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 視覺中國

本文為《中國審判》雜志原創稿件

文|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鄭崢

“商標權刑法保護”是商標法和刑法相互聯結的綜合性議題。對商標權刑法保護的理解和適用，應基于商標法理的一般邏輯，正確認識刑法保護在商標權保護體系中的位置，把握刑法保護與其他保護機制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則的同時，充分重視注冊商標的實際使用對于侵犯商標權犯罪成立的意義，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以下簡稱《商標法》）打擊商標囤積的立法目的，與法律規范中關于商標治理的規定和精神保持銜接。在強化對商標犯罪懲治力度的同時，保持刑法的謙抑性，推動刑事保護與民事保護和行政保護在各司其職的基礎上，實現商標權保護的銜接協調與多元共治。

01

問題的提出

商標權的刑法保護是商標權保護的重要維度，亦是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知識產權檢察工作白皮書（2021—2023年）》數據顯示，三年間，全國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合計審查起訴的案件數量達24932件，涉案犯罪嫌疑人共有59312人，案件數和人數在知識產權犯罪的整體占比接近九成。從全國法院新收侵犯知識產權刑事一審案件的年度統計來看，在2023年總計7355起的案件數量中，侵犯注冊商標權類刑事案件為6634件，占比達90.2%。

與其他類型的知識產權相比，我國對商標權的刑法保護起步最早。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條就規定了“假冒注冊商標罪”。現行《刑法》在此基礎上又增加規定了“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兩個罪名，確立了目前我國商標權刑法保護的基本法律依據。其后，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結合商標權刑法保護的現實變化和司法需求，多個關于侵犯商標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相關解釋和意見相繼發布，對商標犯罪的構成要件要素等作出了較為周全的規定，進一步完善了我國商標權刑法保護的規范體系。2023年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對侵犯商標權犯罪的定罪情節和既遂未遂形態處理規則作了進一步細化規定。

筆者認為，鑒于商標權區別于其他知識產權的特性，對商標權的刑法保護不能僅停留在原有“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這一整體維度作一般意義上的籠統探究。而要充分考慮到商標和商標權的內涵與特質，構建基于商標法理的商標權刑法保護體系和專門適用機制。筆者從基本概念出發，厘清商標權刑法保護的概念譜系，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商標權刑法保護與其他保護機制之間的聯系與區別，說明其適用邊界和運作機理。

02

以“商標”為起點的內部概念體系

商標是《商標法》中的基礎概念。依據《商標法》中對于商標的定義，完整意義上的商標是“使用商標的主體”“商標使用的對象”及“組成商標的標志”三位一體的“統一物”。

對于商標權屬于何種意義上權利的論證，來自英國哲學家洛克的勞動所有權理論。商標的形成，是主體在商業活動中對特定標記加以商業性使用的結果。因此，就商標權的生成邏輯而言，形成其權利誕生的核心機制在于商標在商品之上的商業性使用。經由商業性使用這種專門“勞動”的加持，商標才能夠發揮來源識別、品質保證、廣告促銷等一系列功能，才得以凝聚起包含商譽在內的財產性利益。事實上，當匯集在商標之上的商業利益和財產性內容成為一項權利時，就已經蘊含了人類對其加以保護的意識，而包括商標法在內的制度化保護機制，正是商標權由自然權利到法定權利演變的結果。

由商標權的生成邏輯可知，商標權的權利內容與商標使用緊密相關，是商標在商業使用中發揮的實際功能，塑造了與商標有關的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黃匯指出，從商標權的權利實現著眼，商標功能實際上構成了商標權侵害與商標權保護共同指向的焦點。所謂“商標權侵害”，侵害的就是商標功能的實現；所謂“商標權保護”，保護的不僅是自然法意義上權利人通過商標使用這種勞動“賦予商標以商譽的過程”，更是現實情境中商標功能獲得有效實現的過程和結果。

由此可見，以商標功能為中心，商標權、商標權侵害和商標權保護這三個概念的核心內涵都能夠獲得具體闡釋，而商標功能實現的程度，則成為判斷商標權侵害成立與否、劃定商標權保護范圍的重要依據。對于商標權的刑法保護，商標功能同樣也被認定為商標犯罪侵害而受刑法保護的法益，因而刑法對商標權的保護，還包括國家對商標管理制度和市場秩序，以及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體的公共文化導向的維護。由此可見，商標權刑法保護的法益，是一種公私兼有的復合法益，這種復合法益不再是抽象的、籠統的，而是可以在對商標功能的分類考察中，為商標權刑法保護的實踐開展確立具體化的指引。

03

以“刑法保護”為基點的外部概念關系

商標權的刑法保護是為打擊侵害商標權犯罪行為而產生的。在商標權刑法保護之外，商標權的民事保護和行政保護，也是商標權保護的兩個重要維度。《商標法》第六十條規定，由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為引起糾紛的，由當事人協商解決；不愿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商標注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也可以請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理。第六十一條規定，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有權查處；涉嫌犯罪的，應當及時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第六十七條則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關于侵犯商標權犯罪的三種罪名的基礎上，規定了相關犯罪行為“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僅從《商標法》以上三條規定來看，商標權保護的涉及面十分廣泛，需要厘清商標權侵害的行為類型和性質，在此基礎上適用不同的保護機制，進而追究相應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商標權民事保護是指通過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以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實現對商標權的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規定了“民事主體依法享有知識產權”，并對包括“商標”在內的知識產權客體進行了明確列舉。《商標法》及其實施條例關于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和承擔民事責任的相應規定，構成了商標權民事保護的特別法依據。現有立法針對商標侵權行為承擔的民事責任主要規定有三種方式：一是停止侵害；二是賠償損失；三是對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予以銷毀。通常情形下，商標權民事保護的啟動，是由商標權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通過適用民事案件的審理程序和證明標準，根據《商標法》的相關規定，對商標侵權行為成立與否加以判定，從而確定侵權行為人的民事責任，實現對侵權行為的民事制裁和商標權人損失的有效填補。

商標權行政保護是指通過行政立法和行政執法，以承擔行政責任的方式實現對商標權的保護。除了《商標法》規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對侵權人的商標侵權行為所作出的如罰款、沒收、銷毀侵權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權商品、偽造注冊商標標識的工具等強制性處罰措施之外，在加大行政執法保護力度、規范商標申請和使用、強化重點領域和區域治理、完善行政保護工作機制等方面，我國從中央到地方都進行了系統謀劃和有效實施。

商標權刑事保護是指通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以承擔刑事責任的方式實現對商標權的保護。《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至二百一十五條及相關司法解釋，形成了以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三個罪名為中心的刑法保護規范體系。與民事保護和行政保護相比，由于刑法只針對嚴重侵害法益的犯罪行為設定刑事處罰，并不規制所有的違法行為，因而商標權刑法保護的力度盡管最大，但保護的范圍卻最小，多數商標權侵害行為，是通過民事手段和行政手段予以制裁。從保護法益來看，商標權民事保護注重權利人的個人利益，民事責任的承擔強調對權利人相關商標權益損失的賠償；行政保護則更彰顯社會公共利益，行政處罰的作出聚焦商標管理制度和市場競爭秩序的維護；刑事保護是商標權保護體系中的最后一環，應在具體適用上給予民事保護和行政保護充分的空間，恰當劃定商標權刑法保護的適用邊界，正確把握其運作機理。

04

商標權刑法保護的適用機理

商標權刑法保護的正確適用，涉及兩方面的具體問題：一是適用邊界，劃定商標權刑法保護的禁入范圍；二是運作機理，探究商標權刑法保護的適用規則。二者結合，在強化對商標犯罪懲治力度的同時，推動刑事保護與民事保護和行政保護在各司其職的基礎上，實現銜接協調與多元共治。

（一）商標權刑法保護的適用邊界

第一，在保護對象上，商標權刑法保護的對象以注冊商標為限，未注冊商標包括未注冊的馳名商標，不在刑法規制范圍。從《刑法》關于商標權保護的規定來看，只有侵犯注冊商標的行為才有可能構成犯罪，非注冊商標不在刑事打擊的范疇，遵循的也是上述邏輯。

第二，在行為類型上，商標權刑法保護的適用限于“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的“雙相同”商標侵權行為。在邏輯上，侵犯商標權的犯罪由商標侵權發展而來，商標侵權行為的存在是犯罪成立的前提。《商標法》第五十七條規定了假冒、仿冒、反向假冒等多種類型的商標侵權行為，但《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只規定了“在同一種商品、服務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這一種成立犯罪的情形。

第三，在主觀狀態上，商標權刑法保護的適用限于“直接故意”實施的商標侵權行為。根據《商標法》的規定，在商標侵權的構成要件中，無論是故意還是過失，都不影響商標侵權的成立，只是在確定侵權責任時，根據是否具有主觀上的過錯，判定是否承擔對商標權利人的損害賠償責任。與此相對，侵犯商標權犯罪的成立，則特別關注侵權行為人的主觀狀態，要求其罪過狀態必須是故意，且是直接故意，即對于商標侵權行為造成的危害后果，侵權行為人抱持一種積極追求的心理態度。

第四，在罪量因素上，商標權刑法保護適用于“情節嚴重”的商標侵權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在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的構成要件上，增加了“其他嚴重情節”的表述。《征求意見稿》延續了過往司法解釋以數額判定情節的一貫思路，又額外增加了“二年內實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規定的行為受過行政處罰”且達到一定數額要求的，同樣構成“情節嚴重”。由此可見，在對“情節嚴重”的解釋和適用上，我國已逐步建立起了“數額+情節”的復合標準。

厘定商標權刑法保護的適用邊界，是為了避免在商標權保護領域陷入過度刑法化的誤區，擠占民事保護和行政保護的適用空間。對商標權的保護通常涉及商標權利人、侵權行為人和消費者等多元主體的利益，以及社會公共價值、市場經濟秩序和國家商標管理制度等多重法益。因此，刑法對于侵犯商標權的行為，應保持謙抑和適度，擇其要者而規制。以商標的注冊作為刑法保護的前提，以直接故意實施的“雙相同”商標侵權達到情節嚴重作為定罪量刑的標準。

（二）商標權刑法保護的運作機理

商標權刑法保護的適用邊界，處理的是刑法保護與其他保護之間的外部關系，實際上指向侵犯商標權行為的“入罪”問題。而把握商標權刑法保護的運作機理，聚焦的是在刑法保護的范圍內如何“定罪”的問題，需要重點關注出罪事由。

首先，出于對法秩序統一價值的追求，行為的刑事違法性需要具備民事違法性和行政違法性。鑒于“雙相同”商標侵權行為的存在是侵犯商標權犯罪成立的前提，因此，商標侵權抗辯事由如商標權用盡、正當使用、平行進口、先用權抗辯等，都可以構成侵犯商標權犯罪的出罪事由。在認定商標侵權罪與非罪時，要全面審查侵權行為是能否援引商標正當使用抗辯，避免把不構成侵權的行為認定為犯罪，出現民刑之間的責任“倒掛”。

其次，商標權刑法保護的對象限于注冊商標，但注冊商標本身符合《商標法》的要求，是其能夠獲得法律保護的前提。當注冊商標存在無效或依法被撤銷的情形時，由于其已經在法律上獲得或將要獲得否定性評價，就不宜再對侵犯該類商標權的行為適用犯罪處理。除了這是法秩序統一原理的應有之義外，還在于《刑法》相對于其他部門法的獨特地位。刑法保護介入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應以民事保護和行政保護的在先適用為基礎。

最后，要充分重視注冊商標的使用對于侵犯商標權犯罪成立的意義。對于沒有正當理由連續三年不使用的注冊商標，或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注冊商標，鑒于《商標法》第六十四條已經規定了該種情形下的注冊商標應當被撤銷。因此，同樣不宜對侵犯該類注冊商標的行為進行刑事違法的評價。在商標權刑法保護的具體使用中，應尊重《商標法》打擊商標囤積的立法目的，對于沒有實際使用的注冊商標，當其在法律中獲得否定評價時，不應對其進行積極的刑法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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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審判》雜志2025年第3期

中國審判新聞半月刊·總第361期

編輯/孫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