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李三

獻給伊森和他那一代人，希望他和他的后代生活在一個更加自由的世界里。先生，我為你找到了論點，但我沒有義務為你找到理解。

——塞繆爾-約翰遜

即使自由意志主義倫理和論證性推理必須被視為最終是合理的，但這仍然不能排除人們會基于不合理的信念行事，要么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不在乎，要么是他們寧愿不知道。我不明白為什么這應該令人驚訝，或者為什么這會使證明在某種程度上有缺陷。命題論證無法做到更多。

——漢斯-赫爾曼·霍普

何為公平正義，何為公平正義的社會，此問題與哲學本身一樣古老。事實上，早在開始進行系統的哲學思考之前，這個問題就已經出現在日常生活中了。

縱觀整個思想史，對這一問題的一個著名的回答就是："強權 "造就 "正義"。或者更具體地說：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什么是正義的，什么是不正義的，是由一個作為武力的領土壟斷者——國家所單方面決定的。

一旦我們要求這種 "決定論 "立場（即 "法律實證主義"）的支持者提供理由或證據，說明為什么我們應該相信 "強權即公理 "這一命題是真實和正確的，那么這種 "決定論 "立場（即 "法律實證主義"）自相矛盾的本質就會暴露無遺。

然而，通過提供任何這樣的理由或證據，從而尋求——最終——就有關命題的有效性達成一致意見，任何這樣的支持者都隱含地承認了其他理性和明智的人之存在，而且重要的是，那么，對或錯、真或假的問題就不是一個 "強權 "或 "命令 "的問題，而是一個需要根據共同的理性和經驗來決定的問題。

然而，理性和經驗證明，與支持者最初的主張相反，"強權并不代表公理"。"強權就是強權"，"公理就是公理"，但 "任何強權都不可能造就公理"。

那么，除了法律實證主義者所倡導的決定論之外，近代以來對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最有名的答案來自所謂的社會論者。

根據他們的觀點，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是由社會所有成員締結并同意的條款決定的。—— 然而，這種解決方案提出的問題比它回答的問題要多，最終陷入混亂。

首先，任何地方都沒有締結過這樣的。然而，如果沒有這樣的，人們還能分辨是非嗎？顯然，人們會這么認為，因為否則他們甚至無法正當地締結一份——事實上是任何——有效的。

換句話說：首先必須有一個立約人——一個人——然后必須有這個人合法擁有并可以訂立的東西——私有財產或個人財產——然后才可能締結有效的協議。

因此，人格和私有財產在邏輯上——或者更準確地說：在行動學上——先于和協議；因此，試圖在的基礎上構建正義理論是一個根本的行動學錯誤。

此外，以人格和私有財產作為契約的行動學基礎，社會契約理論家所想象的任何普遍的、包羅萬象的、包括社會契約在內的契約都是不可能的。

相反：在此基礎上，所有的契約都是可識別和可列舉的人之間的契約，并且涉及可識別和可列舉的事物或事項。

沒有契約可以約束實際締約方以外的任何人，也沒有契約可以涉及契約中未明確規定的事物或事項。

因此：擁有各種真實、獨立且排他性財產的真實的人，在行動學上不可能訂立社會契約理論家所幻想的那種契約。

要想達成這樣的，就必須發明一個 "新人"。一個虛構的人，可以做真人做不到的事！社會論者為此發明的這個 "新人"，無一例外地都是一些天馬行空、嚴重 "非實體化 "的實體，即一個沒有任何身體需求或欲望的人；可以說是 "純粹 "的理性，不受任何時間和地點的限制。

理論家們接著問，這樣的人會認同什么樣的世界安排才是公正的。然后，他們會給出一個答案，說明他們認為這些實體之間的協議是什么，以及原因為何。——然而，任何這樣的答案，無論它是什么，都是任意武斷的，因為關于虛構的人和他們之間的協議，唯一可能知道的東西就是從一開始就已經根據假設賦予這些人的東西。

事實上，正如最著名的現代社會理論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以其迷人的坦率所承認的那樣，他只是 "定義了[被置于“無知之幕”之下的虛構的人的]原始立場，這樣我們就得到了想要的解決方案"。

雖然羅爾斯從其關于原初立場的假設中得出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與社會民主左派的政治觀點一致，但其他社會理論家對原初思想交鋒的假設不同，例如如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及其虛構的 "概念 "和 "準一致 "等，提出的答案與政治右派更為接近。

還有一些理論家提出了其他的結果。由此可見，社會論者的智力努力，無論看起來多么雄心勃勃、多么高深莫測，歸根結底不過是無聊的智力游戲：從天馬行空的假設中推導出不切實際的結論，都是些 "屎進屎出 "的例子而已。

但是，一旦社會論者所幻想的各種協議中的任何一種被實際檢驗、實施和強制執行，社會思想的另一個更險惡的方面就會顯現出來。因為實施和執行一個沒有真人參與或不可能達成一致的條款，實際上意味著真人之間的所有真實都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虛構的人之間達成的所謂協議條款，作為是非問題的最終裁決。

如此一來，" "這個具有積極意義的詞，卻被社會論者用來推進一個實際上是破壞一切的計劃。他們把非和非協議宣布為和協議，把和協議宣布為非和非協議。——因此，最終，社會論的武斷程度不亞于法律實證主義者的決定論。對于社會論的支持者來說，對與錯的問題可能并不像某些嚴格實證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純粹是一個法令問題。

相反，對他們來說，應該由一些哲學家的直覺和幻想來做這件事。但人們卻認為，這并不那么武斷！當然，既然沒有一個真實的人同意或可能同意任何所謂的社會，那么的執行就總是需要一個本身并非建立在協議和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分歧、武力和脅迫基礎上的機構：一個國家。因此，就像法律實證主義者一樣，社會論者也總是變成國家主義者，把是非對錯的最終仲裁者的角色分配和委托給作為武力的領土壟斷者的國家。

此問題的另一個流行的答案是功利主義。功利主義者基本上認為，能夠使社會總效用最大化或承諾使社會總效用最大化或給最大多數的人帶來最大幸福的規則是，而且應該被認為是公正的。

然而，除了與其后果主義相關的其他困難之外，這個答案可以很快因其存在致命缺陷而被摒棄，原因很簡單，即不存在效用或幸福的單位，因此，任何對效用或幸福的人際比較以及將個人效用或幸福聚合成“社會效用”或“社會幸福”必然被認為是不可能的（或者，如果仍然被援引，則完全是任意武斷的）。

法律實證主義者、社會論者和功利主義者的答案，無論多么受歡迎，都因存在根本性缺陷而遭到否定，那么，剩下的唯一答案就來自古老的、前現代的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的思想傳統。

從廣義上講，斯蒂芬·金塞拉在此介紹的作品也必須置于這一如今相當不時髦的思想傳統之中。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的理論家認為，可以從對人性的研究中發現人類公正行為的原則。一方面，這種研究揭示了人類被賦予了理性，這體現在人類可以用共同的語言進行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和交流這一不爭的事實上。

另一方面，這項研究還表明，人類也是行動人（結合起來就是：理性的行動人）。說話和交流本身就是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達致一個目標。然而，即使我們不說話或不交流，而是默默地做事，只要我們不是睡著了、昏迷了或死了，我們就仍然在行動，而且不能不行動。

此外，這項研究還揭示了人的行動的 "深層結構"，即所有人的所有行動的共同點。每一個個體行動者（并且只有個體才會行動！），無論他做什么，都追求一個目標或目的，對他來說該行動會獲得的滿足感，比從不同行動中所預期獲得的滿足感更令他滿意。

因此，每個行動人都被置于特定的環境中，處于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點上，與特定的外部人和物質環境相伴，并擁有自己的天性所賦予的身體構造和精神稟賦；那么，每個行動，不管是什么行動，無一例外都是為了改變行動人的特定現狀，使之有利于他的個人利益和更大的滿足感。

在任何情況下，為了達到目標，無論目標是什么，行動人都必須使用手段。至少，他必須使用自己的身體和大腦（加上身體所站立的空間）作為手段，以達到某種預期的物質的或精神上的收獲，他因此必須耗費一些時間，而這些時間他本可以以其他方式使用。

然而，一般來說，一個人的行動不僅僅是有目的地使用自己的身體和思想。它還涉及外部世界的各種元素，這些元素與一個人自己的身體不同，只能通過一個人直接控制的身體來間接控制。

外部世界中可以被人間接控制和操縱的、行動人認識到或認為適合于實現其目的的要素被稱為手段。另一方面，那些超出或被認為超出人的控制范圍的外部世界的要素則被稱為人的行動所處的外部條件。一個人為實現其目的而選擇使用的手段，始終是一個觀念問題，即理性和推理問題。行動人總是選擇這樣一種手段的界定和安排，他認為這會帶來某種預期的結果。手段的選擇由結果來驗證。

因此，一個人的行動總是受到一些因果觀念的指導：執行 A、B 和 C 將導致 X、Y 和 Z。但是，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一個人關于因果關系或事件的相互關聯性和規律的觀念可能是錯誤的，而一個人基于這些觀念的行動就會導致失敗，而不是預期的成功，這就促使他去學習，即重新審視并可能修正他原來的觀念。

鑒于對人類普遍狀況的這種洞察，人類倫理或有價值的正義理論必須實現的目標也就一目了然了。它必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此時此地，無論一個人身處何地，無論他所處的外部環境是怎樣的人和物，我和其他人被允許（或不被允許）做什么。

更具體地說，一個人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允許（或不允許）做什么？以及：一個人允許（或不允許）將哪些外部實體對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作為實現個人目的的手段？

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停止行動，從他作為一個人始直至終結（睡著、昏迷或死亡時除外），這些問題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沒有盡頭，無論他置身于何時何地，都必須行動。

因此，對這些緊迫問題的回答，顯然不能等到國家制度的建立、的締結（實際上必須以這些問題的有效回答為前提，才能成為有效的）或某些未來后果的到來。相反，答案必須從一開始，從對作為合乎理性的行動人的本質的最初、直接的洞察中就可以發現和認識。

事實上，一旦認識到并承認所有理性和推理的目的、終極目標，情況就會如此。如前所述，人類的理性體現在一個人可以用共同的語言與另一個人交流（不同的語言是可以互譯的）這一不爭的事實中。

那么，相互交談和溝通的目的，即使是在用有意義的語言表達對他人說法的不同意見時，也是為了僅僅通過語言或有意義的符號來指導或協調不同人的行動。這種努力可能會成功，語言會幫助指導或協調不同人的行動，使彼此滿意。

這種努力也可能失敗。但無論如何，說話和交流的目的始終不變：維護和平，尋求和平合作或共存——反之亦然：避免沖突，即無論何時何地，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借助同一個人的身體，或借助同一個間接控制或可控制的外部行動手段，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標時，注定會產生的肢體沖突或人與人之間的沖突。

因此，人類倫理或正義理論的目標是發現人類行為規則，使一個人——實際上是任何一個人——能夠在由不同的人、"給定的 "外部物質環境和各種稀缺的——有競爭性的、有爭議的或有沖突的——可用作實現個人目的的手段的物質對象組成的世界中行動——實際上，度過他的整個積極的一生，而不會與任何人發生有形的物理沖突。

從本質上講，這些規則自古以來就為人們所熟知和認可。它們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

第一，人格和自我所有權：每個人都擁有——排他性控制——自己的身體，只有他自己而沒有其他人可以直接控制自己的身體（相比之下，對他人身體的任何控制無一例外都是間接控制，前提是預先直接控制自己的身體）。否則，如果將身體所有權分配給某個間接的身體控制者，沖突將不可避免，因為直接的身體控制者只要還活著，就不能放棄對自己身體的直接控制。因此，對他人身體的任何干涉都必須是雙方同意的，是受他人邀請和同意的，而對他人身體的任何未經同意的干預都構成不公正的和被禁止的侵犯。

第二，私有財產和先占：從邏輯上講，在作為行動手段（即物品）使用或可用的外部物質對象方面，要避免一切沖突，所需的條件是顯而易見的：每種物品在任何時候都必須為私人所有，即完全由某個特定的人排他性地控制。因此，不同行動人的目的可以千差萬別，但只要他們各自的行動排他性地使用自己的私有財產，就不會產生沖突。

那么，外部物體如何在不引起沖突的情況下首先成為私有財產呢？要想從一開始就避免沖突，就必須通過先占行動來建立私有財產，因為只有通過在時間和空間上發生的行動，才能在特定的人和特定的物之間建立起客觀客觀的、主體間可確定的聯系。

而且，只有先前未被占有之物的第一個占有者才能在不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將此物作為自己的財產。因為，顧名思義，作為第一個占有者，他在占有該物品時不可能與其他人發生沖突，因為其他人都是后來才出現的。否則，如果把排他性地控制權分配給一些后來者，沖突就不可避免，這與理性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馳，使沖突變得不可避免且永久性存在。

第三，交換與：除了先占之外，財產只能通過自愿的、雙方同意的交換的方式從某個先前的所有者手中轉讓到某個后來的所有者手中。從先前的所有者到后來的所有者的這種財產轉讓可以采取直接交換或 "現場 "交換的形式，這種交換可以是雙邊或多邊的，如某人用蘋果交換另一人的桔子；也可以是單邊的，如某人贈與他人，或者某人現在當場將財產支付給另一人，以期待接受者將來提供某種服務。

或者，財產轉讓可以采取的形式，不僅涉及現在的財產所有權轉讓，而且還涉及潛在的、未來日期的財產所有權轉讓。這些財產權的性的轉讓可以是無條件的，也可以是有條件的，同樣也可以涉及雙邊或多邊以及單邊的財產權轉讓。

任何并非通過原始占有或并非從先前所有者到后來所有者的自愿或性交換和轉讓而獲得財產的行為都是不公正的，并且因理性而被禁止。(當然，除了這些正常的財產取得規則外，財產也可以從侵害者轉讓給受害者，作為對先前侵犯行為的糾正）。

借鑒長期存在但在當今世界很大程度上被遺忘或忽視的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理論的思想傳統及其三個剛剛簡要勾勒的主要組成部分，那么，迄今為止最詳盡、最系統、最嚴謹、最清晰的正義理論是由經濟學家兼哲學家默里·N·羅斯巴德在 20 世紀下半葉發展起來的，并最終在他 1982 年初版的《自由的倫理》一書中達到頂峰。

然而，不幸的是，但也并非完全出人意料的是，他的著作通常要么被完全忽視，要么被學術界的看門人和大祭司們斷然否定。羅斯巴德在其著作中最終得出的無政府主義結論，在一個絕大多數由稅收資助的知識分子塑造的、一個沉浸于國家主義或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環境中，顯得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在學術界大佬中，只有哈佛大學哲學家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在他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中承認自己在思想上欠羅斯巴德一個紅包，并認真地試圖反駁他的無政府主義結論——但卻慘遭失敗。

雖然羅斯巴德的著作在學術界基本上無人問津，但在學術界之外的廣大公眾中卻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事實上，羅斯巴德通過他的著作成為現代自由主義運動的創始人，吸引了相當多的大眾追隨者，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任何主流學者。然而，對于以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為基礎的正義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而言，這一成功卻喜憂參半。

一方面，由羅斯巴德激發的運動很可能有助于抑制和減緩國家主義的流行和發展，但它顯然未能阻止甚至扭轉國家權力不斷增長的長期歷史趨勢。另一方面（這很可能也是失敗的原因之一），這場運動的人數越多，其追隨者傳播和犯下的混亂和思想錯誤也就越多。羅斯巴德提出的純粹的正義理論被越來越多地淡化、誤解、曲解或直接篡改，無論是為了短期戰術利益，還是出于無知或單純的懦弱。

同樣，人們也常常忽略了理論的核心，即理論的基本原則與理論在各種次要問題(通常是牽強附會或僅僅是虛構的)上的應用之間的根本區別;因此，人們花費了太多的精力和時間來討論次要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可能是有爭議的，但在更大的計劃中卻并不重要，而且會分散公眾的注意力，使其不能聚焦于那些真正重要的問題和議題。

在這種情況下，在羅斯巴德的《自由的倫理》首次出版 40 多年之后，在現實生活令人失望、理論日益混亂的情況下，斯蒂芬·金塞拉這部著作的出版必須被視為一個最值得歡迎的跡象，它帶來了新的希望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啟迪。

事實上，金塞拉通過這部醞釀了二十多年的著作，創造了不亞于一座思想里程碑的作品，確立了自己在同代人中領先的法律理論家和最重要的自由意志主義思想家的地位。在繼承羅斯巴德思想的同時，金塞拉的著作不僅僅是對前人言論或著作的翻版。

相反，在吸收了羅斯巴德逝世后幾十年間出現的所有相關文獻之后，金塞拉在接下來的著作中為長久以來對正義的追求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視角和創新的方法，他對人格、財產和理論增添了幾處極具意義的完善和改進，并且提出了一些核心的重要的新見解，其中最著名的是對 "知識產權 "和 "知識產權 "思想的一些激進批判和否定。

因此，從今以后，法律哲學和法律理論領域的所有重要研究都必須充分考慮金塞拉所闡述的理論和批評。

漢斯-赫爾曼-霍普 伊斯坦布爾，2023 年 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