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第二天見報的新聞照片上，人們看到主席臺前排正中是毛澤東。

毛的左邊依次是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右邊依次是周恩來、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云、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

這樣排列座位，不按姓氏筆劃，也不按資歷，當時引起過不少私下議論。人們懷疑，是不是某些人故意在搗鬼，暗示左邊是左派，右邊是右派？

了解內情的邱會作在《心靈的對話》一書中有新的解讀，原來這是身為九大秘書長的周恩來的苦心安排：“大會前就決定，黨的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碰頭會成員坐在主席臺第一排。

怎么安排江青成了周恩來的難題：無論是按資格還是按地位，江青都要坐到邊上去，她肯定會吵鬧不休。周恩來把碰頭會成員安排在一邊，元老們安排在另一邊，江青就可以很體面地緊挨著政治局常委康生坐得靠近中間。

周恩來在左邊的主要人物面前安排了麥克風，右邊的則沒有，這說明，中央碰頭會是目前黨和國家的實際領導，是九大的領導者，而老同志們只是大會的參加者。元老們對此心照不宣，他們開會則來，無事則走，不叫不到，從不多事。

這樣排位的奧妙，上面清楚，下面不清楚。九大一共舉行了三次全體會議。4月14日的全體會議上，有來自珍寶島前線的軍人孫玉國發言。他的發言引起了毛澤東很大的興趣。

毛澤東當面問了他的年紀、軍齡、籍貫，孫玉國回答后，走到毛澤東面前敬禮、握手，接著想和坐在毛澤東右側的周恩來握手，周恩來趕緊站起來向左邊一指，孫玉國會意了，到林彪跟前敬禮、握手。

林彪用手向右邊一指說：“總理”，原本想向左去的孫玉國立即返回右邊和周恩來握手，順勢又要和董必武等元老握手。

周恩來向左邊一指，孫玉國返回左邊和碰頭會成員一一握手后，要退下去，周恩來又向右邊一指，孫玉國再到右邊同元老們都握了手。

孫玉國來自基層，哪知道中央有這么多人事上的玄機，如此左右折返，臨場不亂，真難為他了。

對于周恩來的安排，江青仍不滿足。4月24日，九大舉行閉幕式。退場時，江青湊到毛澤東旁邊，她事先安排一個攝影師在人民大會堂二樓，用望遠鏡頭拍下了毛澤東和江青在主席臺上的合影。

當天晚上討論大會新聞報道時，江青要求發表這張合影，周恩來只好把清樣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用鉛筆在照片上打了一個叉，并簽了毛澤東三字。

江青沒有達到目的，只好對姚文元撒氣：“你們真是小題大做，發表一幅我和主席的合影也要他審批，真是多余。”許世友說：“報紙發表政治照片，當然要審批。”

江青火了，大聲說：“難道你們還要騎到我頭上拉屎不成！”然后退場了。周恩來說：“希望大家對不必要說的話最好不要去說。”姚文元說：“主席在閉幕式上講了團結問題，現在還不到幾個小時，大家都不會忘記吧。”

許世友還要和姚文元爭辯，邱會作拉住他說：“不要再給總理找麻煩了。”江青想爭取的不只是座次和鏡頭。她還有更高的訴求。

據邱會作回憶，張春橋等人在起草新黨章的時候，原來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黨章，提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

這個問題剛一提出，就被老辣的康生堅決制止了。康生說：“你們不能這樣提出問題，大家若不謹慎，搞不好就會把得到的東西也丟個一干二凈。”這樣，江青的名字連初稿也沒上。

但是，在九大期間，江青還是在京西賓館舉行了一次座談會，每個大組派五人參加，由姚文元主持。

江青在會上說：“毛主席的接班人，應該不止一個。我們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選到核心領導里去，只有這樣，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也絕不是一個人。”

姚文元接著說，“江青同志也應當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們在黨章上雖然只寫了一個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是當然的接班人。”

姚文元把江青講話的記錄稿整理好，就送給康生了。康生邊看邊冒大汗，他把記錄稿留下來，再沒轉手。

摘自《文史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