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帥 |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院

? 白天一 |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

? 溫鐵軍 | 海口經濟學院

【導讀】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的80年間，全球南方國家持續處在美元霸權制造的“發展陷阱”里，承擔著西方國家通過增發貨幣輸出金融流動性而轉移的成本。南方國家不斷地充當著西方國家化解國內矛盾和社會危機的金融“蓄水池”，被迫成為全球化風險“軟著陸”的“停機坪”，而代價就是一次次經濟衰退和社會動蕩，甚至被國際資本抄底收購國有資產。

本文認為，當前美國等核心國家不斷制造金融流動性，導致金融資本主義的內生性危機及其對外轉嫁成本愈發嚴重。憑借國際結算中對美元的依賴，通過能源和糧食等大宗商品貿易結算吸納增發的美元流動性，由此造成能源糧食價格上漲，造成進口國“輸入型通脹”，核心國家的成本轉嫁形成了“美元-能源-糧食”的三角支撐體系。

在此背景下，中國因實體經濟規模世界第一且具有完整產業結構，內在具有軟著陸的“彈性”及市場競爭力；并且至今未完全放開本幣自由兌換，因此抵御住了核心國家轉嫁成本形成的輸入性危機風險，但也因此成為核心國家戰略遏制的對象。作為對照，有美國后院之稱的拉美地區，深受美元霸權的破壞性影響。盡管建立區域統一貨幣和金融機構的努力遭受挫折，但拉美地區“去美元化”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

作者指出，當務之急是要推動資源出口國、初級品國和制成品國之間的本幣結算，推動區域性的貨幣金融“聯盟”整合，并積極吸收數字貨幣技術，形成多元化的世界貨幣金融體系，打造南方國家抵御美西方“成本轉嫁”的防火墻。未來，中國聯合全球南方的發力方向為：(1)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打通“第三大陸橋”，為產業資本拓展發展空間。產業資本的發展需要創新和新技術的支撐，中國只有發揮高新技術在“質量效益型”產業中的提質增效，才能反哺高技術的成本，這與美國靠資本市場融資、靠巧立名目打壓國外技術的技術創新路徑明顯不同。(2)突破金融霸權，重塑服務于“能源-基建-糧食”大循環的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3)在貨幣多元化中拓寬數字貨幣的應用空間，形成基于數字貨幣技術的國際貨幣運行體系。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12月刊，原題為《南方國家如何打破成本轉嫁的怪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南方國家如何打破成本轉嫁的怪圈

當前，核心國家不斷制造金融流動性，導致金融資本主義的內生性危機及其對外轉嫁成本愈發嚴重。同時，西方國家不負責任地擴張債務，導致全球戰爭風險日益升高。由此，全球化正處于解體的重大危機之中。

其中，美西方憑借核心地位借由金融全球化公開地向世界轉嫁成本，引起過去的幣緣體系發生了板塊性斷裂，是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2022年俄烏沖突發生后，歐美國家凍結俄羅斯外匯儲備，反過來更加劇了美元信用的下滑，強化了國際儲備和結算領域“去美元化”以分散風險的客觀訴求。在此情況下，打開南方國家合作“新格局”正當其時，當務之急是要推動資源出口國、初級品國和制成品國之間的本幣結算，推動區域性的貨幣金融“聯盟”整合，并積極吸收數字貨幣技術，形成多元化的世界貨幣金融體系，打造南方國家抵御美西方“成本轉嫁”的防火墻。

▍南方國家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金融資本全球“成本轉嫁”

南方國家長期處于低水平發展狀態，有歷史、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就當前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核心國家主導的貨幣金融體系惡性擴張，向全球轉嫁成本，使南方國家先后遭遇“輸入型通脹”和“輸入型通縮”，國內宏觀調控應對失據而不得其解。

（一）南方國家陷入“低水平發展陷阱”的系統內因

“發展陷阱”作為南方國家在加入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過程中普遍出現的一種困境，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其中，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薩米爾·阿明的“依附理論”，以及筆者科研團隊提出的“成本轉嫁論”三者結合，解釋了導致南方國家陷入“發展陷阱”的體系性、結構性原因，成為理解南方國家低度發展問題的重要思想資源。

我們近年來通過對南方國家的大量實地考察和比較研究，提出世界體系的“成本轉嫁”規律：在近現代以來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形成的世界體系中，核心國家不斷向外次第轉嫁制度成本而獲取制度收益。在這個過程中，核心國家及利益群體完成了三個階段的歷史性演變，第一階段是資本原始積累，即二戰前400多年列強通過侵略、殖民等方式直接對外掠奪；第二階段是產業資本擴張，即二戰后先發國通過產業轉移獲得發展中國家的低廉勞動力及資源，并轉嫁成本（生態環境破壞、社會矛盾等）；第三階段是向金融資本躍升，即1971年核心國向金融資本主義演進，大量增發貨幣向全球輸出流動性，從中獲取巨額利潤，并散播危機。每個階段都使廣大后發國家及國內底層民眾被迫承受成本轉嫁，深陷“發展陷阱”難以自拔。

尤其是在第三階段——當代由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階段，核心國家低端產業移出，依靠貨幣和金融擴張在全球攫取利潤。相比第二階段產業資本時代，貨幣金融體系擴張的速度大大加快，其虛擬化、投機化的成本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的速度也大大加快。猶在眼前的是：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 2008年進一步演化為金融危機后，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相繼陷入金融危機或債務危機。美國在先、歐盟以及日本緊隨其后，啟動多輪“量化寬松政策”（QE）。巨額過剩流動性迅速流向世界大宗商品市場，推高全球能源、原材料和糧食價格，以實體經濟為主的發展中國家普遍因進口價格驟升而誘發“輸入型通脹”。那些農業資源被跨國公司占有并用于“生物質能源”或經濟作物的國家，以及糧食進口依存度過高的國家，紛紛陷入“糧食危機”，饑民涌上街頭，隨之發生被外部勢力操控的“顏色革命”。在這個過程中，制造過剩流動性的核心國家“成功”地將自身通貨膨脹風險向全球南方轉嫁，還利用軟實力發起新冷戰，定性中國是“國際規則”破壞者，進而綜合性地開打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

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主導的金融資本核心國家在應對中形成貨幣同盟，金融資本主義對全球南方的排斥性體制趨于“成熟”。2013年10月30日，以美聯儲為核心的全球六家主要央行（另五家分別為歐盟、英國、加拿大、日本和瑞士）達成長期貨幣互換協議，協議規定：任何一方發生臨時流動性短缺，均可借其他五方流動性盈余來化解。經過10年發展，該協議已擴充為9個金融資本經濟體。客觀來說，這些國家并未出現金融危機，且資本市場均有增長；同期，被邊緣化的經濟體則發生資本凈流出、本幣貶值和金融市場衰落。

由此可以認為，一個新的以幣緣關系為紐帶的金融核心體系正在形成。美國作為這個體系的核心，維持自身及盟國利益的能力得到強化。以實體經濟為主的發展中國家，靠出口辛苦積攢的外匯儲備，在危機來臨時則顯得不堪一擊。當美聯儲2013年退出量化寬松并重啟加息周期后，美元持續回流美國，新興市場遭受巨大沖擊，資產價格下跌、本國貨幣貶值。資料顯示，從2013年6月至2015年9月各國貨幣對美元比價，巴西雷亞爾下跌約73%，土耳其里拉下跌約55%，印尼盾下跌約45%，南非蘭特下跌約34%，印度盧比下跌約17%，中國人民幣下跌約5%。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受此影響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有的國家甚至出現社會沖突及政治動蕩。

（二）當前復雜矛盾下的多重成本轉嫁

在這個以金融資本為核心的新世界體系中，中國因實體經濟規模世界第一且具有完整產業結構，內在具有軟著陸的“彈性”及市場競爭力；并且至今未完全放開本幣自由兌換，因此抵御住了核心國家轉嫁成本形成的輸入性危機風險。但也因此成為核心國家戰略遏制的對象。特別是中國近年倡導“一帶一路”合作，發起組建“金磚銀行”和“亞投行”，以及對應成立“金磚國家應急基金”和“絲路基金”，并與多國簽訂雙邊貨幣協議，客觀上維持了中國在南方國家貿易金融體系中的競爭力，也被核心國家視作對其主導的金融全球化的挑戰。于是，美國為維護以美元霸權為核心的新貨幣同盟體系，拉攏西方國家意識形態化地“站隊”，發起對中國的“新冷戰”。

同時，由于美國國內實體經濟移出，社會矛盾惡化，美國要重新振興制造業，回歸實體經濟，對中國展開的又是“舊冷戰”階段以產業資本矛盾為主形成的“攻擊性”意識形態斗爭。歐洲當前也面臨產業外移和產業空心化的問題，因此在這一點上與美國有利益共同點，共同形成對中國的產業打壓和意識形態化攻擊。

上世紀90年代歐元問世以來，美元和歐元兩大集團的幣緣－地緣戰略競爭，是“后冷戰”時期的主要矛盾。先有美國引爆巴爾干沖突帶動歐元區財政赤字飆升，打擊歐元發行基礎；后有美國搞“北約東擴”，在烏克蘭引爆地區沖突，瓦解歐洲和俄羅斯可能形成的戰略同盟；再有利用“伊斯蘭國”力量制造中東亂局，在巴以沖突中偏袒以色列拱火，進而打擊歐洲物流以及歐亞陸上通道。以上種種手段，意在破壞歐洲經濟復蘇、打壓歐元競爭力，確保美國主導權。

據此看，當今世界面臨的既是霸權國家對華的“新冷戰”，同時也夾雜著對蘇俄的“舊冷戰”，以及對歐元區的“后冷戰”，它們形成三重矛盾相交織的復雜局面。在復雜矛盾之下，核心國家對“半核心”、邊緣國家次第轉嫁矛盾的手段也更加復雜多樣。尤其“新冷戰”開打以來，貿易戰、科技信息戰、金融戰、輿論戰，乃至生物戰，輪番上陣，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組合出擊。例如，2018年美國發起對華貿易戰后，同時向金融戰深化，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標簽，企圖借2019年黑暴“亂港”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窗口。近年來，又操控輿論渲染中國債務風險，企圖做空中國債市股市。這表明，美國在貿易戰的同時有著一整套的組合策略，背后的真實意圖是通過匯率戰、貨幣戰、金融戰，打壓中國已經崛起的金融力量，防止中國在金融領域與美國競爭。在產業和科技領域，美國發起對中國企業中興通訊的制裁，“斷供”華為芯片，并在2023年出臺明顯針對中國的《芯片法案》，不遺余力地在關鍵技術領域對中國進行遏制。總之，美國利用一切手段遏制中國崛起，轉移國內矛盾。

在金融資本主導全球競爭的時代，核心國家向外轉嫁成本加快，處于邊緣的南方國家面臨更大的外部風險。當然，最終承擔代價的是資源和生態環境，全人類整體的可持續性受到威脅。因此，南方國家亟須展開更廣泛的合作。

▍拉美國家應對金融資本成本轉嫁的探索

美國一直視拉美為其后院。拉美經濟貿易被跨國公司把控，其貨幣金融穩定深受美元周期的影響，是受美元霸權影響最深的地區。因此，拉美地區反對美元霸權的斗爭也就最為激烈，值得深入考察。

（一）拉美區域共同貨幣體系“蘇克雷”

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的2008年，美洲玻利瓦爾聯盟（ALBA）第三屆特別峰會首次倡議建立“地區統一支付補償體系”（使用其西班牙語首字母組合取名為SUCRE，蘇克雷），并使用“蘇克雷”作為貨幣單位，明顯具有對抗金融資本全球化的反殖意義。2009年，ALBA 成員國正式簽署了蘇克雷組建協議，該貨幣體系由地區貨幣委員會、支付補償中央商會，以及ALBA銀行和相關國家的中央機構組成，并設有儲備和貿易融合基金。2010年，該貨幣體系首次發行1.52億蘇克雷，在成員國間進行分配。

ALBA組建蘇克雷的主要目的是使成員國在國內經濟運行及對外貿易中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并刺激區內貿易，使成員國經濟相互補充，共同對抗美元周期和國際經濟震蕩對區內各國經濟的影響等。但事實上，由于拉美各國產業發育程度低、ALBA區域內貿易量較小，“蘇克雷”體系對于減少成員國對美元依賴的效果有限。例如，該體系最大的服務提供國委內瑞拉，2009年僅有2%的出口和2.1%的進口是同該聯盟成員國進行的，最主要的貿易對象還是美歐。到2014年5月，該體系結算的貿易金額僅有16億蘇克雷，約合22億美元。再加上國際和區域內經濟政治的影響，“蘇克雷”的地位逐漸衰落。

（二）南方銀行

拉美地區是債務危機的重災區。拉美國家債務危機爆發后，長期以來只能求助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想獲得它們的貸款，就要接受苛刻的附加條件，而這些條件又加深了拉美國家發展的矛盾。例如，接受貸款的債務國會被要求采取緊縮政策，一定程度上會加劇經濟衰退和社會動蕩；再如，要求債務國國內市場化、自由化改革，實際上為國際資本在這些債務國資產價格處于低谷時抄底收購創造了條件。

在此背景下，“南方銀行”應運而生。“南方銀行”是由委內瑞拉最早倡導發起的區域性銀行。委內瑞拉是拉美區域經濟大國和第一石油大國，早在2005年，時任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呼吁拉美國家爭取金融獨立，改變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舊國際金融機構的依賴，并先后得到阿根廷、巴西、厄瓜多爾的支持。當時，由于國際市場上石油和初級產品價格走高，南美各國外匯儲備相對充裕。于是，在這一有利的時間窗口，2007年，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烏拉圭、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7國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簽署了成立“南方銀行”的協議。啟動資金200 億美元，面向拉美國家提供貸款。根據出資協議，委內瑞拉、巴西和阿根廷各出資40億美元，其余80億美元由另外4國平均分擔。

“南方銀行”得以建立，主要是當時委內瑞拉、巴西等資源出口國在美國推出量化寬松（QE）政策增發貨幣造成原油和初級品價格上漲時，積累了相對充裕的外匯儲備。然而，2013年后，隨著核心國家結束量化寬松，國際原材料市場價格大跌，石油價格從最高時的150美元/桶下跌到50美元/桶，巴西很快再次陷入高通脹、低增長及外債增加的困局，并因此在2015年導致政府非正常更迭。被美國全面制裁的委內瑞拉所受影響更大。委內瑞拉政府收入的一半來源于石油，石油價格下跌使委政府財政受到嚴重沖擊，繼而國內發生嚴重通脹，貨幣大幅貶值。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南方銀行”主要出資國的委內瑞拉、巴西無暇自顧，“南方銀行”未達到所期望的效果。盡管如此，“南方銀行”作為擺脫由西方核心國家操控的國際金融機構的影響的努力，仍顯得難能可貴。

（三）數字貨幣新探索

近年來，隨著數字貨幣在全球的興起，拉美國家也紛紛開始嘗試利用這一新的手段重建貨幣主權：委內瑞拉推出了以石油為基礎的數字貨幣；厄瓜多爾2015年也發行了央行數字貨幣（但由于國民認可度低，2018年3月被廢止）；薩爾瓦多則直接使用比特幣，成為全球首個將比特幣作為法定貨幣的國家。數字貨幣的新發行機制和安全技術手段，成為幣值普遍不穩定的拉美各國的重要探索方向，但目前在經濟中的實際運用仍十分有限。

盡管建立區域統一貨幣和金融機構的努力遭受挫折，但拉美地區“去美元化”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2023年1月底，在第七屆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首腦會議上，阿根廷和巴西再次提出了關于創建南美共同貨幣區以對抗美元影響的計劃。備受金融殖民化剝奪的拉美地區本世紀以來多次發起的“去美元化”努力，是抵制金融資本核心國家對外轉嫁成本的全球南方反抗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南方國家應對金融資本成本轉嫁的新進展

拉美國家反美元霸權遭遇挫折，表明要弱化核心國家貨幣金融體系霸權的影響，需要更大范圍的南方國家共同努力。

核心國家主要依托“美元-能源-糧食”三角支撐體系向外轉嫁通貨膨脹風險。即憑借國際結算中對美元的依賴，通過能源和糧食等大宗商品貿易結算吸納增發的美元流動性，由此造成能源糧食價格上漲，造成進口國“輸入型通脹”。因此，在全球南方國家之間，推動資源型國家、初級產品出口國與制造業國家直接開展本幣結算，才能從根本上消除核心國家貨幣金融體系的成本轉嫁的影響。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本幣互換和本幣結算在持續推進中。特別是2022年俄烏沖突發生后，歐美國家凍結俄羅斯外匯儲備，引發俄羅斯采用反制措施，宣布歐洲國家必須使用盧布結算俄羅斯的天然氣資源，這更加劇了美元信用的下滑，并強化了國際儲備和結算領域“去美元化”以分散風險的客觀訴求。世界主要能源及原材料輸出區域都希望或已經開始“去美元化”。2023年8月，東盟國家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批準建立東盟范圍內的本幣交易框架；2023年2月，中國與巴西達成協議在雙邊貿易中使用本幣結算；目前中俄貿易中已有超過90%的跨境結算在用本幣進行；與中國簽署了雙邊本幣結算協議的國家已達到29個。2024年10月24日，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六次會晤共同發布的《喀山宣言》，決定在金融領域擴大本幣融資和本幣結算。

與此同時，國際交易中人民幣的比例不斷提升，2024年3月占比提升到4.7%以上，成為全球交易量第四大的貨幣。同時，美元占比降低至41%左右，歐元占比35%左右，盡管仍占很高比例，但世界貨幣供給多樣化、結算多樣化乃是大勢所趨。相對10年前，全球金融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南方國家應抓住當前的機遇，推動建設區域性的貨幣金融“聯盟”，形成多元化的世界貨幣金融體系。

▍未來展望：依托“一帶一路”，推動貨幣體系變革

當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國家，與世界上70%的國家貿易占比超過絕對比重，且連續6年保持貨物貿易世界第一。同時，中國在長期的貿易盈余中積累了巨額外匯儲備，國內貨幣金融總量快速增長，客觀上形成向金融資本階段升級、參與全球金融競爭的趨勢。這必然被金融核心國家視為不能容忍的挑戰。面對全球化解體的挑戰，中國需要聯合全球南方，破除西方一元論思維下的對抗性關系，以和平發展引領南方合作。

首先，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打通“第三大陸橋”，為產業資本拓展發展空間。第一大陸橋，是當年沙俄為了擴張在東方的殖民地，打造太平洋出海口而建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這是全球化第一階段的產物。第二大陸橋被稱為“歐亞陸橋”，從中國連云港到荷蘭鹿特丹，是工業化時代西歐和中國東部這兩個大的工業化地區在全球化進入鼎盛時期形成的大陸橋。我們多年強調第三大陸橋，就是中國從粵港澳大灣區連接新疆、經瓦罕走廊進入阿富汗和伊朗6國鐵路，進入阿拉伯半島，再連通北非。亞非陸橋的兩個起點，東端是中國香港，西端是埃及亞歷山大港；進一步可推動“泛非大陸橋”的建設。

“第三大陸橋”的概念，主要針對的是全球化解體派生的產業資本危機。中國的產業資本的維持和發展需要創新和新技術的支撐，這就需要有足夠的產業和市場空間。新技術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的經濟領域，如果不能被產業吸納，其成本就會成為金融危機的內因。美國發展新技術，是靠資本市場融資支撐的高資本投入，進而將新技術納入知識產權體系，靠巧立名目打壓國外技術創新能力，以維持自身知識產權的高收費，支付過高資本投入的成本。與之不同，中國只有發揮高新技術在“質量效益型”產業中的提質增效，才能反哺高技術的成本。因此，當全球化解體正在變為現實時，中國就需要重視“全球南方”，在“一帶一路”不斷推進完善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利用“第三大陸橋”，與亞非發展中國家形成產業梯次整合，走出和平發展的新格局。

繼而，突破金融霸權，需要重塑服務“能源-基建-糧食”大循環的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改變過去基于“能源-美元-糧食”的單極國際貨幣體系。例如，進一步擴大資源輸出國和制造業國家之間的貨幣互換規模，在能源、基建等大宗交易領域深化擴大本幣結算，繼而形成獨立于美元的資源定價體系。再如，在一些全球化程度較低的糧食貿易領域推動雙邊貨幣結算，甚至是在區域內利用各自比較優勢來推動直接折算貿易，諸如中國和泰國之間著名的“大米換高鐵”等，進而推動以大米作為主食的亞洲國家之間形成獨立于美元的大米定價聯盟。總之是利用一切空間，使南方國家在大宗商品領域“去美元化”，減少因使用美元而被抽走的“鑄幣稅”，以及因美元流動而產生的價格波動風險。

最后，在貨幣多元化中拓寬數字貨幣的應用空間，形成基于數字貨幣技術的國際貨幣運行體系。比如利用區塊鏈思想，將目前美元結算體系以外的區域性結算體系當作“分布式記賬”單位、借助“聯盟鏈”方式予以聯通。隨著美元結算支付比例下降，對美元需求逐漸下降，美元幣值必將出現較大貶值或波動，導致其定價體系坍塌，到時再適時推出包含全球多種央行數字貨幣的一籃子貨幣的定價貨幣單位，參照特別提款權（SDR）的設計思路，利用區塊鏈的不可篡改技術有效監管各成員國貨幣發行，保障貨幣體系安全。再由貿易盈余國出資建立新的國際金融機構，為國際貿易赤字國提供融資渠道。盈余國貨幣通過國際債務方式輸出到赤字國，使盈余國債權與其貨幣購買力對稱，體現貨幣內在的價值基礎，徹底改變“特里芬悖論”，改變自1971年布雷頓森林解體后核心國貨幣惡性擴張的霸權體系。

編輯｜劉懿陽、陳蕊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12月刊，原題為《南方國家如何打破成本轉嫁的怪圈》。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