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已經成了一種流行病。
根據2024年2月《柳葉刀》發布的全球疾病負擔研究,人類正面臨前所未有的代謝危機——全球肥胖人口(BMI≥30)已突破10億大關,相當于每8個成年人中就有1人處于病理級肥胖狀態。
然而,今日多少人視如仇讎的脂肪,卻是人類作為物種的生存密碼,每一個易胖體質,都是在殘酷的物競天擇中開出“生存彩票”的天選之子。
01 神圣的脂肪
肥胖者的脂肪銘刻著人類進化的史詩。
遺傳學家尼爾(James Neel)提出的 “節儉基因假說(Thrifty gene hypothesis)”認為,舊石器的狩獵采集者無法獲得穩定的食物來源,為了適應食物短缺的境地,部分人類演化成特殊的“節儉基因”,能夠減少自己基礎代謝率,降低飽腹感信號和胰島素敏感性,從而在食物豐裕期迅速而劇烈地發胖,應對潛在的饑荒。
非洲馬賽部落
每多一圈脂肪褶皺,便多一分與生死無常博弈的籌碼。
早期人類深知脂肪的神性,象征生育的女神往往被表征為體態豐腴的“肥胖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出土于阿爾卑斯山北麓,距今有25000年歷史的“維倫多夫維納斯”(Venus of Willendorf),她身體矮胖,乳房下垂,腹部高高凸起。這尊11厘米的女神雕塑以夸張的球狀幾何記錄了舊石器時代的生存智慧:脂肪不是美學的詛咒,而是生命的能量源泉。
Venus of Willendorf
然而,即使有了節儉基因,胖版維納斯也是遙不可及的幻想。在人類依賴狩獵謀生采集的年代,你大概率看不到啤酒肚的酋長和長著雙下巴的獵手:捕獵獲得的動物性蛋白質容易腐爛變質,財富剛剛聚集,便在烈日和雨水中腐爛發臭。
既然不存在經濟剩余,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就趨于平等。無論是首領還是平民,都需投身于搜索與追捕獵物的繁重勞動。辛勞苦命如斯,肥胖自然無處可尋。根據人類學家對現代原始部落的研究,狩獵采集者每日獲取的能量約為1800-2200千卡,男性的體脂率更是只有6-15%,相當于職業運動員的水平。
10000年前的農業革命改變了一切。在河谷地帶,農民取代了狩獵采集者,開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種生活,谷物成為人類的主食。隨之發展起來的谷物儲存技術突破了營養獲取的時空限制,也引起了持續的財富積累和社會分層,不事生產的貴族和祭司逐漸從勞動者中剝離出來,他們的軀體開始變得更寬、更胖。
脂肪與人性的戰爭,某種程度上說是舊石器天選基因組與農業文明的結構性沖突。
最初,脂肪仍保留著神圣的色彩。在古代中國和西方的藝術中,“貴婦人”常常體態豐腴、曲線優美。文藝復興時代,魯本斯(Rubens)用粗曠的筆觸堆砌出脂肪的質感,筆下的女神臀部飽滿,渾圓的腹部在薄紗下若隱若現,大腿與脖頸的肌膚閃耀著珍珠般的光澤。豐腴,已然成為神性與欲望交織的象征。
Peter Paul Rubens:The Birth of the Milky Way, 1636–1638
盛唐時期,以貴婦人為圓形雕刻的藝術品往往圓潤秀美,甚至連菩薩像也肥美起來,留下了“粉胸半掩疑晴雪”、“胸前如雪臉如蓮”等文學名句。
龍門石窟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然而,如果說豐腴的女性閃耀著神性的光輝,那么沉湎于酒池肉林的男性貴族往往聲譽不佳——他們的脂肪無法化作奶水,只能成為民眾的負擔。
埃及法老的腰圍寬過奴隸的臂展;羅馬元老需要仆人扶著肚子上的贅肉才能行走;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紀,國王和皇帝也充斥著“胖子”的諢名。例如,881-888年統治神圣羅馬帝國的查理三世被稱作“胖子查理”(Charles le gros),法王菲利普一世將整個巴黎的珍饈煉成腰間晃動的脂肪,以至于“胖得無法騎馬”,他的兒子路易十一世則不甘示弱,獲得“胖子路易”(Louis le Gros)的雅稱。
胖子查理
在海峽對岸,以“優雅英倫風”著稱的英格蘭,亨利八世需要通過重達2噸的機械升降裝置才能在宮殿中上下的“肥宅”,其特質的盔甲,腰圍是正常尺寸的整整三倍。
亨利八世及其特制盔甲
在古代中國,肥胖也被稱作“膏粱之疾”,患有此癥的帝王不勝枚舉:
清太宗皇太極“太宗體豐鎧重,乘小白行百里,乘大白止行五十里?!?/p>
金哀宗完顏守緒曾說“朕體素肥,不便于鞍馬馳突。。
宋明帝劉彧(yù)“以蜜漬鱁鮧,一食數升,噉臘肉常至二百臠?!?,號稱“豬王”
皇太極畫像,可看出其身形頗為偉岸
當平民在骯臟的街巷啃食黑麥面包時,特權者正在通過暴食完成權力的物化儀式。脂肪的早期歷史,一半閃耀著宗教的靈輝,一半寫著吃人二字。
02 減肥藥的古代世界環球旅行
當然,脂肪不僅是饑饉時代的生存密碼,肥胖也可能成為君王的夢魘。
公元十世紀,統治伊比利亞半島的萊昂王國君主桑丘一世(Sancho I of León)因肥胖被視為意志薄弱之人,慘遭貴族廢黜。
桑丘一世
為了幫助桑丘復位,愛孫心切的祖母阿爾內茲被迫求助猶太醫師沙普魯特(Hasdai ibn Shaprut)。沙普魯特評估病情后,開出了名為Theriaca的藥物,該藥物包含鴉片、姜、肉桂、藏紅花和蓖麻油等64款帶有緩瀉功能的藥品。經過治療后,桑丘真的蛻變為精瘦的君主,重新奪回了王位。
沙普魯特的藥方來自古希臘,當常人將肥胖視作一種福氣時,希臘的醫師已經將肥胖視作疾病,并構想出帶有樸素經驗主義色彩的治療法:讓超重者多吐、多排泄。
例如,公元2世紀,希臘醫師索拉努斯·埃弗所斯(Soranus of Ephesus)便開發出經典的催吐/緩瀉配方:將鼠尾草細磨后溶于水,輔以醋與鹽制成藥劑,要求肥胖者每日正午定時服用以清空腸胃。
Theriaca的歷史更為復雜,它源于古代小亞細亞,后經羅馬人改良,成為奧勒留等皇帝定期服用的補藥。后來,這款“減肥藥”甚至沿著絲綢之路傳到了東土大唐。公元667年,拜占庭帝國(漢文稱“拂林國”)使臣將Theriaca進獻給唐高宗,唐代文獻稱之為“底也迦”。唐人對此藥頗有好評,藥學家蘇恭說它主治““百病中惡,客忤邪氣,心腹積聚”。
除了Theriaca等緩瀉劑,古代世界還貢獻出了頗多別開生面的減重療法。
“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開創性地將醋與蜂蜜調和飲用,利用其抑制食欲的特性——醋中的乙酸能延緩胃排空,觸發飽腹信號。這一實踐穿越時空,至近代甚至衍生出畫風黑暗的"醋浴療法",貴族們浸泡于醋液中,試圖溶解自己的脂肪。
希波克拉底
古代東方醫學則展現出獨特的觀察視角。成書于公元前6世紀的印度《妙聞集》(Sushruta Samhita)已記錄到肥胖者尿液甜膩的現象(印度人這方面確實有天賦,比西方發現糖尿病早千年),并提出用豌豆粉全身按摩配合狼肉藥膏的療法,試圖通過體表刺激與動物性物質攝入調節代謝。
妙文集
大航海時代為這場持久戰注入了新變量。隨著煙草于1492年傳入舊大陸,歐洲醫者意外發現了煙草的雙重代謝效應——尼古丁既能抑制食欲,又可短暫提升能量消耗。16世紀起,吸食煙草成為對抗肥胖的"以毒攻毒"策略,甚至衍生出"餐前咀嚼煙葉"的處方。
十七世紀日內瓦醫師伯尼特(Theophie Bonet)編寫的醫學教科書堪稱前現代世界減肥藥方的百科全書,其療法包括:
1、醋療法:據稱,古羅馬軍事統帥基亞皮尼烏斯·維特利烏斯(Chiapinius Vitellius)戒酒并長期飲用醋液,減重39.6公斤。但18世紀檔案顯示,過度依賴飲醋控制食欲已導致多名女性死亡。
2、漸進式緩瀉:將大黃、蘆薈、肉桂與黃姜混合,佐以菊苣糖漿制成緩瀉丸劑,通過持續清腸達到減重目的。
3、呼吸干預配方:針對嚴重肥胖者,將酒石酸、肉桂、姜與糖配成粉末隨餐飲用,改善代謝性呼吸困難。
4、代謝激活套餐:食用洋蔥、大蒜等刺激性食物,配合劇烈運動、桑拿排汗及嚴格限水(當時認為餐間飲水易致肥胖)。
5、煙草療法:延續航海時代的發現,建議持續咀嚼煙葉抑制食欲。
這些實踐折射出前科學時代人類對抗肥胖的困境,受限于對能量代謝機制的認知空白,直至工業革命前夕,肥胖管理仍停留在經驗試錯階段。真正的科學化診療,仍需等待19世紀代謝生理學的突破。
03 20世紀:極端年代
讓我們回到桑丘一世。
桑丘的命運折射出脂肪背后的另一重敘事:肥胖意味著缺乏意志,肥胖者無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身體,自然也無權掌控眾人的生活。這套敘事潛藏在人類早期的脂肪崇拜之下,到了現代卻顯露出強大的力量。
新興的理性主義哲學厭惡舊世界的奢靡生活,鼓勵個體的節制與審慎,它相信,人通過理性應當控制自己的命運——這當然包括控制自己的食欲。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哲學家康德認為,過量飲食更接近牲畜的狀態,違背了個體對自我的義務:
“在食品享用方面的動物式無度是對享用品的濫用,由此理智地使用它的能力受到妨礙或者被消耗殆盡......將自己置于這樣一種狀態就是對一種‘對自己的義務’的侵犯(《道德形而上學》)”
康德的時代并不理解“節儉基因學說”,對他們來說,肥胖不再是“美學”問題,而是“道德”問題。不過,相比于觀念的變化,醫學實踐常常具有滯后性——在19世紀,肥胖仍然是罕見的現象。
工業革命時期的童工
事情在世紀末開始變化?;?、農藥、現代育種技術和冷鏈運輸的發展極大地增加了食物的供給。20世紀30年代,人類的發達工業社會出現了第一次“肥胖流行病”,普通人也有了變胖的“權力”。
同時,生物化學的突破逐步揭開了能量代謝的黑箱。雄心勃勃的藥劑師們,將“提高代謝水平”作為核心突破口,先后推出甲狀腺制劑、二硝基苯酚和安非他命等“暴力減重三劍客”。
20世紀30年代,醫生觀察到,甲亢患者普遍消瘦,于是便嘗試用甲狀腺提取物治療肥胖。甲狀腺制劑能夠迫使細胞加速分解葡萄糖、脂肪和蛋白質,使基礎代謝率(BMR)提升60%-100%。然而,數據顯示,長期服用甲狀腺制劑將顯著增加肌肉溶解和心源性猝死的風險。
緊接著是1930年代的減肥神藥:二硝基酚(DNP)。
二硝基苯酚最初被廣泛被應用于制造染料、防腐劑和炸藥,巧合的是,一戰時期,研究人員意外發現法國軍工工廠的工人在連續接觸數月二硝基酚后,體重顯著下降。經過臨床試驗,人類于1933年確認“DNP對肥胖治療具有明確價值”。
二硝基苯酚的“工作原理”在于,作為脂溶性小分子,DNP可穿透線粒體內膜,攜帶質子(H?)破壞線粒體內外的質子濃度梯度,使氧化磷酸化過程“解偶聯”——電子傳遞鏈正常運行,但能量無法轉化為ATP(細胞能量貨幣),而是以熱能形式散失。為維持生命活動,細胞被迫加速分解脂肪和糖類,使基礎代謝率(BMR)短期內可飆升30%-50%。
然而,二硝基苯酚隱藏著死神的鐮刀。由于能量以熱量形式迅速散失,人體體溫可能飆升至41度以上,進而引發橫紋肌溶解、腎衰竭和腦損傷等一系列嚴重副作用。1938年,DNP被美國列為禁藥,此后只在黑市中流通。
二硝基苯酚誕生于一戰,安非他命則興起于二戰。
作為“戰爭興奮劑”,安非他命能夠抑制食欲,增強耐力,在二戰時期被廣泛用于士兵的抗疲勞劑。戰后,藥商將安非他命與其他藥物混合,制成風靡一時的彩虹膠囊(rainbow pills)。例如,藍色的安非他命可以抑制食欲,與甲狀腺素混合的紅色藥丸可以加速代謝,與利尿劑混合的黃色藥丸可以產生脫水減重的效果。
安非他命的減肥機制源于其對中樞神經系統的雙重作用:一方面通過劫持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系統強力抑制食欲,另一方面激活交感神經驅動代謝亢進。
具體而言,安非他命促使大腦突觸間隙中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濃度激增,直接壓制下丘腦的饑餓信號并觸發強烈飽腹感,同時刺激脂肪細胞釋放脂肪酸、加速產熱,使基礎代謝率短期提升10%-20%。然而,安非他命可能會造成心臟危機、焦慮、偏執性精神病等一系列不良后果。1970年,安非他命被列為II類管制藥物。
“三劍客”以極端的暴力干預人的代謝機制,這個年代的外科手術也不遑多讓。20世紀上半葉,胃切除術和腸道短路手術先后出現,雖有效果,但往往伴隨災難性的電解質紊亂和營養不良。直到1980年代,空腸回腸旁路術仍因高達47%的肝衰竭率而臭名昭著。
20世紀被稱為一個“極端的年代”,這個世紀以科學之名上演的減脂狂潮,則將這種極端與瘋狂體現得淋漓盡致。那些受難的軀體啟示著后來者,任何忽視生物復雜性的"捷徑",終將付出生命的代價。
04 新希望
盡管有一段不吉利的歷史,但肥胖的藥理學管理正處于一個令人興奮的十字路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突破口,叫做GLP-1。
GLP-1,全稱胰高血糖素樣肽-1,是一種由胰腺α細胞分泌的激素,早在20世紀初,研究人員便發現該激素具有升高血糖的作用。1987年,經多年研究后,麻省總醫院實驗證實GLP-1可以血糖升高時促進胰島素釋放,這使之成為治療糖尿病的理想靶點,艾塞那肽等糖尿病藥品均由此開發而來。
很快,研發者們有了意外之喜。GLP-1不僅能夠促進胰島素分泌、控制血糖,還能延緩胃排空速率,延長營養物質(尤其是碳水化合物)的腸道吸收時間,作用于下丘腦飽食中樞,通過神經信號傳導降低食欲并增加飽腹感。
當肥胖像流行病一樣傳播時,藥企迅速嗅到了GLP-1的商業價值。2014年,第一款用于減肥的GLP-1類藥物利拉魯肽上市,該藥物每天皮下注射一次,一年內可使體重平均減輕8%。
2021年,二代藥物司美格魯肽橫空出世,它既可皮下注射,也支持口服,能夠實現平均17%的體重。司美格魯肽降幅一經問世,便風靡全球,甚至新晉“北美太上皇”馬斯克也為之神魂顛倒。
如果說20世紀三劍客的副作用是肌肉溶解和心源性猝死,司美格魯肽的副作用簡直是天使溫柔的低語——馬斯克調侃,高劑量的司美格魯肽讓他像像《辛普森一家》中的巴尼一樣頻繁放屁打嗝。
如果你不想體驗放松括約肌的快樂,諾和諾德的老對頭禮來公司也推出了替爾泊肽注射液。雖然價格比司美格魯肽略貴,但是替爾泊肽能夠實現能夠實現以體脂減少為主的體重減輕,減少內臟脂肪和異位脂肪沉積,有利于長期的體重管理。
2024年6月以來,司美格魯肽和替爾泊肽相繼在中國上市。中國的超重者也有了更多的選項。
除了GLP-1,其他生物醫學領域的減重革命也在穩步推進。
在外科手術領域,通過內鏡微創手術和胃部神經調控設備,代謝手術正朝著精準化發展;基因編輯技術CRISPR已成功抑制肥胖相關基因,瘦素基因療法則可以將瘦素(Leptin)基因導入肌肉細胞;腸道菌群移植可將瘦子菌群"復制"給肥胖者,實現3-5%減重......形形色色的新技術,正在重塑人類對抗肥胖的武器庫。
結語
人類與肥胖的博弈史可追溯至約2.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當能量儲存機制從生存優勢演變為代謝負擔的進化轉折點,人類開始了艱難的減重戰爭。
這場跨越時空的戰爭歷經了三次范式革命:從古希臘的催吐劑,到20世紀暴力干預代謝機制的"三劍客",人類發明出形形色色的減重手段,卻始終未能規避以器官毒性、代謝代償失調甚至致命性并發癥為表征的醫學代價。
如今,隨著靶向藥物和基因編輯技術的進展,人類或許終將進入"按需定制"體重管理的烏托邦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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