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疆喀什到浙江寧波,從馬來西亞到烏魯木齊,西木西努爾·艾爾肯(以下簡稱“西沐”)的每一步都寫滿了“冒險”。
18歲時,她坐在飛往馬來西亞的飛機上反復問自己:“出國留學,我真的可以嗎?”十年后,她已從體制內的“海歸”蛻變為三家箱包品牌店的主理人。
但這條路上,沒有一步是容易的——留學時在機場裹著羽絨服熬過的深夜、辭職后成為全職媽媽的迷茫、創業2.0階段遭到員工背叛的狼狽……
“我本來就喜歡冒險,但我喜歡有規劃地冒險。”這是西沐在本次采訪中提及的一句話。18年來,她勇敢冒險、謹慎選擇,始終堅定不移地追逐內心所向。
以下是西沐的講述。
最初的勇敢與冒險
冒險的故事要從頭講起。
從小,我就擁有一顆冒險的心,這種性格或許與我成長的環境以及父母的教育方式息息相關。
15歲那年,我踏上了離家的路,前往內高班求學。那時的我還只是個孩子,卻已經開始獨自在外求學。大學時期我又遠赴國外,這一走便是將近十年。
2007年,我順利考入內高班,從西北邊陲來到浙江省寧波中學。內高班的四年,是我的第一次獨立試煉。
對我而言,這四年雖然辛苦,但也充滿了快樂。更重要的是,在這四年里,我真正學會了如何學習。同時,我也收到了一個意外的喜訊:我可以選擇出國留學!
于我而言,這是一個拓寬視野、探索世界的好機會。因為我想走出去,走得更遠一些,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在得到父母的支持后,高考后的暑假我開始“惡補”英語,并暗自期待著:我的命運可能就要因此改變了。
在親友的祝福中,我登上了飛往馬來西亞的航班。然而,那時年僅18歲的我,還沒意識到留學這四年將會是一段更為艱辛的旅程。
隨著飛機緩緩駛離中國領土,穿越云層,向著遙遠的馬來西亞飛去,我坐在機艙內,手中緊握著即將要填寫的入境卡,心中不由地泛起一陣微妙而復雜的情緒——“我能不去了嗎?學費交了還能后悔嗎?”
那一刻,我對自己的能力產生了懷疑:留學機會這么難得,我能適應這種全新的環境嗎?我能順利完成我的學業嗎?留學之后我能變得更加優秀嗎?迷茫如潮水般涌來,讓我在心中敲響了退堂鼓。
然而,此刻的我已然坐在飛機上,再多的猶豫和擔憂都無濟于事。
在萬般思緒中,我拿起筆填寫了入境卡。
留學之旅
初到馬來西亞,語言、飲食、簽證等壓力接踵而至,其中,語言成了第一道難關。
剛開始,我很難適應馬來西亞的語言環境。盡管出國前“惡補”了英語,填寫入境卡和與海關交流時都還算順利,但日常交流卻是個不小的挑戰。
這里的英語摻雜著大量的馬來西亞方言和口音,而且,我的同學中有不少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各地的英語口音交織在一起,難免讓我暈頭轉向。
不過,沒有人會因為自己的發音而感到害羞或窘迫。相反,大家開始互相學習各自的方言,這些獨特的、仿佛被“加密過”的方言在這里相互融合,也給我的生活增添了不一樣的色彩。
更大的壓力來源于學業制度。在馬來西亞,學業成績與簽證直接掛鉤。
與國內的學年制不同,當地的大學采用的是學分制度,只有修滿規定的學分才能畢業。掛科則直接影響到簽證的有效期,如果出現多次掛科的情況,就會面臨學業中斷的風險。
面對如此嚴格的考核條件,我不得不時刻規劃:如果某門課學不下來,必須立刻找備用方案補學分,合理調整我的學習進度。
就算最終順利通過了考試,也得思考如何以更優異的成績畢業,爭取拿到更高等級的學位。
學業之外,我總愿意嘗試一些“可預知的冒險”。每天放學回宿舍,我不會一直走同一條路徑,一方面是為了安全,另一方面也想多探索幾條回去的路,以便在面對各種情況時都能心中有數——既防范危險,也給自己留退路。
我的寒暑假也跟其他朋友不一樣。為了省錢,我會提前一年規劃好課程和時間,購買亞洲航空公司的深夜航班,這時候的票價換算成人民幣只需要200多元,所以每次我都是晚上落地北京。
凌晨兩三點到北京后,如果當天再飛新疆,時間會很緊張,而且還得出機場找住宿,這樣既費錢又不安全,于是我經常選擇在機場留宿,把“壓箱底”的藍色羽絨服墊在身下,在機場服務臺旁半睡半醒地熬過一夜。
每次從國內返回馬來西亞也是如此。我寧可在機場熬到天亮坐地鐵,也不愿冒險搭乘夜間出租車。“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哪怕辛苦點。”這是我一直以來的想法。
在留學期間,我還積極嘗試各種新鮮事物,不斷挑戰自我。一開始,我受學長學姐們的影響,覺得邊工作邊留學才是真正的留學生活,便找了一份商場西餐廳服務員的工作。
那幾個月我賺的錢幾乎都花在了從學校到打工地點的交通費、日常飲食以及購物上。我總想著要多開開眼界,賺了錢就得享受,去周邊多走一走。所以,我并沒有存下來多少錢。
這份工作結束后,我又開始尋找新的工作機會。那時候,我周邊的朋友們都在嘗試做一些小生意,有的靠繁育泰迪狗賺錢,也有的從廣州批發鞋履在當地網站售賣。
我雖然對這些生意十分好奇,但因為整個家族都沒有經商的經驗,我也不敢貿然嘗試。
后來在朋友的推薦下,我找到了給當地小朋友教漢語的工作。
不得不承認,我的長相和漢語表達能力讓我在這個職業中非常有優勢,深受孩子們的喜愛,所以這份工作我堅持了兩年多。
在這段時間里,我不僅與各地區的學校建立了聯系,還逐漸融入到當地的生活中,結交了許多本地朋友。他們時常帶給我許多新的想法和知識,讓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這個國家。
有時候,我甚至覺得自己已經習慣了在馬來西亞學習與生活,期盼畢業后能扎根于此,但現實是我必須回家。
從“無所不能”到自我懷疑
2015年,我留學歸國,選擇了考編進入事業單位,并在財務處工作了三年。
在外人看來,我頭頂“海歸”光環,理應順風順水。然而,這份在外人看來穩定且安逸的工作卻與我的預期有著巨大落差。
在體制內,同事們總是對我這個“海歸”抱有更高的期望,認為我無所不能。
面對一些問題,當我無法給出他們期望的答案時,質疑聲便會出現在耳邊:“你可是國外留學回來的,這點都不會?”這也開始讓我陷入自我懷疑。
那段時間,我承受著無形的壓力,但也正是這些壓力激發了我內心的斗志。
我主要負責稅收部分的工作,每個月需要上報稅收數據。因為出身于金融專業,所以我對數據非常敏感,僅用一個月時間就摸清了所有工作流程。
很多老一輩同事需要一天完成的工作,我一個小時就能搞定。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工作,我卻干了三年。
2018年,我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二個可以算得上“冒險”的選擇——辭去體制內穩定的工作。
這份在外人看來是“鐵飯碗”的事業編制,對我而言卻像一座逐漸凝固的繭。每天重復的稅收報表、同事對“海歸無所不能”的過高期待,以及一眼望到頭的未來,讓我突然失去了方向。
在穩定的日子里完成結婚生子這兩件人生大事后,我突然像被抽空了,看著周圍的朋友們紛紛創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內心開始躁動起來。我問自己:這就是我想要的全部嗎?
其實答案早就浮現在了我每一次的迷茫中:我更渴望冒險和挑戰,而非安于現狀。
辭職的決定并不輕松,更艱難的是,身份的轉變讓我一度陷入迷茫。
我原以為,成為母親會是一段無比美好的人生體驗,但現實卻讓我有些措手不及。寶寶的到來給我帶來了無盡的喜悅,但同時也帶來了許多瑣碎繁雜的照顧工作。
從一個職場女性轉變為全職媽媽,這個角色轉變比我預想的要困難得多。有時,我也曾懷疑自己是否能夠勝任媽媽這個角色,給予寶寶最好的照顧。
母乳喂養的失敗、育兒瑣事的壓力,以及社會對“完美母親”的綁架,都如潮水般向我涌來。
帶孩子這兩年,我也沒閑著。當時微商正火,我的大學同學有自己的工廠,我向她求助后,她給我寄來了化妝品讓我嘗試做微商,我也借此賺到了空窗期的“一桶金”。但我知道,微商并非長久之計,缺乏系統性的商業知識,終究走不長遠。
在接觸微商半年后,我果斷選擇了放棄。
直到2020年,在孩子過完兩歲生日的第二天,我決定再次出發。
從事業單位到創業:打破“鐵飯碗”的勇氣
重新步入職場后的我并未貿然投入創業,而是決定先系統地學習商業知識。經過努力,我成功面試上了瑞達絲路新天地的商業管理崗位。
在這個崗位,我不斷在實踐中學習,了解每個品牌的經營管理模式、導購的工作方式以及庫存的變化情況……這些最細枝末節的小事我都會記在心里,不斷優化我的管理服務工作。
不久后,我出色的工作表現受到了高層領導的認可,我被調動至更加重要的招商崗位上,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商業運營的邏輯。
在提升商業認知和思維的同時,我也著手準備創業。
我想先驗證自己是否適合做生意,所以在創業初期,我選擇從5平米、投資低且風險可控的襪子小店起步。
盡管利潤微薄,但這份副業帶來的額外收入讓我嘗到了“不依賴工資”的甜頭,也讓我基本摸清成本、客流和庫存的規律。
隨后,我開始嘗試邁出第二步,與朋友合伙開了一家17平米的麻辣燙店。選擇麻辣燙這個品類,主要是看中了其制作流程相對簡單、對主廚依賴性較低的優勢。而唯一需要操心的就是調味。
為了找到最適合我們店鋪的口味,我和合伙人連續一個月試吃各種麻辣燙,從不同的湯底到不同的辣度我們都吃了個遍,吃完后就要立刻找負責調味的主廚師傅還原口味,為此,我們一度吃到腸胃不適,才敲定屬于我們店鋪的獨特口味。
開業首月店鋪幾乎爆滿的客流也驗證了我和朋友的選擇是正確的,就在我們以為一切都要步入正軌,實現財富自由時,主廚師傅悄悄帶著秘方另起爐灶,打了我們一個措手不及。
由于我們缺乏餐飲管理經驗,當時也沒能留下調味的配方,光依靠我和朋友的記憶還原口感始終跟正版差了一截,我們的店鋪經營也陷入了困境,最終倒閉。
面對突如其來的背叛,憤懣與難過在所難免。但這段經歷也讓我意識到,無論做什么賽道的創業,核心的東西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則很容易受制于人。
有了前兩次的經驗后,我決定換個更熟悉的賽道,便創立了自己的箱包品牌ZING GIRL,在瑞達絲路新天地開了一家26平米的店鋪。
因為是自有品牌,我非常注重產品的設計和口碑,所以一開始就從上海找了獨立設計師,在廣州找工廠出品,從設計、打版到生產、銷售,全流程都需要我自己跟進。
雖說銷售情況可觀,但供應鏈的緩慢和產品更新迭代的速度讓我焦頭爛額,也讓我認識到了做獨立品牌的難處。一年半后,我下定決心關掉了店鋪,但我并沒有放棄箱包品類創業的選擇,轉而開始尋找成熟品牌進行合作。
在找到合適的品牌之前,我親自走訪市場,為我的新品牌尋找合適的定位。在那期間,我利用空閑時間,花了整整一個月走遍了烏魯木齊所有賣皮具箱包的地方。
無論是大型的商場還是小型的批發市場,當你說出一個皮具箱包品牌時,我甚至可以精確的說出這家店位于哪個商場的哪一層。
除了進行實地考察外,我還會去不同的店鋪門口觀察客流量,用筆記本記錄下這些店鋪在工作日與周末的客流量差異;假裝成顧客進店消費,與導購員聊天以獲取更多信息;站在店門口默默計算進店人數,仔細觀察他們的民族和年齡段;定期訪問品牌的官方網站,查看網站的更新頻率。
經過這番市場調研,我發現新疆的皮具市場存在一定的空白,尤其是針對30歲以上少數民族女性的中高檔箱包品牌較少。
于是,我決定引進一個符合新疆市場需求的品牌,并懷揣著這個目標前往了廣州。
從“三顧茅廬”到“雙向奔赴”
在廣州,我大約用了15天的時間,每天都在皮具市場尋找合適的品牌。我走訪了多家店鋪,與工廠和公司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經過對比幾家品牌后,我發現Chrisbella這個品牌特別符合我們少數民族的審美,它源自迪拜,設計風格也偏向于民族風。
此外,這個品牌有一個我非常喜歡的理念,它強調不同膚色、不同年齡、不同國家的人們之間的包容,這深深觸動了我,于是我選擇了這個品牌。
但加入Chrisbella品牌的過程并非一開始就是雙向奔赴,甚至前兩次見面我都吃了閉門羹。在第三次見面時,我拿出自己百分百的誠意,同時也向他們展示新疆的獨特區位優勢以及他們在這里能夠獲得的價值。
我向品牌方介紹了新疆作為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地理優勢,新疆“五口通八國、一路連歐亞”的地理位置正契合該品牌專注外貿的發展方向。
以往其他國家的商家得先從烏魯木齊轉機到廣州才能提貨,但若把這個品牌帶到新疆,外商可以直接在新疆提貨,再運回自己的國家售賣。這不僅節省了時間和成本,還提高了效率。
為了更好地說服他們,我還帶上了之前做的市場調研筆記。這相當于給他們贈送了免費的市場調研報告,讓他們一看就明白新疆市場的潛力和機會。
經過多次的溝通和努力,“三顧茅廬”終于獲得了“雙向奔赴”。在2023年3月,我們達成了合作。
首店落地在我當時工作的烏魯木齊瑞達絲路新天地,公司領導給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幫助,為我提供了商場中最好的位置。
2023年11月,第二家店鋪在天山萬科廣場開業,我參與了店面設計,將喀什木雕技藝融入陳列架,Tiffany藍的店面設計也格外抓人眼球。
▲Chrisbella品牌天山萬科廣場店
2024年3月,我決定離開瑞達絲路新天地。雖然招商工作時間靈活,但擔心自己影響商場工作,我決定辭職,踏上了完全獨立的創業道路。
出來后最崩潰的不是資金鏈,而是社保斷繳、員工管理這些瑣事,雖然這聽起來可能有些微不足道,但卻是我遇到的大難題。
之前我不需要操心繳納社保的問題,但一旦離職創業,這些事就全都落在了我的頭上。完全退出來的那幾個月,我也曾斷繳了社保,當補繳時才感受到事情的煩瑣,那一刻才發現有公司“庇護”有多幸福。
從“從業者”到“創業者”再到“管理者”,如何管理員工也成了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嘗試與店里的員工相處,稱呼她們為姐妹,她們也叫我姐姐。
然而,在碰到原則性問題時,我發現自己過于心軟,導致管理效果大打折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開始讀管理方面的書籍,雖然我的店鋪規模不大,員工數量也不多,但也慢慢建立起了一套系統化的規章制度,在約束員工的同時也約束自己。
2024年11月,我順利在大西門鞋城開了自己的第三家店。與之前兩家不同的是,這家加盟店既做零售也做批發,同時滿足了顧客的不同需求。
如今,我不僅經營著三家風格不同的門店,也以“乙方”的身份反哺老東家。
我喜歡冒險,但必須是有退路的冒險。就像在馬來西亞時,我從不固定走同一條放學路——既要探索新方向,也要確保安全抵達。
后記
其實在第三家店鋪剛開業的時候,西沐曾遇到資金鏈運轉的難題。
那段時間,她手機收到的最多的短信來自銀行。冬季貨品囤積還未回款,又要快馬加鞭準備春季新款訂貨。開新店的貸款、員工工資、來自生活中的瑣碎支出……一筆筆賬單都在提醒著她創業的不易。
但即便是在如此艱難的日子里,她也從未對外展現過自己脆弱的一面。談合作、見朋友、接送女兒上下學,她還是那個他人眼里“無所不能”的老板、靚麗的女強人、勇敢的母親。
但在大家看不見的時刻里,西沐會因為工作太忙來不及給女兒做晚飯而感到愧疚,也經歷過數個睜眼到天明的夜晚。
在很多對女性的訪談中,我們總能看到那個問題:職場女性和女性企業家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但對男性來說,這似乎算不上一個“問題”。
在西沐的故事中,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了她所要面臨的“平衡”的困境。西沐坦言,以前從未有人問過她“如何平衡”,她甚至沒感覺這是個“問題”,因為她只有“必須平衡”這一個選擇。
作為女性創業者,西沐也一度被“兼顧家庭”的壓力困住。丈夫長期外調不在身邊,無法同她一起分擔家庭的事務。
作為女兒,她也不愿操勞了一輩子的父母再犧牲晚年的時光被捆綁在子孫身邊。創業和帶娃兩手抓,西沐總是堅持親力親為,內外雙重的壓力讓她倍感焦慮和疲憊。
在睡不著的夜晚,她也時常會被現實壓力所困擾,但始終得不到“解法”。
當疲憊反復來臨時,她突然意識到自己早已被所謂的“平衡”所困住,若連喘口氣的機會都不留給自己,又怎能解決問題?反復思量后,她決定直面困境,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比自我束縛、自我感動更重要。女性不必扮演超人,示弱不是妥協,有時承認需要幫助也會讓人更自由。
2025年,西沐走進電影院看了妹妹們給她推薦的電影《好東西》,并在之后的某一天悄然將使用了很久的皮卡丘頭像換成了大法官金斯伯格的頭像。
2025,對西沐來說,又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本文由“我從新疆來”原創,歡迎關注,帶你了解熟悉而又陌生的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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