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5年2月21日，北大國發院承澤論壇第30期活動舉辦，特邀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講席教授、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東，結合其新著《大國競爭與世界秩序重構》作主旨演講。本文根據演講內容整理。

對大國格局的早期洞察——三足鼎立構想

2002年秋季至2003年春季，我有幸在CCER（北大國發院前身）和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進行為期一年的訪問研究。期間，我于2002年秋季學期為研究生開設了“高等國際貿易”課程，并舉辦了一場題為“華夏共同體的構想”的學術講座。在那次講座中，我首次公開提出，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華夏（亞洲）共同體，三足鼎立世界秩序的構想。

盡管這一構想從提出至今已過去22年，但我仍然認為它值得進一步探討。誠然，在當時提出這樣的構想可能并不被普遍看好，甚至可能被認為不合時宜。然而，我始終堅信其重要性和前瞻性。

我將通過自己的一篇文章為大家更全面地呈現這一構想的背景和思考過程。這篇文章完成于2000年，題為《華夏共同體的構想》，分為三個部分。

文章第一部分首先提出這一構想。1993年，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成為歐盟以外的另一個統一市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全球化浪潮洶涌澎湃。然而，我觀察到，在經濟一體化的世界潮流中，生活在大陸、新加坡、越南、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中國澳門、韓國、朝鮮和蒙古等九個國家和地區的有華夏血統或華夏文化圈的人民仍被嚴重的貿易壁壘所分割，某些區域間的直接貿易甚至被禁止。貿易壁壘阻礙了資源的有效配置，延緩了經濟發展。因此，我在文章中呼吁上述九個國家和地區組建“華夏共同體”，首先實現貿易自由，再逐步推動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最終統一貨幣。這是歷史進步的需要，也是經濟發展的必然。

2000年，美國GDP占世界份額為30.4%，歐盟為26.5%，日本為15%，而中國僅占3.5%。因此，我提出的由三國主導的三足鼎立世界格局被認為不符合當時的現實，即使亞洲有可能形成一個主導世界的極，在當時看也應該是由日本主導，而非我提出中國主導。然而，25年后的今天，我們再來看看數據：2024年，美國的GDP占世界份額降為26.3%，歐盟為降17.3%，中國則上升到約17%，而日本降為3.8%。在當前的數據支持下，形成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便有了一定的依據，至少從經濟總量上來看是如此。這說明，我在25年前的預測與發展趨勢相符。

25年前我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很重要的原因是，當時已經形成了福山所說的“人類歷史的終結”局面，即美國主導的世界貿易和經濟格局，以華盛頓共識為主的意識形態，以及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

在那樣的格局下，我主要考慮了兩個問題：第一，什么樣的世界格局才是穩定、長久且和平的世界格局？或許有些人已經忘記，但1999年下半年世界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便是人類是否會出現大災難。討論持續了很長時間，但最終并未得出明確的結論。25年后的今天，這個問題再次被熱議，如Jeffrey Sachs和比爾·蓋茨等人所提出的核戰爭、氣候變化、人工智能對人類帶來的風險，以及可能的病毒等四個重大問題，這些都可能影響整個人類社會，引發災難性變化。1999年所討論的問題，在25年后的今天再次浮現，這促使我們深思：何種世界秩序能夠帶來更長久的和平？

我考慮的第二個問題則聚焦于新千年與過往千年的區別。2000年被稱為新千年，從經濟學家的視角出發，我們認為新的千年與過去的歷史在趨勢上存在本質不同。具體而言，過去的歷史主要由物質資本推動，如土地、廠房等，而上世紀90年代以后的經濟則主要由技術、人力資本（知識）驅動。1998年、1999年，我們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已經出現了“知識經濟”概念，并認為這種經濟與以往由物質資本推動的經濟有顯著的不同。我們觀察到，人力資本（即受過兩年以上教育的人口）主要集中在美洲、歐洲以及以中國為主的亞洲。盡管這些地區的GDP在當時僅占世界份額的一部分，但由于人力資本的分布，它們有可能在未來形成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經過25年的發展，這一趨勢確實已經顯現。

《華夏共同體的構想》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討論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區別，我提出了“文化技術”概念。當時，以西方拼音文字為基本構成元素的當代信息技術占據主導地位，而中國文化則以象形文字（漢字）為信息傳播工具。拼音文字以聽覺功能為出發點，而象形文字則以視覺功能為出發點。在當代社會，視覺功能尚不能被聽覺功能所取代，因此以拼音文字為基本構成元素的當代信息技術也不能取代以象形文字為基本構成元素的信息技術。我主張開發以漢字為基礎構成元素的信息技術，這種技術將具有形象思維、圖形匹配、簡單可靠、精密細致、有機相連、智能高效的特點，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技術要求，也將根本改善當代發展迅速但體質脆弱的信息技術。最近AI技術的發展似乎驗證了這一觀點，漢語在AI技術中顯示出比英語更高的效率。

文章第三部分是關于向新世界秩序轉型的討論。在這個不停轉動的星球上，東方與西方始終是相對的。西方的西方正是東方，東方的東方又是西方。雙方在文化與價值觀有明顯的不同，恰恰又有一定的互補性。自然規律揭示了一個道理：失去西方的東方將失去通往明天的道路，而失去東方的西方則將面臨無盡的黑暗。東西方相戰，將無勝者；雙方相合，則能構成一個完備的世界。沿著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華夏共同體等道路，我們相互扶持、艱難前行，來到了新世界的大門。這一段措辭比較文藝，但它深刻探討了轉向新世界秩序可能帶來的變革與挑戰。

《大國競爭與世界秩序重構》一書的框架

《大國競爭與世界秩序重構》這本書從長線條上源于我對大國格局的關注和思考，更近的觸發點則是我在清華大學為本科生開設的通識課程。

2018年中美貿易爭端爆發，次年我在清華大學為本科生開設《中美貿易爭端與全球化重構》課程，持續至今。

本書首先是基于一個我構建的關于大國競爭與世界秩序的理性主義框架。所謂理性主義框架，是指以國家間的利益為出發點，綜合考慮整體利益、長期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以長期增長為中心，以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與均衡為思路，系統分析國際貿易爭端、技術競爭、產業競爭、金融競爭、全球治理體系競爭等大國競爭的各個方面，以及世界秩序的演變。

1-3章旨在探討國際貿易爭端為何會發生？經濟總量如何增長？大國如何競爭？第4章針對特朗普1.0時期中美貿易爭端的具體問題進行了剖析。第5章提出了戰術原則，并通過一個小型博弈論模型驗證了毛澤東提出的兩個原則在納什均衡中的適用性。這兩個原則分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們稱之為鏡像原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即掌握主動權的戰術原則。

在第6-12章，我們構建了一個戰略理論框架，分為四部分：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競爭均衡、核心領域。

“經濟基礎”部分梳理了全球價值鏈的結構變化，即自2012年起的以北美（以美國為主）、亞洲（主要是中國和東亞地區）以及德國價值鏈為主的全球價值鏈。

“上層建筑”部分，一方面國際貨幣體系仍然由美元主導，另一方面世界秩序長期由美國主導。然而，自2021年1月20日特朗普政府退出多個國際組織以來，美國開始奉行“美國優先”的政策。這一系列變化正如我25年前所預測的那樣，世界局勢正朝著三足鼎立的格局發展。這便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在當前全球格局中的體現。

“競爭均衡”部分深入分析了中美競爭可能面臨的四種未來情景：雙贏、雙輸、一方贏另一方輸，以及一方輸而另一方贏。然而，關鍵在于如何界定“贏”與“輸”的標準。

“核心領域”部分討論了三個領域：技術競爭、國際金融競爭以及全球治理體系競爭。回溯至2018年，我們初步探討這些領域時曾深感憂慮，認為中國在技術、國際金融和全球治理方面均處于落后地位，贏的機會渺茫。但隨后，我提出應細致分析中國是否存在后發優勢。為此，我們將技術變革劃分為兩種類型：突變型技術變革與漸進型技術變革。突變型技術變革意味著技術的賽道發生根本性轉變，如新能源取代化石能源；而漸進型技術變革則是在現有賽道上逐步提升，如芯片技術的升級。經過深入分析，我們認為中國在突變型技術變革方面具備優勢。我們引入了“領先者困境”與“追趕者陷阱”兩個概念，用以分析技術競爭、國際金融競爭以及全球治理體系中的突變型技術變革。2020年，我們發現了碳中和這一重要變革點，而到了2025年春節，我們又發現了以DeepSeek為代表的AI領域。這些發現確實得到了一定的數據支持。接下來的問題是，國際金融競爭與全球治理體系競爭的突變型技術變革又將出現在哪里？

第13章聚焦于創新世界。25年前我們討論新世界時，強調其創新性、人力資本以及技術的重要性。現在，人工智能與人類智能的區別成為了當前討論的熱點。在第13章中，我們構建了一個創新世界的模型，系統總結了過去二十多年經濟學中關于創新的理論模型。這些總結為我們探討人類智能與人工智能的區別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14章提出了從2024年至2034年的十年戰略，我們將其精煉為九個字：“不稱王，穩市場，謀共享”。

大國如何競爭：六領域、三要素、五階段

回到我們正面臨的問題，當前中美大國競爭處于什么樣的局面？近期出現了一系列令人振奮的消息，如六代戰機的研發進展、DeepSeek橫空出世、宇樹科技推出的人形機器人，以及電影《哪吒2》引發的熱潮。這些成就無疑增強了我們的民族自信心。然而，正如前文所言，我們需要基于理性分析的框架來審視當前中美競爭的態勢。

在這一框架中，大國競爭被劃分為六個領域、三個要素、五個階段。

大國競爭的六個領域

六個領域包括制造業、科技、金融、軍事這四個核心領域，以及兩個內外環境：經濟總量和全球治理。其中，制造業和經濟總量被稱為大國競爭的前提條件。

通過對1500年以來八次大國競爭的回顧，我們總結出以下規律：當追趕國的制造業趕上并超過守成國，且其GDP達到守成國的60%時，兩國便進入了大國競爭的階段。以中國和美國的競爭為例，中國的制造業在2010年超越了美國，滿足了第一個前提條件，中國的GDP在2016年達到了美國的60%，滿足了第二個前提條件。因此，我們定義2016年為中美進入大國競爭階段的起始年份。

在英國和德國的競爭中，德國的經濟總量在1890年超過了當時的世界霸主英國，而其制造業工業產值在1910年超越了英國。在科技方面，普遍認為德國的科技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已經超越了英國。然而在金融領域，德國一直未能超越英國。在軍事方面，一般認為德國在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其軍事實力已經超過了英國。但在全球治理方面，英國憑借其廣泛的殖民地和強大的同盟國而遠超德國。因此，在六個競爭領域中，盡管德國在其中四個領域超越了英國，但由于在金融和全球治理方面的落后，最終還是未能取得勝利。

相比之下，在英國和美國的競爭中，美國在這六個領域中都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其經濟總量在1880年超過了英國，制造業在1886年實現了鋼產量的趕超，科技也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前后實現了超越。在金融領域，美國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在1944年確立了其金融霸權地位。軍事上，美國在二戰太平洋戰爭后也逐漸超越了英國。而在全球治理體系方面，一般認為自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后，全球的治理體系開始轉向美國。因此，美國在這六個領域中都實現了對英國的超越，最終在大國競爭中獲勝。

通過對歷史的回顧，我們觀察到：即便在某些領域取得顯著優勢，若在其他關鍵領域未能跟上，仍可能導致整體的失敗。例如，德國在四個領域超越了英國，但在兩個關鍵領域未能實現超越，最終未能取得勝利。只有像美國這樣，在六個領域都實現超越的國家，才能完成真正的趕超。

大國競爭中六個領域的發展往往呈現出一定的次序。追趕國通常會首先在制造業領域取得突破，因為守成國由于勞動成本較高，往往會將一些制造業轉移到海外。隨后，追趕國可能會在經濟總量上實現超越，接著可能是軍事或科技領域。而金融和全球治理這兩個領域則往往易被忽視。但事實上，英國正是通過金融和全球治理的優勢，成功遏制了德國的發展。

從六個領域的角度審視中美大國競爭的態勢，中國在2010年實現了制造業對美國的超越，經濟總量方面目前約占美國的64%，然而，在科技、金融、軍事和全球治理這四個領域，中國仍落后于美國。在六個領域中，一個領域趕超，五個領域落后，因此，中國在與美國的競爭中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大國競爭的三個要素

在大國競爭中，我們還需要考慮三個要素：兩國之間的相對實力、兩國的政治和文化認同度，以及第三方效應（第三方對兩國關系的影響）。這三個因素共同決定了大國競爭的發展態勢。

基于這三個要素，我們將中美關系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年至1978年（對抗階段），特點是政治上對抗，中美意識形態存在嚴重分歧，中國經濟總量遠遠落后于美國，且美國面臨蘇聯這一強大對手；第二階段是1979年至2015年（小國-大國階段），政治上中美關系正常化，但中國經濟總量相對于美國仍較小，第三方效應如蘇聯、日本、反恐、金融危機等不斷分散美國的注意力；第三階段是2016年至2035年（大國競爭階段I），這是兩國進行大國競爭的第一階段，美國保護主義抬頭，中美貿易爭端爆發，雙方相對實力接近，且缺乏強有力的第三方牽制。這一階段將在中國名義GDP趕上美國的那一年結束，預計是2035年前后。隨后進入中美大國競爭的第二階段，中國需要在此階段實現科技、金融、軍事和全球治理等領域的全面趕超，至少要到2060年。若中國能在這些領域趕上美國，從2061年起雙方將進入競爭共存階段。

我進行了一項簡單的計算。2024年，中國的GDP為18.56萬億美元，而美國為29.2萬億美元。按照當時的匯率（1美元=7.27元人民幣），中國的GDP相當于美國的64%。若人民幣升值10%至6.54元兌1美元，則中國的GDP相當于美國的71%；升值20%至5.82元兌1美元，則相當于79%；升值30%至5.1元兌1美元，則接近90%。可見，即使人民幣升值30%，中國經濟總量仍趕不上美國。我將中國對美國經濟總量的趕超稱為“萬里長征第二步”，因為這一步實現后，我們還需在科技、金融、軍事、全球治理四個領域實現全面趕超。

關于中美競爭的未來前景，存在四種可能性：雙贏、雙輸、中國贏美國輸、美國贏中國輸。從1978年至2060年的80年左右時間來看，這四種可能性均有可能出現。

第一種可能性是中美雙贏。中國經濟按照最優增長路徑發展，即實現其潛在增長率，同時美國也實現其潛在增長率，達到雙贏的均衡狀態。

第二種可能性是美國贏中國輸，美國持續實現最優增長，但中國到2060年仍未趕上美國的GDP。若中國一直未能趕上，則表明中國經濟可能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可能遭遇了經濟危機。因此，要討論中國為何會輸，就需要深入探討中國可能面臨的經濟危機。

第三種可能性是中國贏美國輸，即中國保持潛在增長率，而美國則因某種危機而失敗。關于美國可能遭遇的危機類型，我們也將進行深入探討。

第四種可能性是雙輸。

大國競爭下的危機與防范

為了探討誰輸誰贏，我們需要深入分析可能發生的危機。我們將危機定義為相對于正常良性循環的惡性循環，是經濟學中可干預的、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例如，銀行擠兌就是一個典型的惡性循環，盡管參與其中的每個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但集體行為卻可能導致壞的結果。同時，這種惡性循環是可以防范和干預的，比如中央銀行可以宣布對所有銀行存款負責，從而避免擠兌危機的發生。

我們認為，中國這樣的追趕國可能發生六種危機：日本式危機、蘇聯式危機、金融危機、公共政策危機、社會危機，以及區域安全危機。

日本式危機指，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受美國打擊高科技產業影響，無法順利實現產業升級，缺乏進一步發展的經濟增長動力，陷入經濟低速增長或經濟停滯陷阱。我將日本的這一危機稱為“產業結構無法升級的危機”。該危機的后果顯而易見。日本的名義GDP增長率從1988年的6.79%急劇下降至1992年的0.85%，從此走上了漫長的經濟停滯之路。1995年，日本的人均GDP為4.42萬美元，是美國人均GDP的1.5倍；而二十八年后的2023年，日本的人均GDP降至3.38萬美元，相對值降至美國人均GDP的41%。

由于時間關系，其他類型的危機在此不再贅述。

作為守成國，我認為美國可能面臨五種主要危機：社會危機、文化危機、金融危機、公共政策危機、憲政危機，以及區域安全危機。

關于社會危機，普林斯頓大學的安格斯·迪頓在其著作《資本主義的死亡》中指出，美國已經陷入社會危機之中，主要源于貧富不均問題。關于文化危機，美國當前正試圖驅逐兩千多萬非法移民，這一舉措反映了其內部的文化沖突和緊張局勢。關于憲政危機，根據著名國際貿易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的論斷，美國已經陷入了憲政危機。關于金融危機，如果特朗普的政策導致美國通貨膨脹加劇，進而推高美國債務資本的成本，那么就有可能觸發金融危機。面對金融危機，美國的一個可能應對策略是發動戰爭，因為美元和美元資產被視為全球唯一的安全資產，戰爭往往能提振美元地位。因此，當我們觀察到美國通貨膨脹加劇時，應高度警惕金融危機和區域安全危機的風險。

對于中國而言，未來危機會如何演變？在此，我們僅作假設性探討。

如果中國發生日本式危機，出現類似日本的三十年經濟停滯，情況會如何？盡管日本人民在人均三萬多美元的生活水平下依然過得不錯，但中國的情況與日本截然不同。如果中國陷入日本式的危機，美國能否因此解除中國對其霸權的挑戰？答案是否定的。蘇聯解體后，盡管俄羅斯實力大減，但仍被美國視為對其霸權構成挑戰的強國，這從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軍事沖突中可見一斑。因此，如果中國發生日本式危機，更有可能的結果是類似于俄羅斯所面臨的國際環境。

如果中國不發生日本式危機，我們需要進一步考慮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人民幣仍然保持不可自由兌換的狀態。這一狀態的意義在于，美元作為全球唯一的安全資產，在軍事沖突中往往能夠獲益，而人民幣則可能承擔戰爭風險。因此，當中國經濟發展良好時，會對美元構成壓力。為了緩解這種壓力，美國可能會選擇發動軍事沖突，其目的并非為了贏得戰爭，而是為了制造混亂，導致中國資本外流和經濟停滯。我將這種現象稱為“軍事沖突—金融危機—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在此情境下，中國經濟發展越快，可能離戰爭就越近。

第二種情況，如果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情況將有所不同。在軍事沖突中，風險將對中美雙方產生對稱影響。誰打輸了戰爭，誰就有可能陷入軍事沖突和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因此，在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情況下，美國發動戰爭的目的將轉變為尋求戰爭的勝利，而非僅僅為了維護美元地位。此時，若美國戰敗，資本可能會從美元體系流出，轉而尋求與人民幣等其他貨幣的和解，以實現真正的和平。

作為經濟學家，我們需要進行一番精確的計算。首先，我們要明確和平的條件，即不發生戰爭的條件。當戰爭的預期收益小于其成本時，戰爭就不會發生。

基于之前的分析，我們總結出降低中美戰爭風險三個重要條件：第一，中國能夠避免日本式危機，實現健康的經濟增長，例如保持5%的增長率；第二，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具體而言，若中國GDP占世界GDP的比例為18%，而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市場的占比僅為3%。目前，美國的GDP占世界GDP的25%，而美元占全球外匯市場的44%，若人民幣的占比上升，將可能形成三足鼎立的國際貨幣體系；第三，中國在局部軍事沖突中必須能夠取得勝利。

具體計算中，我們設避免日本式危機的概率為P1，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概率為P2，局部軍事沖突中能打贏的概率為P3。那么，軍事沖突發生的概率P則為1減去這三個條件同時成立的概率，即P=1-P1×P2×P3。當然，這個概率的具體數值取決于我們對P1、P2、P3的估計。

如果你認真計算，這個概率值依然比較高。如果想進一步降低軍事沖突的可能性，最有力的變量就是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如此一來，美國挑起軍事沖突的概率就等于必須贏得軍事沖突的概率。眾所周知，打贏的概率肯定遠低于發生軍事沖突的概率。因此，我認為，在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后，中美之間發生軍事沖突的概率將大大降低。

在此，我想向大家提出一個問題：繼DeepSeek之后，哪項技術發明將對全世界人民、中國人民以及美國人民產生最大貢獻和最高價值？換言之，什么是下一個DeepSeek？在DeepSeek誕生于杭州之后，北上廣深等地的學者和創業者或許會感到一絲失落，自問為何自己未能發明出DeepSeek。人工智能領域的突破并非終點，我們仍對下一個創新的出現滿懷期待。那么，下一個創新可能來自何方？

我認為，國際數字貨幣技術方向的技術突破將是下一個具有重大影響的技術發明。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已經對全球產生了深遠影響，而接下來，美元這一全球貨幣體系的核心變量將成為影響世界變化的關鍵因素。根據前文的論證，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是世界和平的必要條件。因此，國際數字貨幣體系方向的技術突破，將對全世界人民、中國人民以及美國人民產生最大價值，甚至關乎人類文明的延續。希望有志之士在這個方向努力，為人類和平永續發展做出貢獻，

整理：何又夕 |編輯：王賢青 白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