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公眾號“尼伯龍根工廠”授權發布

阿爾弗雷德·魯貝爾（1921-2013）是一名杰出的裝甲兵基層指揮官，二戰時期，他先是在德國國防軍第12、13裝甲師服役，后來又調到503重型裝甲營，擔任虎式和虎王坦克的車長。停戰前一共取得57個擊殺記錄。

戰后，魯貝爾繼續在聯邦德國國防軍以參謀身份服役，最終官拜中校。退休之后，魯貝爾又出任軍事技術顧問，在擔任顧問的同時，他還撰寫和參與編撰了多本軍事歷史著作，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就是他和兩位老戰友洛赫曼博士、還有馮·羅森合著的《二戰德國第503重型裝甲營戰史》。

20世紀50年代在聯邦國防軍裝甲兵部隊擔任軍官的魯貝爾。

魯貝爾生前接受了俄羅斯記者的采訪，講述了他自己在“二戰”期間的經歷。

魯貝爾：1921年，我出生在（東普魯士）蒂爾西特附近的森蒂內鎮。我父親是個農民，但也做牲口生意。我是家里的獨生子，一直讀書到18歲。小學、中學一共讀了十年，然后還需要在文法學校學習三年，文法學校的最后一學期被稱為Ober Prima。學生畢業后有權進入大學或軍官學校就讀。在我上學的時候，學制已經縮短，12年級就可以畢業——這就是所謂的“緊急入學權”。戰爭結束之后，那些想上大學，但只有緊急入學權的學生還得讀兩年的預科，就是這樣……嗯。在1939年，我自愿參軍，然后一直戰斗到1945年。

魯貝爾的戰時留影。

為什么要當志愿兵呢？這是因為志愿兵可以自主選擇在哪個兵種服役，我想當裝甲兵，不想去步兵部隊。

記者：您如何評價戰前東普魯士的局勢？

魯貝爾：波蘭提出了領土要求，生活在這塊飛地上面的人們非常擔心東普魯士被波蘭吞并。

記者：您上了多少年的學？參加過小胡子青年團么？

魯貝爾：幾乎每個人都參加了小胡子青年團，我在里面的通訊分隊，在這里接受了無線電和話務技術訓練，我覺得這很好玩。小胡子青年團每周活動一次，但我不能說這是意識形態灌輸，事實就是如此。畢業典禮的時候，學校強迫我們穿上小胡子青年團制服。但整個班的學生在沒有事先商量的情況下，不約而同地都穿著黑西裝來參加典禮。

起初，我很高興我加入了自己想去的兵種，但后來事實證明，我被“Pz.”的縮寫欺騙了（德軍反坦克部隊早期縮寫為Pz.abwehr），1939年12月5日。我被分配到了步兵，成為了第21步兵補充訓練團的第14反坦克連的一員！這個團是是第21步兵師的新兵補充和培訓基地，駐扎在埃菲爾。我感覺不是很好 ——這是我第一次遠離家鄉，而且我還進了步兵部隊。

德國反坦克炮簡稱為PaK，前兩個字母代表的就是Panzerabwehr，反坦克的意思。后來認為Panzerabwehr防御色彩太濃厚，攻擊性不足，將反坦克兵種改稱Panzerjaeger，可以翻譯為坦克殲擊部隊。

那天，天還沒亮透，非常寒冷，一大堆新兵蛋子在布勞恩斯貝格下了火車。這里有兩個穿著灰色制服的先生大聲吆喝著：“分到步兵的，往左走！分到炮兵的，往右走！”我多希望自己既不是步兵，也不是炮兵，而是一名裝甲兵啊！所以我站在月臺上，等著看他們吆喝裝甲兵往哪兒走。其中一位先生走到我跟前，非常粗魯地問我在等什么。我把我的日程表塞到他的鼻子底下。他一下子就漲紅了臉，大聲吼道：“老實兒去當步兵！”于是我就當了半年的步兵。

在步兵基礎訓練的三個月里，我為了調離部隊，寫了九次申請。直到法國戰役結束之后，裝甲部隊需要擴編至之前的兩倍規模，他們才考慮接受申請。1940年6月，我被調到了柏林的第5裝甲團，成功轉職為裝甲兵。

在戰爭期間，我在國防軍裝甲部隊服役5年，戰后又在聯邦國防軍服役22年，然后又在坦克設計領域工作12年，直到今天，我的生活還是離不開坦克。

2007年，魯貝爾（右二）來到瑞士國防軍訓練場，觀摩豹2主戰坦克炮術訓練。

我的晉升速度極其緩慢。1940年6月1日成為一等兵，12月正式晉升下士。在完成裝填手和炮長崗位訓練之后（訓練期間一炮都沒開過），我們被調到了新組建的29裝甲團，屬于12裝甲師，駐地是扎甘。團部、一營和二營駐扎在盧本，第三營駐扎在斯普羅陶。我在第9連，連里共有17輛配備7.5cm炮的四號坦克，營里另外兩個輕型連配備了捷克造Pz 38（t）坦克，這種坦克速度很快，裝備了滑稽的3.7cm炮。

記者：訓練時候開的是哪些坦克？

魯貝爾：一號、二號、還有38（t），教官都是士官，軍官們在場監督。

魯貝爾等人訓練時駕駛的一號坦克，他們將其戲稱為“克虜伯小跑車”。

記者：在上前線之前，你們多久進行一次射擊？

魯貝爾：彈藥不夠，很少進行實彈射擊。訓練場里有射擊訓練模擬器，也就是把步槍槍管固定在炮筒里的裝置，用步槍開火射擊標靶。實彈射擊只進行了有數的幾次，每次打不了幾炮。

記者：裝甲兵培訓持續了多長時間？

魯貝爾：六個月，首先是崗位訓練，然后是車組訓練，訓練節奏并不很緊張。這個裝甲師是用步兵師改編的，只是在步兵師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一個裝甲團。

記者：炮術訓練是什么樣的？是靜態射擊，還是短停射擊？

魯貝爾：只有靜態射擊，頂多也就是在行進期間用機槍掃幾下，僅此而已。

記者：您還記得車長的指示口令怎么說嗎？

魯貝爾：有一套開火口令，或者叫“RMZ”口令。三個字母當中，R代表炮長（Richtschütze），M是彈藥（Munition），Z是目標（Ziel）。內容是這樣的：“炮長，12點鐘方向，彈藥-穿甲彈，目標-敵方坦克！”學校是這么教的，在戰場上很少有人照此執行。我當車長的時候，我會把手搭在炮長的左肩或者右肩上，當我用力擠壓他的肩膀時，他會按照方向迅速轉動炮塔， 當我輕輕擠壓時，他會緩慢轉動。然后我提示距離，他捕捉目標并開火。

記者：您的作戰歷程是如何開始的？

魯貝爾：大約在1941年6月10日左右，部隊向東調動。我們在阿倫斯坦地區下車，經過尼古拉伊肯向萊斯克地區的邊境行進。有傳言說已經和蘇聯達成協議，讓我們通過蘇聯領土去攻打伊朗。隆美爾的部隊在北非所向披靡，德國將在全球發動進攻，把英軍從埃及、中東和其他所有的地方趕出去，我們將要奪取伊朗的油田！這種說法太離譜了，我當時應該也是將信將疑，但考慮到德國已經和蘇聯結盟，所以也說的通吧。那時候我們自稱“伊朗軍（與非洲軍對應）”，有些人已經開始做領到熱帶作戰津貼的大夢了。

但是在6月21日晚上，連長奧伯曼上尉宣讀了發動進攻的命令……

魯貝爾：在一月底的時候，我們又回到了普特洛斯。和我同宿舍的三個室友分別是海諾·克萊納、赫伯特·佩茨卡和漢斯·里普勒，這三位如今都已經去世了。我們來自同一個裝甲團，但不在同一個連。一天吃早餐的時候，我和海諾聊了起來：

我：海諾，和我講講，新坦克長什么樣？

海諾：炮管老長了，你想想能有多長？

我：能有多長？

海諾：比你想的還要長點。

魯貝爾訓練期間的室友海諾（左）和里普勒。

不久之后，我也見到了這種“奇跡武器”，它很威武，但和我想的不一樣。我希望它可以更優雅些，就像T-34那樣，但我看到的是一個形同大蜥蜴的怪物。那時候只有一輛虎式，所以訓練進展極為緩慢。

二月間，第500坦克教導營調往帕德博恩，訓練變得緊張起來。非洲軍團急需坦克增援，我們接受了熱帶作戰培訓，去向可能是正在撤往西西里島的504營。

第500坦克教導營在帕德博恩的訓練場地，1943年4月。

1943年3月訓練結束，我們被調往附近的諧納營地，參與組建新的虎式坦克連，連長是斯科伯。連里的第一批新坦克運抵車站，要等到天亮之后才能卸車，在這之前需要有人去站崗，我接下了哨兵的任務。那里沒有警衛室，天很冷，我坐在其中一輛坦克的駕駛座上，一切都是那么新，新到產生了一種陌生感。晚上非常無聊，點火鑰匙就插在儀表板上，我已經學習過了一些開關的用途，怎么才能啟動引擎呢？我那時候還沒有拿到坦克駕駛執照，但早就已經會開坦克了。出于好奇，我轉動了鑰匙，一下子就打著了！

我沒注意到擋位已經放在了前進擋，我轉動方向盤，給了油，坦克動了起來，開始轉彎，然后怎么樣了呢——履帶下面的楔子被擠了出來，坦克的屁股和車頭都處于懸空狀態。為了避免闖下更大的禍，我沒有嘗試將坦克倒回原位。我不知道來卸貨的人看到這一幕會怎么想，反正他們沒來找我算賬。從那一刻起，我開始認真學習虎式坦克的操作要領，把它研究得明明白白。

我被任命為車長，有權自行挑選車組成員，于是我要在沃爾霍夫認識的瓦爾特·榮格當炮長。駕駛員是瓦爾特·埃斯赫里格，無線電操作員是阿爾弗雷德·普克，裝填手是約翰·斯特羅默。

魯貝爾車組合影，從左至右：

·駕駛員瓦爾特·埃斯赫里格

·機電員阿爾弗雷德·普克

·車長魯貝爾

·炮長瓦爾特·榮格（后）

·裝填手約翰·斯特羅默

以下為免費內容：

問：坦克乘員之間是否可以相互替換？

答：連里有個預備隊，一般有十個人，如果某個車組崗位出現空缺，就從預備隊里找個替補。我那個車組從來沒有相互替換過，我也不知道為什么。坦克損失居高不下，所以一直會有沒車開的坦克手。步兵部隊更缺人，大家都很害怕會被調去當步兵，任何沒拿到一級鐵十字勛章的人都面臨著被抓去填線的危險，這種情況并不罕見。

問：沒有坦克的坦克手會做什么？

答：他們在預備隊休息，喝酒玩撲克，雖然新的坦克遲早會補充，但預備隊里一直有閑人。

晚年的魯貝爾在探索頻道庫爾斯克戰役紀錄片中講述自己的經歷。

魯貝爾老先生酷愛閱讀和雪茄。

問：您怎么看待黨衛軍？

答：我認為黑衫黨衛隊（即普通黨衛隊）與武裝黨衛軍完全是兩回事。武裝黨衛軍作戰勇猛，準備充分，而且不吝惜人命。如果我們部隊一下子死了好幾個弟兄，那么大家就會怪罪軍官指揮不當，怎么可以這么蠻干？武裝黨衛軍就不一樣了，他們認為損失越大越光榮，他們對人、對人性的看法完全不同，總之和我們不一致。直到“720事件”之后，我們才開始向黨衛軍軍官行抬手禮。

問：您對7月20日的暗殺未遂事件持什么態度？

答：我在7月20日晚上從收音機里聽到了這件事情。我非常反感當時“帝國勞工陣線（RAD）” 頭目羅伯特·萊伊博士的講話。這貨的綽號是“帝國醉鬼”，很明顯他又喝醉了，講話時候磕磕巴巴的（注：此人在“一戰”期間當過航空機槍手，因墜機導致腦部受損，余生一直被口吃和情緒暴躁困擾）。他造作地宣稱“藍血豬（所謂的貴族軍官團）”企圖謀殺“元首”，聽了令人十分不爽，以至于大家都沒心思搞清楚暗殺事件的前因后果。

“帝國醉鬼”羅伯特·列伊。

在我返回預備單位的途中，在柏林的西里西亞車站，我像往常一樣向軍官行了軍禮。當時我并不知道“全國傻逼總長”希姆萊已經接管了整個預備軍，并強迫國防軍用抬手禮替代軍禮，只聽到整個車站的軍官都在大吵大嚷。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適應新的問候方式。

納粹當局當時正在柏林審判事件參與者，眾所周知，柏林人口無遮攔，他們說這起暗殺事件簡直太可恨了——為啥可恨呢？因為它沒有成功！

問：國防軍在720事件之后引入了類似于政委的制度嗎？

答：是的，每個部隊都要安排一位國社主義教導軍官。我們的頭兒沒有等上面派人，而是指派了一位全營最年長，最受人愛戴的老軍官來擔任這個職位——他任命了一個根本不是納粹黨員的，完全無害的老好人。如果長官通情達理，那么黨棍們就完全沒有掌權的機會。

問：您當時是不是部隊里歲數最小的？

答：戰士們的平均年齡在18-20歲之間，軍官們略微年長一點，我在軍官里算歲數小的。但我當時是預備軍軍官，不是職業軍官。

2011年，魯貝爾（右二）和朋友們共同慶祝自己的90歲生日。

讓我來稍微介紹一下德國的軍官培訓制度——在1815年的沙恩霍斯特改革之前，普魯士軍隊的軍官職位完全由貴族霸占。不需要培訓，只要貴族出身就足夠了。改革之后，平民出身的軍人也有機會成為軍官，能否晉升完全看水平如何，而不是出身貴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軍官培訓依然建立在沙恩霍斯特改革的基礎之上，但與時俱進，也出現了一些變化。

職業軍官和預備軍軍官之間存在差異。職業軍官通常是家長給孩子選擇的職業，他們從小在士官學校接受培訓，之后再考入專門的軍校。預備軍軍官是為了滿足戰時擴軍的需要而培訓的，這些人需要具備一定的文化水平和適合服役的條件，軍方會把他們動員起來，進行幾次軍事訓練，然后由相關軍事單位的軍官批準，獲得預備軍軍官銜級。

一般來講，軍官需要具備大學入學同等資質，但軍官短缺造成文化水平要求降低。在1938年，文法學校三年級，也就是中學13年級，被取消了，接受12年教育之后就有了進入大學的權利。隨著戰爭的爆發，要求進一步降低。從11年級轉入12年級將獲得“緊急入學權“，視為大學預科生，有權進入軍校學習，成為軍官。

最初只有在德累斯頓的一所軍校，所有的軍官學員都在那里學習。隨著對軍官的需求增加，又陸續開辦了更多軍校。裝甲部隊的軍校設立在柏林附近的文斯多夫，而我在1944年4月進入圖林根州奧爾德魯夫的軍校就讀。

那里的培訓與我們想的不太一樣。我們是經驗豐富的坦克手，而那里卻格外強調軍事紀律，裝甲部隊從來不屑于這些表面文章。“紀律嚴明”的原因可能是這里的校長，他是持有血章的老黨棍，在1923年和希特勒一起沖擊過慕尼黑統帥堂（啤酒館暴動），他把這種對我們來說極為陌生的風格帶到了裝甲部隊當中。

納粹血章及其佩戴方式，背面圖案就是慕尼黑的統帥堂建筑。

具備了一定前線經驗的軍官學員們必須在五個月之內學會如何指揮手下的人員和坦克，學習內容包括如下課程：

·戰術指揮

·敵軍軍情

·坦克實戰理論

·戰斗演練

·軍兵種協同

·軍事體育

·軍事歷史

令人意外的是，這里并沒有關于國社主義的課程，這可是1944年了！教官們都是經驗豐富的前線軍官，每個人都有一大把勛章。很多教官都曾在前線負傷，因為負傷后身體條件不再適合戰斗任務才被安排教職。

培訓對每個人都一樣。培訓結束后不進行考試，而是進行認證，雖然我覺得課程沒有什么難度，但還是有四名學員未能如期畢業。有一些學員是直接從部隊下來的，都是久經沙場的老士官，擁有騎士十字勛章等高級勛章，這些人都能順利完成培訓。由于學員來自全國各地，在培訓期間，方言的差異造成了許多溝通障礙。學員中年齡最大的一位出生于1911年，是個貴族，當時已經34歲了，而我畢業時候才23歲。

培訓結束后，學員們獲得預備少尉軍銜，這是入門級的軍官職階。在圣誕節前，預備少尉會被正式提拔為少尉，然后派往各自的單位，需要擔任連長的人還得繼續參加進階課程。

問：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后，有許多人說德國軍隊的士氣下降了。你們部隊的情況如何？

答：當然，我們部隊的士氣也下降了，我們不明白這究竟是怎么了，怎么能走到這般地步？

問：“堡壘”行動是如何開始的？你們有沒有專門為它做準備？

答：我們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偵察機拍攝了許多照片，并交給裝甲部隊研究。在6月份，我們開始和步兵進行協同演練。戰斗開始之后，我們驅車來到前線，并對蘇軍陣地開火，摧毀了多處工事。

問：蘇軍在德軍進攻前進行了炮擊準備工作。你注意到了嗎？

答：注意到了。我們在頓河邊等待工兵建好浮橋，浮橋是在別處組裝的，然后再用沖鋒舟和拖船連接到一起。蘇軍的炮擊非常猛烈，滿天都是炮彈，它們落到河里，河水就像沸騰了一樣。工兵們光著膀子在水中打木樁，用拖船把一節節浮橋拖到河心，他們的損失一定會非常慘重。在頓河對岸又是一場惡戰，那里到處都是地雷。

問：在射擊T-34的時候，你們會從多遠的距離上開火？

答：我們能做到在1500米的距離上精確射擊，距離越近，準頭就越好，這樣才能每發必中——這也是我的座右銘。在“堡壘”行動期間，我的炮長在1800米開外擊毀了一輛英國重型步兵坦克（丘吉爾），那玩意裝甲可真厚實。但總體而言，裝甲兵們會在1000米的距離上開火。

德軍在庫爾斯克摧毀的丘吉爾坦克，這種坦克在蘇軍的保有量不大。

問：您會在坦克炮管上畫戰績環嗎？

答：不會的，上面不讓我們這么干。據我所知，如果坦克被蘇軍俘獲，而它的的炮管上畫著六道圓圈，那么它的車組成員肯定會遭到“區別對待”，所以堅決不能畫，但別的部隊可能沒有這樣的規定。在瑞士的一家坦克博物館，有一輛炮管上畫了20個戰績環的虎王坦克，可真敢想。

瑞士的虎王坦克目前的修復狀態。

問：不同的坦克所需要的技術維護工作量是不一樣的嗎？

答：所有的坦克都需要大量的維護工作，可以偷點懶，但打仗時候坦克壞了可就完蛋了。我得強調一下，每戰斗一小時就需要進行十個工時的維護，讓一個人干上十個小時也行，五個人一起忙活倆小時也行，這就是我的實戰經驗。

問：你們使用過繳獲的坦克嗎？

答：我們用過，但沒人愿意開那玩意，被誤傷的概率太大了，搞不好會被自己人打死。

問：您進到過T-34里面嗎？您對它作何評價？

答：還是呆在虎式里面好，T-34里面就像毛坯房，到處可以看到毛刺，還有粗糙的金屬表面，虎式坦克里面的一切都如同拋光過一樣。

問：是什么信念支撐您戰斗下去？或者說，明知打不贏了，德軍為什么還要繼續堅持？

答：戰友情誼！我不能丟下自己的弟兄臨陣脫逃，弟兄們也不會這么做。舉個例子吧，1945年4月，德軍丟掉了維也納，已經無可挽回了。在維也納的軍械庫那里有德軍修理廠，我們派了一個來自維也納的司機回去偷運發動機，別人都這樣說：“你們怎么可以派他去執行這樣的任務？他肯定不會再回來了！”可他確實回來了，還運來了發動機，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蒙混過關的。我們部隊幾乎沒人投降，大家繼續團結在一起，已經共同戰斗了這么多年，誰都不想離開這個集體。

1945年初，我從軍官學校畢業歸隊，向新任營長馮·迪斯特·科爾伯爾上尉和營副官海爾萊因中尉報到，他們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們。我想回到我的“老窩”第1連，可他們卻把我派給第3連，我完全不適應那里。第3連的連長馮·羅森男爵，還有另外兩個管事的軍官我都不熟悉。從1944年4月離隊至今，我已經缺席8個月之久，還認識我的人確實沒多少了。我沒有分到坦克，整天坐在連部的干草棚里，連長似乎也顧不上我——從1942年起，第3連就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小圈子”。在無所事事兩天之后，我受夠了，而且我覺得他們也不想要我，所以我就去找連長，主動請求分配任務（這樣的話他必須分給我一輛坦克），要么就放我去開大卡車。最終，我回到了第1連，并得到了自己的虎王坦克。

我還記得在扎莫拉的戰斗。1月24日，大約在晚上11點，發出了進攻的命令，所有指揮官都在場，包括各位車長。營里派出了三四輛虎王坦克，由拜爾少尉帶領作戰。當時的天氣寒冷，大約有零下十度，各車先進行發動機、變速箱和電池預熱，然后趁夜開往出發陣地，在那里等了好幾個小時，直到第二天早上7點才開始進攻。

永遠不能低估你的敵人，如果你把敵人當傻逼，那么你就會遭到傻逼的懲罰。剛一天亮，我們的裝甲巨獸就沖上了戰場，蘇軍在夜里拖上來好多反坦克炮，還埋了地雷，我的坦克雙側履帶一下子就全都斷掉了。

所以，必須要從敵人的角度出發，來思考他們會做什么，怎么做。前一天晚上寂靜而晴朗，敵人肯定聽見了坦克開往起始位置時發出的引擎噪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執意進攻，就很容易鑄成大錯。如果計劃不能改變，那么至少要換個進攻方向，帶隊的必須得多動動腦子！現在情況對蘇軍非常有利，一輛雙側履帶斷裂的坦克明晃晃地戳在雷區上面。我們想在被干掉之前多換些蘇軍的性命，用主炮不停向他們開火。在不到1000米開外的地方有一片還沒有來得及收割的玉米地，里面有四五門7.62cm炮不停開火，駕駛員這時候已經受傷了，但炮塔里的人還在繼續作戰。在發射下一發炮彈的時候，我聽到了一種奇怪的聲音。于是我從指揮塔的潛望鏡向外看——好家伙，炮管比平時短了一大截子，就像棕櫚樹葉一樣炸開了，炸得還挺對稱！看來是坦克被彈太多，其中一枚炮彈打中了火炮，引起了炸膛。現在已經沒法繼續開火了，可伊萬們仍然不肯收手，這種處境真是令人難受，根本沒辦法從坦克里出來。

然后開始下雪了，能見度低至50米，炮聲也停歇了。我們連忙帶著傷員撤離坦克。當我們回到藏在低地的戰友身邊時，雪停了。我們又活了過來！

之后不久，我被調往營部出任執勤軍官，我并不喜歡參謀工作，記錄戰斗日志的工作尤其令我厭煩，但好在營部的3號車（戰術編號羅馬數字III）是我的，還可以繼續參加戰斗。每天晚上，作戰部的文書，也就是首席軍士長胡戈·韋伯會來到前線的營部指揮所，我向他總結當天事件，韋伯回去撰寫戰斗報告，第二天再帶回來，由我審核并簽名。

我一直陪同營長參加會議和發布命令，此外我還是營里的聯絡官，負責和高級指揮部進行聯絡，所以我對全營的大事小情都了如指掌。

在戰爭行將結束前的幾十天，事態就如同萬花筒般變幻莫測。我們的503營是統帥堂裝甲軍的“消防隊”，虎王坦克三五成群，從一個戰場趕往另一個戰場——很少能同時湊出十輛能打仗的坦克來，一般都只能出動兩三輛坦克，搭救一下那些快要支持不住的部隊。這樣的戰斗太多，有好多我都想不起來了，但在米特霍夫的那場值得一提，它如同奇跡一般，非常精彩。

在黎明時分響起了戰斗警報——大約有20輛敵坦克突破到我們的右側。當時有濃霧，能見度不到100米，而且戰場嘈雜，什么都看不見，聽不見。營長命令我帶領三輛坦克，通過諾伊多夫向西偵察。

通過諾伊多夫之后，我們還是沒有找到敵人蹤跡，能見度仍然非常差。于是我們保持戰斗戒備，繼續從諾伊多夫向北沿著通往拉亞的道路前進。兩公里后，我們從右側越過了一些由北向南延伸的坦克車轍，數了數一共有12條，這應該就是突破進來的蘇軍坦克部隊，大約有一個營的規模。還在向北移動。我馬上用無線電向營部請示，但聯系失敗了。我們轉身沿著車轍向北行駛，在到達拉亞-威爾登德恩巴赫公路之前，我看到了許多炮彈殼，直徑大約10cm，這意味著它們要么是IS-1坦克（實際上配備85mm炮）、要么是SU-100自行火炮。這種口徑的火炮足以對虎王坦克構成威脅，必須要警惕起來！

繼續行駛兩公里之后，我們到達米特霍夫，沒有和敵人發生接觸。能見度開始好轉，我們占據了一處陣地。村民們一開始把我們當成了蘇軍，他們說蘇軍坦克還在向北推進。我再次試圖聯系營部，但沒有連接成功。

我們繼續前進，互相掩護。在1500米開外的森林邊緣，蘇軍坦克沖著我們開火——敵軍位置確定，偵察任務完成，于是我們全體撤回農場——現在已經是中午了，不知道為什么蘇軍要停在那里。在研究地圖和詢問當地村民之后，我們得出結論，這些坦克被塔亞河擋住了去路。

在等待營部回應時，一輛虎王坦克盯著南邊，另外兩輛盯著北邊。希望營部可以再派些坦克來，湊到六七輛坦克，我們就可以發動進攻了。

但增援久等不來，可真是無聊透了。

我從坦克里走出來，挪開谷倉房頂瓦片往遠處看。我看見林間大約停著十來輛T-34/85，全都面向我們的方向，或者說東邊。這片區域是開闊的，但一座小山坡的頂部為坦克提供了掩護，距離大概有1400米。

終于，我成功聯系到了營部，我們已經在這里呆了兩個小時，一動不動。必須得動手了，要想辦法把敵坦克引誘出來。

我們想到了一個辦法：那山坡頂部是平的，坦克炮只能直射，但如果把射程定在2000米，那么炮彈的軌跡應該可以越過山頂，擾亂蘇軍坦克。當然，坦克沒辦法間接瞄準，需要從谷倉房頂那里瞄準才行。

一輛虎王把車尾頂到谷倉的墻邊，正好停在屋頂觀察員的正下方。炮管、炮塔和觀察員處于同一直線，這樣一來，就可以從水平方向瞄準目標了。射程定在2000米，第一發炮彈打在山頂，第二發越過了目標。蘇軍開始緊張起來，發動了引擎，并把坦克轉向炮彈飛來的方向，但他們搞不清楚我們在哪里瞄著他們，因為我們的位置也被山坡擋住了。

把射程減少了半個刻度之后，第四發炮彈命中一輛蘇軍坦克，它起火爆炸了。

與此同時，營長親率兩輛虎王到達米特霍夫，那些蘇軍坦克突然亂成一團，向東逃竄。在距離他們1500米的地方，虎王坦克從側面開火，很快就把10輛蘇軍坦克擊毀在開闊地上。

時隔50年之后，魯貝爾等老兵又重返米特霍夫舊戰場，當年被他們擊毀的T-34殘骸還留在原地，里面已經長出了樹。

我們得知德國國防軍在5月9日無條件投降，可我們并不想呆在原地，等著蘇軍來繳械。大部分同營戰友選擇向西轉移，穿過布德約維采和莫爾道河（伏爾塔瓦河）向美軍投降。在布德約維采，捷克民兵封鎖了莫爾道河上的橋梁，西行的車輛和人員都停了下來。萬幸，我們的隊伍里還有兩輛虎王坦克，分別是112號和213號，都由我來指揮。我們發現捷克民兵躲在橋后放槍，于是就開著坦克經過停下的隊伍，一直開往橋頭，213號車的炮長漢斯·維爾斯是這樣說的：

5月9日，我們到達布德約維采，捷克人不讓德國人過橋。我們的坦克向前開去，指揮官魯貝爾中尉下車，向捷克人徑直走去，坦克在后面跟著他，捷克人丟下陣地逃跑了。

我們沿著一條破損不堪的糟糕道路前往波希米亞森林南緣的山區。一座非常破舊的橋擋住了坦克的去路，這應該是布德約維采西部的莫爾道河橋。在那里，我們只能忍痛放棄了最后兩輛坦克，將它們從山坡上開下，一頭扎進山谷的沼澤里。

503營最后的一批虎王坦克都被陸續遺棄在捷克境內，其中一輛就是上文提到的213號。

我們這100多人乘著汽車，一直逃到附近多布魯什村外的森林。在那里進行了最后一次集合，然后解散，互相告別。美軍當時設置了封鎖線，按照協議，有很多被攔下的德軍戰俘又被轉交給了蘇軍。所以，我營的許多戰友落到蘇軍手中，當中又有許多再也沒能返回。多虧了營長迪斯特·科爾伯爾博士的提醒，我才沒有被蘇軍俘虜，在解散前，他向我們提出了如下要求：

·分成小組。穿越波西米亞森林向西逃跑。

·美軍會沿著道路設卡，所以盡量在林中行進，避開大路。

·到達波西米亞和巴伐利亞的山脊分界線時，應盡可能避免從西面的舊國界進入德國境內，美軍無法判斷此方向來人是從東線還是西線撤退的。

他的建議救了許多人的命。

5月10日午飯過后，多布魯什村附近的森林已經空無一人。在最后的點名和解散之后，大家各奔前程。有這么一種說法，就是裝甲兵徒步得越遠，那么他失去的自尊也就越多，但我們還是遵循了分成徒步小組穿越美軍防線的建議。不幸的是，很多人并沒有聽從營長的勸告，他們輕率地繼續乘車向西，然后在能見度很差的山區被美軍攔下，并轉交給蘇軍。

我和一小群士兵一起行動，我帶著食物、地圖、雙筒望遠鏡、指南針和一支手槍。時間已經到了晚上，可天還亮著呢。我們看到了第一道封鎖線，它沿著普拉赫蒂茨 - 克里斯蒂安堡公路由南到北延伸。在奧伯海德墓地，我們等到天黑，試圖確定哨崗的數量和位置。

還是美國人給了我們機會——他們開著吉普車，燈火通明地停在崗哨上聊大天。按照古老的步兵戰術，我們匍匐著接近道路。不巧的是，路前面有溝，我們跳過一個一米高的障礙物，雖然發出了一點噪音，但成功越過了美軍哨兵。他被嚇了一大跳，先是嘟噥了幾句，然后過了好一會兒，才追著我們打空了一整個沖鋒槍彈匣，向自由邁出的第一步取得了成功。

不幸的是，我被樹枝絆倒在地，裝食物的口袋和望遠鏡都不知道滾到哪里去了，而且還和同組的人走散了。現在我身邊只剩下來自第3連的伯勒爾，他由于長得像猶太人，所以大家都叫他“布比（Bubi，和意第緒語中“老太太”一詞讀音相同）”。我倆在一棵冷杉樹下湊合睡了一晚，除了一件原野灰色的裝甲兵制服之外，我沒有任何保暖衣物，這一宿可凍了個好歹。

我們翻過了海拔1300米的庫班尼山，山上還有些發黏的積雪。美國人不愿意離開道路和他們的吉普車，所以在森林里是安全的。我們餓得肚子咕咕叫，只能一路從農民家里討吃的，他們給了我們一點食物。后來，我們終于走出大山，發現已經到了布興努，離茨韋爾斯爾不遠。

我有指南針和地圖，所以一路上不停有潰兵加入我們，隊伍逐漸壯大起來。經過連續100公里的徒步越野行軍之后，大家都需要休息。村子里擠滿了難民，我們在艾克斯伯爵的城堡里找到了便裝，混進了難民當中。

村子外面的哨兵發現美軍正在接近，于是我們又轉移到森林里。這時候已經是五月中旬了，必須得繞開封鎖。我想去漢諾威，但必須要持有盟軍簽發的解除動員證明才可以自由通行，否則還是會被抓進戰俘營去。

我的小組變得太過龐大，冒冒失失的人也越來越多。我們向西前往雷根斯堡，而伯勒爾想去施韋青根看望他的父母。我們遇到了一群被疏散到城外的學校師生，伯勒爾身穿短褲，看起來很像個中學生，于是我要求他混進學生堆里，他照做了。在6月底，伯勒爾安全到家，一位市長大恩人簽發的文件幫助了他。

下一個目的地是斯塔菲爾施泰因，漢斯·馮·哈格邁斯特家住那里，希望他能順利找到親人，現在就剩下我自己了。

吃飯成了難題。我向西走過巴伐利亞森林、多瑙河和雷根之間的地區，這一帶到處都是國防軍的潰兵、難民，還有被東歐國家驅逐的德意志人，也就是DP，所有人都在搜羅吃的。DP可以從美國軍隊或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UNRRA）領取救濟糧，而士兵和難民只能向當地居民乞討。在這幾周有很多人熱情幫助了我，雖然像我這樣的“流離失所人員”可以從市政府申領配給卡，但需要一份證明文件才能領取。當然，也可以買東西吃，可我身上沒有鈔票，所以，我只能客客氣氣地和老百姓討飯。

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在歐洲設立的難民營路牌。

圣靈降臨節過后的那天，尼特瑙附近高博登區的一個富裕農家招待我吃了一頓大餐，這是我此生最為豐盛的一頓飯，飯后還有作為點心的炸豬肉丸子和腌李子。我放松下來，沿著蜿蜒的林間小路走著。突然，就像變魔術一樣，竄出來一輛吉普車，它在我前面五米開外的地方停了下來。

美軍在魏登、安博格和格拉芬韋爾建立了所謂的“復員營地”，他們把來自第6和第8集團軍的被俘德軍轉交蘇聯，其余被俘德軍在那里登記，如果沒有發現在黨衛軍服役、擔任納粹黨政或軍隊高職等嚴重情節，那么戰俘將會領取到復員證明，然后獲釋回家。一開始，我以為他們會對來自統帥堂裝甲軍的人從重處罰，但在和被釋放的戰俘交流之后，我決定去魏登營地自首——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四天之后，我就拿到了我的證明紙，我的戰爭結束了。多年以來對生死和傷病的擔憂，至此煙消云散。

問：您如何評價這場戰爭呢？

答：這場戰爭常被人描述成“種族主義者”對“劣等民族”發動的戰爭，這是不對的，是后來的人們捏造出來的，我們并不是那樣看待它的。

問：您把打仗看作一份工作嗎？

答：我認為對波蘭開戰是必須的，而且合情合理，因為德國當時害怕波蘭。然后我們又攻打法國，導致全世界都反對我們，這是一場本可以避免的戰爭。總的來說，我是這樣認為的：我們做我們該做的事，但我們不知道我們要去哪里。我是當兵的，所以我必須服從命令。

問：當您聽到投降的消息時，您作何感想？

答：我毫不震驚，很明顯，戰爭已經輸了，遲早要投降的。

問：最后一個問題，您會夢到戰爭嗎？

答：不會，我會夢到我的房子、我的兒子、我的家庭、我的母親。夢到我在草地上放牧牛群，夢到我的童年，夢到我父母的家，可我從未在夢中重回戰場。

戰后在聯邦國防軍繼續服役的魯貝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