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陳志俊，老家在山東濟寧的農村。1992年高考沒考上，跟著爹娘在地里忙活了小半年。

一天，村支書來我家里，跟我們說縣武裝部要招兵，我二話沒說就報了名。那年冬天，我揣著入伍通知書，坐綠皮火車晃悠了兩天兩夜，最后在浙江某個武警支隊落了腳。

新兵連的日子過得特別苦。每天早上天還沒亮，起床哨就催命似地響。棉襖都來不及捂熱乎就得往身上套，閉著眼睛都能摸到作訓服的扣子。負重跑是最要命的，三十多斤的背囊壓得人直不起腰，膠鞋踩在結冰的土路上直打滑。

有一回山路跑，我摔了個跟頭，膝蓋磕在石頭上，血順著褲管往下淌。班長在后頭喊："陳志俊你屬烏龜的？爬起來！"我抹了把糊住眼睛的汗，硬是撐著跑完了全程。

后來，我慢慢跟上了訓練節奏，發現自個兒還挺適合當兵的。站軍姿能紋絲不動站兩小時，打靶十發子彈能中九十環。

第二年開春，指導員找我談話，說我評上了三等功，還問我愿不愿意入黨。我連勝回答：“我當然愿意。”就這樣我如愿入了黨。

下連隊后，我被分到看守中隊，這時我才知道當兵不光是訓練。我們中隊負責看押待審的犯人，每天繞著監區轉悠，跟走馬燈似的。

剛開始還覺得挺新鮮的，畢竟以前只在電視里見過真槍實彈的崗哨。等真輪到自己在崗亭里站六個鐘頭，腿肚子轉筋不說，眼皮子還直打架。不過時間長了，倒也能在巡邏時數清楚圍墻上有多少塊磚頭。

監區每天早上六點半放起床號，鐵門咣當咣當響成一片。我巡邏經過監室時，常見犯人拿牙刷在墻上劃道道數日子。

有一回瞅見個五十來歲的老頭，正對著巴掌大的窗戶光發愣。他頭頂的頭發剛長出茬兒，后腦勺那塊疤瘌特別顯眼。按規定不能和他們搭話，有一次有個小年輕沖我咧嘴笑，我也只能繃著臉點點頭。

突擊檢查是最費神的活計。有時候半夜睡得正香，突然就拉緊急集合。得把監室翻個底朝天，連牙膏管都得擠出來看看。有次，我從犯人棉被夾層里摸出半截鋼鋸條，嚇得我后背發涼。后來才知道，是犯人拆了暖氣管子磨出來的。從那以后檢查得更仔細，連鞋墊都得掀開瞅兩眼。

在看守所這幾年，我前前后后接觸過四個死刑犯。他們腳上戴的鐐子比普通犯人粗兩圈，走起路來嘩啦嘩啦響得瘆人。我們每隔半月要檢查鐐銬，拿小錘子挨個敲鉚釘。有一回碰上個生銹的，鐵匠鋪帶來的鋸條都崩斷兩根。那個犯人倒是安靜，坐在地上看我們忙活，突然冒了句："同志，能給根煙不？"我搖搖頭，他咧著嘴苦笑："也是，要上路的人不該抽煙。"

1994年秋天，我入伍第三年的時候，攤上個大事兒。那天中隊長把我叫去辦公室，說國慶前要處決三個死刑犯，讓我負責押解。

當時我的腦子嗡的一聲，手心全是汗。

為了做好押解準備，我們練了整整三天，怎么上銬子，怎么站位，連扶犯人下車的角度都要練了有二十來遍。

9月27號凌晨四點，監區走廊的燈慘白慘白的，照得人心里發毛。管教帶著我們去提死刑犯李成俊，這人四十出頭，犯的是搶劫殺人。

鐵門一開，他正縮在墻角打盹。聽說要上路，整個人突然癱在地上，褲襠濕了一大片。給他換腳鐐的時候費老勁了，銹死的鉚釘卡得死死的，最后還是用鋼鋸硬生生鋸開的。那滋啦滋啦的聲兒，我現在做夢還能聽見。

吃斷頭飯那會兒，廚房給做了紅燒肉和雞蛋面。李成俊拿筷子的手抖得厲害，油湯灑了一桌子。我看他機械地往嘴里扒拉米飯，喉結上下動得特別慢，像是要把這輩子最后一頓飯嚼成粉末。

公判大會在體育場開的，烏泱泱坐了好幾千人。李成俊他們三個被反銬著推上臺，背后插著寫名字的牌子。底下群眾舉著拳頭喊口號，有個老太太往臺上扔爛菜葉子。我站在犯人斜后方，能清楚看見李成俊后脖頸的汗珠子，一顆接一顆滾進衣領里。

刑場在城西河灘上，警戒線外頭圍滿了看熱鬧的。三個犯人跪在沙地里，背后的標靶白得刺眼。行刑官哨子響的瞬間，我下意識閉了下眼。等再睜開時，地上已經躺著著三具尸體。血滲進沙土里，顏色暗得像潑了醬油。

回去的車上沒人說話。我攥著槍的手指節發白，迷彩服后背濕得能擰出水。那晚在宿舍翻來覆去睡不著，一閉眼就是李成俊最后回頭看我的眼神，我永生難忘。

這些年過去，很多事都淡了。可每次在電視上看到法制節目，總會想起腳鐐拖地的聲響，想起紅燒肉涼透后凝著的白油。人這輩子要走岔了路，可真就回不了頭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