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軍隊越過烏克蘭邊境，發動了被克里姆林宮稱為"特別軍事行動"的全面入侵。 這場戰爭不僅改變了烏克蘭的命運，也徹底重塑了俄羅斯的國內外環境。 三年過去了，西方前所未有的經濟制裁、數十萬人的軍事傷亡、國際孤立以及內部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已經使俄羅斯成為一個與戰前截然不同的國家。

繁華下的痛苦

從表面上看，莫斯科的生活依然充滿活力。

特維爾大街上的咖啡館座無虛席，古姆百貨商場里的奢侈品牌雖然有所減少，但國產替代品和來自"友好國家"的商品已經填補了貨架。

然而，這只是表面。

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安東·特羅揚諾夫斯基在2023年底的報道中寫道："莫斯科市中心的繁華與邊遠地區的蕭條形成鮮明對比。精英們似乎生活在一個與戰爭隔絕的平行宇宙中，而普通家庭則承受著實際的經濟壓力和親人被征召入伍的恐懼。"

34歲的莫斯科居民瑪莎·庫茲涅佐娃在采訪中表示："我們已經學會了在新環境中生存。沒有麥當勞？沒關系，我們有'美味，就是點'（Vkusno i Tochka，接管麥當勞俄羅斯業務的本土品牌）。沒有IKEA？我們有'IDEA'（俄羅斯本土家具品牌）。生活繼續，但我們都知道，這不是真正的正常。"

雖然官方數據顯示俄羅斯通貨膨脹率在2023年底控制在4.5%左右，但實際生活中的價格上漲遠超這一數字。 根據莫斯科獨立調查機構Romir的數據，基本食品價格在2022年3月至2023年12月期間實際上漲了約30%，而很多進口商品價格翻了一倍。

來自喀山的中學教師阿廖沙·彼得羅夫向《金融時報》描述了他家庭的經濟狀況："我的月薪從戰前的45,000盧布（約合750美元）降至實際購買力相當于500美元左右。妻子在一家被制裁的銀行工作，收入也下降了。我們已經取消了今年的假期計劃，減少了肉類消費，孩子們的課外活動也只能保留最基本的。"

《經濟學人》雜志202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約62%的俄羅斯家庭表示自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他們的經濟狀況出現惡化，其中25%的人描述為"嚴重惡化"。

2022年9月，普京宣布"部分動員"，征召約30萬預備役人員參戰。這一決定直接改變了數十萬俄羅斯家庭的生活。

來自葉卡捷琳堡的娜塔莎·索科洛娃在接受德國《明鏡》周刊采訪時哭訴："我丈夫亞歷山大去年10月被征召，四個月后我們收到了他在巴赫穆特戰死的通知。政府給了我們一次性賠償金500萬盧布（約合5.5萬美元），但沒有人能替換我孩子們的父親。"

根據俄羅斯非官方統計組織"Mediazona"與BBC俄語服務的聯合調查，截至2024年初，已有至少35,000名俄羅斯士兵在烏克蘭戰爭中死亡，而實際數字可能遠高于此。而據烏方公布的戰報，俄羅斯已經死亡了七十萬士兵。

每一個死亡數字背后，都是一個破碎的家庭。

《華盛頓郵報》報道了一個來自鄂木斯克的家庭故事：

33歲的尼古拉·伊萬諾夫在被征召并接受兩周訓練后被派往赫爾松前線，一個月后死亡。他的妻子卡佳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不得不搬回父母家生活。

"賠償金很快就用于償還貸款和必要的生活支出，現在我們依靠父母的退休金和政府的最低補助生活，"卡佳說，"最痛苦的是，沒有人告訴我們尼古拉是如何死的，為什么死，他的死亡究竟有什么意義。"

戰爭爆發后，估計有50-70萬俄羅斯人離開了祖國，其中大部分是中產階級、IT專業人士、記者和知識分子。 這次"第四波"俄羅斯移民潮流失的是俄羅斯的未來，精英的逃離對所有的產業都將形成毀滅性的打擊。

現居格魯吉亞第比利斯的前莫斯科程序員德米特里·科瓦廖夫告訴《衛報》："我們不是逃避征召，而是逃避整個系統。我無法在一個將鄰國稱為敵人的國家生活和工作，無法忍受每天醒來看到更多死亡和破壞的消息。我的許多朋友都做出了類似的選擇，現在我們的圈子分散在土耳其、亞美尼亞、哈薩克斯坦和格魯吉亞。"

據彭博社報道，俄羅斯IT行業在戰爭初期流失了約10%的專業人才。

戰時經濟 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了歷史上最嚴厲的經濟制裁，包括凍結約3000億美元的俄羅斯中央銀行海外資產、將主要銀行排除在SWIFT系統之外、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能源禁運等。

從表面看，2022年，俄羅斯GDP僅下降2.1%，遠低于最初預測的8-10%降幅。2023年，俄羅斯經濟甚至實現了約3.5%的增長，主要由軍工生產和政府支出驅動。

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經濟學家娜塔莉亞·祖巴列維奇解釋道："俄羅斯經濟表面上的韌性源于幾個因素：政府大幅增加軍事支出、替代進口渠道的建立、與'友好國家'貿易的增加，以及央行的有效干預措施。但這種增長是畸形的，主要集中在軍工和相關領域，掩蓋了許多民用產業的衰退。"

能源出口是俄羅斯經濟的支柱，西方的能源制裁迫使俄羅斯尋找新的市場。根據俄羅斯海關數據，2023年俄羅斯對中國的原油出口增加了約40%，對印度的出口則從戰前的微不足道增長到每日超過150萬桶。

然而，這種轉向是通過低價實現的。

俄羅斯財政部的數據顯示，俄羅斯出口原油的平均價格比國際基準布倫特原油低20-30美元/桶。據《金融時報》估算，這種折扣每年使俄羅斯損失約500-600億美元的收入。

俄羅斯能源巨頭Gazprom的高管在不愿具名的情況下告訴路透社："我們面臨的不僅是短期的市場調整，而是整個能源出口體系的結構性重組。向亞洲的轉向需要新的基礎設施投資和長期合同，而這些都發生在不利的價格條件下。"

戰爭使俄羅斯的軍工復合體成為經濟數據增長的主要來源。 據俄羅斯國防部數據，2023年軍事訂單同比增長約70%，許多工廠轉為24小時三班制生產。

然而，軍工領域的繁榮掩蓋了其他部門的困境。

汽車制造業產量在2022年下降了約67%，消費電子、航空運輸和零售業也遭受了嚴重打擊。

葉卡捷琳堡經濟學院教授瓦西里·奧列霍夫向《俄羅斯商業咨詢》表示："我們正在見證一種'軍事凱恩斯主義'，即通過軍事支出刺激經濟。這在短期內可能支撐GDP數字，但從長遠來看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它擠壓了民用投資，扭曲了資源分配，并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控制。"

在西方制裁下，俄羅斯的國際貿易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根據俄羅斯聯邦統計局的數據，2023年俄羅斯與"不友好國家"（西方及其盟國）的貿易額下降了約60%，而與"友好國家"（主要是中國、印度、土耳其、中亞國家等）的貿易增長了約35%。

西方的技術制裁對俄羅斯高科技產業造成了嚴重打擊。包括微電子、航空、汽車和電信在內的關鍵領域嚴重依賴西方技術和零部件。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調查，俄羅斯國產"超級電腦"中約70%的核心組件來自美國和歐洲制造商。制裁后，俄羅斯不得不通過灰色渠道和第三國進口這些組件，成本提高了3-4倍，且供應不穩定。

莫斯科一家半導體企業的工程師亞歷山大·庫茲明對《經濟學人》表示："我們被迫回到10-15年前的技術水平。最先進的芯片制造設備無法獲取，即使通過第三國采購也面臨巨大風險和成本。這不僅影響了我們當前的生產能力，更嚴重的是擴大了我們與全球技術前沿的差距。"

面對制裁，俄羅斯政府大力推動"進口替代"戰略。官方宣傳充滿了本土化成功的案例，可是進口替代，不過是用效率更低的方式取代了效率更高的跨國合作。

據《福布斯》俄羅斯版報道，在官方宣稱的3500多個"進口替代"項目中，只有約15%實現了真正的技術突破，大多數所謂的"國產化"產品仍然依賴進口關鍵組件。

圣彼得堡一家機械制造企業的經理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坦言："我們被要求在一年內開發出之前從德國進口的精密機床零部件。表面上我們完成了任務，但實際上我們只是找到了中國供應商，并進行了外觀設計的本地化。核心技術仍然依賴進口，只是供應鏈變得更長、更貴、更不可靠。"

航空業是技術孤島效應最明顯的領域之一。

據俄羅斯《生意人報》報道，到2023年底，俄羅斯民航公司不得不"拆東墻補西墻"，從部分飛機上拆卸零部件以維持其他飛機的運行。俄羅斯旗艦項目MC-21客機的量產被迫推遲，因為其約40%的關鍵組件來自西方供應商。

戰爭使軍工部門成為資源分配的優先領域。據俄羅斯國防部消息，2023年國防預算增長到GDP的約6%，創下蘇聯解體以來的新高。

這種資源分配扭曲了整個產業體系。

《新聞周刊》俄羅斯版引用一位匿名政府官員的話："我們正面臨著蘇聯晚期的同樣問題——軍工部門吸收了太多的資源和人才，擠壓了民用產業的發展空間。長期來看，這種模式不可持續，因為創新和生產力提升主要來自競爭性的民用部門。"

烏拉爾機械制造廠的工程師德米特里·科爾涅夫描述了這種轉變："我們工廠原本60%的產能用于民用設備生產，40%用于軍工。現在這個比例完全顛倒了。薪資確實提高了，但工作強度和壓力也成倍增加。許多年輕工程師寧愿放棄更高薪水，也不愿意參與軍工生產。"

戰爭還嚴重地破壞了俄羅斯勞動力市場。一方面，約30萬人被動員參軍，另一方面，大量高技能人才離開了國家。一些領域出現嚴重的勞動力短缺。

根據俄羅斯勞動部的數據，2023年建筑業、IT行業和制造業的空缺職位增加了約40%。俄羅斯政府簡化了中亞移民工人的入境程序，以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莫斯科建筑公司老板伊戈爾·奧爾洛夫表示："我們失去了約20%的熟練工人，有些被征召，有些則離開了俄羅斯。現在我們主要依靠來自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工人，但他們通常缺乏必要的技能和經驗。項目延期和質量問題變得常態。"

貨幣崩潰 戰爭爆發后，盧布匯率經歷了劇烈波動。2022年3月，盧布兌美元一度跌至1:150的歷史低點，但隨后在央行嚴格的資本管制下迅速反彈，甚至一度升至1:50以上。這種表面上的"強勢"掩蓋了更深層次的問題。

俄羅斯央行前高級經濟學家亞歷山德拉·普羅科彭科告訴《彭博商業周刊》："盧布的匯率已經與經濟基本面脫鉤，完全由行政手段維持。這種人為干預雖然避免了貨幣崩潰，但扭曲了價格信號，損害了資源配置效率。"

2023年下半年，隨著軍費支出增加和能源收入下降，盧布面臨新一輪貶值壓力，匯率穩定在1:90-100美元區間。央行被迫將基準利率提高到15%以上，這雖然穩定了匯率，但也增加了企業融資成本和家庭債務負擔。

根據《莫斯科時報》2024年的報道，俄羅斯的盧布兌美元匯率在過去一年內貶值了近三分之一，食品價格上漲了30%以上，許多家庭面臨著“買不起食品”的窘境。

被排除在SWIFT系統之外迫使俄羅斯加速發展自己的金融基礎設施。俄羅斯央行的金融消息傳輸系統(SPFS)和國家支付卡系統(Mir)成為俄羅斯金融獨立的核心工具。

據《金融時報》報道，到2023年底，約45%的國內銀行間交易通過SPFS系統處理，而Mir卡在國內支付市場的份額超過70%。然而，這些系統的國際接受度仍然有限，主要局限于前蘇聯國家和部分"友好"國家。

俄羅斯金融科技協會主席安德烈·波波夫表示："我們正在建立一個平行的金融世界，這既是制裁壓力下的必然選擇，也是重構全球金融格局的戰略機遇。但無論如何，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和巨大投資，短期內無法完全替代全球主流系統。"

俄羅斯央行行長埃爾維拉·納比烏林娜被廣泛認為是穩定戰時經濟的關鍵人物。她采取的高利率政策、資本管制和外匯市場干預雖然避免了金融崩潰，但這種代價不過是由平民在承擔。。

《經濟學人》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納比烏林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戰時經濟條件下平衡通脹目標、匯率穩定和經濟增長。這些目標在當前環境下往往相互沖突，迫使央行做出艱難選擇。"

納比烏林娜本人在2023年末的新聞發布會上坦言："我們必須認識到，在當前條件下，經濟政策的選擇空間已經大幅縮小。無論是通脹風險、預算赤字還是結構轉型，都需要非常規方法和新思維。"

西方制裁導致俄羅斯銀行業轉向了更為徹底的國有化。大型國有銀行如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Sberbank)和外貿銀行(VTB)承擔了更多政策性職能，而私人銀行和外資銀行的份額大幅下降。

據《俄羅斯商業觀察》報道，到2023年底，國有銀行控制了俄羅斯約75%的銀行資產，比戰前高出近15個百分點。這種集中化加強了國家對金融資源的控制，但積累了龐大的風險。

莫斯科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瓦西里·索爾金分析道："我們正在回到一種類似蘇聯的單一銀行體系，雖然形式上仍然存在多家銀行，但實質上它們越來越多地成為國家政策的執行工具，而非市場化的金融中介。這提高了短期穩定性，但犧牲了長期效率。"

通過不斷地超發貨幣，俄羅斯普通平民與企業的儲蓄，正在被政府搜刮一空，未來的俄羅斯，將嚴重缺乏面向消費者生產的資本，經濟長期衰退不可避免。

不平等的戰爭負擔 戰爭給普通俄羅斯人帶來的艱辛與政治精英的奢華生活形成鮮明對比。 據《紐約客》報道，莫斯科市區的高檔餐廳和夜總會依然燈火通明，價格不菲的香檳和魚子醬銷量甚至有所增長。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莫斯科餐廳老板告訴《衛報》："我們的高端業務實際上在戰爭期間增長了。官僚和與政府有聯系的商人成了主要客戶，他們似乎完全沒有受到制裁影響。一個普通周末晚上，你能在我的餐廳看到至少3-4位副部長級別的官員和他們的家人。"

戰爭下，俄羅斯的政府支出替代了私人支出，承包商賺得盆滿缽滿。

據《政治》雜志報道，2023年，官方報銷的克里姆林宮及政府高級官員的國外旅行支出增長了約35%。目的地從戰前的歐美轉向了阿聯酋、土耳其、馬爾代夫和泰國等"友好"國家。

俄羅斯寡頭們大量財產被西方政府沒收，但富人總是更有辦法保護自己的。 根據彭博社的億萬富翁指數，盡管西方制裁導致俄羅斯富豪們的總財富在戰爭初期縮水約800億美元，但到2023年底，多數人已經找到了保護資產的新途徑。

《金融時報》對20位受制裁寡頭的調查顯示，約70%的人通過將資產轉移到"友好"國家、改變公司所有權結構或利用家庭成員持有資產等方式規避了制裁影響。

一位匿名的莫斯科金融顧問向《福布斯》俄羅斯版透露："富人總是比法律快一步。當美國財政部還在確定某個寡頭的資產清單時，這些資產早已經通過復雜的離岸結構轉移到了看似無關的第三方名下。"

戰爭重新塑造了俄羅斯精英們的結構。 傳統的能源和金融寡頭讓位于與軍工復合體相關的新興精英。

《外交政策》雜志報道："尤里·波里索夫、謝爾蓋·切梅佐夫等與軍工企業相關的人物在普京的權力圈中影響力顯著上升。他們不僅獲得了豐厚的政府合同，還在關鍵政策決策中擁有更大的話語權。"

俄羅斯國防工業委員會前成員德米特里·羅戈津在一次罕見的采訪中承認："這場沖突改變了我們國家的權力平衡。那些能夠為國家安全和軍事需求提供支持的人自然獲得了更多資源和影響力。這不僅是經濟邏輯，也是地緣政治現實的反映。"

戰爭的代價在俄羅斯社會中分配極不均衡。 據莫斯科獨立智庫Levada Center的調查，約65%的征召士兵來自小城鎮和農村地區，而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居民在征召人員中的比例不到10%。

《華爾街日報》的一項調查發現，俄羅斯最富有的20%家庭在戰爭期間實際收入下降了約5%，而最貧困的20%家庭收入則下降了近25%。如果以購買力計算，比起戰前，俄羅斯的最貧困的普通平民損失了近一半的購買力。

來自車里雅賓斯克的工廠工人謝爾蓋·科茲洛夫在接受采訪時憤怒地說："我們的孩子在前線死亡，而莫斯科的富人們繼續開著奔馳，好像什么都沒發生。為什么總是普通人為政治家的決定付出代價？"

意識形態的代價 烏克蘭戰爭為克里姆林宮提供了強化民族主義敘事的契機。普京反復將這場戰爭描述為對抗"集體西方"的"生存斗爭"，并將批評者標簽為"民族叛徒"。

俄羅斯國家電視臺主持人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成為這種敘事的主要傳播者。在他的黃金時段節目中，他經常宣稱："我們不僅在為領土而戰，我們在為俄羅斯文明的存續而戰。如果我們失敗，俄羅斯將不復存在。"

然而，據《大西洋月刊》報道，這種敘事在社會不同群體中的接受度差異顯著。城市中產階級和年輕人不少人對此嗤之以鼻，而年長者和農村居民則更容易接受。

戰爭導致俄羅斯教育和媒體空間進一步軍事化。 2022年9月，俄羅斯教育部引入了新的"愛國主義對話"課程，每周一在全國學校舉行。據《紐約時報》報道，這些課程強調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的正義性。 歷史教科書也被修訂，俄羅斯是被迫應對北約擴張的受害者，成為了標準課程。

一位來自莫斯科郊區的高中教師瑪麗亞·伊萬諾娃匿名告訴《衛報》："我們被要求傳授的不是歷史，而是宣傳。如果學生提出質疑，我們被指示將他們引導回'正確'的觀點。許多教師，包括我自己，都感到深深的道德困境。"

同時，俄羅斯最后幾家獨立媒體在戰爭開始后被迫關閉或遷往國外。《新報》、電臺"回聲莫斯科"和電視臺"雨"等標志性媒體機構被關閉，數百名記者離開了俄羅斯。

據自由歐洲電臺報道，到2023年底，超過95%的俄羅斯媒體空間直接或間接受到國家控制。僅通過Telegram渠道和VPN訪問的獨立新聞來源維持著信息多元性，但其影響力有限。

烏克蘭戰爭加速了對異見聲音的壓制。自2022年2月以來，約有20,000人因反戰言論被拘留，超過500人面臨刑事指控。

莫斯科社會學家格里戈里·尤丁在流亡前對《經濟學人》表示："我們正在目睹一個社會的封閉。不僅是對外部世界的封閉，也是對內部不同意見的封閉。"

大俄羅斯主義意識形態不僅有政治和社會成本，也有巨大的經濟代價。

俄羅斯財政部的內部評估（經《華爾街日報》披露）顯示，截至2023年底，戰爭和隨后的國際孤立直接和間接成本已超過4500億美元，相當于俄羅斯2021年GDP的近30%。這一數字包括軍事支出、制裁損失、資產凍結、基礎設施重建和人力資本流失等。

前俄羅斯央行顧問謝爾蓋·阿列克薩申科表示："大俄羅斯主義的真正悲劇在于，它迫使國家將有限資源投入到擴張和對抗，而非發展和創新。結果是一種表面上的強大掩蓋著深層次的脆弱，這種模式在歷史上反復證明是不可持續的。"

雖然官方宣傳聚焦于"為祖國英勇獻身"的敘事，但許多失去親人的家庭感到被國家遺忘和背叛。

《華盛頓郵報》報道了來自俄羅斯東部城市伊爾庫茨克的安娜·馬卡洛娃的故事。她的兒子伊利亞在赫爾松戰役中喪生，遺體直到三個月后才被送回。"當地官員來參加了葬禮，給了我一面旗子和一張證書，然后他們就消失了。沒有任何心理支持，沒有對未來的保障。一次性賠償金很快就用于還債和基本生活費。現在，我甚至不敢在公共場合談論戰爭的真相，因為害怕被逮捕。"

由于財政不堪重負，對于傷殘軍人的后續支持也難以持續。

數萬名帶著身體和心理創傷的軍人返回家園，卻發現醫療和社會支持系統準備不足。《紐約時報》報道了25歲的前士兵伊戈爾·波波夫的經歷，他在巴赫穆特失去了一條腿："政府承諾的高科技假肢遲遲不到，我不得不依賴慈善組織。康復中心人滿為患，排隊等候時間長達數月。許多雇主一看到我的傷殘證明就婉拒了我的工作申請。"

戰爭的人力成本在俄羅斯全境分布極不均衡。

據《經濟學人》分析，從人口比例來看，來自布里亞特共和國、圖瓦共和國和達吉斯坦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傷亡人數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5-7倍。

來自西伯利亞布里亞特共和國的巴托爾·達巴耶夫告訴德國電視一臺："我們這里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人被征召或自愿參戰。經濟困難、高失業率和高額軍餉使許多年輕人別無選擇。現在，我們的城市充滿了寡婦和孤兒。這是一場我們沒有選擇的戰爭，卻由我們付出最大代價。"

但是，人的適應力是很強的。 戰爭持續三年多后，多數俄羅斯人已經適應了"新常態"。 莫斯科社會學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約7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已經調整了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以適應新的經濟現實。

38歲的葉卡捷琳堡居民尼娜·索洛維娃描述了她家庭的適應："起初我們恐慌,擔心會回到90年代的物資短缺。但人類是有適應能力的生物。現在我們知道哪些進口商品有替代品，哪些值得通過親戚從哈薩克斯坦帶回來，哪些可以完全放棄。我們減少了肉類消費，自己種更多蔬菜，放棄了出國旅行計劃。這不是我們想要的生活，但我們別無選擇。"

《華爾街日報》的觀察指出："俄羅斯人表現出驚人的適應能力，同時也逐漸對嚴峻現實麻木。這種社會心理狀態讓克里姆林宮能夠將'特別軍事行動'無限期延長，而不必擔心大規模社會抗議。"

不同社會群體對戰爭和國家狀況的認知差異加大，社會也正在分裂。 Levada中心的民調顯示，約65%的俄羅斯人主要通過國家電視獲取新聞，這一比例在老年人和農村居民中高達80%以上。

圣彼得堡大學傳播學教授伊琳娜·科爾蘇諾娃解釋道："我們正在目睹一個社會的認知分裂。一部分人，特別是年長者和遠離大城市的人群，完全生活在官方媒體構建的現實中。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年輕的城市居民，通過VPN和Telegram獲取多元信息。這兩群人對同一事件的理解可能完全相反，甚至無法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26歲的莫斯科程序員瓦西里·什特科夫講述了家庭內部的分裂："我的父母完全相信電視上說的一切，認為俄羅斯正在與納粹作戰。而我通過獨立媒體了解到的現實完全不同。我們已經不再討論政治，為了保持家庭和平，我們談論天氣和健康——這是我們唯一能達成共識的話題。"

俄羅斯未來無比黯淡

俄羅斯正從一個全球化的資源出口國轉變為一個更加封閉、自給自足但也更加低效的經濟體。 政府的權力在戰時不斷膨脹，歷史經驗表明，在戰爭中擴大的權力，并不會在戰后馬上消失。

為了防止社會動亂和戰死士兵家屬的情緒，部分戰時體制將長期在俄羅斯存在，而這將扼殺經濟活力。

本來俄羅斯就是低生育率人口，但戰爭將進一步擴大人口危機。

莫斯科國立大學人口學教授安娜塔西亞·拉基托娃警告："我們正在失去最具生產力的人口群體——年輕男性死于前線或殘疾返回，而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則離開國家。這種人口結構扭曲的影響將持續幾十年，遠超戰爭本身的時間跨度。"

根據《俄羅斯報》最新的統計，在過去的五年內，俄羅斯的青少年勞動力數量減少了近五分之一。人口專家指出，俄羅斯正面臨人口時間炸彈。到2030年，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將減少約15%-30%。

但即使付出巨大的代價，俄羅斯民眾心里的大國夢，其實離他們更遠了。

俄羅斯與歐洲國家的對抗，不會消失。即使解除部分國際制裁，歐洲各國對俄羅斯不可能恢復到過往的關系。歐洲民眾視俄羅斯為最大威脅的情緒，正在被俄烏戰爭點燃，俄羅斯人成為歐洲大國、世界大國的夢想不僅會破滅，還會成為進一步被孤立的歐洲孤兒。

最終，國際的話語權取決于經濟實力，而俄羅斯沒有。

抱著幾個蘑菇蛋自認為是個大國，那只是大號朝鮮。俄羅斯人通過戰爭和對抗來實現大國夢的路，是一條死路。

納入領土的克里米亞，每一年需要幾百億美元的財政補貼，成為了俄羅斯各地對中央財力汲取最大的地區。而處理烏東俄族人的問題，未來也需要天量的資金。

在 2014年前， 俄羅斯人均GDP達到 1.4萬美元，中亞國家、烏克蘭 有大量的年輕人去到俄羅斯工作，那時的俄羅斯人， 瞧不上中國 人的生活，有能力的 俄羅斯人， 渴望去的地方是倫敦。

今天，俄羅斯人對中國人的生活無比羨慕。普京不停地往中國跑。俄羅斯人與普京，已經別無選擇，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將成為一個依附者。

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在這種意識形態下，注定成為貧弱之國，大國之夢已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