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

編者按：本文系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對陸銘教授的專訪，陸銘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01.

學者是一個職業，它的第一任務是“求真”

我覺得一個學者做什么樣的事情，或者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其實是他自己的一個選擇。因為，學者是一個職業，它的第一任務是“求真”，這是第一重要的。但是，根據每個人的能力、偏好，我覺得應該有一些學者進入到公眾的視野中去。

我必須強調，這完全是個人的選擇。

從目前中國的情況來講，社會科學家進入公眾視野還不太夠，特別是在討論公共政策的時候。無論是從社會公眾和政府所提供的渠道和寬容度角度來講，還是從社會科學家自己的一些意識角度來講，似乎都還沒有充分地發揮社會科學家應該發揮的作用。

一方面，社會科學家有很多的類型，有的學者專注于研究，可能并不需要進入公眾的視野。但是，另一方面，很多的研究是非常有政策含義的，可以改進社會的福利。例如，我自己研究的很多課題涉及到的問題都是非常重要但是爭議很大的。所以，我必須擠出點兒時間去參與一些公眾政策的討論。

如果社會科學家不去主動發聲，就會把公共空間中一些討論的時間和位置讓給那些并不夠專業的觀點和看法，這會對社會公眾和政府產生很多誤導，有的時候這種誤導會相當嚴重。

02.

要盡可能努力傳播自己覺得有價值、正確的研究發現

從需求角度來講，這個社會有巨大的（學者）需求，相對來說供給其實不是很夠。供給的不夠既有總量上的不夠，也有研究水平的不夠。我所講到的“要讓別人讀到才行”應該這樣理解：

如果你研究的是一個離現實比較遠的問題，是否“讓人讀”無所謂。比如，你研究的是原子彈怎么爆炸的，這就并不需要很多人去了解。但是，社會科學有很強的應用性，而且，我現在認為，在經濟學科里，基礎的理論體系已經日趨完整了，現在更多的研究都是應用導向的。在這種情況下，你既然做的是應用導向的題目，特別是一些與政府的決策非常有關系的題目，但是你卻說：“我做就是自娛自樂”，我覺得這就有一點兒“犬儒”。我認為，即使現在社會討論的環境并不一定很好，但還是要盡自己的努力，讓自己覺得有價值和正確的研究發現和政策主張盡可能的傳播。盡管現在有各種各樣的管制，社會也不一定很寬容，但是這個社會也沒有到不能發聲音的地步。

從社會的評價體系角度來講，對于一個學者的評價，很多時候簡化為發表論文的數量和檔次。但是，我認為，對一個學者的評價應該是多元的，對這個社會做出貢獻也很重要。從這個角度來講，你把時間擠出來去參與一些公共領域的討論或實務，的確是會犧牲一點自己寫論文和發表論文的時間，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它是一種犧牲，但不是一種浪費，因為這也是在“創作”。

我自己有一個體會：學者與社會互動的過程其實是一種雙向的運動關系。一方面，你在傳播自己學術研究思想的時候是一個貢獻者。但另一方面，當你與社會各界討論的時候，你會有一些新的發現，這些新的發現會刺激你去想很多新的問題，接受很多新的信息。這是一個互動和互補的過程。所以，我覺得一些“犧牲”還是很值的。在應用研究中，我不太主張“閉門造車”。

我還可以舉“原子彈”的例子。制造原子彈的原理，你可以在方程上推算出來。但是，在應用領域中，什么是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到底是怎么回事，往往都不是社會學家在辦公室里可以推算出來的，你必須要走到現實世界和公眾的領域中去調研、去互動。

03.

知識分子，能夠做的事情

可能也就是看到那一點點變化

很多情況下，之所以（大眾認知和學者研究）會發生這樣的沖突，是因為對方不夠理性，或者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亦或他有特定的既得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會非常強調“公共利益”，強調我們每一個人在社會中所應具備的“公民意識”。

但是，遺憾的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公共”。中國人的腦子里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公共”概念，只有“我”和“家庭”。絕大多數國人考慮問題，其實就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我一直認為，中國人缺乏一場“現代化”的洗禮。因為，只有經歷了“現代化”的洗禮，人們才能走出“私”的范圍，進入到“公共”生活。

就現狀而言，每個人都有那么一片“小天地”，他不想別的東西，這個問題在中國可能特別嚴重。甚至有些與我們研究同樣話題的知識分子，他說出來的話，都有可能只關注他自己。所以，像我們這樣的知識分子，去面對這種現實的時候，的確會有非常多的爭議和困惑。

比如，面對有些對話的對象，雖然同是經濟學家，但是他不是研究那個領域的，說的可能就不對。有時，他雖然是研究那個領域的，但如果他今天代表的是地方政府，他就有可能替地方政府說話，而不是站在全社會福利的角度發言。

我是一個典型的江南人，沒有那種好斗的性格。所以，坦率的講，每一次碰到這樣爭論的時候，我覺得把數據和理論展示給對方就可以了。但是，其實往往做不到，有時候會發生非常激烈的爭論，甚至是違背科學精神的指責。但是，我覺得我慢慢也習慣了。

另一方面，我認為，如果一個學者講的東西存在爭議和指責，從某種意義上面講它是好事，為什么呢？因為如果你講的東西是毫無爭議的，例如，我告訴你“油炸的東西吃多了就會胖”這樣很容易被普遍接受的東西，似乎這個東西的社會意義就也沒有那么大。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什么樣東西是最有意義的呢？就是當你一講出來的時候，可能有相當比例的人認為這是不對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方面，大家越來越接受你的話，另一方面，大家在實踐中發現，他們用與你的主張不同的做法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負面影響。于是，大家就會在實踐里面不斷學習，增加對你的觀點的接受度。只有經過這個過程，我覺得這個東西才是最有價值的。

經過這么多年，在慢慢調整自己的過程中，我發現，恰恰是公眾自己慢慢地想明白了一些相關的件事情。而我們學者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研究做好，并且利用我們所能夠利用的那些渠道，去廣泛地傳播自己的研究成果。

近年來，我也的確可以看到有些事情就這么一點兒一點兒地發生變化，雖然很慢，雖然可能距離我們理想的狀態還是很遠，但是我實實在在地感受得到那種變化。作為一個渺小的知識分子，能夠做的事情可能也就是看到那一點點變化，雖然我們做的還不能說已經足夠了，但至少可以讓自己心安。

04.

決策者應該更加開放、謙遜和包容一些

如果一個學者具有做政府官員的能力，我覺得很好，因為他也許可以直接去改變一些東西。但是，如果一個學者不具備那樣的條件的話，一定就會付出代價。比如，很多政策性的結論也許階段性看起來是正確的，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后，就會發現并不那么正確，或者不再適用于實際的情況。如果長時間地遠離研究，隨著年齡的增長，你就有可能逐漸變成一個滿腦子是錯誤觀念的人。

說得更具體一些，知識的積累是會有老化的。比如，鄉鎮企業的發展黃金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整個中國的經濟不夠開放，出口也沒有那么重要，而且，那個時候城市里面也沒有那么好的條件來容納很多的人，這時，鄉鎮企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好的事情?？墒侨缃瘢瑖鴥韧猸h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經濟已經高度開放，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大量的出口，港口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時，你還把工業企業放到農村，當然沒有效率，沒有集聚效應，沒有足夠好的基礎設施和配套的公共服務，甚至有可能是加劇農村的污染。如此看來，同樣的一個事物，放在不同的時間，它是不是好就可能變了。

作為學者，他有時間和精力不斷的進行研究。但是，作為官員，他在三十年前學到的正確的東西，今天可能就錯了。所以，最好的狀態不一定是學者直接去做官，而是形成政策決策者和學者的良性互動。

為此，決策者應該更加開放、謙遜和包容一些，不要根據自己的好惡去選擇性地與學者互動。比如，現在有些地方官員非常希望學者給他測量出來中國特大城市的人口承載力。但是，在我看來，所謂“人口承載力”根本就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這些官員為什么不能去聽一聽那些認為根本不存在“人口承載力”的學者的意見呢？再比如，有人認為大城市人口要限制，那為什么不能聽一聽那些認為大城市人口不應該限制的學者的意見呢？為什么不能讓不同的學者一起在公眾領域里面里辯論呢？這樣才能分辨出誰講的更有道理。

另外，政府要更多地開放信息給學者。而學者能做什么呢？就是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我覺得這一點很難做，因為人一般都是很固執的。我非常能夠理解，人們之所以形成一些錯誤的觀點，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在二十年前接受的教育就是這個樣子的，更不要說，這些錯誤的觀點仍然被傳播著。

作為一個學者，應該勇于挑戰別人，并且勇于挑戰自己，不斷地更新和修正自己的觀點。這個很難，有的時候，我捫心自問，過了二十年，如果我說的話是錯誤，我是不是還會維護自己？但是，我覺得還是要要求自己努力將學術觀點和政策主張建立在不斷發展的科學研究基礎之上。

最后，我還是要強調，學者的第一要務還是把自己的研究做好，其他的東西只能是隨緣了。

與陸銘、梁永安同行西葡（4.28-5.7）

“文明+經濟”雙重視角解碼“大航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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