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眼界所及

記錄所看所想

圖書館之肇始

韋力（著名藏書家，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按照業界看法，中國圖書館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代圖書館指的是古代藏書樓，其特點是重藏輕用；第二代圖書館指的是受西方觀念影響而形成的近代圖書館，其特點是藏以致用；第三代圖書館被稱為現代圖書館，其特點是資源共享。

文字的出現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而文字需要載體，廣義的載體就是各種材質的書，隨著圖書數量的增多，就需要有專門儲藏書的房屋或殿堂，這些建筑物就是廣義的圖書館。1900年，美國考古學家約翰·彼得斯等人在伊拉克尼普爾的一個寺廟廢墟中發現了一批泥版文書，其年代距今大約4000多年，這些泥版文書被視為流傳至今最早的書之一。但寺廟藏書不能等同于后世所說的圖書館，如今考證出最早的圖書館是公元前7世紀亞述帝國在尼尼微開辦的亞述巴尼拔圖書館，這座皇宮圖書館大致收藏了25000塊泥版文書，包括宗教銘文、文學作品、天文記錄以及數學、化學等科學方面的著作。

古埃及用莎草紙書寫的《死者書》大約在3000年前，古印度的《貝葉經》流傳至今者，有的也超過了2500年，古希臘、古羅馬也都建有一定規模的圖書館，但這些主要都是服務于皇室。古羅馬的愷撒想要建造一座規模宏大的圖書館，這個愿望在他去世后由其部下波利奧實現了，公元前30年代，羅馬城內有了第一個公共圖書館。

豐湖書院

中國最古老的文獻被稱為“三墳五典”。殷墟出土的商周甲骨文已然是成熟文字，故殷墟也被視為留存至今中國最古老的圖書館。秦始皇在都城咸陽的阿房宮設有專門的藏書機構，還專門安排“柱下史”負責管理藏書。漢高祖劉邦命蕭何接管秦朝遺留的圖書，為此專門修建了宮廷藏書樓，《漢宮殿疏》中稱：“天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也。”自此之后，中國歷代幾乎都有官、私所辦的藏書樓，同時還出現了一些具有集體性質的藏書機構，比如書院藏書，其介于公藏與私藏之間。

很多人認為現代圖書館是西方舶來品，無論辦館理念還是管理方法，均與中國古代藏書樓有著本質區別。這種說法有其道理在，但若仔細予以鑒別，也有不符事實之處。

中國很早就有與人分享的理念。春秋末年，孔子的弟子子路明確地說“愿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惜其所分享之物中，沒有提及藏書。魏晉時期，將私家藏書與人分享的觀念已然產生，《晉書·儒林傳》載：“（范平）家世好學，有書七千余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余人。”《南齊書·文學傳》稱：“（崔慰祖）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帙。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北宋時期，蘇軾的朋友李公擇曾在廬山五老峰下建藏書室，藏書量近萬卷，離開時把這些藏書留在了原處，與人分享，為此蘇軾在《李氏山房藏書記》中夸贊這種行為：“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到了明末，多位藏書家都談到愿意將自己的藏書與天下人分享。錢謙益在《跋〈草莽私乘〉》中談到李如一的藏書觀：“天下好書，當與天下讀書人共之！古人以匹夫懷璧為有罪，況書之為寶，尤重于尺璧，敢懷之以賈罪乎？”明末清初的曹溶更是反對把藏書封閉起來，為此特意撰寫《流通古書約》，提出了一整套互通有無、流通古書、為古書續命的具體方法。

清代中期，山東藏書家周永年提出了“儒藏說”。雖然這種說法早在明末時藏書家曹學佺就已經提出，但曹學佺當時的觀念是指整理歷代儒家經典及相應解說并匯為一處，與佛藏、道藏相媲美，曹學佺的“儒藏說”中并沒有提到書籍的流通問題。周永年的觀念則是倡導藏書公開，他認為只有公開才能更好地保存和流傳書籍，同時提出“惟藏之有法，故歷久不替”，他所說的保存之法，則是“天下萬世共讀之”。周永年還建起了藉書園，以實現他的共讀理念，而“藉”者，借也。

雖然藉書園的藏書最終也失散了，但是周永年的“儒藏說”理念卻通過《四庫全書》得以實施。周永年不僅參加過《四庫全書》的纂修和《四庫全書總目》的編寫，還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不少失傳的文獻。當年的四庫七閣，其中有三閣處在南方，乾隆皇帝規定南三閣可以對學人開放，免費入內讀書和抄錄，等等，已然具備了公共圖書館的功能，因此司馬朝軍先生主編的《〈四庫全書〉與中國文化》中稱：“一部《四庫全書》實即一部《儒藏》。”

晚清民國時期的不少藏書家都有將藏書公開的意識，比如玉海樓主人孫衣言稱：“鄉里后生，有讀書之才、讀書之志，而能無謬我約，皆可以就我廬，讀我書。天下之寶，我固不欲為一家之儲也。”清光緒二年（1876），國英所建共讀樓被稱為北京最早的私人圖書館，當時他特意在宗祠旁邊建樓五楹，認為自己的藏書“子孫未必能讀，即便能讀，亦何妨與人共讀”，故而把自己的藏書樓命名為“共讀樓”。

盡管有些傳統藏書家不吝于將所藏與人分享，但多數藏書還是秘不示人，這既與藏書家本人的性格相關，同時也是因為缺乏完善的社會制度，借出之書往往難以索回，所以他們寧愿深鎖瑯嬛飽蠹魚。在封建社會，個人藏書屬于私有財產，而儒家文化使得許多藏書家都希望子孫能世代守護自己辛苦積攢的文化成果，以便培養出更多的讀書人。比如明代范欽所創的天一閣，嚴格規定不能將書攜帶出閣，違者不許參加祭祖大典。明代藏書家葉盛在《書櫥銘》中寫道：“讀必謹，鎖必牢，收必審，閣必高。子孫子，惟學斅，借非其人亦不孝。”清代藏書家萬言的一方藏書章印文為：“吾存寧可食吾肉，吾亡寧可發吾槨，子子孫孫永勿鬻，熟此直可供粥。”清代藏書家王昶在藏書印中告誡子孫：“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棰。”這類藏書印還有許多，他們通過藏書印發出如此嚴厲的警示，一是說明古代藏書搜集十分艱難，能夠收集到這么多的善本確非易事，二是側面說明了在那樣的時代積難散易。

圖書的失散不僅僅是因為子孫不能守祖業，還有很多外在原因，尤其是社會動蕩，對公私藏書都會構成巨大威脅。比如近代的太平天國運動，他們用拜上帝教來否定封建傳統、儒家思想，在《詔書蓋璽頒行論》中稱：“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太平天國運動使得南三閣《四庫全書》僅余半套，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的海源閣損失過半。而那時的戰爭中心與藏書中心都在江南，致使很多藏書樓被毀。

戰爭結束后，一些有識之士看到了私家藏書的力量薄弱，再加上那段時間西方公共圖書館的理念漸漸為更多人所接受，有些人意識到，藏之于私不如藏之于公，密藏于家不如與人分享。隨著社會的開放和觀念的改變，越來越多的藏書家愿意與人分享自己的所藏，僅從藏書分享角度來說，這已經與現代圖書館的理念基本相同，只是在藏書樓的管理方式及分享方式上，尚未形成完善而持久的制度體系，致使很多與人分享的藏書樓一世而斬。然而，正是因為這些帶有分享性質的藏書樓存在過，就不能說公共圖書館觀念全部來自西方。

私人開放的藏書樓因為各種原因難以長久，于是有些人開始思考外國的一些圖書館為什么能夠長久保存，并且有著更高的開放度。

就物權而言，中國古代藏書樓大部分屬于私人所有，并沒有在國家政府層面對外開放的藏書樓。有些學者把傳統藏書之處稱為藏書樓，把新式觀念的開放式書樓稱為圖書館。對于中國近代圖書館的起源，吳晞在《從藏書樓到圖書館》一書中認為：“第一批超越了舊式藏書樓窠臼的新型圖書館，卻是西方傳教士們所創辦的基督教圖書館。”該書中提到明代中晚期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以及后來的繼承者湯若望、南懷仁等，他們帶來了西方的書籍，同時也帶來了公共圖書館理念，比如1623年艾儒略在《職方外紀》中介紹了歐洲的圖書館狀況。西方人在中國建的最早的西式圖書館應該是17世紀金尼閣所建的教廷圖書館，他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寫道“在中國成立了名副其實的教廷圖書館”。此后北京又陸續建成了南堂、東堂、北堂、西堂“四堂”圖書館。

之后又有了徐家匯藏書樓、文華公書林等，這些教會藏書樓的所藏，后來大多匯入了當今的公共圖書館，如果溯源各地公共圖書館的藏書，有不少都能找到教會藏書的身影。因此可以說，西方人在中國所建的教會圖書館，可以視為中國公共圖書館的前身之一。

徐家匯藏書樓內

總體來說，那時創建的一些西式圖書館在中國并沒有產生重大影響，此后因為禁教之故，這些圖書館處于封閉狀態。直到1840年后外國侵略者用堅船利炮打破了中國與世隔絕的狀態，西方傳教士再次來到中國，又建起了一些圖書館，比如1847年耶穌會傳教士在上海創辦的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以及1871年偉烈亞力創辦的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圖書館。胡道靜在1935年出版的《上海圖書館史》中轉引了他人對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圖書館的評價之語：“在中國境內最好的東方學圖書館。”

亞洲文會大樓

這個時期，中國早期維新派開始痛定思痛地思索為什么貌似強大的帝國卻敗給了西方，想要了解西方強勢的原因。林則徐主持翻譯了英國慕瑞在1836年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其中文譯名為《四洲志》，書中談到了西方近代圖書館狀況。魏源在《海國圖志》的序言中談到了編纂此書的動機和目的：“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洋人除了槍炮還有哪些長技呢？魏源在書中談到了西方的學校、報館以及圖書館等，后者與前者有著必然的關聯。此后徐繼畬在《瀛環志略》中也談到了西方圖書館。

1867年，王韜在朋友資助下前往歐洲游歷，他參觀了英法圖書館，在《漫游隨錄》中寫道：“法國最重讀書，收藏之富殆所未有。計凡藏書大庫三十五所，名帙奇編不可勝數，皆泰西文字也。”談到大英博物館時，王韜說：“其地袤廣數百畝。構屋千楹，高敞鞏固，鐵作間架，鉛代陶瓦，磚石為壁，皆以防火患也。院中藏書最富，所有五大洲輿圖、古今歷代書籍，不下五十二萬部。”

王韜注意到，這些圖書館除了藏書數量巨大，還可以任人翻閱：“其前為廣堂，排列幾椅，可坐數百人。幾上筆墨俱備，四面環以鐵闌。男女觀書者，日有百數十人，晨入暮歸，書任檢讀，惟不令攜去。”因此，王韜可謂是近代人物中第一次系統考察西方圖書館并撰寫介紹文章的人。

接受一種新事物，首先要接受其觀念，圖書館也是如此。以開放觀念論，如前所說，中國古已有之，比如阮元所建的書藏，這種開放觀念在社會上造成廣泛影響，后來多地都出現了仿阮元而建的各種書藏。但是能讀到藏書的人畢竟是少數，因此一些有識之士在接受了西方理念后，呼吁創建開放式圖書館。比如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先介紹了清代官私藏書之盛：“我朝稽古右文，尊賢禮士，車書一統，文軌大同，海內藏書之家，指不勝屈。”接著談到了私藏的弊端：“然子孫未必能讀，戚友無由借觀，或鼠嚙蠹蝕，厄于水火，則私而不公也。”即使官藏也非一般人能任意翻閱：“乾隆時特開四庫，建文宗、文匯、文瀾三閣，準海內稽古之士就近觀覽，淹通博洽，蔚為有用之才，作人養士之心，至為優厚。而所在官吏奉行不善，宮墻美富，深秘藏庋，寒士末由窺見。”最終這些費了很大氣力抄寫而成之書，被戰火所毀，“及寇亂洊經，付之一炬”。

對于西方圖書館的優點及狀況，鄭觀應寫道：“泰西各國均有藏書院、博物院，而英國之書籍尤多，自漢、唐以來，無書不備，凡本國有新刊之書，例以二分送院收貯。如有益于國計民生者，必膺朝廷重賞，并給予獨刊之權若干年。咸豐四年間，于院中筑一大廈，名曰讀書堂，可容三百人，中設幾案筆墨。有志讀書者，先向本地紳士領有憑單，開列姓名住址，持送院中，董事換給執照，準其入院觀書，限六閱月更換一次。如欲看某書、某冊，則以片紙注明書目，交值堂者檢出付閱。閱畢繳還，不許攜帶出門，及損壞涂抹，倘有損失，責令賠償。”

在鄭觀應看來，如果中國也建這樣的圖書館，就能使國家迅速強盛起來：“若合天下之才智聰明，以窮中外古今之變故，標新領異，日就月將，我中國四萬萬之華民，必有夐出于九州萬國之上者。”可見那時的有識之士介紹西方圖書館，目的仍然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但客觀上，他們讓更多世人了解到西方強盛與圖書館之間的必然聯系，這為中國建造近代新式圖書館起到了理論鋪墊作用。

1894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轉年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更加激起了一些有識之士救亡圖存的斗志。1895年康有為等人在北京、上海等地創辦了強學會，章程中寫明強學會要做四件事：翻譯西方典籍、發行報紙、開大書藏、建博物館，其中“大書藏”指的就是圖書館。1898年“戊戌政變”使得一些開辦的圖書館被查封。1901年清政府決定實行新政，新政之一就是要開辦近代新式圖書館。1903年，清政府頒布的《奏定大學堂章程》中提到“大學堂當附屬圖書館一所，廣羅中外古今各種圖書，以資考證”，于是各地新建起的大學堂紛紛開設了圖書館。

1904年3月，梁煥奎、龍紱瑞等在《湖南官報》上發表募捐啟，倡議創設湖南圖書館兼教育博物館，后經湖南巡撫批準將長沙定王臺改作圖書館。有些學者認為，湖南圖書館是中國第一所省立公共圖書館。此后，全國各省紛紛成立省立圖書館，一些市縣也成立了公共圖書館，與此同時，還有一些私人及團體也開辦了開放式的圖書館，由此使得公共圖書館在中國得以迅速普及，同時呈現出屬性的多樣化。

光緒年間的湖南圖書館兼教育博物圖書館，位于古定王臺

然而那時中國還沒有與西式圖書館恰當對譯的名詞，例如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父子合著的《外國史略》中介紹到荷蘭圖書館時，將其翻譯為“書院”，王韜則稱之為“藏書大庫”，鄭觀應稱之為“藏書院”，等等。對于這個新生事物，那時還沒有統一的定名，一些呼吁者把圖書館也稱為藏書樓，例如劉師培寫過《論中國宜建藏書樓》一文，文中感慨封建社會不以學術為公器：“嗟乎！三代以降，苛政日增，不知以學術導其民，并不以學術公之于世。”為此他提出：“今宜參用其法，于名都大邑設藏書樓一區，以藏古今之異籍。”劉師培所說的“藏書樓”其實就是現代公共圖書館。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孫家鼐談到西方教育時稱“泰西教育人材之道，計有三事：曰學校，曰新聞館，曰書籍館”，其所說的新聞館乃是指報社，書籍館實指公共圖書館。

對于“圖書館”一詞的使用，吳晞在其專著《從藏書樓到圖書館》中說：“中國‘圖書館’一詞的直接來源出自日文‘図書館’，最初是由梁啟超引進到中國來的。1896年9月在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上，首次出現了圖書館一詞。”可見“圖書館”一詞確實是舶來品。中國早期人文啟蒙者大多是從日本間接地接受西方觀念。程煥文在其專著《晚清圖書館學術思想史》中提及，日本古代和中世紀所建的藏書處稱為文庫，明治五年（1872），在維新派的推動下，日本政府創辦了東京書籍館，明治十三年（1880），該館改名為“東京図書館”，程煥文說：“是為日本使用‘図書館’一詞的開始。”

可見，日本的公共圖書館概念來源于西方，他們最初使用的是“書籍館”，后來有了“圖書館”一詞。中國借鑒此詞，在初期乃是將藏書樓與書籍館、圖書館等詞并行，后來才定于一尊，公共藏書處一律稱為“圖書館”，這種用法沿用至今。只是有一度將“圖書館”三個字合為一個字——圕，這是一個新造的象形字：將書放在一個大房子內。“圕”字是民國十五年（1926）由著名圖書館學家杜定友發明的，因為他在撰寫圖書館學著述時，感覺文中不斷地重復出現“圖書館”三個字太過麻煩，所以他發明了“圕”字來代替。1929年后，杜定友在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一次年會上提出《采用“圕”新字案》，獲得通過，于是有些書上就出現了這個新字。

總體來說，現代圖書館概念來自西方和日本，因此吳晞認為：“中國的圖書館是西方思想文化傳入中國的產物，中國圖書館的歷史是從接受西方的圖書館思想及管理方法之后才開始的。”

隨著圖書館的增多，相關的協會也隨之誕生，中國最早的地方性圖書館協會是1918年成立的北京圖書館協會，自此之后，各地圖書館協會紛紛成立，1925年又成立了全國性的圖書館團體——中華圖書館協會。該會的成立促進了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他們制定章程，培養人員，聯絡國際圖書館，等等，在許多方面都有開創性的貢獻。1920年，經韋棣華女士的努力，她與沈祖榮等人在武昌文華大學開設了文華圖書科，后獨立為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這是我國第一所獨立的圖書館學校，該校培養出來的圖書館學人才在日后成為中國第一代圖書館學專家，他們為此的付出必將為歷史所銘記。

但是，天下大多事物都具有萌芽期、成長期和衰敗期，如果說公共圖書館的核心觀念乃是“共享”二字，那么傳統的藏書家早已具有這種觀念，只是其管理制度與開放理念不如西式圖書館健全。故而我認為，西方圖書館的傳入，豐富和完善了圖書分享理念，出于這種認識，我認為講述中國圖書館的故事，就要從中國古代藏書樓中找出具有開放理念者，予以論述。

如果以具體藏書論，現代中國的公共圖書館均很重視古籍善本的收藏，很多館都將收藏善本量的多少，作為該館收藏水準的衡量標準之一，而這些善本原本大多來自古代的私家藏書樓。這也側面說明了傳統藏書樓與現代圖書館的遞承關系。

靈隱寺中的云林圖書館

因為我喜歡藏書之故，這些年來為了核對善本去過一些國內公共圖書館的善本書庫，為此陸續寫了一些圖書館參觀記。在新冠疫情期間，出門受到限制，故而坐在書桌邊將這些走訪圖書館之文分類梳理。在梳理書稿之時，我還是覺得講述中國公共圖書館要從傳統的、具有開放意識的藏書樓說起，比如阮元的靈隱書藏等，于是我將這部分內容補入文稿中，視之為中國公共圖書館的肇始，或者稱之為萌芽期。走訪各家省、市、縣級圖書館及學校圖書館是本書的正章，我將相關之文分類匯為公共編與學校編。也有一些其他性質的圖書館，比如家族性質的關族圖書館和司徒氏通俗圖書館，這些館不能稱之為公共圖書館的前身，但它們的開放理念也屬本書收錄的范圍，故而我將其放在輔翼編，我覺得它們恰好能夠表現中國開放式圖書館的多樣性。這種分法雖然不能涵蓋中國圖書館類型的全部，但大致可以看出開放式圖書館的延續和脈絡。

關族圖書館

司徒氏圖書館

按照原計劃，還有一些歷史悠久的公共圖書館應該前去探訪，但因疫情之故，這個想法難以實施。疫情的間隙我在北京市內尋訪一些老圖書館，然外地的一些老館卻沒有辦法前往補充。事實上，藏有古籍的中國公共圖書館數量遠比我想象的要多，這本小書不可能有這么大的涵蓋面，因此未訪到的圖書館只能期待將來出續集，以便更完整、更全面地展示中國公共圖書館的方方面面。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我的視角主要在古籍方面，因此沒有全面地講述各家圖書館的豐富館藏，比如平裝書、洋裝書、外文書及報紙雜志等，文中記述的主要是參觀善本庫和觀賞善本時的感受，但是我的狹隘和偏見并不能掩蓋各家圖書館館藏的豐富，讀者可以走訪各家圖書館，親自去領略一番。

于我而言，參觀現代化的圖書館，卻專門去看其中的古籍，這有如流行歌曲中的“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似乎用這句歌詞來形容中國公共圖書館也很貼切。雖然我所談的僅是一私之偏，卻也是愛書人大多感興趣的角落，對于公共圖書館的全面論述，則只能留待方家了。

這些年來的圖書館尋訪，我得到了很多師友的幫助，得以進入一些重要圖書館的書庫，目睹那些如雷貫耳般名典的真容，在此我向那些為我提供過幫助的師友表示鄭重謝意。在圖書館之旅中，我既看到了老的館舍，也看到了新的設施，驚嘆于圖書館的壯美。天堂是不是圖書館的模樣，我沒去過天堂，不敢下斷語，但我可以確定地說，圖書館一定是知識的天堂，也是愛書人心中的天堂。

時至今日，社會在巨變中，網絡數字化越發普及，數字圖書館也不斷涌現，今后紙本書是否真會成為陳列用的古董，我于此不敢斷言，但我覺得書籍是人類社會共同的文化遺產，無論圖書變成什么形式，曾經的歷史都不能忘卻，我以自己的眼界所及，記錄下所看所想，這就是我寫本書的初衷。

韋力

2022年5月28日

（本文為《館窺——我的圖書館之旅（全四冊）》序言，推文標題為公眾號所加）

編著者：韋力 著

ISBN：978-7-5013-7430-4

裝幀開本：精裝 16開

定價：400.00元

■ 文章來源：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綜合編輯室

編輯 | 楊洋

監制 | 張頎

審核 | 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