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和賀龍之間感情頗深，而兩人的友誼還要追溯到1927年。

1927 年 7 月 28 日傍晚，周恩來和盤托出 “八一” 南昌起義的宏偉計劃，并誠摯邀請賀龍擔任起義軍總指揮，賀龍聽后內心激動不已，他毫不猶豫地向周恩來表態：“組織上叫我干啥我干啥，我一切服從黨的決定。”

9 月初，在瑞金的一所學校里，賀龍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后的賀龍，與周恩來等同志攜手并肩，率領起義部隊共 3 個師，一路奮勇拼殺，直抵廣東流沙。

然而，彼時敵強我弱，起義部隊面臨著彈藥匱乏等諸多困境，最終在激烈戰斗后，部隊不幸被打散。在萬分危急的關頭，周恩來在流沙親自主持召開會議，冷靜分析局勢，并果斷作出決定：賀龍等有名望的同志，迅速轉移至上海，以保存革命力量。

然而，賀龍一想到自己帶領的部隊被敵人打散，如今孤身一人，心情又變得十分沉重。

周恩來見狀，語氣溫和地安慰道：“賀龍，你的頭可是很值錢嘞，國民黨懸賞十萬大洋捉你呢。”隨后， 周恩來補充道：“你先在此處安心住下，關于你的工作，我已有所考量。黨有責任保障你的安全。你不妨思索一下，是否借此機會前往蘇聯，學習先進的軍事知識。”

對于自己的未來，賀龍認為自己前往湘鄂西拉隊伍、搞武裝、建立紅軍更為合適。出發之前，周恩來緊緊握住賀龍的手，再三叮囑他務必注意安全，抵達湘鄂邊后，若遇任何情況，要及時與中央取得聯系。

周恩來對賀龍的關懷，還體現在對其親屬的悉心照料上。1927 年 11 月，在賀龍抵達上海之前，周恩來便派人前往武漢，將賀龍的家眷妥善接到上海，并為他們安排了安全舒適的住處。

有一次，周恩來與賀龍談完工作后，語氣親切地說道：“你去看看你的家人吧，他們住在霞飛路。” 賀龍聞言，愣住了。他做夢也未曾想到，自己剛到上海，周恩來就已將他的家眷妥善安置妥當。

1947 年，賀龍奉命率部承擔重要的作戰任務，薛明則帶著孩子跟隨部隊轉移。在轉移途中，條件異常艱苦，道路崎嶇難行，物資短缺，還要時刻警惕敵人的襲擊。

周恩來時刻牽掛著賀龍一家的安危，他多次通過電臺了解轉移隊伍的情況，并指示負責后勤保障的同志，一定要確保賀龍家屬的安全，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幫助。

當得知薛明在轉移過程中身體不適時，周恩來立即安排隨行的醫護人員，為薛明進行檢查和治療。在醫護人員的悉心照料下，薛明的身體逐漸恢復。

新中國成立后，賀龍與周恩來在工作上繼續緊密協作，賀龍更是為周總理分擔了諸多重要事務。

1954 年，賀龍從西南地區調至北京任職，身兼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等數職，同時兼任新成立的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

彼時，我國體育事業百廢待興，在周總理對體育事業的高度關注與支持下，賀龍全身心投入到體育工作的規劃與推進中。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我國體育事業逐步走上正軌，各項體育賽事蓬勃開展，極大地減輕了周總理在體育領域的工作負擔。

不僅如此，在外交領域，賀龍也是周總理的得力助手。從 1954 年 9 月至 1966 年 5 月期間，賀龍多次率領、參加中國黨政軍及體育代表團訪問了 14 個國家，并接待了 24 個國家的 30 多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

在與外國領導人的會面中，賀龍以真誠、豪爽的性格，贏得了眾多外國友人的尊重與喜愛。他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述中國的革命歷程與建設成果，讓外國友人對中國有了更直觀、更深刻的認識，有效增進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與信任，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外交事業的發展。

1957 年，緬甸總理吳努訪華，訪問昆明期間，周總理安排賀龍陪同。由于吳努攜夫人一同前來，周總理特意安排薛明也一同前往。

在昆明湖濱招待所期間，大家每日一同用餐。當時昆明市正流行感冒，一天早餐時，周總理向薛明要酒，稱喝酒可以消毒預防感冒。薛明雖有些疑慮，但還是為總理斟了酒。

在為吳努總理舉辦的歡送宴會上，眾多少數民族頭人紛紛向周總理敬酒。總理心情愉悅，一連飲下三杯。賀龍深知總理身體狀況，擔心他飲酒過多影響健康，連忙接過少數民族頭人敬的酒，說道：“這杯酒是 ×× 敬總理的，我替喝，很感謝你們。”

周總理也明白賀龍患有糖尿病，不宜飲酒，便表示：“你別喝，這杯我喝。”

宴會結束后，回招待所途中，周總理還特意叮囑薛明要照顧好賀龍。

不僅是賀龍夫婦，就連賀龍的子女，周總理都頗為照顧。

建國初期，賀龍的女兒賀捷生對文學創作特別感興趣，周恩來得知后，鼓勵她堅持自己的愛好，并教導她要用文字真實地記錄革命先輩們的英勇事跡，傳承紅色精神。

在周恩來的激勵下，賀捷生更加堅定了在文學創作道路上探索的決心。她刻苦學習，不斷提升自己的寫作能力，后來創作出了很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在文學領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同時，賀捷生還投身于部隊的研究和宣傳工作，為傳承革命精神貢獻力量。

即便是在特殊年代，周總理仍想盡辦法關注著賀捷生等人的安危，指示相關人員盡可能為他們提供幫助和保護。多年后，賀捷生回憶起這段歲月，對周恩來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970 年，賀龍的女兒賀曉明在北大國際政治系畢業待分配，由于身份特殊，她在分配工作時既不能挑也不能爭，只能看著好單位被他人選走。最終，她背著簡單的行李，只身前往貴州，在雷山文教局做了一名收發員。后來，又被安排到陜西省一個衛生局工作。

在這些艱難的日子里，周恩來雖無法直接為她解決工作上的困境，但他對賀龍子女的關心，通過各種渠道傳遞給賀曉明，讓她感受到溫暖與力量。

只是，周總理沒想到，老戰友賀龍竟然會先自己一步離開。

1969 年 6 月 9 日，賀龍元帥含冤離世。當這一噩耗傳入周恩來耳中時，他的眼中滿是震驚與悲痛。

1971 年 “九一三事件” 后，周恩來敏銳地抓住時機，推動對賀龍案件的重新審查。在調查過程中，周恩來親自過問進展情況，要求務必做到嚴謹、公正，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1974 年底，在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不懈努力下，中共中央終于發出了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

1975 年 6 月 9 日，在賀龍逝世 6 周年之際，中央舉行了 “賀龍骨灰安放儀式”。此時的周恩來，身體已被病魔嚴重侵蝕，面容憔悴，身形消瘦，但他毅然決然地抱病出席

之前，鄧穎超特地打電話告訴薛明他們：“總理可能會來，要是來了，你們別太激動。”當周恩來踏入休息室，一眼便看到了薛明和賀龍的子女們，他的聲音瞬間顫抖起來，大聲呼喊：“薛明，薛明啊！”

門被推開，周恩來快步走進，緊緊地摟住薛明，淚水奪眶而出，聲音帶著無盡的悲痛與愧疚：“薛明，我沒有保住他啊！都 6 年了，老總的骨灰沒能移到八寶山公墓，我很難過啊！”

薛明望著周恩來那被病痛折磨得消瘦的臉頰，心中滿是感動與心疼，激動地只說出一句：“總理，我感謝你對我們全家的關懷。……” 便再也說不出話來。

隨后，在莊重肅穆的骨灰安放儀式上，周恩來神情凝重地站在賀龍同志的骨灰盒面前，身體微微前傾，連續向賀龍鞠了 7 個躬。

這場骨灰安放儀式，成為了周恩來生前最后一次參加的悼念活動。此后，周總理繼續在工作崗位上燃燒自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