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網絡時代，為了流量、私利，可以不用刀槍，光靠鍵盤。就像董明珠代表說的，跟風炒作，惡意散布謠言攻擊別人，把網絡環境攪得烏煙瘴氣，對社會、對企業發展都造成了極大破壞。

兩會之際，我們來談談如何將反網暴落實到立法層面？哪些才是網暴的關鍵痛點？如何解決治理難題？

此前，我代理的一起劉學州被網暴致死案，對網絡暴力的影響深有感觸。15歲尋親少年劉學州，與親生父母產生矛盾后，又遭網友圍攻：“炒作要房”“心機婊”。最終，他在三亞海邊服藥自殺，遺書里寫滿對網暴的絕望。而類似的悲劇并非個例，“粉發女孩”鄭靈華同樣因為網絡暴力，最終也選擇輕生。

樁樁件件，鍵盤俠的“殺人不見血，網暴究竟該怎么追責？

按照我國《刑法》，涉及網暴的主要罪名是侮辱罪和誹謗罪。其中，誹謗罪的入罪標準是“情節嚴重”，比如轉發量、瀏覽量達到一定程度，或給被害人造成嚴重后果，最高可判三年。定罪方面，很多法官傾向于認為“自殺是個人選擇”，因此即便網暴受害者自殺，施暴者也會因為沒有直接因果關系，而不需要承擔刑責。

但我認為，這種因果關系的判斷方式，未必適用于網暴致人自殺的情況。網絡暴力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不像現實中的肢體暴力那樣“看得見摸得著”，但它的傷害往往更隱蔽、更持久、更難以逃脫。它是持續性的、群體性的、滲透性的，一點點侵蝕受害者的心理防線。以劉學州案為例，我在調查中發現，僅我們收集到的，他生前收到的“網暴”私信多達2000多條，內容之惡毒，令人觸目驚心。

更何況，研究早已證實，網絡暴力與自殺意念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長期被騷擾、侮辱、詆毀的人，患抑郁癥的概率大幅上升，而自殺往往是抑郁癥的極端后果。數據顯示，經歷過網暴的人，自殺未遂的概率是普通人的兩倍。換句話說，網暴受害者的心理防線，本來就被一層層摧毀了，而施暴者的一句惡毒言論，可能就是壓垮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

既然如此，網暴施暴者真的能全身而退、毫無責任嗎？現實卻是，進入刑事訴訟的網暴案件少之又少。最高人民法院的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進入公訴程序的網絡暴力案件僅32件，判決有罪人數85人。相較于全國10.92億網民的龐大基數，這個數字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說是九牛一毛。

那么，網暴治理在法律上到底卡在哪兒了？

首先，當前法律對網絡暴力的規制是“東拼西湊”的，散見于《民法典》《刑法》等法律和司法解釋之中，缺乏系統性。

其次，刑事入罪門檻高，侮辱罪、誹謗罪的適用范圍有限，網暴行為往往難以觸及入罪標準。而即便只是民事訴訟，受害者面臨的“維權成本高、損害賠償低” 在網絡侵權案中普遍存在 。很多時候，受害者為了維權，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去收集證據、聘請律師、進行公證等?？勺罱K獲得的賠償，可能僅僅只是杯水車薪。比如一些案件中，受害者投入數萬元甚至更多的維權成本，法院卻僅支持幾千元的賠償，與受害者付出的成本不成正比。除此之外，維權過程往往耗時長、見效慢，致使很多人無奈選擇放棄。

因此，我認為，在尚未形成系統立法之前，刑事上應該考慮增設“網絡暴力罪”這一罪名，明確其入罪標準，降低追責門檻與成本。民事上目前低賠償標準縱容了網絡暴力，應規定精神損害賠償最低標準，只要侵權行為存在，受害人即可獲得撫慰性賠償，若能證明更高損失則按實際賠償。

刑法學家喬爾·范伯格曾提出，國家有權根據“損害原則”，禁止那些對他人造成損害的行為。換句話說，預防“前犯罪”行為對他人造成實質性傷害，永遠都是法律強制的適當理由。因此反網暴最終還是要出臺一部全面系統的《反網絡暴力法》。國外在這方面的立法已經走在前面。加拿大已經出臺了專門的《反網絡暴力法》，美國52個州中，有22個州將網絡暴力列入刑法，最高可判十幾年。法國規定，精神欺凌行為最高可判1年監禁并罰款1.5萬歐元，而韓國的相關法律更嚴格，最高可判7年徒刑。相比之下，我們的法律對網絡暴力的打擊力度，顯然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總而言之，網絡不是法外之地，網暴更不能逍遙法外。要真正遏制網絡暴力，光靠道德譴責是不夠的，需要讓施暴者付出應有的代價。否則，我們只能一邊惋惜著那些逝去的生命，一邊等待下一個悲劇的發生。

我是周兆成，做一名專業且有溫度的律師，我們下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