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夜，當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因心臟病在臺北士林寓所去世后，負責值班的警衛員從收音機里聽到這個消息，十分興奮，立刻就把這個消息向毛主席匯報，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對這個斗爭多年的“老對頭”的離世，主席并無絲毫開心之意，沉默了很久，神情中甚至透漏出黯然和落寞來，等煙灰落到手上，才回過神來，說了一句：“知道了”。

毛主席

而且，僅僅只說了這三個字后，又沉默了很久。稍稍吃了一點東西后，就放起了張元干的送別詞的演唱錄音。主席時而靜靜躺著聽，時而用手跟著節拍拍著床，神情悲愴，擊節詠嘆，一臉落寞的反復聽著這首幾分鐘長的詞。

詞里寫道：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意思就是：你我都是胸懷古往今來和國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談論兒女恩怨私情的人。而詞的最后兩句，原文是舉大白，聽(金縷)，表達了滿腔悲憤，而又無可奈何，只能借酒消愁的情感。等蔣介石送葬的那天，主席扔不能釋懷，下令把這兩句改為"君且去，不須顧"，重新演唱錄音。這一改，使送別的意味達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變成了生離死別。毛主席向自己的老對手蔣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別。

但為什么主席聽到蔣介石去世的消息，只說了三個字，還會顯得如此傷心呢？

一是對這個老對手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理念的敬佩；再一個就是，蔣介石的去世，對于統一大業來說是一個巨大損失。

蔣介石

這就要說起，自從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共兩黨為推動國家統一，還進行了三次鮮為人知的密談。

在50年代中期，我黨對臺灣的政策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一開始的想要靠武力解決的方針改變為立足武力伺機徹底解決和力爭和平解放相結合的方針。這一政策的變化，對國共兩黨對峙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曾經參加過1949年北平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代表章士釗主動向周恩來請纓去香港，找他滯留在香港的國民黨故舊，想要去向蔣介石做工作，爭取實現國共談判。毛主席和周總理不但同意了他的請求，甚至為此還特意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請章士釗通過故舊的關系轉交給蔣介石。

章士釗

而在信中，我黨給蔣介石提出了兩岸統一的四條具體辦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統管外，臺灣的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第二，如臺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補助；第三，臺灣社會改革從緩，有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臺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中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希望蔣介石能在祖國統一后回故鄉看看。

1956年春天，在周總理悉心的安排下，章士釗帶著我黨給蔣介石的信，身負重任的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先生。許孝炎自知事情重大，便即刻從香港飛往臺北，直接到“總統府”，親手將我黨的信交給蔣介石，并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介石作了詳盡報告。后經過一年的考慮，蔣介石于1957年初，突然召許孝炎回臺北，并讓許孝炎推薦人選，許孝炎考慮再三，提出三個人。而蔣介石反復權衡后，便選中了宋宜山。

這個宋宜山呢，是蔣介石的學生，曾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其胞弟宋希濂是國民黨高級將領，被我黨俘虜后，關在戰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去，可以說是探親。

于是在1957年4月，宋宜山從香港入境，經廣州乘火車抵北京。

周總理當時還請他吃了熟悉的烤鴨宴。席間，周總理像老朋友一樣問了蔣介石的生活、身體和家庭情況，宋宜山原本擔心的那種正式商談氣氛并不存在。

而且周總理說，國共和談不能太急，也不能不急。國共有必要進行第三次合作，這是大勢所趨，希望宋先生能到處走走看看，了解目前的大陸。宋宜山也說，我們終究都是中國人，一定能求大同存小異。

周總理與宋宜山

不久，又在周總理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出面與宋宜山商談，就第三次國共合作、祖國統一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協商。

隨后，宋宜山回到香港，蔣介石卻并沒讓他回臺灣當面匯報，而是讓他先寫一書面報告。由于宋宜山的報告中對共產黨和大陸的成就贊揚過多，蔣介石看后大為不悅，認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當時大陸已開始了“反右”斗爭，使蔣介石認為國共談判的時機并不成熟，從而中止了國共間進一步的接觸。

其實，就在1957年7月，章士釗奔波在北京與香港之間，為國共和談穿針引線的時候，還有一個神秘人物也風塵仆仆地負著同樣使命奔波在香港與北京之間。這個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雖說曹聚仁是個做學問的人，卻與國共兩黨的高層人物都有很深的交情。10月3日，毛主席還在中南海接見了曹聚仁，在談到國共合作，談到蔣介石的時候，毛主席肯定了蔣介石在某些歷史時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準備再次與蔣介石握手的想法。而曹聚仁回到香港后，立即就將他在大陸和中共領導人接觸的詳細情況轉告了臺灣方面。可臺灣方面卻對國共再次談判采取了一種既不讓曹聚仁撒手，又不具體表態的態度，這樣一拖就是幾年。

曹聚仁獲邀到北京期間，與邵力子（左）合影寫信請纓獲邀赴京

一直到1965年夏天后，蔣介石才在自己的官邸，由蔣經國陪同，接見了曹聚仁，并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開始了談話。經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六項條件，其主要內容為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后的待遇、蔣經國任臺灣省長、臺灣海空軍并入北京控制等。曹聚仁與蔣氏父子談妥后，立即返回香港，將談判情況及六項條件報告給了中共。然而，1966年，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蔣介石對我黨重開談判產生了疑慮，從而改變了主意。這樣，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之事又一次擱淺。

曹聚仁

很快，時間就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大陸已取代臺灣代表中國坐進了聯合國的席位，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發表，中日關系的改善，這些重大事件都使臺灣的處境急轉直下，形勢對我黨十分有利。因此，毛主席和周總理又把和平解決臺灣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此時，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仍然需要一個在兩方面都說得上話的人居中調解。

可當時曹聚仁已病逝，而90歲高齡的章士釗先生卻再度請纓赴港。后經總理的周密安排，經過周密的安排，章士釗于1973年5月25日從北京乘專機啟程赴港，章士釗到香港后不到一個月，因頻繁的活動，過度的興奮及對香港氣候的不適，加之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并于7月1日與世長辭。章士釗先生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動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由于我黨多次發出和談建議和邀請，也出于對臺灣前途的考慮，蔣介石經過一年多的思考，又動了與我黨重開談判的念頭。于是1975年春節期間，蔣介石將這一使命交給了抗戰前曾主持過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接受任務后，即以“總統府資政”的名義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臺灣訪問的信息。也許是蔣介石知道自己來日不多，也許是陳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共還沒有回音的情況下，陳立夫便寫了《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歡迎毛澤東或周恩來到臺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和人民。

周總理

可當時，周總理早于1974年3月8日被確診為癌癥復發，6月1日住院做手術，此后又多次住院治療，共做大小手術13次。而毛主席當時也因中風后遺癥，雙腿不能站立，行動不便，且雙眼患嚴重白內障，書稿只能請別人代讀。也是在強撐病體，主持大局。

所以，在主席得知蔣介石的死訊后，深知國共兩黨領導人和談，國家的統一大業終究是因為自然規律的不可抗拒性，而又要推遲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這位一生創造了無數人間奇跡、為中華民族立下豐功偉績的歷史巨人，也帶著深深的遺憾與遺愿——國家要統一，走到了人生的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