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于2025年3月11日在馬尼拉國際機場被逮捕，這一事件表面上看是國際刑事法院（ICC）對“反人類罪”的追責，實則暴露出菲律賓民主制度的深層痼疾——家族政治對民主體制的侵蝕，以及權力更迭中法治淪為派系斗爭的工具。

自2001年起，菲律賓的四位總統——阿羅約、阿基諾三世、杜特爾特、小馬可斯，都來自菲律賓的政治家族。家族往往通過結盟手段鞏固自身勢力。過去兩年多，杜特爾特家族和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家族經歷了從結盟到斗爭白熱化的戲劇性過程。

從2021年結為政治同盟到2022年贏得總統選舉，是兩大家族合作的蜜月期。分歧開始于新政府組建過程中的利益分配。杜特爾特家族要求小馬可斯將內閣的一半席位分配給盟友，最后副總統杜特爾特的女兒薩拉只被委任為教育部長而不是國防部長。

特爾特從香港返回馬尼拉，圖為他抵達機場的影片截圖

小馬可斯2023年5月指示眾議院意罷免了前總統阿羅約的副議長職務，阿羅約是薩拉的重要支持者，自此薩拉開始公開攻擊小馬可斯的政治盟友。而小馬可斯支持者所領導的眾議院對薩拉處理秘密資金等問題進行審查。

2024年1月杜特爾特公開炮轟小馬可斯是個“癮君子”。2024年5月23日，小馬可斯陣營直接將手伸進杜特爾特家族的大本營達沃市，免去杜特爾特的心腹達沃市警察局局長的職務，接管當地治安。

2024年6月，莎拉徹底退出小馬可斯內閣，隨后不久宣布自己的兩個兄弟和父親將參加2025年5月的中期選舉，競選參議員。2024年10月，79歲的杜特爾特宣布已經完成了登記競選達沃市市長一職。

2025年的中期選舉，所有眾議院席位和參議院的一半席位都將改選。杜特爾特2022年卸任時支持率高達67%，此時杜特爾特家族另起爐灶重返政壇被認為是正式對小馬可斯家族展開政治追殺。

薩拉與小馬可斯

菲律賓于2019年退出ICC，理論上不再受其管轄，上任之初，小馬可斯曾表示不會協助國際刑事法院對杜特爾特禁毒運動進行調查。但現在小馬可斯卻選擇配合ICC的逮捕令。

這種態度的轉變并非出于對國際法的尊重，而是借外部力量打擊政敵的權謀。逮捕杜特爾特，是小馬可斯污名化杜特爾特，提前開始選戰。

更諷刺的是，杜特爾特在香港公開否認指控時，小馬可斯政府一邊聲稱并沒有收到ICC的拘捕令，一邊部署7000名警察“迎接”其回國，暴露出司法程序完全服務于當權者的意志。

小馬可斯利用在位總統權力和權威在眾議院對薩拉進行審查和彈劾，利用國際刑事法院對杜特爾特進行逮捕，看似對杜特爾特家族的打擊合法。本質上，無論法治還是國家機器都已經淪為了政治斗爭的工具。

2024年11月13日，杜特爾特在位于馬尼拉眾議院出席

ICC對杜特爾特的調查始于其禁毒戰爭。杜特爾特的“禁毒戰爭”造成至少6000人死亡（非政府組織統計為1.2萬人），卻因其鐵腕政策獲得部分民眾支持。

這種支持背后是民眾對治安惡化的恐懼，而政治家族利用這種恐懼鞏固權力，將民主簡化為“強人政治”的合法性背書。當杜特爾特高呼“我為菲律賓人爭取和平”時，其家族卻在謀劃通過選舉進一步擴大政治版圖，民眾的訴求淪為家族權力游戲的燃料。

民主已經成為家族政治的遮羞布。杜特爾特被捕事件折射出菲律賓民主的荒誕性：選舉成為家族分配權力的儀式，司法成為派系斗爭的工具，民眾在“安全”與“權利”之間被迫作出虛假選擇。

當民主制度被家族寡頭掏空，“法治”與“人權”不過是權力游戲的修辭。要打破這一困局，需要的不僅是制度層面的改革，更是對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家族特權的徹底清算——而這在菲律賓的現實中，或許比逮捕一位前總統更加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