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永嘉縣崇山峻嶺的懷抱中，隱匿著一個貌不驚人卻滿載革命光輝的小村落——四角石村。四角石村坐落于甌江北岸的山崗上，海拔250米，背倚青山，面朝甌江滔滔流水。它地處戰略要沖，恰位于國民黨永嘉第五區署（坦頭）與橋下警察所之間，兩者距離均約為七八里，而距甌江科甲嶺渡口更是僅有5里之遙。此地既交通便利又易于隱蔽，能夠俯瞰甌江兩岸，是監測國民黨政府及軍、警、特動態的絕佳位置。

盡管這個村莊地理位置偏遠且自然條件艱苦，卻在解放戰爭前夕，成為中共地下交通站的關鍵據點，為革命事業貢獻巨大。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四角石村便是革命老區，群眾基礎深厚。1929年秋，地下黨員潘俊、洪福沙來此開展減租減息斗爭。1930年4月1日，農會正式成立，吳正漢任主任，傅立海管武裝，蘇云欽管組織宣傳。當晚，便有15位農民主動加入暴動隊，彰顯當地群眾對革命的堅定支持。

此后，傅立海、蘇良玉等帶領農民武裝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三軍（簡稱紅十三軍），攻打過甌渠。紅十三軍失利后，西溪地區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大部分地方失去了黨的領導。但四角石村的革命火種并未熄滅，它在等待著一個新的機遇。

1940年冬，中共浙江省委及浙南特委交通員吳榮膺（原名潘統順，永嘉昆陽人，后過繼至平陽），以“買羊客”的身份悄然踏入四角石村，借宿于舅舅陳發章家中。吳榮膺被陳發章的淳樸善良與樂于助人的品質所感染，決定引領他踏上革命之路。在吳榮膺的悉心引導下，陳發章逐步成長為堅定的革命者。

次年三月，四角石村黨員隊伍壯大至五人，中共四角石村黨支部應運而生，陳發章被委以書記重任。同時，經中共浙江省委與浙南特委批準，四角石村正式設立浙閩交通站，陳發章擔任站長，吳正漢為副站長，成員匯聚了林成有、陳朝興、吳可金等志士，交通站便設于陳發章家中。

四角石交通站作為浙閩交通線上的核心樞紐，其戰略地位舉足輕重。它肩負著甌江南北的交通聯絡重任，確保省委、特委、縣委等重要機密信件與信息的暢通無阻。其交通網絡南抵瑞安雪雞山，北達五尺、蒼坡、嶼北等地，覆蓋區域逾百五十里。

吳榮膺根據省委指示，對交通站的工作進行了周密部署：一是確保南北交通聯絡的順暢無阻；二是掩護過往同志，嚴密放哨并執行隱蔽護送任務；三是妥善安排外來同志的生活起居，保障他們的安全無虞。為進一步優化交通聯絡，四角石交通站在科甲嶺渡口部署了兩艘農船及一艘渡船，并配備了四名船工，專為浙南、浙東、浙閩邊界地區的同志提供往來服務。此外，還在白下設立了聯絡點，吳可金以開店為掩護，與科甲嶺渡口的陳文龍進行秘密聯絡，共同維護交通線的安全與穩定。

四角石中心交通站一經建立，陳發章與吳正漢等人便如陀螺般旋轉起來，投入到緊張而繁忙的工作中。他們不僅是來往同志的熱情招待者，更是隱蔽戰線上的無名英雄。白天，他們穿梭在村巷之間，為過往的同志提供掩護；夜晚，他們則奔跑在南北兩條交通線上，不畏艱難險阻，用盡渾身解數完成組織交予的交通聯絡重任。他們的身影，在崇山峻嶺間忽隱忽現，用堅定的步伐踏出了一條條通往勝利的秘密通道。

1941年4月19日，日本侵略軍如狂風驟雨般首次侵占溫州。彼時，隱蔽在溫州城區的中共浙江省委機關緊急轉移到瑞安肇平烊，而一部分干部則撤退到了四角石村這個安全的避風港。其中，吳毓、陳禹銘、薛天壽（后叛變）、吳榮膺等20余人，帶著一身的疲憊和堅定的信念，來到了這個小村莊。陳發章、吳正漢等同志迅速行動起來，他們像家人一樣，熱情而周密地安排接待工作，將這些同志分別安置在各家各戶中。他們反復叮囑村民們，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密工作，照顧好這些同志的生活起居，讓四角石村成為了一個溫暖的革命大家庭。

在那段日子里，四角石村的空氣中彌漫著一種緊張而又堅定的氣息。陳發章和吳正漢作為交通站的領頭人，他們以身作則，帶領村民們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無論是深夜的緊急轉移，還是白天的秘密聯絡，他們都表現得勇敢、智慧且充滿責任心。

1942年初春，吳毓在四角石村換上衣裳，喬裝打扮后踏上了前往括蒼聯系地下工作的征程。而他的妻子陳禹銘，因懷孕待產不能同行，只能以教書的名義留在了四角石村。吳正漢一家熱情地接納了她，讓她住在了自己家里。不久后，陳禹銘在四角石村這個革命的小天地里，分娩生下了一個男孩。吳正漢的妻子像對待自己孩子一樣，細心地撫養這個小生命，一養就是六年之久。

吳正漢是一個較有名氣的草藥醫師，上門求醫的人很多。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巧妙地保護隱蔽在四角石的同志，靈活地為同志們應付一些人的盤問，從沒出現過漏洞。凡是求醫的人是梅岙以下村莊來的，他就說這些叔叔或阿姨是小京以上一帶人；來人是小京以上一帶的，他就說這些叔叔、阿姨是梅岙以下或江南一帶人，說他們也是來求醫要藥的。因此，隱蔽在四角石的同志一直比較安全，從來沒出過問題。

然而，革命的道路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1942年2月8日，由于叛徒李小金（原臺州特委武工團團長）、陳方汀（原溫嶺縣委書記）的出賣，中共浙江省委機關在溫州城區遭到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破壞，省委書記劉英被捕。隨后，國民黨特務和軍警帶著叛徒到處搜捕共產黨干部企圖一網打盡。

當時，溫州城內形勢非常緊張，省委設在城內的7個點，除墨池坊劉英同志秘密住處外，其余6個點均遭搜捕和破壞。劉正發、吳榮膺等同志在革命群眾的掩護下，離開溫州來到了四角石交通站陳發章家里。陳發章按照他們的意見，在深夜安排陳加柳用舴艋船將他們安全渡送到雙嶼前陳碼道，前往瑞安方向去了。

不久之后，阿三奶、朱愛蓮等女同志也相繼來到了四角石村。陳發章、吳正漢等人悉心為她們安排好隱蔽之處，確保她們的安全無虞。然而，危險卻如影隨形，并未遠離四角石村。1943年10月，國民黨政府集結重兵，對浙南基本地區再次發起了大規模的武裝清剿，同時加強了以叛徒陳家壁為首的“肅奸”活動。同月，中共永嘉縣委書記范亦宸叛變投敵，中共紙山（雪雞山）區委書記薛天壽也被捕叛變，永嘉縣委機關和甌北以南地區的黨組織遭受了重創。

10月10日晚，寒風凜冽，雨夜沉沉。叛徒薛天壽、周義群帶著十多個特務，包圍了陳發章的家。他們破門而入，將陳發章抓捕歸案，隨即對他進行吊打逼供，妄圖從他口中套出阿三奶、陳禹銘、朱愛蓮等人的下落。然而，陳發章堅貞不屈，與敵人巧妙周旋，始終未透露黨的機密和同志們的絲毫信息。當他的弟弟陳法烈進來求情時，也被特務們一并抓獲，遭受了殘酷的刑審逼供。敵人對陳發章、陳法烈兩兄弟施用了坐老虎凳、龍噴水、棍棒打身等種種酷刑，但陳發章同志始終威武不屈，最終慘遭敵槍殺，壯烈就義。

陳發章同志的犧牲，并沒有讓四角石村的革命斗爭熄滅。紅十三軍老戰士、共產黨員吳正漢毅然挺身而出，接過了革命的接力棒。他銘記陳發章站長的遺愿，堅定地走在了革命的道路上，擔負起了中共浙南特委和中共甌北縣委之間機密文件的來往、傳遞以及護送同志的重任。他深刻吸取教訓，不斷改進工作方法，使革命斗爭更加靈活多樣，也更加安全可靠。

1946年2月，中共永嘉縣委迅速行動，成立了永嘉縣武工隊，有效恢復了紙山及永青邊地區的工作，成功打通了甌江南北的交通要道。同年5月，中共浙南特委交通員汪德威親臨四角石村，致力于恢復并發展村黨支部，吳正漢同志被委以重任，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兼交通站站長，全面加強了各項工作。

6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孫經邃、吳榮膺、劉日亮等同志率領武工隊20余人，渡過甌江，悄然登上四角石村，駐扎在陳朝興家中。次日晚上，吳正漢家燈火通明，黨員們齊聚一堂，孫經邃同志發表了題為《目前形勢與今后任務》的報告，極大地堅定了該村黨員群眾的革命信念，激發了他們積極開辟新區的熱情。

1947年6、7月間，汪德威多次親臨四角石村，對革命工作進行指導。同年除夕之夜，吳圣樸、汪德威、周雙峰、潘介等20余名括蒼支隊第四中隊的武裝人員悄然來到四角石村，隨后順利進入廿四垅腹地，武裝開辟了新的革命根據地。

1948年3月中旬和5月，周雙峰、潘介再次帶領武裝力量來到四角石村，部署開辟新區，進一步擴大我黨的斗爭力量。這些部隊和工作人員在四角石村的停留期間，交通站都為他們妥善安排了生活，負責放哨、互通情報等工作，確保了他們的安全。

1948年10月，江南莊巖交通站尤明釧同志轉來一封“特委給中心縣委的機密信件”，要求四角石交通站轉送至黃麻蟬。吳正漢站長深思熟慮后，決定利用陳朝興出身黃麻蟬、地熟人熟的優勢，將這一重任交給他。陳朝興欣然接受任務，從四角石后山翻山越嶺，途經山田村，沿山邊小路巧妙地將密件送達黃麻蟬。恰逢此時，又有一封由中心縣委給特委的秘密文件需要轉送，吳正漢站長也一并交給了陳朝興同志。陳朝興深知任務艱巨，擔心路上出現意外，于是找來一條麻袋，裝入玉米粒，將信件搓成玉米粒大小，巧妙地藏匿其中，確保信件的安全送達。

陳朝興在返程途中，途經東村至橋上的溪灘，正欲轉彎前往山塘潭背時，不料遭遇了身帶木殼槍和手槍的自衛隊鄒道林的手下分隊長李慶巖和特務戚開堯等四人。陳朝興心中一驚，雖然與這些人素未謀面，但李慶巖和戚開堯的名字在廿四垅地區的同志間早已如雷貫耳。此刻，他身處險境，上方是高聳的山峰，下方是深不見底的潭水，后退無路，前進又充滿危險。

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戚開堯開口喝道：“什么人？過來檢查！”四人同時亮出了短槍，陳朝興只得強作鎮定，硬著頭皮迎上前去。李慶巖瞇著眼睛問道：“你是哪里人？”陳朝興答道：“我是菇溪的。”“那谷宅店的人呢，你認識嗎？”李慶巖追問道。陳朝興從容應對：“蘊輝、阿祿是我的表兄弟。”

然而，奸詐的戚開堯突然插嘴道：“你身上帶了什么東西？”陳朝興心中一緊，但迅速冷靜下來，他從衣袋里摸出僅有的兩張關金券，遞到他們面前說：“我身上沒什么值錢的東西，就只有這些。”這點錢顯然入不了他們的眼，李慶巖面露兇光，伸手撕開了陳朝興的內衣，對他全身進行了仔細的搜查，卻一無所獲。

戚開堯歪戴著帽子，手一揮，命令道：“帶回去！”陳朝興深知一旦被帶走，后果不堪設想，于是他攤開雙手，露出布滿老繭的手掌，懇切地說：“我是個清清白白的種田人，你們看看我的手就知道，我哪會做什么壞事呢？”李慶巖仍不死心，指著陳朝興手中的小袋問道：“袋里裝的是什么？”陳朝興故作輕松地說：“我家里窮，今天到桐園舅舅家幫忙燒瓦，他給了我一袋玉米。”說著，他雙手將袋口撕開，示意他們檢查。李慶巖捏了捏玉米粒，確認無誤后，便不再糾纏。

但可惡的戚開堯仍想帶人離開，陳朝興見狀，只得苦苦哀求道：“先生，我只是個種田人，工夫耽誤不得啊！求你們放我走吧！”這時，李慶巖似乎也有些不耐煩了，他揮了揮手，喝道：“去去去！快走！”陳朝興趁機收起小袋，順著小路匆匆離去。

在那隱秘而危險的革命活動時期，我黨依托交通線路，如同血脈一般，將各地的革命力量緊密相連，不僅傳遞著上級黨委的指示和情報信息，還溝通著各方聯系，護送著干部穿梭于戰火之間，運送著至關重要的物資，調兵遣將，共同打擊和消滅敵人。交通站作為這一龐大網絡中的關鍵節點，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敵人對交通站恨之入骨，不惜一切代價進行瘋狂的破壞和鎮壓。

四角石村，這片曾經寧靜的土地，從1943年冬至1944年10月間，遭受了國民黨特務的殘酷迫害。在這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就有19位無辜的村民被特務抓走，其中6位男性，13位女性。62歲的蘇云池老農，更是被打得遍體鱗傷，慘不忍睹。蘇祖高被拉去當兵，最終不幸陣亡；吳可松也被抓去坐牢，飽受折磨。然而，這些暴行非但沒有壓垮四角石村黨員、干部和群眾的革命意志，反而更加堅定了他們為革命斗爭到底的決心，錘煉出了一顆顆赤膽忠心。

四角石交通站的同志們，前仆后繼，不畏犧牲，與廿四垅的黃麻蟬、下太平及瑞安、嶼北、浙東、浙閩等地的七八十個交通站緊密相連，共同為黨、為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在那段艱苦卓絕的革命歲月里，四角石村的人民用他們的智慧和勇氣，譜寫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革命贊歌。他們的事跡，如同璀璨的星辰，永遠銘刻在歷史的長河中，激勵著后人不斷前行，勇往直前。

如今，當我們再次踏上這片充滿革命傳奇的土地，仿佛還能聽到那激昂的革命歌聲在山谷間回蕩，感受到那份堅定的革命信念在心中熊熊燃燒。四角石村，這個曾經的小山村，已經成為了革命精神的象征，永遠鐫刻在人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