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3月11日），美國與烏克蘭要在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吉達舉行會談，由于時差原因，今天的會談目前峰會尚未結束開始，因此尚無法透露具體的成果。

昨天（3月10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已經抵達沙特，并與沙特王儲兼首相舉行了會面，這也是魯比奧上任后第二次訪問沙特，此前他曾在沙特和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進行了會談。

除了上述內容，還有一個較為重要的消息要分享給大家。

據海外媒體今天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最早可能會在四月份訪問北京。如果這一行程最終確定，將實現印證他之前提到的要在上任頭100天內訪問中國的承諾。

當然，這個消息是否屬實仍需進一步確認，我建議大家最后還是以中國官方公布的消息為準。

接下來，我將梳理之前的一些信號、背景，由此分析特朗普此行是不是有可能，以及未來中美關系將如何發展。

在此基礎上，我想提出一個核心觀點，那就是對于中國而言，無論是中美雙邊關系、，全球格局，還是對外交往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未來幾十年其實正處于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前進、后退、向左、向右，抑或是保持現狀，關鍵在于我們如何權衡取舍。

01

長話短說，根據海外媒體報道，來自美國方面兩個獨立的消息來源證實，美國總統特朗普最早可能在四月份訪問北京，與中方高層舉行會晤。

媒體報道稱，這背后的背景是據報道，特朗普最初希望中方能到他位于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進行會談，而對中國方面來說，首次會晤最好是在雙方的首都，要么華盛頓，要么北京。

而且坦率地講，在當前復雜的國際環境下，坦率地講讓中方高層出訪顯然從各方面考慮都不太合適。

此外，從歷史經驗來看，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上任后，他也在下半年首次訪問北京。

當然，那個時候中美關系相對還不錯，且特朗普訪問之后的相 當長一段時間內，兩國關系保持穩定，直至2018年7月6日，特朗普才打響了對中國的貿易戰。

事實上，特朗普發動對華貿易戰后，中美兩國高層還是有過會晤的，但隨著疫情爆發、，特朗普下臺，拜登執政四年期間，中美高層沒有實現任何互訪，僅在雙邊場合見過面，且最近的一次就是在2023年，當然中間有過幾次電話溝通。

可以說，最近十年，中美關系是一路下滑。

現在的情況是，特朗普“班師回朝”，梅開二度，無論從東西方文化還是中美關系錯綜復雜的角度，甚至說延續其第一任期的做法，都應該是他先來中國。

根據來自美國的兩個獨立消息源的透露、印證，特朗普本人也有意訪華，只是時間尚未確定，最早可能是四月份，也有可能在五月份也，甚至可能會更晚，從第一任期的情況來看，可能會在下半年。

以上就是海外媒體透露的消息，我也糅合了之前了解到的一些內幕，提供給大家作為參考。

02

接下來我們談談，第二個問題，這些信號說明了什么？

這些信號必須與近期特朗普上臺的情況聯系來看，目前特朗普上任已經五十多天了，而在過去的五十多天時間里，可以說中美雙方對于雙邊關系整體把控得還是不錯的。

對此，有些朋友可能要反對，畢竟特朗普已經對中國加征了兩次關稅，中國也采取了相應的反制措施。

這話說得的確實沒錯，但大家是否注意到，這些舉動似乎都只是一些規定動作、，象征性的舉動，而且雙方處理得相對低調。

這說明中美關系不可能完全避免沖突，但全面開打到不可開交的程度也不現實，更不明智。因此，在這種你來我往中，中美雙方其實處于一種共同把握的狀態。

這可以說是“斗而不破”，或者說是“明斗暗談”，怎么理解呢？

所謂“明斗”，指的是公開的貿易爭端戰，對此我國已經采取了兩次反制措施。，但即便在這樣的競爭中，雙方仍然維持了一個較好的氛圍，避免了雙邊關系的惡化。

至于“暗談”，我之前曾經給大家講過，我堅信中美桌面之下一定在進行溝通。

現在事實果真如此。

據我們了解到的消息，中國方面派遣了高級代表團訪問華盛頓，與美國各大智庫進行了深入交流，且此次訪問是由前駐美官員親自率領。

當然，今天的美國已經與過去不同，這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特朗普的上臺，以及前幾年出現的結構性問題。

因此，中方代表團訪美既是為了了解情況、交流信息，也是為了傳遞信號、接收信號。最重要的是，這能使雙方的信號能夠融合，從而產生一種化學反應。

雖然雙方談判細節我們無從得知，但我相信，“有掌控的明斗和實質性的暗談”，在過去五十天里應該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最近特朗普團隊對中國的態度異常“低調”，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外界普遍猜測，特朗普團隊現在主要專注于解決俄烏問題、中東問題，因為相較于中國，這兩個問題對特朗普而言更加容易處理。

按照特朗普內部團隊的評估，在他們看來，搞定烏克蘭比搞定中國要簡單得多。

這顯然是一句廢話，中國是一個大國，并且中美之間的矛盾是屬于第一層面的、長期的、結構性的，而烏克蘭充其量只是美國及其西方盟友手中用來討價還價的“籌碼”。

第二，一旦美國解決俄烏等問題，未來它將專注于中國，但專注于中國并不意味著一定是針對或遏制中國。

當然，因為特朗普團隊內部“三心二意”，所以其團隊中一定有關于這方面的考慮，并且比重還不小。

盡管如此，專注中國實際上還隱含著其它一到兩層的含義。

據英國《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員表示，他在過去四十多年時間里，目睹了中國如何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大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超級大國。

這個評價很客觀，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強國時，自然與美國之間存在著許多錯綜復雜的矛盾。

因此，美國專注于中國某個特定領域并不足為奇，但這種專注并不意味著其唯一目標是針對中國，盡管其內部肯定有這方面的考量。

事實上，我想強調的是，如果我們關注美歐關系、美國國內，就不難發現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如同人體老化或疾病一樣，是結構性、緩慢且漸進的，往往會產生連鎖反應。

這種變化在催生出連鎖反應前，并不容易讓人察覺，所以我們才一再強調要多維度思考問題，并且思考問題時，我們的思維要具備穿透力。

換言之，大家思考問題時必須具備結構思維，能夠將表面現象串聯起來，同時也要具備立體思維、全球歷史視角、邏輯方法以及哲學高度，這樣不僅能增強思考問題的穿透力，還能提升洞察未來、預見變化和識別細微變化的能力。

回看美國歷史可以發現，正是因為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和奧巴馬在他們執政期間的“無所作為”，才導致美國國內矛盾日趨復雜化、尖銳化，甚至民粹化，最終直接促成了特朗普兩次執政的機會。

03

美歐關系方面，今天的歐洲對此正在進行深刻的反思，最近其內部一些富有哲學思考的人士指出，當年美國小布什政府犯下了重大錯誤，將矛頭指向了伊拉克和阿富汗，試圖改變當地的政權。

這些行動最終失敗，并且給美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奧巴馬上臺后逐漸意識到這些錯誤和變化，并將地緣戰略重心向東方轉移，因為在奧巴馬政府看來，美國未來的挑戰主要來自中國。

所以，早在15年前，美國就做出了“重返亞太”的戰略決策，即將戰略重心轉移到了亞太地區。

在這個過程當中，歐洲一直追隨美國，除了2003年小布什攻打伊拉克導致美歐出現分歧外，后來一系列問題上，歐洲一直天真地認為，自身的安全可以依賴于美國，并堅信“跨大西洋關系”的本質不會改變。

然而，它沒有意識到，美國內部的結構性變化、衰老和病變等緩慢、漸進的過程，正在重塑美歐關系。歐洲人并未意識到這點，所以才天真地認為可以一直信任美歐關系。

在此期間，特朗普第一任期對歐洲短暫的沖擊，讓歐洲恢復了片刻“清醒”，但在拜登政府四年過渡期間，歐洲又重燃起了天真的幻想，現在當特朗普再次執政時，歐洲才又開始如夢初醒。

從這意義上來說，歐洲過去所犯下的錯誤就是盲目天真，并且對深層次的、漸進式的變化渾然不知。

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缺乏邏輯思維能力、哲學高度或結構思維，歐洲的這些能力從古希臘時期流傳至今。

然而，當今的歐洲人依然堅信這種狀況不會發生改變，殊不知已經發生了變化。

當然，不談歐洲，中歐關系的未來走向就取決于中國的戰略定位。

另外，中美關系目前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當避免使用過去的、或者是完全自由派的緩和思維來思考問題，認為搞好中美關系是重中之重。

實際上，從策略角度來看，搞好中美關系的確是重中之重，但無論是從戰略角度還是從哲學角度來看，這都是不可能了。

因此，任何程度的中美關系緩和乃至漸進，都是策略性的。

同時，另一股強硬派認為，中美關系的未來一定是向著悲觀發展的，也就是放棄幻想準備戰斗。

然而，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深層結構當中，也正在經歷著漸進式、深層次的變化。

而這個類似于衰老和病變式的漸進式變化，就表明西方已不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并且這一趨勢將日益加劇。

坦率地說，如果特朗普在4年之后卸任，我們面對的全球，尤其是西方的政治結構，將會是一片廢墟。

拋開中國的策略不談，我們來探討戰略和哲學。

剛才我說到，在深層次的結構中，美國也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許多事情對美國而言已經無法挽回。

就目前的這個階段而言，特朗普這四年將是一個高度的機會主義，一切以利益為導向，在手段上一定是以交易性的人格和交易性的政策為他的主導性。

既然如此，這說明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正在成行，而成行當中的世界秩序需要每一方共同塑造，如同一個泥球不斷被揉捏。

在此刻，我們必須切記摒棄剛才所說的兩種思維：一種是完全自由派，他們沉浸在過去的40年中美關系理想化的夢幻中；另一種則極其強硬派，認為中美關系就是一直強硬到底，乃至會一拍兩散。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放棄一些固有的己見，比如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等。

當然，價值觀、意識形態對內來說另當別論，因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價值觀，但在國際場合上，我們正面臨一個200年未遇的大變局，也就是我近期一直在談論的一個即將成型的世界格局。

這個世界格局包括第一層，“戰國4.5雄”，即美、俄、歐、中。歐既包括歐盟成員國，也包括非歐盟成員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比如英國等。

在第一層后還有第二層的其他國家，以此類推還有第三層等等，這種戰國七雄乃至戰國十幾雄的時代，應當引起中國的高度關注和興趣。

當然，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但僅此是不夠的，如果僅僅持有警惕心態，就會走向另一端，認為世界始終與中國抗衡。

實際上，這個世界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商業世界，有句話話糙理不糙，也就是“撐死膽大，餓死膽小”，這正是當今現象的體現。

因此，我曾經提出過，政府官員需要具備“三個氣”，即“霸氣”、"匪氣"和“江湖氣”；而企業家則需具備“猴氣”“靈氣”和“泥鰍氣”，要像猴子一樣，有靈氣和嗅覺，同時像泥鰍一樣游走于風險區和安全區之間。

在戰略和哲學層面上，現在是一個千載難逢，至少是200年未逢的一個機會。

在這個機會中，正面意義上要“鼓勵”使用機會主義，特別是在國際關系上的戰略機會主義。

只有這樣，在新的國際秩序形成中，中國才能不僅獲得一席之地，例如在強人俱樂部，甚至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開辟一條光明的道路。

如果有人過分拘泥于自由派思想，那就犯了天真又過度的幼稚主義錯誤；如果有人走向另一個極端，認為中美最終將一拍兩散走向敵對，甚至把特朗普也視為敵人，那可能就會失去這個200年未遇的重大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