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的罰金問題

梁栩境律師

北京市盈科（廣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盈科廣州刑事法律服務中心副主任

專注走私犯罪辯護

在辦理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的過程中，絕大部分當事人都會表示對罰金問題的關心，并就其繳納金額、方式等向筆者咨詢相關意見。實際上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的罰金并非一個單一問題，其與在案的其他實體情況以及走私模式相關聯，因此對罰金的繳納情況應基于案件實際進行分析，同時在考慮罰金前，亦應同時對退稅、主從犯等進行綜合的了解。

一、罰金是什么

罰金實際上是財產刑的一種，是我國刑法中的一種附加刑。

《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關于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處罰中針對罰金刑有較為統一的描述，即“并處偷逃應繳稅額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從上述規定可知，在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中罰金的確定應以“應繳納稅額”為基準，以一到五倍的倍數進行確定。

然而在實務中由于存在如下兩項情況，往往難以對所處以的罰金進行全額執行：一方面，走私犯罪案件具有涉案數額高的特點，相當部分的案件涉案金額均遠超“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甚至達到千萬、億元的級別，此時行為人往往不具備全額繳納罰金的能力；另一方面，走私犯罪案件的參與人員、環節眾多，在一層層的利潤分配及市場價格調整下，實際獲利可能與應繳納的稅額或偷逃稅額存在差別，即出現“偷逃稅額高但實際利潤低”的情況。

在此兩個原因下，走私犯罪案件尤其系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一般的罰金都定為一倍，在部分案件中因不同情況可能更低，故一起走私案件確定了涉案偷逃稅額后，便能夠大概確定將來可能面臨的罰金。

二、退稅與罰金的關系

實際上在走私普通貨物案件中當事人可能會涉及三項具有財產性質的風險，分別為非法所得或利益的收繳、退稅以及罰金，而退稅與罰金之間的關系問題筆者認為系考慮罰金繳納問題前的重點。

首先，退稅與罰金發生于案件不同的時間點。

實際上在一起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被立案一刻退稅問題便已經提上了日程，部分偵查機關會在立案并進行第一次訊問時要求犯罪嫌疑人繳納相關款項，該款項可能為預繳納稅款，或取保候審的保證金。而罰金則是跟隨判決出現，在判決那一刻才會被確認，實務中存在“預繳納”罰金的情況，此亦是針對涉案程度不深的當事人，希望通過預繳納的方式進一步降低刑罰。

其次，退稅與罰金相互獨立但亦有聯系。

針對涉案財產的追繳包括退稅與罰金兩個部分，二者實際上系相互獨立的，即在一起案件中不僅需要補稅亦需要繳納罰款，如一個走私案件的偷逃稅額為500萬元，針對該案的主要被告單位/被告人，其應在補回500萬元的偷逃稅額后，在進行500萬元的罰金繳納（1倍罰款的情況下）。如前所述實踐中相當部分的案件無法同時完成退稅及罰金的執行，而對于具有較好認罪態度的犯罪嫌疑人，其往往會在判決下達前便退回了相當部分偷逃稅額，該稅額中若存在“溢出”部分，最終便可直接轉變為已經繳納的罰金。

最后，退稅與繳納罰金應同時進行考慮。

筆者認為對于大部分當事人而言，其經濟能力并不足以完全覆蓋在案可能存在的財產懲罰，因此應結合盡可能多的信息對退稅及罰金進行綜合的考慮，力求達到最好的效果。所需要考慮的，包括在涉案行為的具體參與程度，所起作用大小，承擔工作的重要性以及非法所得等多個部分。

三、單位犯罪與罰金的關系

筆者在很多分析中都提到了單位犯罪對于案件的幫助作用，常見的單位犯罪幫助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對于單位犯罪的相關案件可以進一步劃分主要及其他責任人員，對在案的眾人進行進一步的責任劃分，以免因僅有主從犯兩個檔次而造成非核心人員承擔主要責任的不利情況；二是若能夠確認單位犯罪的問題，在一定數額范圍內能夠降低量刑檔次，典型的如250萬元至500萬元區間的案件，此時對于相關人員而言單位犯罪甚至較自首、從犯等情節更為重要。

除此之外，單位犯罪與罰金問題亦有一定的聯系。筆者曾經辦理一起案件，該案的當事人因涉案而被追究，然而在其并非該單位的實際控制人，真正的老板在國外且不打算回來自首。若此當事人無法以單位犯罪的形式被起訴，則其很可能會基于個人涉案數額而被處以罰金，該金額遠非其能夠承擔的。最終該案被確認了系單位犯罪，由于當事人并非實際控制人，故被認定為從犯，最終并未被處以罰金，即罰金為0。另外，即便系實際控制人或法人，此時由于系單位犯罪會采取雙罰制，對自然人處以刑罰的同時對單位處以罰金，根據筆者經驗罰金跟隨單位較跟隨個人會更好處理，在此不詳述。

由此可知單位犯罪盡管并非一個刑法上的情節，但是無論系從主刑或是附加刑的角度看，都能夠對當事人的情況有一定的促進及幫助作用。

四、主從犯與罰金關系

主從犯與罰金方面的關系相對較為復雜，其不僅需要考慮主從犯本身問題，還要結合單位犯罪的相關責任人員以及當事人的實際經手數額等不同方面的情況進行分析。關于主犯與罰金的關系，筆者在上述分析已經具體提及，現重點分析從犯與罰金的關系。筆者認為可以分為如下兩個情況：

首先，作為單位犯罪下的從犯，不處罰金，此情況亦是考慮到實務中大量走私犯罪均是極高的涉案數額，即便系作為從犯的普通員工，其經手數額亦可能為一個天文數字。因此對于確定為單位犯罪的案件，從犯往往不處罰金刑，僅承擔自身的刑期。

其次，作為自然人犯罪下的從犯，罰金的處罰具有彈性。前面提到針對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其罰金一般為偷逃稅額的一到五倍，但實務中依然具有一定的彈性，即審判機關會考慮當事人在其中的具體作用，對于僅參與到部分業務，或是雖然業務內容較多但數額較低的情況，會存在低于一倍罰金的情況。

基于上述兩項情況便出現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對于被認定為從犯的人員而言，若希望能夠獲得最輕的處罰，是否應退稅或提前繳納罰金。筆者認為這個還是需要視情況而定，例如若案件中存在較為明顯的非法所得，即基于走私業務獲得的提成等，此時可在提成的基礎上適當補稅，以表達自身的認罪態度。

五、罰金的辯護問題

與針對刑期的辯護一致，罰金的額度問題亦能單獨形成辯護意見。根據筆者辦理類似案件的經驗，對于罰金提出的辯護可從如下三個角度進行分析：

首先，從涉案偷逃稅額核定上出發，考慮案件偷逃稅額的相關證據是否充分、確實，由于偷逃稅額與罰金直接掛鉤，因此若能夠降低偷逃稅額自然亦達到降低罰金的效果。

其次，從單位、自然人的參與程度出發，此部分需結合從犯情節，考慮單位、自然人所起作用大小，以及其職責是否具有相關判例明確的主從犯特征，同理若能夠降低情節為從犯，則罰金方面亦有較大的回旋空間。

最后，從當地類似案例出發，檢索同地區同類型案例情況，考慮自身案件應予處以的罰金范圍，并提前作出辯護意見。

六、罰金的執行問題

在判決生效后便會開始進行罰金的執行，筆者亦被問到多次，若罰金未完全繳納會導致什么后果。

對于已經被處以刑罰的當事人而言，罰金的執行程度與減刑問題存在一定的關聯，因此若未繳納罰金在減刑方面可能會存在障礙；對于單位的實際控制人而言，若單位罰金并未執行完結，則實際控制人可能會被限制高消費，生活上存在一定的影響。

總結而言，筆者認為對于認罪的案件，都應在能力范圍內退稅或繳納罰金，重點需要考慮的是如何盡可能地發揮好相關作用，實務中退稅或預繳罰金可能達到如取保候審、緩刑等當事人期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