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如果你熟悉中文互聯網鍵政圈，那么你一定知道“贏學”是當下最為流行的詞匯。這一術語脫胎于如何看待我國最近十數年在各方面的變化。部分持有消極態度的互聯網鍵政群體解構性地使用“贏贏贏”和“贏麻了”等話語強調我國“似贏實輸”的情況，陰陽怪氣之下，"我國背棄了以西方文明為代表的普世文明發展方向"的底層含義不言而喻。

為了駁斥這種指控，反對者對“贏”進行了再解構，創造出“贏學”這一術語。他們認為，精神種姓制度是“西方普世價值”愛好者選擇性忽視我國日益強大的原因。依賴英美過去兩百多年在世界的主導地位，精神世界形成了從日耳曼人到華夏人的種姓制度。對西方的全面崇拜是這種種姓制度的典型表現之一。

“贏學”這一術語一經提出，就因其廣泛的解釋力在鍵政群體中迅速流行開來，并發展出諸如印歐績效論、日耳曼偽人論、閉環贏學論等諸多分支“學說”。在某種意義上，“贏學”逆練了80年代以來“河殤派”的思路，只不過這次不行的是藍色文明而不是黃色文明。

在“贏學”的解釋下，一切西方當代的問題都是西方文明自身的問題；西方文明出現這些問題是因為西方人種本身有問題。在特朗普勝選之后，由于無力解釋特朗普為何普選票勝利，中文互聯網的“西方普世價值”愛好者也擁抱了“贏學”，知乎著名離岸民主黨人土星五號一句“人種不行”成為了少數族裔投向共和黨的底層原因。“贏學”徹底成為了新一輪的互聯網顯學。

由于大多數讀者可能對“贏學”這一術語較為陌生，筆者在本文中將更多描述其生成的過程。筆者需要指出的是，“贏學”依舊是政治現實投射在互聯網中的情緒反應，這種情緒反應背后是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的日益崩潰。在互聯網同溫層的作用下，哈貝馬斯所希望的交往理性進一步退場。隨著冷戰后秩序的崩塌，“贏學”不是情緒反應的終點，而是下一個起點。

“贏學”的史前史

從“贏學”的問題意識著手，可能是我們了解它生成歷史的可能抓手。自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我國一直走在救亡圖存的道路上。中國人必須反復回答一個問題——中國為什么落后了。或者更準確地說，中國如何能夠擺脫落后的狀態。

在這場救亡圖存的歷史實踐中，西方文明是難以繞過的參照對象。從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再到胡適的全盤西化，各種政治力量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事實上，一切中國近代以來的政治爭論都可以在古今中外這個參照系中進行討論。

改革開放以來，古今中外的問題沒有消解，反而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對意識形態的加入，讓問題變得更為復雜。河殤派，或者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試圖將問題象征性地歸于黃色文明和藍色文明的形態差異。其中的潛臺詞與胡適的“全盤西化”不謀而合，即西方文明才是現代化的唯一出路。

美國獲得冷戰勝利加強了這種敘事的置信度，以福山為代表的歷史終結論更是赤裸裸地指出，中華文明的未來就是學習以西方文明為代表的普世文明。西方化就是文明化，就是普世化。

在今日看來，隨著后冷戰秩序的逐漸崩潰，歷史終結論被視為一種有缺陷的理論，它沒有注意到文明發展多樣性的可能前景。不過這不妨礙舊有框架具有自己的歷史慣性，尤其是考慮到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時候都處于追趕的狀態。模仿西方文明的想法不僅有現實考量，也不乏特定時段的借鑒意義。中文互聯網鍵政圈同步承接了這一時代背景，這也是公共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流行的實存基礎。

問題是，隨著最近十數年的發展，我國不再是那個造不出圓珠筆芯的國家，也不是那個“八億襯衫換一架飛機”的國家；在許多產業上，比如電動汽車和稀有資源提煉上，我國已經超越了西方國家。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都是對我國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的表現。現狀的改變嚴重動搖了1840年來西方普世文明價值論支持者的基本前提。我國從模仿者成為了被模仿者，中國落后——西方先進的傳統二元觀念開始崩潰。

面對情勢的改變，部分西方普世價值論支持者開始在中文互聯網上率先將“贏”投入鍵政圈使用。他們認為中國過去十數年的發展實際上只是一種勝利主義的假象。看似“贏贏贏”或者“贏麻了”，實際上確實大輸特輸。隨著日益“遠離”西方普世文明，我國將最終淪為失敗國家。

不可否認的是，在官僚主義的影響下，我國確實在某些宣傳上存在一些夸大，但這與鍵政圈中某些人的惡意諷刺之間相差甚遠。這些人從根本上敵視我國十數年的發展成果；或者更貼切的說，他們根本不認可我國可以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在背棄西方普世價值的情況下，這十數年的發展只能是虛假的和表面的。這才是他們以偏概全，用“贏贏贏”諷刺我國最近一切發展成果的心態機制。只不過他們不曾預料，對“贏”的鍵政化將很快成為回旋鏢，擊中在他們自己身上。

“贏學”的誕生

想必不少讀者應該聽說過前幾年盛極一時的“入關學”。其支持者認為文明之間不存在充分理性溝通的可能性，中國人在西方人眼中是低人一等的“蠻夷”；夷夏之辨只能通過實力對比的變化來解決。只要中國比西方文明更強大，自然會有人為中國辯護和進行理論構建。問題是，中國近幾年的發展非但沒有導致“西方大儒”為我們辯護，反而各方間的摩擦和裂痕不斷增多。這為“贏學”的誕生提供了土壤。

“贏學”誕生于某位已經被封號的知乎丹麥旅游博主言論中。該用戶在對丹麥的日益反感中創造出“日耳曼女人喜歡嫁拉丁男人”這一提法，諷刺日耳曼男性的某些“缺點”。這種說法迅速在去中心化的鍵政圈中泛濫，一切互聯網上的政治爭論迅速滑坡為文明本身的問題。

一些具有語言學背景的鍵政參與者從中汲取靈感，將印度種姓制度與印歐語系聯系在一起，認為今日的西方文明就是印度種姓制度的翻版。由于英美兩國過去兩百多年的宰制，日耳曼人是名副其實的一等人；拉丁人和斯拉夫人是可能的二等人或三等人；華夏這樣遠離西方文明的地方只能是四等人。部分人進一步認為，美國實質上就是在形成新的種姓制國家。各種顯性和隱性的限制將種族與特定職業綁定在一起，黑人去打籃球唱rap是典型的表現之一。

針對“入關學”難以解答為何中國變強了依舊沒有“西方大儒”辯護的問題，“贏學”指出西方文明不可能會承認華夏文明的平等地位。更為糟糕的是，這種種姓制是印歐語系自身語言結構和文明構建的必然結果。只要中國人不走融入西方文明的道路，就不可能得到“梵化”（種姓提升）的機會。那些“逆向民族主義者”在國外處于底層，但在精神世界中，他自認為自己的種姓擁有更多“梵化”的機會。這是他們一方面對白人趨炎附勢，另一方面又對大陸嗤之以鼻的心理機制。

“贏學”進一步將“贏”進行了再解構。他們指出，比起中華文明，西方文明更依賴勝利主義。這套“贏學”發展到極限就是所謂的“閉環贏學”，在這套游戲規則中，我國沒有任何勝利的可能性。一旦我國在某個領域達到領先水平，這些西方“贏學家”可以迅速宣布該領域不重要。國產大飛機和圓珠筆芯是這種說法的實證之一。

換言之，以做題家的思維對抗“閉環贏學”只有死路一條。從GDP到工業制造水平，再到大學論文發表量，華夏文明永遠無法阻止西方文明創造出新的績效主義陷阱。印度人之所以不受這套西方文明影響，并且海外印度人在各國如魚得水的原因就在于，印度人作為雅利安人，早就直覺到西方文明是對自己種姓制的模仿，跳出了西方文明設計的績效主義陷阱。

針對英美世界在過去兩百年的主導地位，“日耳曼學”（或稱為日耳蠻學）是“贏學”世界時下最流行的分支之一。“日耳曼學”認為日耳曼人從根本上就缺乏自持性，他們只能模仿其他文明生存下去，日耳曼人因而被視為“偽人”。英美文明的“劣根性”是日耳曼人“劣根性”的結果，華夏文明不可能與這種文明形態相兼容。

“贏學”的流行

“贏學”強大的解釋能力讓其在鍵政圈中迅速收獲許多支持者。尤其是在階層固化日益明顯的情況下，“贏學”獲得了額外的現實影響力投射。越來越多的鍵政圈參與者開始使用“贏學”諷刺西方普世價值觀愛好者無視中國發展的“丑陋”姿態。從某種意義上看，這堪稱對“河殤”派的反動。西方文明不再是理性、科學和現代化的代名詞，反而成為了文明的洼地。正如曾經普世價值愛好者諷刺華夏文明無法現代化一樣，西方社會的一切缺陷也是西方文明不可避免的結果。

如果“贏學”只停留在這一層面，那么它充其量只是某些鍵政愛好者的專屬術語，但特朗普的當選徹底將“贏學”變成了中文互聯網鍵政圈的普遍用詞。如果對福音派而言，特朗普在去年11月的勝選是基督降臨般的奇跡；那么對廣大“正道世界”的捍衛者而言，這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他們無法理解為什么美國民眾會支持這樣一個反復無常、極度自戀、視國際規則為無物的人可以再次當選美國總統。

正如筆者之前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整個美國左翼學界都試圖盡可能將特朗普2016年的大選解釋為偶發性意外。比如，科里·羅賓在16年大選預測翻車之后迅速修訂自己的書，并在第二版中將特朗普當選解釋為一種意外，是美國選舉人團制度無法充分反應民意的結果。其中的潛臺詞清晰可見，特朗普沒有贏得普選票。

問題是，在去年的大選中，特朗普不僅贏得了選舉人團的勝利，也贏得了普選票，這導致整個美國左翼學術界的闡釋策略再次失效。以至于科里·羅賓不得不在自己的Facebook上承認，“右翼為何能持續獲得下層民眾的支持，這個問題我至今沒有好的答案。”

學術界在頂層設計上的迷茫也傳導到了鍵政圈。西方普世價值愛好者在失去智力支持的情況下，不得已嘗試自己分析問題。然而，他們無論如何都無法理解，為什么在本次大選中會有如此多的少數族裔轉向共和黨。尤其是在他們認為共和黨和特朗普的政策將對少數族裔極端不利的情況下，這種轉投即便不是非理性的也是斯特哥摩爾綜合征的表現。

他們同樣無法理解為什么拜登政府在經濟數據如此欣欣向榮的情況下反而支持率每況愈下。在那么多鼎鼎有名的諾貝爾經濟學家聯手支持拜登經濟學，苦心孤詣地向大眾宣傳特朗普關稅政策對民眾可能傷害的情況下，美國人究竟出于什么樣的精神狀態選擇了特朗普。

在“理性”思考徹底失效的情況下，知乎著名離岸民主黨人土星五號最終擁抱了“贏學”，憤憤不平地喊出了“人種不行”的結論。“贏學”迎來了自己的大爆發和流行，現在它成為了一切鍵政圈普遍采用的術語。

西方普世價值論愛好者將一切無法理解的問題都歸結為文明問題和人種問題。公共理性的進一步退場是“贏學”泛濫的直接表現之一，一切問題都根源于無法改變的文明特性，這反過來意味沒有任何理性辯論的必要性。“問就是人種不行”成為一切問題最簡單粗暴的答案，剩下的無非是自我情緒認同的問題。不得不說，這種闡釋頗有新時代顱面骨相學的味道。

需要指出的是，“贏學”作為一個去中心化的鍵政用語，其含義的邊界并不清晰。筆者也無意于窮盡“贏學”討論的每一個角落，畢竟這一用語還處于自身早期發展階段。但筆者認為，“贏學”確實反映出政治現實所引起的情緒變化。其背后是大國競爭、男女性別對立和階層日漸固化等一系列事態的結果。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互聯網將進一步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角落，并對公共政治形態產生愈發強烈的印象，公共政治生態位的不斷遷移將為“贏學”這些政治模因提供更為強大的推動力。“贏學”不會是中文互聯網鍵政的終點，而是下一個鍵政術語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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