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瑟王》（2004）

她是女巫，是流亡者，也是“你從未聽說過的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她能夠處理最深刻而沉痛的歷史，也可以對當代種種奇葩現象做出最犀利的吐槽。

她在不同文體間輕盈穿梭，在現實與想象中反復橫跳，在已然觸礁的文學巨輪上扮演著令人尷尬的壓艙石的角色。

沒有什么能夠逃脫她的妙筆——不復存在的國家被重新看見，四分五裂的語言被縫補拼合；流亡、衰老、文學制動等看似抽象的議題紛紛躍然紙上，暢銷書、知識分子、大眾文化市場統統現出原形……大家關注的女性議題自然也絕不會落下。

她就是我們共同的時髦老奶——杜布拉夫卡·烏格雷西奇！??

也許你現在不認識她，但讀了《狐貍》《疼痛部》《多謝不閱》《無條件投降博物館》《芭芭雅嘎下了個蛋》，你一定會深深地愛上她?

在每一本書中，杜布拉夫卡都會不失時機地展開她的陰陽怪氣：從文藝作品中僵化死板的女性角色命運模板，到文學史上的“遺孀”與“腳注”；從女作家被焚毀的文學熱情，到普通主婦任勞任怨又隱形的一生；從日漸衰老的母親，到生活中的瘋女人；從被污名化的女巫，到生活中每一位活生生的女性——更難得的是，她的批判始終充滿幽默，也不會對任何“意識形態化”的立場放松警惕，讓人在品嘗辛辣爽文之余，也能收獲意料之外的回味。

婦女節來臨之際，讓我們為您奉上杜布拉夫卡的女性主義吐槽大拼盤。只言片語看得不過癮，還可入手這套美麗多彩的杜布拉夫卡套裝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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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貍》

狐貍不屬于野獸，不屬于我們人類，也不屬于神靈。

她是一個永恒的偷渡者，一個在世界之間穿梭自如的移民，被抓到逃票時，就會用尾巴玩球，表演她廉價的小把戲，目光極為短淺地將觀眾轉瞬即逝的贊嘆當成了愛。那是她的榮耀時刻。

其他的一切都是恐懼的歷史：逃避獵人的子彈、不停狂吠的獵犬、迫害、毆 打、舔舐傷口、羞辱、孤獨和廉價的安慰——一串雞骨頭做的手搖鈴。

狐貍是作家的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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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學史中的女性命運，就像是一種遺傳疾病

何謂女性命運？答案就藏在世界文學史中。像一種遺傳疾病一樣，一個幾乎不容更改的模板（一種記憶卡）被經典作品（既包括少數由女性寫就的作品，也包括大多數由男性寫就的作品）一代一代傳遞下來。女主人公必須按照這個模板行事，我們才能認出她來。也就是說，她必須經受羞辱的考驗才能贏得永生的權利。

直至今日，她們還是從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尤其是那些暢銷數百萬冊的小說：她渾身戰栗，為那個神秘的他而神魂顛倒。他將迷惑她，征服她，羞辱她，背叛她。最終她將浴火重生，成長為一名值得尊重，也懂得自我尊重的女主人公。

瘋女人從不看向任何人，她們獨自戰斗

我之所以不愿意面對我的問題，與其說是出于膽怯，不如說是出于一種徒勞的感覺，進而是我對文學聲音及文學形式的非法性的感覺。女人的聲音當然不是非法的，但女人似乎仍然沒有接受或征服所有形式的文學表達。

總之，大多數女孩還在寫浪漫愛情小說，而《地下室手記》則是男孩的專利；叛逆者的懺悔是一種男性文學敘事，因為叛逆者無一例外都是男人，是我們的悲劇英雄；但是一個悲劇女主人公的故事則被解讀為瘋女人的故事，原因就是我提到的那種閱讀障礙。我們能在大街上遇到這樣的瘋女人，她們似乎在跟一個看不見的對話者嘀咕著什么。與她們相遇引起的更多是不安，而不是同情，路人通常會走開，并轉移視線，盡管瘋女人從不看向任何人。很明顯，這些女人早已明白她們不能依靠任何人。她們獨自戰斗。

多謝不閱》

圖書市場越發繁榮，裝幀越發精致，書店越發引人駐足，作家也從未像現在這樣紅遍全球，但真正的文學卻近乎絕跡。杜布拉夫卡假借一個被英美文學市場冷落的東歐人之口，一一吐槽當今文學世界的諸多亂象：

隔三差五就會橫空出世的文學新星；被反反復復“重新定義”的文學；各顯神通的身份政治書 寫；本末倒置的版權運營模式；宛如超市與咖啡館結合體的書店；本質上與圖書無關的書展；做派與作家無二的網紅編輯；認為伊萬娜·特朗普比布羅茨基更能“對祖國的政治形勢做出鞭辟入里的分析”的媒體書評……文學失去了它的準入機制與評判標準，任何明星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宣傳他們的新書，任何一種負面評價都能被狡黠的市場拿來營利。

然而，最詭異的一點還是：在這個無比“民主”的全球化大市場上，其文化“商品”及創作要求，卻總能讓人想起我們的老朋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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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將女人的文學熱情付之一炬，女人為（男人的）文學燃燒自己

和那位用紅軍女戰士的詩集卷煙抽的白軍軍官一樣，在整個女性寫作史上，男人一直都起著將女人的文學熱情化為灰燼的作用。千百年來，無數女人為文學犧牲自己。許多文學作品得以在黑暗時期存活下來，完全是因為女人。讓我們回想一下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她憑驚人的毅力背下了奧西普的每一首詩，將他偉大的詩作從斯大林懸在刪除鍵上的手指下救了出來。

讓我們不要忘記，那些妻子、戀人、女朋友、女書迷、女翻譯、女陪護、女施主、女抄寫員、女打字員、女校對員、廢寢忘食的女編輯、為書籍寫導語的睿智的女作家、女代理、男作家靈感的來源、女文學顧問……熱情的女書迷、文學煙斗中溫柔的填充物、一絲不茍的女廚子、兢兢業業的女檔案員、女圖書管理員、熱情的女讀者、可靠的書稿寄存處、文學死后守護其神龕的斯芬克斯、作家書房勤勞的女清潔工、撣去文集與文人胸像上浮灰的女人、死去的與活著的詩社里那些充滿敬仰的擁躉：女人、女人、女人……

女人挽救著男人們試圖毀掉的文學文本。女人也許會在烤蛋糕時用一頁史詩包一下，防止烤焦，但這與克格勃成噸毀掉書稿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宗教裁判所的火堆主要都是用來燒女人和書的。男性只是歷史灰燼中很小的一個組成部分。人類歷史上，一旦大局需要，女巫（有文化的女性）與書籍（知識與快樂的源泉）就會被宣稱為魔鬼的造物。

女性是文學房中的精靈——真正的建造者

女性是文學房中的精靈。從隱喻的角度說，每一所文學的房屋里都有著真正的建造者的影子。她們有的叫瑪麗，有的叫簡，有的叫薇拉……

薇拉的傳記作者史黛西·希芙在書中寫道：“從納博科夫自詡從未學會的事情——打字、開車、說德語、找東西、收雨傘、接電話、裁書頁、把時間告訴一個粗俗無知的人——來看，我們很容易知道薇拉一生都做了什么。”

疼痛部》

來自一個已不存在的國家，教授一門四分五裂的語言，我像童話里的龍一樣吐出舌頭，然后它就分叉了：克羅地亞語、塞爾維亞語、波斯尼亞語、斯洛文尼亞語、馬其頓語……

一門如此令人痛苦的語言，一門從來沒有學會描述現實，與人對于現實的內在體驗同樣復雜的語言，能夠講故事嗎?

一開始都是這樣。或者 那樣。他們做了那件事，去了那里，然后來到荷蘭。流亡者的敘事是沒有日期的。短短的“戰后”發生了太多的事，他們的心理時鐘在重壓之下壞掉了。一切都壞掉了。地點和時間分成了“以前”和“后來”，生活分成了“這邊”和 “那邊”。他們突然間沒有了證人、父母、家人、朋友，乃至借以重構生活的平常見到的人。沒有了這些可靠的中介，他們被拋回了自身。

在媒體化的世界里，一切都不是真實的。記憶經過許多個中介，以朱麗葉·比諾什或紅白藍編織袋的形式出現，將我個人的疼痛翻譯成我的語言。只有這一件事是真實的。

疼痛是無言的、無用的，卻唯一真實的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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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遠沒有男人顯眼，卻是生活的維系者

男人抱怨得比誰都多；他們永遠在抱怨。抱怨天氣，抱怨戰爭，抱怨自己的命運，抱怨遭受的不公。住在難民營里，他們抱怨條件；不住，也抱怨條件。他們抱怨救濟；他們抱怨不得不接受救濟的羞辱；他們抱怨領不到救濟。他們每一刻都在用同樣的強度抱怨著每一件事情。仿佛生命本身就是懲罰：什么都惱，什么都疼，什么都扎；什么都不夠，什么都受夠了。

女人遠沒有男人顯眼。她們一直在背景里，卻是生活的維系者：是她們把窟窿堵上，免得漏風；是她們做著每天的工作。男人好像沒有工作似的；對他們來說，當難民就像當殘廢。

?《無條件投降博物館》

柏林是一座博物館之城。

1994年夏，無條件投降博物館關閉，數萬蘇俄士兵離開柏林。不久后，有了一個“俄國人在柏林”的展覽，里面有張長長的紙條，寫著被俄國人毀掉的每一條柏林街道的名字。

柏林動物園，住著活海象的水池畔，有一場不同尋常的展覽，陳列著從海象羅蘭的胃里找到的所有物品：打火機、嬰兒鞋、兒童水槍、啤酒起子、塑料小汽車……

柏林的跳蚤市場是開放的博物館，展覽著過去與現在每一天的生活，不同時期、不同意識形態得到和解，每樣不超過幾馬克；各種幸存下來的軍裝與肩章和諧地堆疊在一起，主人已經死了很久，飛蛾是它們唯一的敵人。不拘來自何方的人都可以做生意，有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波蘭人、吉卜賽人、前南斯拉夫人、德國人、俄國人、越南人、庫爾德人、烏克蘭人……已逝的日常，時間的垃圾，都被他們當作紀念品在這里販售：別人家的相冊、不走的表、破口的花瓶……

生活破滅的故事只能一點一點地被講述。事物比人們更持久。相冊比主人壽命長。漫長的生命隱藏在舊外套里，在毫無意義的物體里。當一個國家消失，集體記憶也會消失。身邊的物體消失了，對日常生活的記憶也會消失。但我記得一切。第一罐南斯拉夫洗衣粉。第一部南斯拉夫電視劇。加夫里洛維奇肉醬。

——“我們這里所有的人，都只是會走路的博物館展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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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最需要的是一個男管家

“女人最需要的是空氣。”我與朋友漢內洛蕾散步去附近的安德西斯修道院時，她說。

“女人最需要的是一個男管家。”我在修道院的紀念品商店買下一只裝著守護天使的便宜塑料球時反駁道。

?如果我生來是個男孩，也許一切會有所不同

“你知道，我最怕的是變老……”母親說。

“恐懼是遵循自然法則的：意識自帶horror vacuib……”彼得·漢德克說。

“這話我聽不懂。我只是覺得，如果我生來是個男孩，也許一切會有所不同……”母親說。

“每個女人降生于這種環境，本質上都是極其危險的。但或許有一件事還值得慶幸：那就是無需再擔心未來。我們教堂趕集時，集上算命的人只對年輕男性的手相有興趣；談女孩的未來就像開玩笑……”彼得·漢德克說。

“誰也無法接受自己的一生被當成玩笑。”母親說。

“生活是井然有序的，但它就像一個裝有各種必需品的工具箱，并非每個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說。

“可能我的問題真的在于生而為女人……”母親說。

“人類女性是不可理解的。人類日常極其糟糕、無意義、遲鈍、死板……”什克洛夫斯基說。

“這么說來，無論是男是女，我都會一點一點地失去一切……”母親說。

?命運開始得像小說，她們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將玻璃球倒過來，愛瑪·包法利，瑪琳·奧哈拉，苔絲，魔女嘉莉……她們的臉紛紛劃過母親的面容。她們的影子，根據某種神秘的親疏關系，交織、纏繞、聯系在一起。我在她們身上看到與母親相同的閃爍的眼睛，看到漿洗過的雪白圍裙，看到發間的發卡，看到一種體態、一種姿勢、一種表情、一種動作、一種說話的方式……她們被同一種力量所產生的粘力聯結在一起，這力量來自女性的共同命運。她們在彼此身上找自己的影子，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看著玻璃球中的她，我想我看見的這些女性都是內在的她，而與這些女性在一起的她，既真實，又不真實。我看見那兩條法令紋，勢不可擋地往下走，傷感地結束在下垂的嘴角。我看見她忍受命運時的愁眉苦臉，這命運開始得像小說一樣，卻沒有結束得像小說一樣，它在半路停下了，它讓她老去，但再沒有賦予她真實而強烈的情感，有的只是衰弱，只是隱約的渴望，只是一個玻璃球。我在她的臉上看見她曾讀過的小說、看過的電影，看見那些女性的命運，她們或許堅強、浪漫、熾烈，卻統統聽命于導演的構思而結束了一生，只有她，繼續過著模糊、苦澀的日子，她曾經對未來的期許有多光明，這日子就有多灰暗。

《芭芭雅嘎下了個蛋》

芭芭雅嘎是女巫，但不屬于女巫的團體；她既可以是善人，也可以是惡人；是母親，也是殺死女兒的兇手；是女人，但沒有、也從未有過丈夫；她伸出援手，也策劃陰謀；被人類社會驅逐，也與人類溝通；是戰士，但也操持家務；是“死人”，也是活生生的人；她會飛，但同時也被束縛在地面上；她只是個“偶然出現的人物”，卻也是主人公通往幸福之旅的關鍵一站：“禮貌的”和“粗魯的”主人公在她的小屋前駐足，他們吃飽喝足，舒服地洗個澡，聽取她的建議，帶走她送的魔法禮物，然后消失得無影無蹤。

翻譯成更現代的語言，她是異見者、流放者、失敗者、隱居者、老處女、丑八怪。她的形象依賴于口述傳統，是集體創作的成果，也是一面集體的鏡子。她的人生故事開始于更好的時代，那時她還是金色芭芭、大地之母。后來，她成了被驅逐的稻草人，但依然用詭計統治著人們。如今，她縮在小屋中煎熬時日，像子宮中的胚胎，或棺材里的尸身。

沒有一個人帶著花和巧克力，再次敲響她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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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芭芭雅嘎，聯合起來！

芭芭雅嘎是一個異見者、流放者、隱居者、老處女、丑八怪、失敗者，但她既不是孤身一人，也不會孤獨寂寞。除了斯拉夫文化外，在許多神話和儀式民俗傳統中，她都有數不清的姐妹。

這種銘心刻骨、冠冕堂皇的神話已經流傳了幾個世紀。芭芭國際——所有丑八怪、巫婆、稻草人、怪物、惡魔、被世人鄙夷的螻蟻、被饑餓折磨的囚徒——因為同為女性而團結在一起……從所有這些由來已久、錯綜復雜、肥沃豐饒、極度厭女但又頗具排遣作用的想象中，芭芭雅嘎誕生了。

只有在遠古神話中，女性才能不受限制地飛行

一句幽默的解放口號“好女孩上天堂，壞女孩走四方”中包含了（男性眼中的）整個女性史，在這部歷史中，女性的命運取決于相反的兩極：家庭（潔凈、秩序、安全、家人）和家庭之外的空間（骯臟、無序、危險、混亂、孤獨）。外部空間在傳統上屬于男性，而作為內部空間的家庭則屬于女性。

只有在遠古神話中，女性才能不受限制地飛行。那時，她們與男性平等地飛行。在久遠的古代，空中交通異常繁忙：天上有騎著巨鳥和魔毯的英雄，有擬人化的風、閃電和雷鳴，有龍和女巫，還有飛刀，掃帚，臼，不潔力量，神靈和魔鬼。勇敢的英雄出發去尋找他們的愛人——孔雀、鴿子、天鵝、迷人的鴨子，勇敢的女英雄穿壞了三雙鐵鞋也為尋找心上人——獵鷹、老鷹、雕。在這里，芭芭雅嘎也可以自由飛行。誠然，她乘著臼，乘著她的臼——子宮，但她畢竟可以遨游天際。

想象一下，所有這些女人都提起了裙擺，拿起了利劍

我沒有錯過枕下那把劍，我相信它的意義。更重要的是，我深信，在某個地方存放著一沓賬單，在某個地方，一切都被一絲不茍地記錄下來，在某個地方，有一本極厚極重的血淚書，而賬單總是要付清的。或遲或早，那一刻總會到來的。

讓我們想象女人，那些芭芭雅嘎們，從頭下拔出那把劍，開始清算總賬。為每一記耳光，為每一次強奸，為每一次侮辱，為每一次傷害，為每一口吐在她們臉上的吐沫。想象一下，如果所有被燒死的印度新娘和寡婦從灰燼中爬起來，拿著拔出的劍在世界中游蕩呢？

想象一下那些隱形的女性，她們從布制的地堡——罩袍——那一條條細線柵欄中向外窺視，甚至在說話、吃飯和接吻時也要用面紗遮住嘴巴。想象一下，那不計其數的瘋女人，無家可歸的女人，女乞丐；被硫酸毀容的女人，因為自詡正義的男人看到女人沒有遮面會受到冒犯；生活被丈夫、父親、兄弟完全掌控的女人；被石頭砸而幸存下來的女人，以及死在野蠻的男性暴徒手中的女人。想象一下，所有這些女人都提起了裙擺，拿起了利劍。

成千上萬的女人，開始尋找自己的神廟

劍在全世界數不勝數的妓女手中，也在人肉市場被數次買賣的白人、黑人和黃種人女奴手中，她們被強奸、被毆打、權利被剝奪，至于她們的主人，看，沒人能阻止他們。還有成千上萬感染了艾滋病的女孩，她們不僅是瘋子和戀童癖的受害者，也是她們合法丈夫和父親的受害者。還有脖子上套著金屬環的非洲女人，陰蒂被切除、陰道被縫合的女人，有著硅膠乳房和硅膠嘴唇、注射過肉毒桿菌的臉上露出克隆微笑的女人；還有許許多多生下饑餓的孩子的饑餓的女人……

成千上萬的女人——沒有去教堂、清真寺、廟宇和神龕，那里從來不屬于她們——開始尋找自己的神廟，金色芭芭的神廟，如果神廟是她們的必需品的話。她們終于不向雙眼布滿血絲的男人卑躬屈膝了，這些男人殺人如麻，直到現在死亡還在持續。是他們留下了人的頭骨，而人類愚蠢的想象力將這些頭骨掛在了獨自居住在森林邊緣的老婦人的籬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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