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復，或者說復寫，是解讀《想飛的女孩》的一個關鍵。

在這短短幾天，但又貫穿二三十年的時代敘事中，我們能看到很多次不同意象的“重復”。在這些對不同概念的復寫中，由方笛和田恬命運所牽引著的主題一點點浮現。它們就像身為武術替身，一次次被投入水中，最終卻根本不會在銀幕上出現的方笛所經歷的那樣，一些人，一些事，始終在歷史的波紋中重復著，但他們的身影卻始終在其中隱沒，如同方笛一次次沒入水下，那是女性們，不同卻相似的悲劇命運。

文淇在片中飾演的武術替身方笛，可以說就是一個始終在重復著不同動作的角色。“重復”就是她這個角色的關鍵詞。因為武替做的，往往都是那些難度高的、或者主角不愿意做的動作。難度便意味著重復，于是在她出場的第一個飛上屋檐的鏡頭里，我們看到她也重復拍了好幾次，才完成了這個動作。

在這個場景里，她的確是在“飛”。但這一次次的飛，更像是被身上的威亞所穿透、所束縛、所控制的，提線木偶般的行為。

那并不是飛。

很明顯地，那場同樣被數次拍攝的生理期下水戲，也是一種“重復”，由于方笛的拒絕，這種重復甚至帶上了某種懲罰的意味。

方笛的夢想當然不止是做個武替，她想成為一位演員。但成為演員以后就會更好嗎？影片用一場非常諷刺的戲，為我們暗示了答案。在唯一的一場，方笛最接近演員夢想的試戲場景里，方笛也“重復”表演了兩次。

可那些姐妹相爭的戲份顯得是那么的虛無和荒唐。即便是站在一旁偷看，對表演毫無經驗的田恬都能夠從這枯燥的表演中感知到，這是毫無意義的“重復”。

但電影不就是由許多無意義的“重復”構成的嗎？留在銀幕上的那些時間背后，是演員以及其他工作人員們反復調試出的精準，他們一遍遍在重復中蒸餾出的，是有關電影的那些決定性瞬間，是會被我們記住的有意義的時刻。

于是，這些“無意義”的重復在敘事中便構建出了關于重復的“意義”，那是方笛所謂夢想的虛妄，也是影視城的虛假浮華的虛妄，而對于電影拍攝帶來的那些隱形的、幽靈般的、從來就不可見的無數的重復來說，《想飛的女孩》，也由此完成了它對電影本身的自反。

同樣的“重復”，還發生在田恬的命運里。她受累于父親的過去，因此被犯罪團剝削。她也受累于父親的現在，始終逃不開被父親吸血的困局。她顯然也在重復著父親的悲劇命運，父親是弟弟，在能干的姐姐面前，是家里不成器的最小的那個。而田恬自己，也仿佛復刻般成為家中最小的、也最差的一輩。這樣的她，還未婚先孕，生下了最小的女兒露露。

無需多言，露露顯然也會重復她母親的悲劇命運。就像烏鴉作為田恬這個角色的意象，反復在片中出現，甚至還被田恬紋在了自己身上，她身上從小到大始終存在的紅色元素，烏鴉的黑色不詳，女兒的未來，都是她這個人物命運的“復寫”。

從田恬的“紅色”開場

這是個很殘忍的現實，對那些始終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來說，掙脫這種命運，可能需要好幾代人的時間積累。

回頭去看影片那段用畫幅區隔開來的90年代敘事，就會發現故事并沒有太大不同，上一代的悲劇命運，讓這一代身上的復寫顯得更為清晰了。

方笛母親是那個撐起整個家族的人。她開設服裝工廠，在重慶朝天門市場、全國最大的服裝批發市場之一興起的年代，她是那個走在前面，愿意去賭一把看看的人。她不僅養大方笛，照看弟弟，甚至還一同養大了田恬。

但就是這樣一個主心骨女性，在影片的大多數時間里，整個人就像淹沒在逼仄的家庭作坊空間和布料的陰影中，我們甚至都不太能看清她的臉，換句話說，她淹沒在勞作中，也隱身在家庭歷史中。

方笛母親的家庭作坊

于是她也就成為了所有人。就像無數同樣淹沒在家庭命運中的女性——那些曾浸泡在廚房里，從未被看見的女性；那些在扶養中被剝去了自我，只擁有母親身份的女性；那些即便職業有成，卻仍舊被要求母職、妻職，才能被認可的女性。

饒有意味的是，就連方笛母親“疑似被性侵”這件事，也是隱沒在敘事中的。故事中的人們，尤其是她自己，都沒有正面提及這段創痛。唯有弟弟在彰顯自己為這個家犧牲了多少的爭吵中，才隱晦地提及自己是曾因此為她出頭，才導致入獄。

可笑嗎？當一位女性足夠強大，她就可以被整個家庭榨取。而當一位女性不夠強大，她所遭受的傷害，又成為了這個家庭悲劇的來源。而當她真的失敗，那世界又最樂于看到這樣的受害者，因為所有的責怪就都因此有了去處。

方笛母親的這一代，也是曾經試圖掙脫命運的。

但悲劇仍在重復。影片最后，方笛穿著田恬的紅毛衣回到“家”，那個被搬空的服裝作坊，對著母親說“田恬安頓好了，露露我要帶走”的那個時刻，就是三代女性的命運共同體，依然被困住的時刻。

從這個層面上來說，《想飛的女孩》試圖描摹的，是始終隱秘發生在時代與城市的歷史命運中的，那種悲劇、困頓、無法擺脫也難以跨越階級的，屬于小鎮工民商階層的代際傳遞。優渥與精英的人生可以被復制，被再生產，貧窮與悲劇也是。這種在不同代際間傳遞、復制、復寫的命運圖譜，已經近乎微觀人群的時代史。

方笛的父母一代，差不多是六零年代生人，在八九十年代正值青年。他們有一些眼界，有一點觸角，還有很多勇氣，但他們所能觸及到的，大概只是時代浪潮的余波。于是他們跟著浪潮沖進重慶的朝天門服裝市場，拿回一些樣衣，在家庭服裝作坊的逼仄空間里打板、做樣、跑貨，或許暫時借著潮汐在高位看到過那么一點點的海平線，卻又很快被浪頭拋下來。

屬于他們的空間，始終還是“家庭”這個空間而已。這個空間曾經變成工廠，卻又很快被搬空，流進過一些財富，卻又很快分到更底層的工人們手中。就像片中，那些本來要離開服裝工廠，卻在看到方笛母親手里成沓的現金后，又坐回縫紉位上的女工們。無論時代和投機曾賦予這個空間什么樣的可能和意義，它都改變不了貧窮的本質。

方笛和田恬所代表的新一代女輩，其實也是一樣。她們曾試圖走出去，雖然是以不同的方式。這些方式或許有些粗暴，就像方笛身體力行想要實現演員夢。這些方式或許有些笨拙，就像田恬想要生下女兒來重新開啟人生。但她們，是在往外走的。

在這些往外走的時刻里，她們曾經上山下海，卻還是被困在麻木的軀殼之中；她們不是沒試過升上高空或是沉入水中，但那所謂的磨煉或努力不過是世界為她們打造的幻夢。就像方笛和田恬最后躲藏的那個影視搭景山洞，暫時安全，“像夢一樣”。

最后想來說說的，是“幺兒”這個詞。

我自己是四川人，影片的故事發生地是重慶，幺兒這個詞，是川南地區對家中最小孩子的稱呼，可以是女孩，也可以是男孩。電影開始和結尾的最后一句臺詞，都是“幺兒”。這個呼喚家中最小孩子的詞語，卻在一頭一尾和影片中段反復出現的場景中，表達了完全不同的意味。

開篇，是犯罪者用“幺兒”這個詞來叫醒田恬，溫軟的詞匯卻仿佛是地獄。故事中間，田恬的父親找上門來索取，大叫著“幺兒”，卻只會讓人覺得恐懼。影片的結尾，一切回到開始，剛出生的田恬被帶回家，彼時剛剛明白“愛”為何物的小方笛，試探著對這個小嬰兒喊出了“幺兒”這個詞。因為她的到來，“家里最小的孩子”這個身份發生了轉移，方笛成了姐姐，也就成為了現在時間線下，田恬向方笛求助的開始。

多么唏噓，這樣一個意味著血緣紐帶的詞，可以在這些重復中生發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意義。它既可以意味著拯救，也可以意味著毀滅，就像家庭關系在困頓的生活中既可以是生息之光，也能夠釋放出碾碎我們人生的摧枯拉朽之力。

所以，方笛最后告訴母親，自己要帶走露露撫養，不就是又保護了新的一代“幺兒”嗎？

對于自己生活都已經如此困頓的方笛來講，我們很難說，這會不會又是新一輪破碎女性的命運重復。但這不就是“她們”面對明天的力量嗎？就好像文晏此前在《嘉年華》里，也讓小米飛馳在前途未卜的公路上。

明知路的盡頭已無去處，她們還是要上路；明知前面是廢墟，她們卻還要向山海邁進；明知已經身陷囹圄，她們，卻還憧憬著要去看一場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