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質上說，不論政治帳還是軍事帳，最終都是經濟帳。換言之，政治活動也好，軍事活動也罷，必須要有錢才能落到實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沒有經濟這個基礎，其它都是空中樓閣。

是故，在孫中山從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反清活動中，他離不開錢，必須有大量的經濟投入，才能使革命活動得以維續。小到革命黨的日常運營，大到一次接一次的武裝起義，說白了，如果沒有相應的資金作后盾，一切都是鏡花水月。

為此，我們看到，孫中山年復一年地在世界各地奔走，做演講，搞募捐，甚至和日本、英國等國家的政要暗通款曲，其目的就是為了搞錢。可以說，為了籌集革命資金，孫中山早已煞費苦心。

孫中山的長兄孫德彰早年赴美國檀香山經商并發商致富，家有牧場6000英畝，牛羊數萬只，山林無數，工人逾千。為了支持孫中山革命，孫德彰傾盡家財相助，竟至于家道中落。

孫科回憶說，“有一個時期，他（指孫德彰）的事業非常發達……國父每次去，都問他要錢，而且他每次都是整萬的美金拿出來，因此到了辛亥革命前五六年間，他實在支持不住了，地產也被債主查封了。”

孫中山則說，在同盟會成立之前，出資資助革命者，不過親友中少數人而已，其他人不愿也不敢資助。像廣州起義所需軍費，大頭就是孫德彰贊助的。所以，孫中山的這位兄長，乃是孫中山早期革命活動最主要的金主。

為了廣開革命財源，孫中山先后想過許多辦法進行募集。比如他曾在香港、日本和美國發行革命公債。這種公債類似于股票，只不過投資的不是企業，而是革命黨這個組織。如在香港發行的公債約定，凡現在購買10元公債的，革命成功后，償還100元。但是，從落實情況看，革命公債的收益并不理想。

1904年，孫中山赴美，當時華人幫會組織致公堂在美國擁有15萬會眾，影響巨大，孫中山以為如果能將該組織吸納，則每位會員只要繳納兩美元會費，即可坐收30萬巨款。于是，孫中山降尊紆貴，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被封為洪棍──洪門成員，例分三等，元帥稱為洪棍，軍師稱為紙扇，將官稱為草鞋。

但是，事與愿違，盡管此后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在全美各地奔走演說，慘淡經營，卻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常常只能在上一個城市募集到僅夠前往下一個城市的旅費而已。

事實上，真正數額巨大、足以成大事的經濟收入，對孫中山和革命黨來說，乃是一些慷慨之士的個人捐款。如前文所說的孫中山的大哥孫德彰，以及另一個浙江富豪，他“自投身革命黨以來，只盡義務而不問權利，三十余年如一日”，孫中山因而將其稱為奇人，后來更譽為革命圣人。此人就是孫中山朋友圈里頗為特立獨行的張靜江。

張靜江又名張人杰，浙江湖州南潯人。從明朝萬歷年間開始，南潯依靠蠶絲業和手工業、繅絲業，涌現出大批巨富豪紳。太平天國爆發后，南潯大批商人避居上海，因而得以與西人接觸。

當時，歐美對優質的湖州輯里絲需求甚旺，南潯商人因緣際會，成為炙手可熱的國際絲商。人們按照財富規模的大小，把南潯富商分為“四象八牛七十二黃金狗。”

第一級別的象，是指財產在100萬兩白銀以上者。張靜江的家族就屬于四象之一，只不過，張家的財產遠遠不止100萬兩，而是高達驚人的1200萬兩白銀。這一數字，相當于19世紀末期日本年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如果把南潯全鎮富商的財產加在一起，其數字竟然超過了清政府的年財政收入。

張靜江的父親去世后，他分得一筆巨額遺產。這位為人豪邁，出手大方的青年，年紀輕輕就身家巨萬，美中不足的是身體羸弱，腳有殘疾。

1903年，張靜江作為駐法公使孫寶琦的隨員前往巴黎。在巴黎，張靜江充當商務參贊的同時，充分發揮他們老張家善于經商的優勢，開辦了一家名為通運的公司，經營古董和絲綢，獲利甚豐。

巴黎生活對張靜江影響巨大。在這里，他深受法國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接受了巴枯寧、蒲魯東等人的學說。昔日那個江南水鄉的知書達理的富家公子，一下子蛻變成激進甚至偏激的新思想者，馮自由認為張靜江乃是“我國人之言無政府主義者自茲始”。

激進的言論和使館公職人員的官方身份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不少留學生懷疑他是清政府的暗探，故意大談革命以引人上鉤。有兩次，當他在稠人廣座中大談革命與造反時，幾乎遭到留學生們老拳相向。

孫中山與張靜江的結識也頗別致有趣。那是1905年，在法國的一條輪船上，張靜江發現有一個旅客長得很像傳說中的“亂黨”首領孫文，他向人打聽證實之后，立即興奮地前去拜訪。他向孫中山表示：我對您聞名已久，我深信不革命就不能救中國。

張靜江雖是富家公子和外交官員，但孫中山對面前這個滿臉興奮的青年卻一無所知，孫中山本人此時早已聞名歐美。原來，廣州起義失敗后，孫中山流亡海外，于1896年10月來到倫敦，被清朝駐英公使龔照瑗秘密誘捕并計劃押送回國。在清政府看來，這是捉拿欽犯，乃天經地義；但在英國人看來，清國官員在本國領土擅自抓人，乃嚴重違法。

故此，當孫中山早年在香港的英國老師康德黎獲知后，立即展開營救。強大的社會輿論下，英國首相兼外交大臣向清使館發出照會，要求按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立即釋放孫中山。

在囚禁12天之后，孫中山重獲自由。不久，孫中山用英文寫成《倫敦蒙難記》一書并在英國出版，披露了這一事件的真相，從而贏得了大量歐美民眾的同情和理解，一時名聲大噪。這也是張靜江為何在輪船上認出孫中山的一個潛在原因。

因此，這次輪船上的邂逅，對張靜江來說，頗有一種粉絲見到偶像本尊的欣喜和激動。面對偶像，粉絲張靜江表示：我在法國經商，收入不錯，如果您需要經費，我可以隨時資助您。

經年累月為籌措經費而發愁的孫中山聞言，無異于喜從天降，兩人約定了通電暗號：電文以ABCDE為序，A為1萬元，B為兩萬元，C為3萬元，以此類推。

對這個海上偶然相識的富家子弟，他將真的踐諾資助，還是口惠而實不至，孫中山心中并沒有底。次年，孫中山來到東京，又一次為經費束手無策。此時，他想起了與張靜江的約定，并把此事告訴黃興，但黃興不相信天底下有這樣的人。兩人抱著有棗沒棗打一竿的態度給張靜江發了封電報。

孰料，就是這封不抱希望的電報發出后，竟有3萬法郎巨款從法國匯到東京，革命黨人為之歡呼雀躍。后來，孫中山在越南又先后兩度向張靜江發電報，一次為A，一次為E，張靜江都如約把款項迅速匯來。

深受感動的孫中山命胡漢民寫信向張靜江表示感謝，并向他陳述起事經過。張靜江卻回信說：“余深信君必能實行革命，故愿盡力助君成此大業。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實無報告事實之必要，若因報告事實而為敵人所知，殊于事實進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進，即勝于作長信多多。”

盡管多次給予孫中山和革命黨巨額資助，但很長時間里，張靜江竟然沒有加入同盟會。其原因，在于特立獨行的張靜江對同盟會盟書里的“當天發誓”字樣不以為然。當馮自由和胡漢民邀請他入會時，他提出：我是無政府主義者，從來不信天，如果同意我不用“當天”二字，我才能加入。于是，在向孫中山請示后，張靜江成為僅有的例外。

張靜江加入同盟會后，為革命籌款的任務幾乎天經地義地落到了他頭上。每逢要用錢，孫中山總是向張靜江伸手，張靜江也總是竭盡所能地籌措。但是，要推翻一個垂而不死的大帝國所進行的武裝起義和地下斗爭，所需的金錢肯定是一個天文數字，即便是億萬富豪的張靜江也漸漸難以為繼。為此，他先是賣掉了經營良好的通運公司，后來又賣掉了上海灘的五棟花園洋房。

在公司和洋房都賣掉以后，這個曾經的大富豪已經囊中羞澀。為了幫孫中山籌款，他向其堂兄張石銘借錢。第一次，張石銘很爽快地借給了他。沒過多久，他又第二次上門。

堂兄覺得即便是辦公司血本無歸也不至于這么快就花完了，加上聽到社會上關于張靜江暗中資助“亂黨”的風言風語，張石銘予以峻拒。兩兄弟越說越僵，張靜江竟然從懷中掏出手槍，威逼堂兄又一次借錢。

此后，張靜江通過各種手段，把包括他的哥哥、舅舅在內的諸多有錢的親戚都吸收到同盟會中，成為革命黨的籌款對象。1920年，在孫中山授意下，張靜江在上海創辦了我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其目的也是為當時的國民政府籌集經費。證券交易所賺得的錢，大部分都送到了廣州，交到孫中山手上。

孫中山曾感慨：“自同盟會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名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

民國后，為了報答張靜江，孫中山擬請他出任財政部長，但張靜江堅辭不就。到二次革命期間，當孫中山下野處于風雨飄搖的劣勢時，邀請張靜江出任革命黨財政部長，這一次，張靜江欣然答應。拒絕錦上添花，專司雪中送炭，張靜江品行之高潔，由此可窺一斑。

孫中山對張靜江毀家紆難式的汗馬功勞胸中有數，他一直把張靜江視作最心腹的密友，他曾告訴黨內同志：“張原屬富豪出身，黨內財務，唯張所為”。

在南潯鎮的張靜江故居，有一副孫中山手書的對聯：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四十州。那是1923年，張靜江因病回南潯休養時，孫中山特意介紹了一位德國名醫前往南潯診病，并托人帶去這副對聯以示慰問。

1925年春天，孫中山在北京沉疴不起。纏綿病榻時，每天都要前往探視的幾個人中就有張靜江。孫中山彌留之際，在兩份事先由汪精衛準備好的遺囑上簽字時，按孫中山要求，第一個簽字的就是張靜江。但是，張靜江只寫了張人兩個字，杰字卻因為過于悲傷再也寫不下去了。

1950年，74歲的張靜江在紐約病逝，這時，距孫中山去世已經25年了。

有人把張靜江稱為現代呂不韋，竊以為，這種貌似贊揚的評價其實低估了張靜江。蓋呂不韋之所以在子楚身上花大價錢，其原因是呂不韋認定子楚奇貨可居，他只不過在做一樁大生意而已；而張靜江對孫中山的資助，卻是基于一種理想和信念，以及兩人之間莫逆的同志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