾夫王朝就此覆滅。從表面上看，蘇俄與沙俄在意識形態上勢不兩立，然而，從權力運作的角度來看，二者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俄國學者司徒盧威（或譯斯特魯維）認為，俄國不同于其他歐洲國家，其君主政體的核心在于警察國家。一旦這一支撐被撤除，無論誰掌控專制權力，整個體系都會隨之崩潰。

歷史學家理查德·派普斯進一步指出，1878—1881年間，沙俄確立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奠定了后來極權主義官僚警察政權的基礎。他甚至斷言，“現代極權主義的起源，應當從這里尋找。”

派普斯還強調，警察國家的統治手段，雖然由沙俄政權逐步建立，但最終將其發揮到極致的，恰恰是那些曾深受其害的革命者。十月革命后登上權力舞臺的布爾什維克，正是在沙俄警察國家的體制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對這一體系了如指掌——既熟悉其運作方式，也深知其弱點與漏洞。

因此，毫不奇怪，布爾什維克幾乎在奪權的第一時間，便著手重建警察機構。1917年12月，政治警察機關契卡（即克格勃的前身）正式成立。與沙俄的警察司、安保局和憲兵團相比，契卡的權力更為龐大，手段更加嚴酷。

總而言之，正如法國大革命強化了中央集權傳統，布爾什維克在推翻沙俄的同時，也繼承并強化了其警察國家傳統，可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