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電梯直達

來源：知識分子

作者：知識分子

圖源：Freepik

編者按

空氣質量標準修訂，成為了自上而下都在關注的熱點話題。 2025 年 2 月 24 日，生態環境部大氣環境司司長李天威在月度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生態環境部已于 2022 年啟動《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修訂工作。

現行《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于 2012 年修訂發布、 2016 年全面實施。這些年，空氣質量顯著改善。與 2015 年相比， 2024 年全國 GDP 上升 63% ，汽車保有量增長 111% ， PM2.5 濃度卻下降了 36% 。 2024 年，中國近 3/4 城市 PM2.5 年均濃度達到 35 微克 / 立方米的國家二級標準，其中近半數達標城市已優于 25 微克 / 立方米。

但李天威坦言，“空氣質量改善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PM2.5仍然是對人體健康影響最大的大氣污染物，PM2.5年均濃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非意外全因死亡率，包括非傳染性疾病和下呼吸道疾病等，將上升8%。從國際比較來看，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導值是5微克/立方米，美國是9微克/立方米、歐盟是微克/立方米、日本是微克/立方米，中國的二級標準“只比印度和埃及要嚴”。

空氣質量標準修訂可以怎么做？經濟賬、社會賬、健康賬，怎么算？《知識分子》邀請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郝吉明，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張世秋，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闞海東，能源基金會環境管理項目主任劉欣共同探討。以下為對話實錄。

01

公眾期待水漲船高

知識分子：回顧過去的2024以及2025開年，一些地方的空氣質量又開始被網友們拿來調侃。我們先拿困難的問題拷問郝老師，您怎么看近來的空氣質量？

郝吉明：大家擔心空氣質量會不會退回到十年前的水平，我想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目前空氣質量不僅沒有回到十年前，而且還在持續改善。當然，空氣質量有時會有波動，僅憑一年的數據無法判斷整體趨勢。

從2024年數據來看，北京的PM2.5年均濃度降到30.5微克/立方米，這是一個明顯的改善；全國范圍，339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降到了29.3微克/立方米，比2023年下降2.7%，優良天數的比例達到87.2%，同比上升1.7%。而十年前北京和全國的優良天數還不到50%，這說明空氣質量有了顯著提升，重度及以上污染的天數也在迅速減少。

2023年1月，北京曾出現持續近一個月的重污染，PM2.5測量系統甚至爆表。但2024年，北京的重污染天數已經降至個位數，占比不到1%。從全國范圍來看，嚴重污染天數的比例也小于1%，基本實現了消除重污染天數的目標。

這些數據表明空氣質量確實在持續改善，但為什么大家還會覺得污染又回來了呢？這其實是一種“水漲船高”的效應。人們對空氣質量的期望越來越高，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重污染和輕污染的數據是一回事，而公眾的獲得感和滿意度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人們對空氣質量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的期望是合理的，這種期望也為大氣污染控制提供了動力。大氣污染控制的重要目的就是保護公眾健康，保護公眾健康是推動空氣質量改善的主要動力。

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比如2024年冬季，武漢及長江中游城市群出現污染，這主要是由于當年特殊的氣候和天氣條件。氣候變化導致天氣條件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增加，異常天氣增多。

2024年12月，北京的PM2.5平均濃度只有19微克/立方米，是近年來最好的水平。這是因為北風強度不大，但能把污染往南吹，而南邊的暖濕氣流也不強，導致污染在中部地區滯留，像河南、湖北等地，以及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四省交界處污染較為嚴重。以武漢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城市群，氣流相對穩定，也是經濟工業發展的重要區域。冬季不冷，寒流不至，暖濕氣流又上不來，導致北京空氣質量較好，而中游地區則出現積累。

大家說長三角地區污染反彈，也是要相對來講。從2024年來看，長三角31個城市PM2.5平均濃度是3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了0.9%。長三角2024年上半年反彈稍微嚴重一些，下半年有顯著改善，這與當地經濟復蘇有關系。另外，2024年江蘇一帶春夏之交氣溫上升較快，用電高峰頻繁。江蘇省統計2024年全年用電高峰有八次，一浪高過一浪的情況，所以能源需求攀升也導致了污染排放增大。

另外異常特殊的氣象條件也會使那些地區臭氧濃度升高，臭氧濃度和外界天氣形勢的依賴性相關性更強，也導致了所謂優良天數的減少。長三角從全年來看空氣質量還是改善的趨勢，重污染天數也比京津冀還少，重污染天數的比例是0.4%。

知識分子：在有所反復的這個過程當中，張老師有沒有過類似“十年空氣質量改善的黃金時期要結束了”或是“小幅反彈可能會是持續改善終止信號”的擔憂？

張世秋：我有過擔心，這既是人的正常反應和本能使然，也是基于專業直覺。疫情結束后，社會經濟活動逐漸恢復常態，而疫情三年對經濟活動正常進行造成了諸多影響，可能會出現報復性增長。管理者在面對生存需求和生活保障與更好的環境質量時，會做出什么樣的選擇和決策，會不會在環境保護方面有所退縮呢？也正是因為這種關注和擔心，讓我們可以正視社會-經濟-環境之間關系的復雜性和做出權衡取舍選擇的困境，正視真實世界里面存在的真問題和各種可能的風險，盡早提前識別和發現這些可能的風險和需要克服的挑戰，并在了解公共決策的復雜性和多維度目標考量的基礎上，盡早采取恰當的應對策略和行動。

盡管關注和擔心，但同時，我也保持足夠的樂觀。樂觀的理由有很多，我只強調兩個：第一，公眾對藍天白云的向往和對更好的空氣質量的需求，這是空氣污染治理的民意基礎。盡管我們很多人可能都已經忘了曾經的污染情況和長期重污染天氣是什么樣子，但那種如同生活在“粥”里面的感受，如果再現的話，我相信大部分人是無法接受也不愿意接受的。換言之，人們對包括良好空氣質量在內的生活質量的需求是不斷提升的。第二，歷經長期的空氣污染治理歷程，已經積累了很多的經驗和教訓，這為持續改進空氣質量的政治意愿和各類政策與行動的制定與實施，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和條件。所以，我不認為中國持續改善空氣質量方面的努力會出現退轉。

再者，從長期戰略和現實選擇的角度來看，環境政策放松且出現大的退步的可能性也不大。原因在于，一方面，長期來講，全球更清潔、更可持續的綠色發展趨勢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因應對大氣污染、氣候變化所推動的中國能源轉型、產業結構調整、技術創新進程，不僅有效遏制了空氣污染，同時，也已經使得中國的技術、產品和企業具有了更強的國際競爭力。所以，如果中國希望自己是未來綠色發展的引領者或者是貢獻者，還是希望維系甚至極大提升國際競爭力，都不可能放松環境保護、包括控制空氣污染的要求。

需要提及的是，2023年，國務院發布了《空氣質量持續改善行動計劃》，這是對前面提到的引發社會關切的問題的一個回應和非常重要的政策信號，也是中國將持續改善空氣質量的政府意愿的表達。

02

無論怎么算都是正的

知識分子：回顧空氣污染治理之路，可以說，我們通過過去十年的艱苦努力，以全球范圍內史無前例的速度削減了主要空氣污染物，改善了空氣質量；但也有人說，這一切是以付出了很大經濟和社會成本為代價實現的。付出了多少，又得到了什么，這其實是所有公共決策都需要回應的問題，郝老師能否從政策議程推進和成本效益的角度，為我們回顧一下來路。

郝吉明：空氣污染控制措施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帶動作用不可忽視。以我國能源體系為例，通過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大氣十條”）推動的燃煤電廠超低排放要求，推動我國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清潔燃煤發電體系。電力行業的發展曾引發長期爭論，2003年我國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電力行業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加嚴遇到了較大阻力。但隨著從新型工業化道路到空氣質量持續改善的推進，我國燃煤發電體系實現了大跨越，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在產業發展方面，空氣污染治理也給汽車行業帶來了趕超機會。我國汽車產業起步較晚，但城市高度密集、機動車高頻使用，使得機動車污染備受關注。“大氣十條”推動我國機動車排放標準從國一國二提升至國六，甚至討論到國七標準。在發展模式上，除了燃油車，我國將電動車使用放在突出地位，強調電動化。燃油車是工業發達國家先發展起來的，我國在改革開放前的上海牌汽車雖屬較好，但后來機動車引進多是國外汽車公司到中國生產。我總開玩笑說，中國的汽車產業是“寄生”在國外公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不過，電動車在全球基本處于同一發展起跑線，我國有較好的發展機會。

而且，這與我國國情相關，當時對電動車的討論較多，是否下決心發展是個問題。當時我和原國家發改委能源所所長周大地做相關研究，周大地研究電動車對能源安全的影響。我國能源安全主要面臨油氣對外依存度大的問題，汽油車的發展又加大了對外依存度，而電動車有可能減輕我國對石油的依賴度，增強能源安全性。我負責研究電動車對城市空氣質量改善的作用，顯然城市污染排放減少了。即使使用燃煤電力，由于燃煤電廠的超低排放，總排放也減少了，從環境友好性也做了研究。除了改善空氣質量、健康受益之外，空氣污染治理還對國家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華和北大是鄰居，以前晚上兩校經常停電，清華有個“土電廠”，還能稍微調劑一下用電，而北大沒有土電廠，一停電，很多北大同學就騎車來清華上晚自習。當時高峰期拉閘是個基本規律。現在，我們保障了安全供電，也促進了社會發展。對于如何評價大氣污染治理帶來的效益，我覺得抓住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同時對整個經濟社會的推動作用也很重要。

我國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條件下推進大氣污染控制的，總有人說大氣污染治理會妨礙產業發展，但實際上，我國持續控制空氣污染，各行各業都在發展。

大家可能注意到唐山是鋼鐵之城，唐山2024年成為全國第27個“萬億GDP”城市。能在大氣污染控制力度這么大的情況下實現經濟總量的上升，這是很好的典型。“大氣十條”曾公布空氣質量倒數十的城市，當時河北省占了一大半，與河北是鋼鐵大省密切相關。現在很多城市都退出了倒數十名，河北省的經濟在改善空氣質量過程得到發展。所以，經濟社會與環境可以實現協調發展，大氣污染治理并沒有阻礙中國經濟向好發展的態勢。

大氣十條實施以來，先后開展了三次實施效果評估，每次評估都做了經濟效益和投入產出的評價，各種評價結果都顯示投入小于收益，是正的，無論怎么算都是正的。

03

1塊的本，3塊2的利

張世秋：在現代社會制定公共政策和公共決策時，除了考慮長期戰略、長期可持續發展、政治意愿、民意以及各主體訴求等因素外，首先需要回答或者論證的是，值不值得，應不應該或者該不該做的問題。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視角來研究和論證該不該的問題。其中的一個重要視角或者依據，就是從環境經濟學分析的角度，這個政策或者決策的所得是否大于所失，也就是效益是否大于成本。如果預期效益小于成本，也就是失大于得，當然可以得出一個確定的結論，就是這個決策是不恰當的或者是錯誤的。如果預期效益大于成本，至少可以說明這個決策從得失選擇的角度是可行的，是值得采取的行動。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對于成本和效益分析，盡管因不同研究所覆蓋的范圍和采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結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但截至目前，針對空氣污染治理的效益和成本的相關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也就是空氣污染治理的效益遠高于成本，相關結果的差異在于：效益高于成本是幾倍還是幾十倍。從這個意義上，目前已有的研究，無論是保守的估計還是相對更激進和范圍更廣的分析，都表明，空氣污染治理的預期效益遠大于實際發生的成本，那就說明，從全社會的角度，治理空氣污染、持續改善空氣質量是值得采取的行動。

另一個問題是，中國空氣污染治理已持續了很長時間，中國從開始研究空氣污染到持續推進大氣污染治理并取得顯著成效，經歷了50多年的長期艱苦歷程，特別是過去十幾年的努力，使得中國總體空氣質量呈現出穩步提升的趨勢。而當下我們面臨的關鍵問題是，中國城市中四分之三已達標，那還要不要繼續達標或繼續改善空氣質量？若要改善，方向和標準又該如何確定？

目前中國大氣污染形勢下，健康影響依然十分突出，雖然不同的研究，針對因空氣污染導致的過早死亡數據的結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但即使是100萬左右，那也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

此外，中國強調實現要讓藍天白云成為常態、應對氣候變化、實現雙碳目標、推動產業和能源結構調整并實現綠色和高質量發展的目標，長期戰略雖已制定，需要關注能夠通過什么樣的手段和政策去驅動這些目標或戰略的達成，而標準就是一個非常好且重要的抓手。

各國包括中國的經驗都表明，空氣質量標準的制定和修訂都在空氣質量管理系統中發揮著統領全局的作用，可以說標準的制定奠定了大氣污染治理的基石，而標準的不斷升級則是空氣質量改善的持續推動力。通過標準修訂能夠發揮標準的帶動全局的作用，這既體現在空氣質量改善上面，也體現在對空氣質量管理體系升級的推動方面。

更重要的是，中國現在強調要綠色發展和高質量發展，而標準是產業和結構調整以及綠色轉型包括雙碳目標實現的重要的政策抓手。在中國已經四分之三的城市已經達標的時間段，通過提標不僅可以提供持續的空氣質量改善的信號，也是借助提標在推動空氣污染治理的同時，驅動中國向綠色發展的持續轉型，進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回到具體問題，空氣污染治理包括標準修訂值不值得，即成本效益分析比較。從國際經驗來看，以美國不同階段《清潔空氣法》的實施為例，所有相關后評估的結果都明確表明，其效益遠遠大于實施清潔空氣法案所帶來的成本，不同階段給出的效益評估結果都是成本的幾倍甚至幾十倍之多，其他國家情況也基本類似。

再從總效益成本比數據來看，能讓大家更清楚了解中國的情況。據世界銀行測算，中國空氣污染治理的效益成本比是3.2比1，即每投入一塊錢會產生3.2塊錢的綜合效益，效益大于成本的結論也是很顯然的。

針對空氣質量標準修訂，北京大學團隊在能源基金會支持下于2022年完成了一項成本效益分析，回應公眾和決策者關注，比如預期效益是否會大于成本，早達標還是晚達標是否有差異，標準寬嚴程度對效益和成本的影響，以及提標對不同區域的影響，是否會帶來更劇烈的區域分布不均衡等問題。

研究發現，提高或加嚴空氣質量標準帶來的健康效益明顯，當時我們的研究僅是基于的過早死亡風險而不包括患病及相關風險。從總效益角度，即便用最保守方式估計，我們的研究表明，因規避過早死亡風險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到4%之間；同時，也明顯發現早行動或早達標比晚行動和晚達標帶來的效益更大；從區域和空間的角度，無論是重污染區還是輕污染區或者相對清潔的地區，持續改善空氣質量的健康效益都非常巨大，加嚴標準都會給各區域帶來可觀的健康效益。

從人群分布看，生命早期兒童和老年人是最大的受益群體。標準修訂所帶來的健康效益中約60%的效益與占總人口15%的65歲以上人群有關。伴隨中國老齡化進程的持續加劇，實際的空氣質量改善效益會比我們目前估算的結果還會更高。

由于空氣污染治理不僅使相對發達地區受益，相對落后地區也會因治理獲得更大的健康風險規避效益，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伴隨空氣質量改善，健康損失或健康效益的區域差距在不斷縮小，站在全社會角度，這是好事，環境政策公平性程度雖未足夠改善，但至少在縮小更沒有進一步惡化。

還有一個研究結果會與我們每個人直接相關，據北京大學環境健康團隊另一項研究，針對2013到2017年空氣質量改善，中國居民醫療支出是否變化，結果發現每年可節省醫療支出約7000多億元，相當于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

所以，針對空氣質量標準修訂這樣的重要公共政策問題，應該持續進行深度交流、討論乃至辯論，以便在明晰科學研究基礎、證據與結果的基礎上，綜合考慮社會的多重目標，進而做出恰當的決策。

04

穩定且一致的政策信號

知識分子：張老師此前對于鋼鐵、化工、水泥等傳統意義上的污染行業有過深入訪談，這些一線的社會經濟主體是如何理解提標的成本和收益的，整體經濟形勢變動下有沒有什么“倒退”？從長遠來看，我們希望進一步改善空氣質量的原因是什么？

張世秋：空氣污染治理和雙碳戰略實施本質上是相互促進且具有協同效應的。2013年中國開始加速且高強度的空氣污染治理以及雙碳戰略提出之后，我們想了解主要的污染行業是否發生了變化。2021年和2022年，我們對鋼鐵、化工和水泥等污染行業做了一些調研和訪談。

最直觀的感受是，和十幾年前對同類企業進行訪談的情況有所不同。早些年，去企業和行業調研時，聽到最多的是很多企業和行業都會抱怨環保增加了企業的成本和負擔，導致它們成本上升、經濟困難等等問題。然而，在2021年、2022年的訪談中，很少會聽到此前的壓倒一切的抱怨，當然，這并不是說企業壓力不大，而是盡管壓力很大，但會更多地思考如何改進技術、控制污染，也更多地會討論到，如果空氣質量標準持續提高，企業應如何加大研發投入，在哪些方面還需進行技術更新改造等。

在過去幾年里，中國這些行業的技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以燃煤電廠為例，由于實行超低排放等措施，中國很多燃煤電廠的能源效率其實與全球最好國家的燃煤電廠的能源效率不相上下——如果不是更好的話。可以說，是站在了世界前列的水平，其他行業也是類似情況。這說明經過過去這些年加速且加嚴的行動，這表明，行業和企業對“降低排放、控制污染”以及“提標”等的認知已從早期的抱怨和被動應付轉向了主動適應甚至是提前行動的過程，這種趨勢非常重要，因為一旦企業的技術發生變革、認知發生改變，就意味著企業已經走上了更加環保或更加綠色的路徑。當然，我們也需要同時看到，經濟波動等因素仍可能引發一些短期行為的反復或者反彈。

這些企業發生變化，不僅僅是因為當下環境政策加嚴或環境標準加嚴的問題，還有一個更主要的，就是對未來的預期，以及對企業長期競爭力的考量。調研中，很多企業直接回應說不改不行，必須面向未來。因為未來的中國包括全球市場，污染企業、污染行業、污染產品和污染工藝一定是沒有市場、且不具備競爭力的。所以，社會和企業的長期預期對整個行業和企業的環境行為選擇和改變非常重要。

這對我們而言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該如何保護好企業和社會對長期綠色發展的穩定預期？最關鍵的是政府需要不斷強調污染治理和綠色轉型的決心，并持續釋放穩定且一致的政策信號。

疫情之后，經濟復蘇和低速增長肯定會對污染治理帶來一定的短期壓力，甚至會帶來一些反彈風險。但2023年《空氣質量持續改善行動計劃》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向企業和社會表明，未來總體的綠色發展方向和戰略是不會變的。這種長期綠色發展信號的釋放，穩定了預期，相關企業即便遇到一些困難，也不會出現大規模退轉。

這里我想強調的是，社會和企業的長期預期對于企業的環境行為選擇和改變至關重要，那么怎么樣保護好對長期的穩定預期？最關鍵的就是政府需要不斷強調污染治理和綠色轉型的決心并持續釋放這種穩定的一致性的政策信號，引導和激勵企業制定長期環境保護戰略，注重長期投入，推動污染治理從“被動達標”邁向“主動創造價值”的轉變，使得綠色轉型、高質量發展不是紙上畫畫墻上掛掛的口號，而是切實的行動最終實現環境與發展的深層兼容和共贏局面。

05

PM2.5的全生命周期威脅：從身體健康到多巴胺分泌

知識分子：我國治理空氣污染，設立環境空氣質量標準是為了保護人群健康，尤其是對于以 PM2.5 為代表的細顆粒物，對人體健康會產生多種負面影響。 2012 年，我國修訂標準的時候，本土的科學證據相對較少，更多借鑒了國際上的研究。 經過了十多年的時間，針對本土人群的科學證據也越來越豐富。 想要請教闞老師的是，污染物暴露與健康效應之間的關系，近來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研究結論？

闞海東：2012年我國在修訂標準時，本土的PM2.5健康證據還較為零散。前期在北京、上海等地雖有一些斷斷續續的實驗性流行病學人群調查，但并不系統。2013年“大氣十條”推行后，在科技部門、基金委和科技部的支持下，開展了一系列大氣污染和健康領域的大型研究計劃。

過去十年高強度的政府資助，使我國用于本土空氣質量修訂的人群證據越來越充分。無論是長期暴露隊列研究，將年均值與健康相聯系，還是時間序列病例交叉研究，將日均值與健康相聯系，一系列全國尺度的大規模人群調查都相繼完成，為我國未來修訂空氣質量標準提供了很好的本土健康證據。

近年來，一些有趣的研究結論引起了關注。2024年12月發表的一項研究，以我國河南焦作市（相對京津冀等地區污染較重）為研究對象，開展了一個學年的干預研究。研究不僅干預了80名孩子的學習場所——教室，還為每個孩子的家庭送去了空氣凈化器和在線PM2.5監測裝置。

通過雙盲的病例交叉設計，研究發現空氣質量改善后，孩子們的心肺功能、心血管功能、呼吸道功能均有了顯著改善。更有趣的是，孩子們的數學和英語成績在統計學上也有了顯著提升，語文成績雖有一定改善但統計學上不顯著。

此外，通過類似模擬游戲的電腦平板測試，發現孩子們的認知能力和反應速度也有所提高。這表明，只要政府真正投入資金改善空氣質量，祖國下一代在身體和心智上都將受益。

空氣質量改善對兒童健康的長期意義也不容忽視。兒童期的肺功能是預測成年后心腦血管疾病甚至腫瘤死亡風險的很好指標。研究發現，改善空氣質量可以提高兒童的肺功能，這與美國南加州大學的兒童健康研究結果相呼應，說明空氣質量的改善能顯著提升兒童的健康水平。

知識分子：不僅僅是兒童，其實從生命開始的那一刻直至暮年，都有大量的科學研究在論證PM2.5對于健康的影響，能否展開講講？另外，關于中國的空氣質量標準與本土科學證據，業界形成了哪些共識？

闞海東：重點的脆弱人群確實是“一頭一尾”。我國目前面臨人口挑戰，一方面，出生人口數較十年前剛放開二胎政策時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這兩個問題都對國家未來發展構成了一定挑戰。

空氣質量對健康的影響貫穿全生命周期。近年來，流行病學家發現空氣質量對生殖和發育的影響很大。例如，陸軍軍醫大學和南京醫科大學的團隊發現，空氣質量下降會影響男性精子質量，相關的人群隊列研究和動物實驗都證實了這一點。

此外，我國不孕不育率上升較快，結婚夫婦中不孕不育率已超過15%。人工輔助生殖技術逐漸被更多人接受，全國統計數據顯示，每100個孩子中約有三到四個是通過人工輔助生殖出生的。研究發現，這部分孩子對空氣質量格外敏感。國外一項研究顯示，在人工輔助生殖操作中，精子和卵子結合瞬間，房間內使用空氣凈化器可以提高人工輔助生殖的成功率，這說明空氣質量在人生每個階段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對于兒童來說，研究發現空氣質量提高可以降低早產的發生率。我國PM2.5與15%到20%的嬰幼兒早產有關。兒童在四到五歲時，由于個子矮，呼吸帶正好處于小汽車尾氣排放的高度，更容易暴露于空氣污染源。同時，兒童單位面積下的身體質量比成年人大，這意味著在相同PM2.5暴露水平下，兒童的健康風險更大。

對于老年人，隨著年齡增長，血管和呼吸道都會老化，基礎疾病的發病風險增加。同樣的空氣污染暴露，可能會使老年人的血壓略微升高，雖然對青壯年人影響不大，但對老年人來說，血壓的微小變化都可能突破其健康閾值，導致臨床事件的發生。

此外，隨著老年人壽命延長，認知衰退和以阿爾茨海默癥為代表的神經退行性疾病受到更多關注。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PM2.5和臭氧與阿爾茨海默癥發病風險增加有關。在青年期暴露于高濃度PM2.5和臭氧，會增加晚年患阿爾茨海默癥的風險。老年人確實是空氣污染的脆弱人群。

關于我國空氣質量標準和本土科學證據的共識，國際上對PM2.5的研究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非常熱門。

幾個重要共識，第一，因果關系：空氣污染與健康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句話聽上去挺簡單，把PM2.5這樣的環境污染物與人的死亡風險增加建立因果關系，是科學界的重大進展。基于此，可以計算PM2.5在我國健康中的角色和定位。我國每年死亡人數中，PM2.5的歸因死亡人數約占15%到20%，這一估計較為可靠。

第二，無閾值暴露反應關系：目前的流行病學研究和健康調查沒有發現低于某一閾值就安全的情況。因此，在修訂空氣質量標準時，需要平衡科學性和實用性，既要保障老百姓健康，又要設定可及的目標。

第三，低濃度下單位濃度污染物的健康危害更大：我國空氣質量水平正在從高濃度段向中低濃度段轉變。在中低濃度下，降低一定濃度的污染物，老百姓獲得的健康收益與高濃度時相比更大，減少的歸因死亡和發病人數要更多。

知識分子：健康不僅包括身體健康，我們的讀者也越來越關心心理健康。這方面是不是可以請闞老師多分享一些研究？

闞海東：心理健康與空氣質量、氣候變化之間的關系是近年來研究的熱點之一。山西大學桑楠老師2024年底開展的一項毒理學研究顯示，將老鼠暴露于山西太原空氣質量相對較差的環境中，發現PM2.5暴露可以通過影響大腦神經中的多巴胺通路來增加小鼠的焦慮行為。多巴胺是人體快樂的來源，運動時人體通過一系列神經反射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從而讓人感受到快樂。而PM2.5暴露會影響多巴胺相關的受體，進而影響小鼠的焦慮行為。這表明，PM2.5對心理的影響并非玄學，其背后有著堅實的生理學和病理學基礎，以及物理和化學基礎。

06

中美大氣治理之路：半個世紀的政策更迭

知識分子：2024 年，美國重新修訂了自己的《清潔空氣法》，其中提及， “ 健康是標準更新的唯一衡量 ” ，《清潔空氣法》 1970 年頒布，這是一個歷時半個多世紀的治理過程。

郝吉明：中國的空氣污染控制歷程也已走過半個世紀。1973年，我們制定了“三廢”（工業廢水、廢氣、廢渣）排放標準，從那時到現在，健康影響一直是重要考量。

我和海東合作的第一個項目是2003年啟動的亞洲大氣污染健康影響研究，當時在北京和舊金山開會，研究亞洲大氣污染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項目在中國選了上海、武漢和香港三個城市，這些城市不僅具有典型性，而且科研力量強大。從2003年開始的這項研究，為2012年環境質量標準的修訂提供了重要支撐，尤其是基于哈佛大學六城市研究的結果，明確了PM2.5是影響人體健康最主要的大氣污染物。

當時我們修訂2012年空氣質量標準時，就是以人體健康保護為主要目標來推動的，同時推動環境質量標準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經濟有三步走的大策略，中國逐漸走向現代化，空氣質量標準要做到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

另外，與國際上比較，中國人口密度大，改善空氣質量受益的人口比其他國家多得多，所以有時考慮空氣質量時希望按人口加權平均，因為人口多的地方空氣質量改善與人口稀少的地方改善權重應有所不同，從中國人口分布特點來看，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這些人口集中的地方，首先推動空氣質量改善，這既與當地的污染較嚴重有關，也與這里是經濟社會發展中心地帶有關，同時也是抓住區域聯防聯控的好背景。

所以，環境健康研究為中國修訂環境質量標準提供了重要科學支撐，大氣污染控制過程也為環境健康學科提供了廣闊舞臺。

近年來，我們的空氣質量有了歷史性好轉，這個好轉是與自身相比而言的，但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指導值相比，我們還處于起步階段。2012年頒布的環境質量標準，是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后頒布的，在中國所有環境質量標準中，這是唯一一個由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后頒布的，可見我們把空氣質量改善放在了特殊重要地位。

知識分子：能否詳細介紹一下美國在制定和修訂空氣質量標準方面的具體歷程和流程？特別是標準制定過程中如何平衡科學依據、社會經濟影響以及公眾健康保護之間的關系。

劉欣：標準非常重要，社會各界的工作通常處于三個階段：不達標、通過努力達到一定標準，以及制定或修訂標準。制定行為準則或標準，是衡量和評估行為是否達到某種要求的重要手段，空氣質量標準就是這樣的角色。

標準體系包括標準、基準和評價三個概念。以美國為例，其標準修訂基于一定時期的環境毒理學、流行病學證據以及環境風險判斷等，對環境空氣中的濃度做出限制性規定。在美國，空氣質量標準與《清潔空氣法》同等重要，是空氣質量管理中最高級別的法規文件。

美國的標準修訂進程始于1963年清潔空氣法案的制定，當時提出要制定空氣質量基準。此后，從二氧化硫和顆粒物的基準入手，逐步提出相關標準，PM2.5標準于1997年首次提出，后又在2006年及最近一次修訂中更新。整個過程是空氣污染與健康暴露反應關系研究逐步深入的過程。

在美國，空氣質量標準與基準在管理制度實施中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基準主要從科學事實出發，依據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暴露響應關系，通過科學家共識找到最低風險閾值，以最大限度保障人身健康。在全球范圍內，僅有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獨立制定了或正在制定空氣質量基準。美國空氣質量管理體系將標準與基準合二為一，同時也會進行經濟項目評估。

標準修訂的流程包括：第一步，綜合科學評估報告，基于美國或北美的最新科學事實；第二步，風險評估報告，判斷美國本土空氣污染對健康的影響及最新評價結論；第三步，政策評估，假設更新空氣質量標準限值后，哪些地區達標或不達標，以及相關的政策分析，包括減排政策、標準實施對各行業及經濟發展部門（如電力、交通、工業等）的影響。

美國標準更新流程相對科學，其特點是每個環節，無論是綜合科學評估、風險暴露評估還是政策評估，都有清潔空氣科學咨詢委員會提供科學支持，同時廣泛征求社會各界意見，包括科學家、律師、企業（污染企業或治理企業）及政府代表等，公開評論標準更新或政策制修訂過程中的各類影響，并提出完善建議。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充分綜合各方意見，以達成對全社會最公平、最有效的解決方案。

美國的達標方案要求各州制定達標方案，即州實施計劃。如果編制不合規或實施不佳，聯邦政府會削減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包括州內高速公路建設資金，這是從國家到地方實施空氣質量達標管理的嚴格要求。

知識分子：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新的空氣污染問題和挑戰在不斷出現；同時，環境經濟、環境健康領域不斷有新的研究發現和進展。我們的政策是如何回顧并相應調整的？

郝吉明：在大氣污染治理行動中，不斷評估和調整策略是必要的。例如，是否將居民用煤取暖炊事納入大氣污染防治行動，曾經過深入研究。在多個城市研究了室內燃煤污染對室內空氣質量的影響，發現室內燃煤污染對健康的負面影響遠大于室外。從燒煤爐子到燒天然氣的轉變，不僅改善了空氣質量，還提高了社會的便利性。從燒小煤爐過渡到煤氣罐，再到天然氣管道，這一過程是社會進步的縮影。

制定“大氣十條”時，進行了預評估，明確了采取何種行動、投入多少資源以及如何確保空氣質量改善。2013年6月，“大氣十條”通過，9月國務院正式公布。

2015年底到2016年初，受環保部委托，中國工程院對“大氣十條”執行情況進行中期評估，結果顯示各行業在環境質量標準的推動下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北京如果不采取超常規措施，京60（2017年北京PM2.5濃度降到60微克/立方米）存在不達標的風險。京60是黨中央國務院向全世界做出的承諾，必須實現。因此，評估后加大了力度，包括改造燃煤鍋爐和居民散燒煤，取得了顯著進展。

2016年底到2017年初，北京再次出現長時間污染，北京市是否發布紅色預警成為討論焦點。有人說紅色預警會可能給北京市抹黑。我當時說北京市的污染還不夠黑嗎？還用人抹嗎？這個紅色預警，說明我們正視矛盾、正視困難、有負責任的客觀態度。最終，時任環保部長陳吉寧拍板發布紅色預警。這一舉措促使總理基金設立，推動京津冀空氣污染治理。2017年，“大氣十條”目標基本實現，北京的平均PM2.5濃度達到58微克/立方米，圓滿完成了預定目標。

2018年到2020年實施的“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 進一步推動了大氣環境質量的持續改進。行動計劃從治本入手，重點包括能源結構調整、工業結構調整、交通運輸結構調整和土地利用結構調整。這是從能源、產業、交通和土地利用的角度全面推動大氣污染的源頭治理。同時，首次將大氣污染物減排與溫室氣體減排結合起來，取得了顯著成效。到2020年，北京市的PM2.5濃度降至38微克/立方米，取得了歷史性改善。從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到2017年的微克/立方米，再到2020年的38微克/立方米，空氣質量持續向好。

目前，四分之三城市已經達標，這些城市如何繼續推進大氣污染防治至關重要。例如，海南省提出將PM2.5濃度降至個位數，這是根據海南的實際情況和專業理解提出的。自貿島建設和生態文明示范區建設都要求海南在生態環境質量和資源綜合利用效率上領先。

為了推動空氣質量持續改善，制定新的標準非常必要。幾年前，我們啟動了“環境空氣質量評估與標準修訂關鍵技術與應用研究”項目，為實時推動環境質量標準做準備。項目包括多個課題，涵蓋空氣質量評價技術方法、標準實施評估技術方法等。這些研究為我國大氣污染治理和標準修訂提供了科學依據。

我國2035年希望基本實現美麗中國和四個現代化，根據這一目標，到2035年左右，我國環境空氣質量應能達到WHO第二過渡階段的值(25微克/立方米)。因此，現在有必要將WHO第二過渡階段的限值作為我國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為達標城市提供新的推動力，同時鞭策未達標的城市加快步伐。

劉欣：空氣質量標準及其達標情況是社會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空氣污染與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密切相關。所有與人相關的事情都涉及空氣污染排放，當然也包括天然源。因此，減污降碳和大氣治理是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的總抓手。達標管理是這一總抓手中最落地、最有效、最全面的手段，能夠有效銜接國家層面的管理戰略和保護老百姓健康收益。

中國《大氣污染防治法》出臺后，明確要求各地達標，但在政策層面并未明確達標的實現路徑。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濃度水平與標準相距較遠。然而，到2019年、2020年后，中國空氣質量已經顯著改善。2023年底，國家出臺的文件不僅包括美麗中國的指導意見，還包括持續改善空氣質量的行動方案，均首次提出所有城市都要限期達標。特別是對于PM2.5濃度在40微克以下的城市，希望在“十四五”末期達標；對于40微克以上的城市，則需要制定限期達標計劃。

此外，用大氣治理驅動碳減排，包括減污降碳，其重要性尚未被充分意識到。我們經常提到光伏板、電動汽車和鋰電池是中國為全球碳減排做出的卓越貢獻，但通過大氣治理驅動減污降碳，我認為是中國為世界碳中和戰略，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適用的“軟產品”，其重要性不亞于上述三個硬件。

07

由量變到質變

知識分子：今天討論主題圍繞的是空氣質量標準的修訂和更新，雖然這是一個引導性的指標，但相對于大氣治理和減污降碳來說，這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如果我們重新拉遠視野來看，我們常說大氣治理是一個非常復雜、走平衡木一般的多目標尋優的過程，還面臨哪些現實的挑戰？ “ 大氣十條 ” 三期之后，對于即將到來的 “ 十五五 ” ，有什么建議 嗎？

闞海東：首先，在環境暴露方面，未來我們必須關注大氣復合污染以及多個重要污染物的協同效應。此前，一項大規模全球研究揭示了一個現象：PM2.5與臭氧這兩種廣泛關注的污染物，存在“一加一大于二”的協同效應，即它們在協同暴露后會產生更強的交互作用。因此，在整個大氣污染治理體系中，有必要考慮復合污染的這種疊加效應。

其次，從健康角度來看，過去，我們通常認為心血管系統和呼吸系統是受大氣污染影響的主要系統。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逐漸意識到糖尿病、生育障礙、早產等健康問題也與污染有關。但我認為，在新一代的健康研究中，空氣污染與更多健康效應的關聯將被進一步揭示。

例如，傳統上人們并不認為消化道疾病與空氣污染有關，但2024年在中國最大樣本量的北京大學CKB隊列研究中發現，空氣污染與食道癌的發生存在關聯，且由此計算出的疾病歸因負擔相當可觀。因此，我期待在“十五五”期間，能夠有更多機會去探索與大氣污染相關的新的健康結局。

劉欣：首先，我們要盡快更新空氣質量標準。無論是為了改善空氣質量、保護健康，還是實現碳減排，這都是連接國家和公眾需求的關鍵環節。

標準更新首先要強化空氣質量基準的系統研究。建議環境部門和衛生部門加強合作。基準是制定標準的“尺子”，而衛生部門掌握著大量人群暴露數據，這些數據對于環境標準制定和基準研究至關重要。應依托環境基準委員會，建立環境與衛生健康部門的緊密合作機制，實現數據共享、平臺共建，并聯合攻關重大課題，以準確把握空氣污染、健康影響和氣候變化之間的科學聯系。

標準制定后，達標往往需要八到十年，因此盡快更新標準或明確標準限值對后續減排和碳排放控制影響重大。我建議在未來五年內，甚至今年就出臺相關政策。郝老師建議參考WHO第二階段目標，即25微克/立方米，但我認為這可能還不夠嚴格。是否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執行15微克/立方米，或者設定一個過渡限值？

WHO研究表明，PM2.5濃度在5微克/立方米以上就存在健康風險。不同地區可以設定不同目標，如海南可設定在10-15微克/立方米，廣東在15-25微克/立方米。是否可以采用中國原有的兩級標準體系，一級為25微克/立方米，另一級為15微克/立方米，讓不同地區根據自身情況瞄準不同目標，這都是值得探討的。

2023年提出的是持續改善空氣質量的政策目標，那么未來五年是否可以提出全面改善的目標，將臭氧作為新的威脅納入考量，推動從傳統空氣污染治理到降碳協同的綜合綠色轉型，實現能源和經濟的全面轉型。關鍵在于能否確立2050年的空氣質量長期戰略目標或愿景。在科學層面，清華大學和規劃院都有一些相關研究。在國家層面，是否可以樹立一個新目標，即到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時，實現與歐美發達國家相當甚至更嚴格的空氣質量水平，用25年時間趕上他們的水平，這值得我們去考量和努力。

在實現路徑上，如何通過前端結構減排確保減污降碳的協同增效至關重要。因為化石能源（煤、油、氣）的生產和消費大約貢獻了三分之二的PM2.5和五分之四的臭氧。如何削減這些化石能源的使用，包括散煤替代、鋼鐵行業電爐鋼轉型、新型電力系統建設、建筑和交通全面電氣化等，都有現成或創新技術可供挖掘和應用，以將空氣污染帶來的健康風險降至最低。否則，在快速老齡化的背景下，盡管空氣質量在改善，但健康風險可能不降反升。

張世秋：一句話概括就是，期待“十五五”能夠繼續推進行政管理、市場調節、公眾參與、社會制衡等調整機制和政策手段的有機結合，營造一個使得綠色經濟或者綠化的經濟組分（環境友好組分）具有市場競爭性的制度環境，促進中國的綠色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實現。

一是在制定污染防控戰略以及政策中，要進行充分的社會經濟分析，盡可能尋求和實施具有成本有效的污染控制策略和政策，規避以不計代價的方式實現環境目標的決策；二是應盡可能發揮環境經濟政策的作用，形成有助于綠色發展的價格信號，為環境行為改進提供持續激勵，使得環境保護轉化為各主體的長期內在自覺。而不是高壓之下的短期行為矯正、壓力放松之后的強力反彈，避免環境政策公信力不足的問題。

三是除秉承污染者支付原則之外，還應充分體現使用者支付和受益者支付的原則，讓改善了環境、提供了生態服務功能的人，特別是那些生態脆弱區的相對貧困的群體能夠因為保護生態環境而獲得相應的回報；四是繼續確保公眾參與環境事務的權利，信息公開、公眾參與以及公益訴訟等方式，這不僅是權利和責任的體現，同時也會大大降低政府的監管成本。

郝吉明：大氣污染防治雖已取得歷史性進展，但仍面臨諸多挑戰，可謂任重道遠。

中國能源結構中，盡管可再生能源發展迅速，但煤炭消費仍居高不下，“十四五”期間呈現增長趨勢。交通運輸領域，客貨物流需求旺盛，重型車輛運輸污染問題突出。PM2.5中硝酸鹽占比上升，取代了過去硫酸鹽的高占比，這表明二氧化硫控制已有成效，但硝酸鹽和有機成分占比增加，且重金屬等強毒理性成分依然存在。這些成分與經濟社會活動緊密相連，意味著空氣質量持續改善面臨更大難度，需做好充分準備，迎接挑戰。

一方面，空氣質量尚未完成由量變到質變的轉變，我們仍未達到這一關鍵節點。另一方面，能源領域對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依賴依舊顯著。盡管我們不斷強調減少煤炭使用，但在調峰等環節仍離不開煤炭，這使得“十五五”期間煤炭消費量預計還會增長，加大了減排難度。以臨汾為例，當地經濟高度依賴煤炭，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的調整仍在進行中。PM2.5中含氮化合物、有機碳成分的占比越來越高，這導致了PM2.5和臭氧控制的協調性問題，必須加大氮氧化物和VOC（揮發性有機物）的協同控制，以減少PM2.5和臭氧的濃度。

近年來，PM2.5濃度雖有下降，但臭氧濃度在部分地區仍在上升，這需要我們付出更多努力。優良天數雖已占到80%以上，但非優良天數主要由臭氧超標構成。臭氧污染不易察覺，萬里晴空、陽光明媚時，也可能潛伏著VOC和氮氧化物形成臭氧的風險。因此，我們需要加大氮氧化物和VOC的協同減排力度，以促進PM2.5和臭氧的系統控制，保護人體健康和生態環境。

從宏觀目標上看，2007年到2009年，中國工程院和環境保護部曾開展中國環境宏觀戰略研究，提出到2050年，中國的大氣環境質量基本達到WHO的指導值。當時WHO的指導值是10微克/立方米，加上“基本”二字是因為存在不同意見：有人認為不可能達到，也有人認為中國40年一定能達到，最終融合為“基本達到”。真正實現PM2.5濃度達到10微克/立方米的任務非常艱巨，僅靠空氣質量改善措施難以實現，必須將雙碳目標與空氣質量改善協同推進，借助雙碳目標的歷史性決策向前邁進。因此，下一步大氣污染控制的步伐如何走得更堅定、更長遠，關鍵在于與雙碳目標的協同。

此外，科學研究應作為空氣質量改善的基本支撐，為改善目標提供堅實支持。這包括人體健康、環境健康方面的研究，以及對空氣質量污染物的形成、消散、區域傳播等進行深入研究。京津冀污染綜合治理重大專項將精準治理和智慧決策作為重點，因此，基于信息化技術的發展，使決策更科學、更快速，也顯得尤為重要。前途是光明的，但必須付出艱苦的、卓越的、不懈的努力。任重道遠，以實際行動迎接空氣質量由量變到質變那一天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