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有網民發視頻反映稱，貨車司機駕駛空車路過福建南安市水頭鎮仁福村，被村民攔車收費，其報警也沒解決問題，最終被強制“捐款”1000元。當事網民展示的現金收據顯示，收款單位為南安市水頭鎮仁福村東嶺自然村老年協會。

2月25日，水頭鎮仁福村第一書記向媒體回應此事稱，當事司機被收取的1000元實為村內規定的罰款，村莊進口處有警示牌，告知拉貨車禁止進村。此規定是因為之前出現過兩三次類似事件，貨車壓壞路基、水溝，或碰壞了柱子。東嶺自然村的道路為村集體自籌資金修建，屬于自然村路。該罰款“可能要用于修路”。報道引發關注后，多重質疑聲疊加發酵。

一是“攔路收費”極化網絡情緒，“村民自治”話題伴生走熱

事件發酵后，輿論多批評相關行為凸顯當事村莊“彪悍民風”，認為強制“捐款”行為無異于“車匪路霸”。極目新聞評論稱，“如果說，這里貨車不能通行，以免損壞道路，既可以采取硬隔離的措施，不讓大車通過，也可以豎立警示牌，明確不讓通行。車一進來就要收費，不給錢就不讓走，這與搶劫何異？如此‘卡拿’實在說不通”。同時，輿論揣測強制捐款背后暗藏利益勾結。有評論主張，“為什么要收費，費用到了誰的口袋，都應該查清楚。不管是誰，如果存在違法違規行為，就不能姑息遷就，應該依法依規處理”。

隨著相關討論的泛化升級，輿論場關于“村民自治”的質疑和不滿情緒逐漸升級，而此次輿情事件也并非個例。一方面，輿論關注到村民自治中粗放粗暴、“胡干亂上”的行為偶發，既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又有悖于客觀規律，給群眾造成困擾。如此前陜西漢中有村莊設立村民“紅黑榜”并進行公示引發熱議。據悉，表現先進的村民進入紅榜，后進者則進入黑榜，有人因無所事事、致富愿望不強、懶惰等原因上了黑榜。輿論批評稱，設立紅榜，鼓勵先進者當然無可厚非，但若因“無所事事，追求較低”就將人掛上黑榜，難免給人一種簡單粗暴之感。另一方面，輿論關注到村民自治中易出現“拍腦門決策”“拍桌子辦事”，不顧實際情況、不經科學論證、不考慮實際后果的現象。如不久前發生的江蘇丹陽一村索要貨車司機“過路費”事件，亦掀起不小爭議。

二是相關方“踢皮球”激發網絡聲討，輿論將矛頭指向基層部門

當前，部分媒體、網民在相關話題討論中有輿論失焦趨勢，關聯基層治理、干部作風等進行討論。事件引發關注后，當地相關部門“欲蓋彌彰”的回應再次讓輿情升溫，也令更多的批評矛頭指向政府部門履職不力。仁福村委會工作人員回應奔流新聞采訪表示，事發仁福村所屬一小村，收款行為并非村委會授意，村委會正在開會討論處理此事。南安市水頭鎮政府辦工作人員則以“暫未了解到相關情況，將進行調查核實”進行回應，將“收取1000元是否合理”等問題推由村委會進行回答。

相關回應間接將民間行為同政府行為捆綁，導致輿論場追問聲量較大，質疑工作人員“捂蓋子”、有包庇之嫌的聲音走高；另有部分觀點則斥責相關部門“踢皮球”，對屬地輿情回避推諉、監管缺位。輿論場出現諸如“集體擺爛”“典型的懶政思維”等高敏言論激化輿論情緒，此類言論的發酵進一步加大了當地政府部門的被動局面，也有損基層干部形象，加劇輿論對村鎮政治生態的負面印象。

三是“強制捐款”引發執法權力爭議，基層治理專業性和能動性面臨新挑戰

對于款項收據顯示收款方為東嶺自然村老年協會一事，水頭鎮仁福村第一書記回應稱，這是東嶺自然村自行成立的協會組織，不歸村委會管理。相關表述引發“權力異化”質疑，相關協會是否有罰款權力、執法權力陷入爭議。網民普遍認為，“東嶺自然村老年協會無權收取罰款，其行為屬違法行為”。有律師亦表示，“若村道如村委所述是集體自建道路，且設置了合法警示牌，則村民可通過民主程序限制貨車通行；若村道為公共道路，村民無權單方禁止，需報請交通管理部門處理”。

事件引發輿論不滿的同時，也反映出當前輿情下沉將基層部門推至輿情處置第一線，基層治理專業性和能動性面臨新挑戰。綜合來看，不管是出于鄉風文明，還是村居環境考慮，都應該在法律框架內推動，即便“捐款”已在村內形成共識約定，列入了村規民約，但一旦觸及法律紅線，就應重新商榷，其中的法律關系、權力邊界需要有關部門予以理順，共同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和基層治理現代化。

責任編輯：王樹銘

來源：人民網輿情數據中心

（來源：中國甘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