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三興是四川農村一位家境殷實的農民。如果不是老天特別過不去，靠著一家人披星戴月的勞作，豐收之年他也能在春節時宰一頭肥豬，釀幾甕米酒。即便一般的荒年，憑借多年來積攢下來的微薄積蓄，他的一家人也不至于受凍挨餓。

在清朝的愛新覺羅沒有倒臺以前，他知道自己是大清的臣民，需要向大清繳納田租和各種還不算太重的賦稅。等到大清終結，他知道自己已經成為中華民國的公民。到底是皇帝陛下還是總統大人坐江山，張三興沒有太大的興趣，他的興趣在于侍弄他的莊稼和牲口。

時光一晃到了20世紀20年代，張三興驚訝地發現，他現在已經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位大人的臣民了：那是一個混亂的軍閥混戰時代，正如民謠里說的那樣：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只要手里有足夠的槍桿子，軍閥們便可以割據一方。

在甲軍閥統治的那段時間里，他對其領地的人民掌握生殺予奪的大權，一年交多少田租，多少賦稅，全由他說了算；等到甲出閥倒臺或是被趕走，乙軍閥上臺之后，一切又得按乙軍閥說了算。

最令張三興和張三興這樣的底層民眾傷心而憤怒的是：甲軍閥剛剛征收了田租賦稅，可一會兒功夫又被乙軍閥轟下臺，而乙軍閥對甲軍閥剛剛征收過的田租賦稅根本就不予承認。這樣，張三興們只得勒緊肚皮再交一次。

更為頭痛的是，自古以來田賦都是一年一征。可到了軍閥們統治四川的時代，這個自古以來的公理被他們“勇敢”地打破了：田賦可以一年兩征、三征、四征，最多的竟然一年八征。

這種征法怎么搞呢？那就是預收。也就是說，比如今年是1926年，張三興的田賦已經完清了，但一紙通告，現在開始預征明年的田賦，張三興除了乖乖地上交，又能有其它什么辦法呢？

也許像張三興這樣的殷實之家，如果只是在某一年預征下一年的田賦，他的日子勉強還可以對付。可要命的是，這種預征搞到后來幾乎一年預征幾次，田頌堯的二十九軍駐防射洪縣時，一年竟然征了14次，一個月征一次還要多。聳人聽聞的是灌縣和安縣，灌縣預征到了1991年，而安縣則預征到了1993年。

當時四川田賦每畝的最高征額：“較之外省，約為4倍，較之日本，則為10倍，較之美國竟達21倍。”同樣是一畝地，四川農民得交出相當于美國農民21倍的糧食，這在基本靠精耕細作并依靠人力畜力生產的四川，是一件比殺雞取卵還要短視的行為。

但軍閥們并不對這種短視行為感到半點不安，因為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的防區能維持多久，就像張三興們不知道自己的苦苦忍耐還有多少底限一樣。

讓張三興們難以忍受的還不僅只是預征到了孫子輩的幾十年以后的田賦，各種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也是勒在他們脖子上的一條令他們窒息的繩索。比如張三興偶爾進一趟縣城，如果他打赤腳的話，當局會認為他有礙觀瞻，將征收赤腳稅；如果他穿上自制的草鞋的話，當局則會指責草鞋不衛生，得收取草鞋捐。種鴉片的交上煙捐，不種的也要交上懶捐。

令人拍案叫絕的是，凡是家里有廁所的人家，還得向官方交納廁所捐。當時的一副很有名的對聯，對這種敲骨吸髓的壓榨作了無情的嘲諷：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

總之，這些在今天看來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都發生在七八十年前的四川，那是四川歷史上最黑暗最動蕩的防區時代。

自從明清更替之亂后，200多年的時間里，四川與變故頻仍的中原地區相比，一向安定而富庶。但是，從民國初年開始，各路軍閥混戰的槍炮聲卻將四川的安靜撕得粉碎，在近20年的混戰之中，據1932年出版的《四川內戰詳記》統計，共發生大小戰爭478起，平均每月兩起。

這些戰爭，大者波及全川及鄰近的云南、貴州、陜西和湖北，小者也牽涉到幾個縣以上。從1918年到1934年，這長達16年的時間，四川都是在防區制里度過的。

防區制的由來要追溯到以護法戰爭進入四川的滇軍和黔軍。1917年的護法戰爭，滇軍和黔軍又二度入川。這樣，四川境內就有川、滇、黔三支武裝力量。軍隊不事生產，除了穿衣吃飯，還需大量的費用開支，激增的軍費使政府難以維持。

為此，當時的四川督軍羅佩金不得不下令：“命令各縣征收局，將所有稅收，概解各道轉拔軍餉。”也就是說，你的部隊在哪里駐扎，控制了哪些地盤，你就收取哪些地盤上的稅收，用作你的軍餉。這就是防區制的由來。

軍隊原本不得干預政事，但在防區制時代里，一切都由軍閥們說了算，他們不僅濫征賦稅，竭澤而漁，還大肆干預地方政事，任免官吏，各處防區都成了軍閥們的獨立王國，一個個大大小小的軍閥們擁兵自重，關起門做土皇帝。

這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之間矛盾重重，因而不斷激發的戰爭便成為家常便飯。防區制的16年混戰里，最重要的戰役包括倒熊之戰、靖川之戰、第一、二軍之戰、下川東之戰、上川東之戰和二劉大戰等8次大戰役，至于小的戰斗，則有如過江之鯽。

8大戰役中，劉湘、楊森逐黔軍出川之戰意味著四川兩大軍閥派系的形成。1925年春，楊森入據成都，隨即被劉湘和黔軍將領袁祖銘所敗，不得不退往漢口投奔直系軍閥吳佩孚。楊森倒臺后，劉湘出任四川善后督辦。

在聯合袁祖銘時，劉湘曾答應將一部分自流井的鹽稅和5千支快槍作為對袁的報答。但等到勝利之后，劉湘卻不打算兌現。于是乎，剛剛平息的戰場又起硝煙，這一次，劉湘聯合了他此前的敵人楊森，兩人聯手將袁祖銘打回了貴州。

1926年7月，逐黔戰爭剛結束，國民政府在廣州宣布北伐。同年冬，四川軍閥掂量勢力之后，都通電承認國民政府，同意改組軍隊。從此，四川軍閥正式形成兩大派系：即以劉文輝、鄧錫侯和田頌堯為首的保定系，他們都畢業于保定軍官學校；以劉湘和楊森為首的速成系，他們則畢業于四川陸軍速成學堂。兩個派系分別以成都和重慶為中心相互對峙。后來，在兩大軍閥集團之間，又分化形成了以李家鈺為首的軍官系。

二劉大戰是軍閥混戰中最著名、最慘烈的一戰，作為防區時代的最后一戰，它決定了劉湘將在諸多軍閥的戰爭中笑到最后。

二劉大戰起于1932年10月，一方是四川善后督辦劉湘，另一方是四川省主席劉文輝。劉文輝是中國最有名的大地主劉文彩的弟弟，同時也是劉湘的堂叔，但他的年齡要比侄兒劉湘小6歲。劉湘和劉文輝都出自大邑劉氏，這個家族是20世紀上半葉四川最顯赫的家族。

多年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式的混戰中，30年代前后，四川最有勢力的軍閥就是劉湘和劉文輝。俗話說一山不納二虎，盡管二人有血緣關系，但在江山和權力面前，同一個宗族的血液也只能是被忽略。

劉湘為了實現他統一全川的夢想，聯合了李家鈺、羅澤洲和楊森等部，向劉文輝駐防的順慶（今南充）、隆昌、自流井、瀘州和宜賓發動進攻，經過一月余的戰斗，劉文輝戰敗，丟失了宜賓和瀘州等要地。

接下來的戰爭在榮縣和威遠一線展開，兩軍對峙之際，另一個軍閥田頌堯倒向劉湘，于11月中旬在成都向劉文輝開戰，劉文輝腹背中敵，為了保住省城，急調軍隊增援。兩支軍閥部隊在成都展開了空前激烈的巷戰，雙方戰死1萬余人之后，田繼堯退往中江和綿陽。而這場巷戰則使近1萬成都市民成為炮火中的冤魂。

雖然劉文輝在成都巷戰中得勝，但他的勢力已經大打折扣，不得不接受了鄧錫侯的建議，與田頌堯達成停火協議。不久，鑒于雙方誰也無吃掉對方，二劉也達成了停戰協議。

和平只是兩次戰爭中的一個小小間隙，二劉都在尋找戰勝對方然后獨霸四川的機會。1933年7月，劉文輝擊敗被認為曾幫了劉湘的鄧錫侯時，鄧向劉湘求援，劉湘由重慶到內江，指揮軍隊在資陽、榮縣、威遠和成都等地發動對劉文輝的全線攻擊。一周之內，劉文輝不得不辭去四川省主席職務并敗往雅安。

此時的劉湘已經得到了蔣介石的中央政府的支持，接下來的幾場戰爭，劉文輝一敗再敗，只得退到苦寒的西康。

戰勝者劉湘被蔣介石任命為四川省主席，次年，他開始著手鏟除防區制，地方行政區劃得到了恢復，支離破碎的四川重又成了一個政令通行的整體。值得注意的是，劉湘上臺后，宣布離除的苛捐雜稅就多達200多種。

16年的防區時代終于沉沉地翻過去了。這16年里，軍閥的擴軍備戰和動輒訴諸武力的行為，使這個原本富甲天下的省份遭到了空前的災難：

全省各路軍閥每年軍費開支約占全省財政總收入的40%以上，極端年份更是到達了駭人聽聞的90%。四川原本盛產大米，但到了防區時代后期，四川的大米竟然已經不能自給。從全省看，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常年處于饑餓半饑餓狀態。“三月雜糧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這就是當時四川底層民眾生活的真實而生動的寫照。

我們無法忘記張三興，他和他的家人們晝出耕田夜績麻，臉朝黃土背朝天地在肥沃的土地上勞作，但即便是豐年，他們也得經常過著半饑不飽的日子――不是上天捉弄他們，而是他們辛勤勞動的成果，都被那些手持槍桿子的“老總”們勒令倒進了那個叫做軍閥的無底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