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的戰犯歲月

北京衛視《往事》欄目

最后的戰犯：我的父親黃維

黃慧南／口述 李菁／撰文

畢業于黃埔一期的黃維，三十四歲便成為國民黨王牌部隊整編第18軍軍長，可謂春風得意。豈料十年之后，他的人生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1948年底，身為第12兵團司令的黃維，在淮海戰役中被解放軍俘虜，繼而成為“戰犯黃維”，從而接受了漫長的二十七年改造。1948年9月，當黃慧南呱呱墜地時，她的父親黃維已被自己無法主宰的力量推進戰爭里；她的母親蔡若曙，一個美麗的江南女子，在充滿動蕩與不安的年代里，卻艱難而頑強地守護著一份感情整整二十七年。二十七年的等待最終卻僅換來一年的團聚。大時代背景下，這個家庭的悲歡離合是另一個令人唏噓的故事。

陌生的父親

淮海戰役，是父親作為軍人參加的最后一場戰役，也是他和我們一家人命運的轉折點。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場戰役對父親來說有些突然。媽媽后來告訴我，我們家在廬山有個小別墅，每年夏天全家都會到那里避暑。1948年夏天，爸爸媽媽照例上了廬山，哥哥姐姐們也從讀書的學校趕回來團聚。不久，父親接到命令，要他立即下山趕到武漢。與父親告別時，媽媽挺著個大肚子，肚子里是已經九個月的我。

因此，父親沒有等到一個月后我的出生，我們父女第一次面對面，已是十七年之后。

我小時候是和媽媽、外婆還有姨媽、姨夫一起生活。這么多年，姨夫和姨媽一直把我當成自己的女兒。姨夫叫黃崇武，我從小到大也一直以為他就是我的生父，上學時填的家庭關系表里，“父親”與“母親”一欄里，我寫的都是姨夫與姨媽的名字。在家里，我喊姨夫和姨媽為“爸爸”、“媽媽”，而用上海話喊自己的母親“姆媽”——我長大后還想，那時我怎么沒有想過，家里怎么會有一個媽媽一個姆媽呢？但我那時一點也不覺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姨夫的父親叫黃梅興，1937年8月14日，淞滬抗戰的第二天，黃梅興在率軍攻打位于上海虹口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時不幸被炮彈擊中，是淞滬抗戰中第一位為國捐軀的將領。因為黃梅興與我的父親、杜聿明等都是黃埔一期的同學，關系非常好，所以黃梅興犧牲后，黃埔軍校的同學對黃崇武非常照顧。黃崇武與這些將領的家屬，比如杜聿明的女兒杜致禮等都非常熟。姨媽比我媽媽小十歲，一直跟著我媽媽生活，他們也是這樣認識的。黃崇武本人也是黃埔18期的學員，曾經在蔣緯國的裝甲兵部隊里擔任過軍官。

長大后我才意識到，是大人們一直默守著這個秘密，不想讓我的生活被父親的“陰影”籠罩。因為有了他們的這種保護，我是在無憂無慮中長大的，從未感覺自己跟別的同學有什么不一樣。我從小成績很好，老師、同學都對我很好，一直到了初中三年級。我們班的團支部書記報名參了軍，臨行的某一天，他特地找到我說：“你沒有入團不是你自身的問題，而是因為你父親，所以你不要有包袱，只要你好好表現，以后還是有機會的。”

他的這一番話，讓我覺得莫名其妙。回到家里，我問大人們是怎么回事，我記得那天是姨媽和姨夫第一次正式和我談了家事。從那一天起，我才知道，自己的父親，原來是“戰犯黃維”。這一年，我馬上就要初中畢業，我也第一次在“父親”一欄里寫上“黃維”二字。在“家庭出身”這一欄，到底該寫“反動軍官”還是什么，大家意見不一致。我記得，大人們還爭論了一段時間。

因為大人們很少在我面前提他，所以對于這樣一位父親，我也沒什么特別的感覺，總是覺得他離我的生活很遙遠。

黃慧南與母親蔡若曙

轉眼到了1965年，我正在讀高中二年級。有一天，我正在上課，教導主任把我叫出來說：“你父親來了，住在錦江飯店，你去見一見他。”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去！”但學校和家里人都做我的工作，讓我意識到，這甚至是一個政治任務，我必須得去。

那一天，是姨夫帶我去的錦江飯店。看到父親時，我既沒有油然而生的親近感，也不是很害怕——之前在一些歷史資料上看到說黃維在淮海戰役中準備施放毒氣，給人感覺就像殺人魔王，看到他的第一印象，覺得他不是那樣的人。當時父親還在改造期間，所以現場還有幾位穿著公安制服的陌生面孔在旁邊做記錄，我并不緊張，就是感覺有點怪。

我朝著他喊了聲“爸爸”，看得出，他非常高興，想方設法找話題跟我說話。那一次也是父親和一些戰犯被帶出來參觀，他們剛從杭州到上海，他很興奮地跟我講路上的見聞。這一次參觀對他震撼挺大，他思想上的變化也是從這一次參觀開始的。

那一年父親六十一歲，還很精神。雖然在此之前我們從未見過，但很顯然他對我的所有情況都了解，他還問我以后想學什么，我能感覺得到他非常在意我。我后來才知道，早在50年代初，媽媽第一次去探視父親時，父親便讓媽媽把我的照片寄給他看看，媽媽特地帶我去照相館拍了一次照片。后來沈醉告訴我：“你爸爸在管理所里，一直把你的照片放在他的左兜里，像寶貝一樣珍藏著。”

也許因為我出生的特殊，父親似乎對我總有一種隱隱的歉疚之情。高中畢業后，我到東北插隊，身體出了些狀況。那時候父親已經可以與家屬通信，媽媽把我的情況在信里很詳細地告訴他。父親后來把他在里面勞動得到的錢攢下來，大概有200多元，寄給媽媽，讓她給我看病用。我后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見到了負責父親的那位管理員，他說：“別人都是從外面往管理所里寄錢，你爸爸是從里面往外寄，我在這里管了這么多戰犯，還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情況。”

命運轉折

在得知被派往戰場要與解放軍一戰時，父親把我們全家都托付給了姨夫。現在想起來，他那時可能已經有了不祥的預感。

1948年，國共軍事決戰的態勢已越來越明顯。8月，蔣介石整編部隊，組成了約12萬人的第12兵團，號稱國民黨的王牌部隊。當時，外界普遍猜測由18軍軍長胡璉來當這個兵團司令，但因為胡璉是陳誠的嫡系，而陳誠與白崇禧等人之間矛盾重重，多方角力下，離開戰場多年的父親就成了蔣介石起用的一枚棋子。

在國民黨軍隊里，父親以清高和耿直著稱，也有人評價他書生氣太重，不諳人情世故。不過父親早期的軍事生涯卻非常順利。他是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的第一期學生。畢業后，他在討伐陳炯明的兩次東征和與直系軍閥孫傳芳的戰斗中表現出色，所以他也很快得到提拔。

很少有人知道的一點是，當年引導父親考入黃埔軍校的，竟然是方志敏。父親與比他大四歲的方志敏早年都就讀于江西省立第四師范學校，他們志趣相投，在方志敏的建議下，兩人一起到上海報考黃埔軍校。不過，已秘密加入共產黨的方志敏后來從上海改道回江西，發動了農民起義，走上了另外一條路。更有意思的是，我后來看到一篇文章中說，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主持黃埔軍校第一期上海考區招生的，竟然是毛澤東。父親后來也曾回憶：“當時我與方志敏大哥、同鄉桂永清等來到上海參加黃埔軍校第一期的招考，接待我們的便是年輕的毛澤東主席，這么說來我算是很早就認識主席了。”所以說早期的國共，確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過到了1927年隨著國共之間的分裂，黃埔一期的學生也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父親與宋希濂、杜聿明、鄭洞國等人仍然追隨“校長蔣介石”，而陳賡、徐向前卻選擇了共產黨。十幾年后他們在內戰戰場上兵戎相見，這也是黃埔軍校另外一個令人感概萬端的故事了。

1932年，父親在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一期畢業后，回到第11師，當時任第18軍軍長的陳誠對他非常賞識。父親由此也被視為陳誠“土木系”的一位重要將領（注：陳誠的系統人稱“土木工程系”，“土”，意思是11師，“木”，意思是18軍，“工程”，意思是18軍下屬的工程旅，陳的基本干部多出自這幾個部隊，而國民黨五大主力中，唯一為陳誠掌握的，就是18軍），三十四歲那年，父親就擔任18軍軍長，可見陳誠對他的信任。

淞滬會戰是父親一生中最難忘的記憶。盧溝橋事件爆發時，父親正在德國——他是1937年2月才從上海坐船離開的，原計劃在德國學習一年的軍事。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他應召緊急從柏林起程回國。幾經周折回到上海后就直接奔赴前線。幾天后，他便接任第18軍第67師師長職務。當時67師打得非常慘烈，面對日軍的猛烈進攻，生生守了一周，打到最后，他手下的三個團長，一人戰死兩人重傷，師部除了一個電報員，連文書、炊事員都拿槍上去了，戰后整編，活著的人連一個團都湊不上。

1980年，父親隨全國政協組織的考察團到南方考察，路過上海時，他很少有地提了一個要求：派一輛車送他去當年與日軍激戰過的羅店一帶去看一看，就他一個人，不要別人陪同。他的要求讓政協很是緊張了一陣，因為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后會發生什么，最后請示很多人才同意。

從羅店回來那天，父親很不平靜，因為羅店當地還有很多從淞滬抗戰中幸存下來的老百姓，他們知道父親的身份后很激動，告訴他說：“當年不怪你們，知道你們已經盡力了。”所以他又激動，又欣慰。

1938年，父親又參加了武漢會戰。不久，因為日軍攻占越南，云南一帶形勢緊張，父親又被任命為第54軍軍長。54軍駐扎云南文山縣，條件非常艱苦。我后來聽父親的部下說過，當年父親還讓連隊都去種地、養豬以改善生活，而他和母親住在廟里的一個偏殿里。

54軍隸屬于第9集團軍，集團軍司令關麟征是何應欽的親信，而何應欽與陳誠素來不合，相應地，父親也與關麟征矛盾重重。不久，關麟征指控他“吃空餉”，而要罷免他——調查發現，“吃空餉”是事實，不過父親并不是為了自己貪污，而是因為看到士兵生活太苦，父親多列了一些人名來給士兵一點補貼。罷免父親之事在軍中遭到很大反彈，最終不了了之。

那時候，因為中美聯合在滇緬作戰，所以云南也是美軍活動的一個重要地點。姨媽后來告訴我，那時昆明駐扎著很多美軍，他們經常開舞會，活動很多，鄭洞國的太太跟我媽媽是好朋友，都屬于“美女太太”。她們還經常可以看到史迪威，他非常喜歡小孩子，我姐姐那時候也經常和他們在一起。

去年，我輾轉得到史迪威外孫轉過來的一張照片。上面是史迪威在滇池邊上與杜聿明、鄭洞國、關麟征、何應欽等很多中國將領的合影。這是這么多年來，我第一次看到父親年輕時穿戎裝的樣子。這張照片還有一個小女孩，之前大家都不知道她是誰，也有人猜測是杜聿明的女兒杜致禮，我看到那張照片的第一眼就認出，她是我的姐姐黃敏南。姐姐根本不知道還有這樣一張照片，等她再看到這張照片，時光已隔了六十六年，所以我們都非常激動。2009年5月，史迪威的外孫約翰·伊斯特布魯克先生來北京時，我和姐姐一家還專門宴請了伊斯特布魯克全家，感覺非常奇妙。

當時，54軍曾被當時執掌中國遠征軍的陳誠編入了中國遠征軍序列，所以從理論上講，父親也是遠征軍將領之一，只不過時間很短暫，他很快就被排擠而離開。2004年，我到了云南滇西一帶，跟著爸爸的幾位老部下一起去騰沖憑吊了國殤墓園，國殤墓園里還有一塊是父親的54軍戰士的墓地。父親在任54軍軍長的同時還在昆明任防守司令，所以我到昆明后還四處打聽司令部在哪兒，可是當地人告訴我，原址早就拆了。

現在來看，父親參加的著名戰役并不多。我后來想，可能是因為父親是陳誠的嫡系，而陳誠一般情況下不舍得把自己最好的部隊派出去，一定留到最后再用吧。

此后很長一段時間，父親主要從事軍事訓練和教育工作。抗戰后期，因為大批青年學生從軍入伍，國民黨政府專門設立了“知識青年從軍青年軍編練總監部”，羅卓英任總監，父親任副總監，任政治部主任的是蔣經國。在此期間，父親先后訓練了5000多名青年學生。父親和蔣經國關系較好，他們有過幾次合作，我后來還聽外婆說過，有一年他們駐扎在杭州一帶，蔣經國還到我們家里來做客。

1947年秋天，國民黨剛成立了一所新制軍官學校，準備仿照美國西點軍校的體制，培養陸海空三軍軍官，父親任校長兼陸軍訓練處處長。從他本人的個性來講，他也更喜歡軍事教育，想好好辦這所學校。所以當1948年得知被調往淮海戰役前線——國民黨方面叫“徐蚌會戰”時，他并不想去打這場仗。接受任務時，他還跟蔣介石約定：“等我打過這一仗之后，我還要回去辦我的軍校，司令官還是胡璉同學來做。”

客觀來看，長期脫離軍事一線的父親，對真正的戰場已經疏遠了；而且，他對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也深感厭惡，不過人在其中，身不由己，他也意識到蔣介石此時有臨危授命之意，很難推辭。

蔣介石對父親的信任與賞識不是什么秘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父親畢業于黃埔軍校，是蔣介石最正宗的嫡系。淞滬會戰后，蔣介石在自己的官邸接見了父親，特地送了他一張自己的照片，照片上，蔣介石親筆題寫：“培我將軍惠存。”父親的號本是“悟我”，但他知道，這是蔣介石有意表達對他的信任和期許，從此對蔣介石更加忠誠。

父親晚年在接受美國記者訪問時曾說：“抗戰結束后，沒有人想打仗，我也不想打。蔣介石教訓我：‘這仗非打不可，你要不把共產黨消滅了，我們就死無葬身之地。’我就沒話講了。他是我的老師，我的校長，我多年的長官，我只有聽他的。”

不過，父親一生都沒說過蔣介石的一句壞話，即便他在接受了二十七年的改造之后也沒有。晚年接受采訪被問及對蔣介石的評價時，他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這個人是個英雄，但他的那一套過時了，所以失敗了。”

淮海戰役

當年如何被俘的細節，父親后來只字不提，我還是斷斷續續聽家里人提起才略知一二：1948年12月初，第12兵團已被解放軍包圍在雙堆集附近幾個村莊里，12月15日晚，父親下令突圍，還希望能僥幸保存一部分殘兵敗將。父親與副司令官吳紹周、胡璉各自乘坐一輛戰車向外沖，突圍前，胡璉把最新的坦克車給他，沒想到這輛新車卻出了故障，他棄車而逃最終被俘，吳紹周因為浮橋被前兩輛車壓斷也被俘虜，只有胡璉一人坐著舊坦克逃跑了。

其實從現在看，那時候國民黨已經大勢已去，民心盡散。如今廣為人知的一個細節是，在淮海戰役后期，當蔣介石下令第12兵團火速奔赴徐州救援杜聿明兵團時，在國民黨國防部的共產黨臥底劉斐將第12兵團進軍路線迅速傳到了西柏坡。據說當毛澤東手握第12兵團進軍圖時，蔣介石還沒有看到國防部關于第12兵團的任何報告。

另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在雙堆集前線，廖運周在第12兵團被包圍的關鍵時刻率第110師反戈一擊，成為第12兵團被殲滅的關鍵轉折點。

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當時在656團當團長的廖運周，向任18軍軍長的父親借炮打日本人。他們兩人本來并不認識，后來父親得知廖運周本人是黃埔五期學生，他的哥哥廖運澤是他黃埔一期的同學時，仗義解囊，借了8門大炮給他。廖運周也確實出色地完成了打擊日軍的任務，由此贏得了父親的信任。

到了1948年，廖運周已是國民黨部隊第110師師長。當父親決定突圍的時候，廖運周主動找父親表示，110師要當先頭部隊先突圍出去。父親對廖運周深信不疑并寄予厚望，指示“戰車、大炮，一律讓110師先挑”，但他并不知道，廖運周早在20年代就秘密加入了中共。結果，廖運周在安徽省宿縣起義，先挑的重炮結果全部對準了第12兵團。

全國解放后，廖運周被任命為解放軍炮兵學校校長，1955年成為共和國第一批少將。父親被特赦后，有一次在黃埔軍校校友會上，見到了廖運周，還梗著脖子不和他說話。

父親去了戰場，媽媽陷入了常人難以承受的煎熬之中。我后來聽姨媽說，淮海戰役打到后來，父親生死不明、音信皆無，媽媽急得經常給國民黨的國防部打電話，對方總是告訴她要突圍。后來情形急轉直下，國民黨撤退到臺灣，把我們一家，包括姨媽和姨夫也都接到了臺灣。

后來有文章，也有一部電影里有這樣的情節：媽媽去找胡璉要撫恤金，結果胡璉一看見她就破口大罵，說第12兵團因為爸爸指揮不當才全軍覆滅的，還有什么臉來要撫恤金。不過，我從來沒有在媽媽那里聽過類似的回憶。胡璉在突圍中因為坦克被擊中也受了傷，姨媽還曾陪著我媽媽一起去醫院看胡璉，姨媽后來告訴我，胡璉對她們很客氣，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個情節從何而來。

我們一家在臺灣生活了兩年——那時我太小了，所以對臺灣的生活沒有任何記憶。后來又到香港生活了一年。我相信兩岸之間還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媽媽到了臺灣后曾借道香港，一個人偷偷回過大陸一次，知道父親并沒有死，而且大陸這邊對她可能也有一些承諾，于是她便鐵了心要回來等他。不久，我媽媽帶著哥哥姐姐和我又一起回到大陸，定居在上海。我后來才意識到，其實這么多年，我們家一直受到若明若暗的保護。

母親回到上海后，考上了一份上海圖書館的工作，據說當時圖書館對能否招這樣身份的人也挺猶豫的，但后來還是錄取了她。周總理和陳毅在找一些民主人士座談時，還提到過母親，認為她自食其力，值得肯定。姐姐當年報考復旦大學時，校方起初也不敢收，后來是報到總理那才入了學；在大學讀書時正趕上抗美援朝，她還曾很積極地報名參加，沒人敢批準，又是一級一級地報上去，到了總理那兒，最終還是不允許她去。

最后的戰犯

被俘虜那年，父親只有四十四歲。他與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關在北京功德林監獄里。初到功德林時，抵觸情緒很大，處處與管教人員對立，還吟誦于謙的《石灰吟》自勉，不少戰犯后來的回憶錄里對此都有描述，說他即便到了戰犯管理所里也一直挺著腰桿走路，不失將軍的威風；他甚至還留起了胡子，自稱“在國民黨時期留的胡須，不能在共產黨的監獄里剃掉”。當時監獄規定，每個戰犯讀被指定的書后，要結合自己的罪行談讀書體會。杜聿明讀了《論持久戰》后寫了萬余字的讀書筆記，并要求將自己的讀后感寄給蔣介石。有的戰犯在談體會時，發言長達兩個多小時。但是，父親不講話也不表態。與宋希濂、杜聿明這些積極改造的戰犯相比，父親成了“抗拒改造”、“最頑固不化”的典型。

有一部描寫戰犯改造的電影里也有這樣一個鏡頭：在一次學習中，其他戰犯都在積極揭露蔣介石的罪行，父親不僅不揭發，反而發表攻擊誹謗我黨領袖的言論，學習組組長董益三等便動手打了他，父親也不肯示弱，結果雙方打成一團。特赦出來后，董益三和我們家就住在一個樓，后來在政協工作，父親和他還經常坐一輛車回來，父親從來也沒有跟我提過這件事，我想即便是真的，在那個特殊年代里發生的事情，父親后來也不會再放在心上。

不過，現在想起來比較有意思的是，一方面，父親是“頑固不化”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也正因為如此，政府也煞費苦心、不惜任何代價要將他改造過來。

剛剛關進去時，父親的身體很差。他得了五種結核，1953年春結核病發作，腹膜結核發展為腹膜炎，出現了大量腹積水，兩腿腫脹，不能下地，病情嚴重。周總理辦公室多次詢問他的病情，指示一定要盡全力搶救其生命。為了治好父親的病，北京著名的醫學專家都過來為他會診。不僅如此，政府還特別申請一筆外匯，到香港買很貴的抗生素給他治病。

父親生病的四年里，管理所每天都為他提供一斤牛奶、兩個雞蛋和三兩豬肉，即使在最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都沒斷過。父親的內心也受到觸動，他后來說，這樣重的病，又病得這樣久，若在過去，雖然他是國民黨的高級將官，也得一命歸西。但是，那時的父親仍然懷著抵觸情緒，認為政府是想先把他治好后再讓他交代一些事情，所以態度仍然不好。

父親當年最為著名的，便是他的“永動機”的故事了。被俘后，他們先是在石家莊附近的井陘集訓了一段時間。他在茅草屋里待著沒什么事，看到外面有人來打水，搖那個轆轤，看得久了，便產生了奇想。他認為，重力無處不在，他要設計一種發動機，把重力變成動力，那么這部機器可以永遠自動運轉，這是一項可以改變世界工業的革命。

父親向管理方要求提供研究條件，遭到理所當然的拒絕。后來，張治中奉毛澤東和周恩來之命到管理所看望戰犯，他乘此機會委托張治中把申請從事永動機研究的報告帶給中國科學院。科學院回復說，他設想的機器叫永動機，永動機早已被科學證明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這項工作沒有意義。但是父親不死心，還要堅持他的永動機，這也被理解成他抵觸改造的一種方式。

文革開始后，他們被轉到秦城監獄，他在秦城監獄里也落下“惹不起”的稱號。不久，因為社會上被抓進來的“反革命”、“特務”越來越多，監獄人滿為患，從1968年4月起，父親從北京秦城監獄轉押到撫順戰犯管理所。

撫順戰犯管理所曾經關押過溥儀和一些日本戰犯，比較有經驗，管理也更人性化一些，所以在了解了父親的想法后，他們覺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所以他們放手讓父親試驗，還從管理所電機廠調來四名技術人員，與學理科出身的幾名戰犯成立科研小組，幫助他研制“永動機”。為了支持他的設計，管理所還花費了一些經費，委托機械廠加工某些技術要求較高的配件，最終按照父親的設計圖紙，制作出了一臺“永動機”。

當然，“永動機”只轉動幾圈便停了下來，但是父親內心卻發生了很大變化。“永動機”于父親來說，亦禍亦福——如果不是因為他一直堅持研究永動機而被認為是抗拒改造，他可能早在1959年就被放出來了；可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撫順戰犯管理所放手讓他研究，他思想上的結才一下子打開。加之他后來參觀了許多地方，他發自肺腑地承認，很多國民黨沒有做到的事情，共產黨做成了，所以他后來開始誠心誠意地檢討自己。

就在特赦前的一個月，父親的心絞痛突然發作，瀕臨死亡。管理所得到指示，不惜一切代價要治愈父親的病，他被緊急送到當時東北最好的醫院。國務院領導還要求公安部立下軍令狀，要確保他在特赦前的生命安全，公安部專門派來兩位工作人員，代表國務院了解檢查治病情況。為此，醫院專門成立了一個護理小組2小時看護他，告訴他配合醫生，馬上要特赦了，一定要活著出去。結果，父親終于在特赦令下達前轉危為安，奇跡般地恢復了健康。

父親當年被俘后，國民黨政府曾宣布黃維陣亡，并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我想這也是中共方面竭力挽救父親的目的之一，以反駁國民黨的宣傳。

這些最后的戰犯，可以自由選擇去處——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國家療養，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還表示，被特赦的人員愿意去臺灣的，也可以去，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來的，照樣歡迎。父親的第一選擇是想回江西貴溪的老家，可能想從此和母親安安靜靜地度過晚年，但因為他的身份，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當時的一個政策是，家屬在哪兒，就回到哪兒，所以父親特赦那天，上海統戰部的人陪媽媽到北京，準備接父親一起回上海。但可能因為父親的身份比較特殊，中央最終還是將他留在了北京，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我后來聽說，臺灣方面還許諾，補發他當中將二十七年的工資，讓他到第三地去。父親都拒絕了。他一直說：“共產黨對我有恩，一是沒有殺我，二是把我的家人也照顧得挺好的，兒女們都受了教育。”

也是因為生命里這一段特殊的經歷，父親也由此和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結下一段特殊的感情。用他的話說：“金所長是紅小鬼出身，卻把青春浪費在我們這些沒有意義的人身上。”當年金源所長陪同他們最后一批獲得特赦的戰犯到了北京，等他們安頓好之后，金源所長又回到撫順。那一天，他們很多人到火車站去送金所長，父親一生很少掉淚，但那一天，他掉了眼淚。回到家后，他很長時間沉默不語。撫順戰犯管理所對待父親，的確也花費了很多心思。父親對此深有體會，他甚至稱那里為“第二故鄉”。1985年11月，在他特赦十年后，已經八十二歲的父親重訪撫順戰犯管理所。他沒有住賓館，而是特地要住當年關押的地方，這樣便在2號監室住了一宿。

短暫的團聚

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名單里終于有了父親的名字。那一年是我記憶中最幸福的一年，我們的家第一次變得完整，但我們誰也沒有想到，二十七年的等待，只換來一年的團聚。幸福，太短暫了。

黃維與蔡若曙

母親原名叫蔡維新，是杭州姑娘，“若曙”是父親給她取的名字。我的外公蔡仲初是當地名流，父親在北京陸軍大學特一班畢業后就去了南方，經過杭州時，到外公家做客，認識了我的媽媽。

媽媽也很少泄露她內心的情感。那時候，她已經去功德林監獄看過父親，勸他聽政府的話，卻屢屢被父親罵回來，說媽媽是幫助共產黨來教育他。媽媽回來很傷心，但這么多年就這么一直等著他，多少風浪、多少運動，組織、朋友都勸她離了，但她根本就沒考慮過。

1959年國慶10周年，要特赦第一批戰犯。之前有關組織找到媽媽和姨媽，有點打招呼的意思，所以媽媽對爸爸的特赦抱了很大希望。12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單，功德林1號里有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楊伯濤等十人被特赦，卻沒有爸爸的名字。這對媽媽是個非常大的打擊，那時候，她便開始出現幻聽的癥狀。我后來聽說，在第一批特赦名單里原本有他的名字，卻因秦城監獄的堅決反對而作罷，結果一直拖到最后一批。

黃維夫人蔡若曙

1960年又公布了第二批特赦人員名單，仍沒有父親的名字，1961年第三批，1962年第四批……一直到1966年公布了六批特赦名單，都沒有父親的名字。媽媽一次次滿懷希望后又跌入傷心失望的深淵，很多年后想起來，我都難以想象她的內心究竟經歷了多少磨難。

如果按照文革前的節奏，父親也許會更早幾年得到自由。然而，在1966年文革風暴席卷全國后，軍隊接管撫順戰犯管理所，實行軍管，特赦中斷。文革爆發后，父親出來的事情一下子變得遙遙無期，那時媽媽已經退休，她到北京來幫助在清華大學工作的姐姐帶孩子。清華的紅衛兵是最厲害的，他們很快就把媽媽這個“反革命家屬”揪了出來，媽媽被趕回了上海。

那一年我高中畢業，趕上“上山下鄉”運動，我不想離開媽媽，老師同學也在幫我爭取留在附近的農場，但還是徒勞，我最終下放到了吉林的農村。離開上海時，媽媽哭得好傷心……我家住在三樓，我以前想起什么事總在樓下喊她，我走了以后，媽媽總是覺得我還在樓下喊她，幻聽越來越嚴重。1970年的一天，幾個公安部的人到上海找到媽媽，把我們所有子女的地址和情況都登記下來，看樣子父親馬上就要回來了，媽媽心里又一次燃起希望，但是沒想到轉過年來的“林彪事件”，又讓一切杳無音信。這樣一過又是好幾年。

不過，這一次總算知道父親已被轉到撫順的戰犯管理所了。在此之前，我們很久都沒有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哪兒。

自從十七歲與父親見了一面后，在我心目中，這個父親離我就近了，我開始把他當成家里的一員。因為我在吉林插隊，知道父親在撫順后，我告訴媽媽說：“我要攢路費去看他。”我也第一次知道父親的生日是正月十三，所以那一年的春節，我就在家里多擺了一雙筷子。

黃維接過特赦書

1975年3月21日，父親與二百九十三名最后一批國民黨戰犯被特赦。他們到了北京后，時任黨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和時任公安部部長的華國鋒在北京飯店設宴招待了他們。父親代表最后一批戰犯做即興答謝發言。當時，海內外許多報刊采訪這次宴會，其中《香港時報》上的文章的標題是《祝賀黃維將軍釋放》。

去北京接父親之前，我記得媽媽曾經長長舒了口氣，對我說：“你終于有爸爸了……”我那時有一種感覺，她好像終于完成了自己的一個使命，要把我交給父親。他們重逢那天我不在場。因為父親是這一批戰犯里的“代表人物”，我聽說很多記者在等著這個瞬間，結果他們特別平靜，讓那些苦等了的記者很失望。而其他一些被特赦戰犯與家屬見面時都非常激動。

父親的特赦，也使我提前結束了在吉林的插隊生活。與父親的第二面，又隔了十年。之后再見到他，他頭發也白了，變成一個清瘦的老頭。

以父親為代表的十一名首要戰犯由統戰部安排全國政協委員和文史專員等職務，特赦后第一個月，爸爸拿了200多塊錢的工資，其他人只有100多塊，他也很得意，把錢都給了媽媽。爸爸身體一直不是很好，他也一直以為自己會先走，他讓媽媽把其中的100塊錢存起來，對媽媽說：“我身體不好，說不在就不在了，這錢留著給你們備用。”

黃維與蔡若曙

其實，爸爸出來后，媽媽的狀態并未減輕，相反，她的精神負擔更重了。爸爸每天出去上班時，媽媽在中午、晚上，都在他下班的時間提前到樓下等，稍微晚幾分鐘就受不了，覺得出了大事，幻聽更嚴重了，總覺得有人要把爸爸從她身邊帶走。那段時間媽媽一直在吃藥，那種藥的副作用非常大，她整天昏昏沉沉的。爸爸對媽媽的病不是很理解，而媽媽也很自責，經常說自己拖累了一家人。

那是一個陽光很好的中午，沒有任何預兆。爸爸看到媽媽躺下，以為她睡著了，于是到隔壁書房里看了一會兒書。就這么一會兒時間，他再回來一看，發現媽媽已經不見了。他樓上樓下地找，沒發現，又趕緊下了樓，有人告訴他說：“剛才有個老太太投河了。”爸爸并不會游泳，但一著急，跟著跳進河里，幸虧經過的一個學生下河救了他。

父親特赦時，公社直接到插隊的地方找到我，通知我可以回城了。我的戶口先是遷到了上海，后來又要轉到北京，所以那一段時間我總是往勞動局跑戶口的事。那天我一回來，就看到河邊又是警車又是救護車，停了一長串，我壓根兒沒往自己家里想，總是覺得我們經過這么多磨難都挺過來了，該過安穩日子了。可是還沒回家就被人攔住了，直接去了醫院……

之前，媽媽的幻覺一直沒有停過，她總是覺得有人在召喚她。跳河前，她曾吃過安眠藥，被救了過來。我們希望她在北京住院治療，但那時受各種條件限制：醫療關系沒轉過來，覺得她的癥狀沒那么嚴重。如果我們還待在上海，可能還好一些。龍華醫院的醫生后來對我說：“像你媽媽這樣的情況，按道理，你不應該下鄉，而應該守在她身邊，我們醫院出證明，但文革期間，像你父親這么大的戰犯，我們誰敢出這份證明呢？”

媽媽的離去，對爸爸打擊很大，他大病一場，母親的遺體告別會他也沒有辦法參加，只是躺在病床上，傷心地掉眼淚。我們讓他題寫挽聯，他上來就寫“難妻”，大家都覺得這樣不太好，勸他改過來，最后他也同意了。

誰也沒有想到，在終于把父親等回來之后，媽媽最終卻是這樣一個結果。媽媽是內心感情很豐富的一個人，求知欲也很強，和父親結婚后，她也不愿意做官太太，很想靠自己努力生活，也是當年的一位新女性，卻不幸未趕上一個屬于她的時代。

媽媽生前很少和我談及爸爸。我只記得有一次問她，爸爸長什么樣子，媽媽說，他穿軍裝的樣子特別神氣，這是媽媽難得評論父親的一句話，口氣里還是有掩飾不住的自豪。轉而，她又有點黯然，說當年從臺灣經香港回內地時，在羅湖口岸，父親的那些照片都被扣了。所以，一張照片都沒留下來……

未竟的心愿

母親去世不久，有一次父親對我說：“你媽媽把你交給我了，我一定要把你安排好。”我理解，父親對我的關愛包含了很多復雜的成分，有歉疚，有對母親的承諾。不久，他被檢查出得了膀胱癌，院方要他馬上接受手術。而他一定要我在他手術前去登記結婚，好像是說我是他最后的牽掛，我堅決不同意，堅持說等他動完手術之后才去，我們倆僵持著。這時候有人介紹了一位老中醫，也不知道怎么，吃了中藥，逃過了手術。一直到他去世，膀胱癌也不見了。我后來感覺很萬幸，因為父親住院幾天后就趕上唐山大地震，如果真的動了手術，他還不知道會再堅持幾年。所以，也有人說他的命“硬”。

父親的倔脾氣一直都沒有改。特赦后，父親被安排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于當時的歷史環境，有一些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難免有片面、夸大甚至不實之處。而父親對待這份工作，同樣認真得不得了。與父親一起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楊伯濤，也曾是陳誠集團中的一員大將。他在《文史資料選輯》第57輯《陳誠軍事集團發展史紀要》一文中提到，鄧演達的遇害是陳誠告的密。鄧演達是國民黨的左派，在黃埔軍人中威望很高。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后，兩人分道揚鑣，鄧演達組織“第三黨”遭蔣介石忌恨而重金懸賞。1931年，鄧演達被捕后不久慘遭槍殺，在社會及黃埔軍人中引起極大震動。究竟是誰出賣了鄧演達歷來也眾說紛紜。

父親認為，以陳誠對鄧演達的感情和崇拜，絕不致賣友求榮。他后來還專門寫信給農工民主黨中央，尋求真相。不久，對方回函，證實出賣鄧演達的人并非陳誠，而是一個叫陳敬齋的人，而陳敬齋在1951年已在江西被處決。

不過，從這個事情當中或許也可以看出，即便在經過了二十七年的改造之后，父親對陳誠依然“忠心耿耿”。我記得他被特赦之后，有好幾位寫軍事文學的人想采訪他，以他為主角寫文章。但都遭到父親的拒絕，他還建議人家：“你們寫陳誠吧！”可那個時候，會有誰敢來研究陳誠呢？父親后來有機會去香港，也帶了很多與陳誠有關的資料研究。1987年，他與邱行湘還到過浙江青田陳誠的老家看過，給當地提了很多建議，后來青田把陳誠的故居和陳氏家族的墓都重新修整過。關于淮海戰役，父親一生都只字不提。他經常自嘲是“敗軍之將”，也許在他看來，這是軍人最大的恥辱。而胡璉等到了臺灣的一些將領，對雙堆集之戰也諱莫如深。因為其他當事人的緘默，同樣被俘虜的時任第18軍軍長楊伯濤的回憶，便成為對淮海戰役研究被引用最多的材料。在這些文章里，他寫了很多細節，以說明自己對當時時局判斷的準確和父親判斷的失誤。而隨著父親他們這些親歷者的相繼去世，他的很多說法都成了孤證。我相信，隨著時間的積淀，一個更客觀更真實的歷史原貌會逐漸呈現出來。

父親的晚年也一直保持著軍人作風。幾點起床、幾點睡覺，他的作息時間一成不變，自己的被子疊得有棱有角，桌子上的書也摞得整整齊齊的，哪些是準備看的、正在看的、已經看過的，分得清清楚楚。平時散步也像軍人走正步一樣，眼睛從不往兩邊看。一直到去世，他的腰都挺得筆直。

但是我深深體會到，在嚴肅甚至略顯刻板的外表下，父親卻有一顆善良而溫柔的心。兩岸關系松動以后，他和一些老戰友恢復了通信，后來我看到那些信，信里都飽含了對他們的感情；他還給戰死的舊部修墓地、寄撫恤金；還有很多境遇很不好的老部下找到父親，父親盡量給寫證明、寄錢寄糧票，盡一切所能幫助他們。

父親在世時，很少跟我憶及母親。他們在1970年恢復聯系后的那些信現在都保存在我手里，父親去世后，我一封封地看了那些信，也慢慢體會到父親對母親的感情。我記得其中有一封信是在中秋節前后寫的，在例行的公文般的匯報后面，不同尋常地多了一句“千里共嬋娟”，現在想起來，這簡單的一句，蘊藏了他們之間多么復雜而深厚的情感……

到了晚年，父親最大的心愿是想利用自己在兩岸的身份，為兩岸關系做點事情。他在給老同學的信中寫道：“祈求祖國統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統一早日實現，我當親赴臺灣和你們把酒言歡。”特赦后不久，他去了香港，第一次去還是冒著一定的風險的，因為他的身份比較特殊，臺灣那邊聽說他到香港后，也派了很多人過來，父親住的酒店附近經常有一些身份可疑的人出入，為此新華社駐港分社的人也在暗中保護他。最終父親改變了行程，提前回來。

后來，父親又陸陸續續去了幾次香港，漸漸和臺灣那邊建立起聯系。1989年，他一直為去臺灣做準備，還計劃去看望陳誠的夫人譚祥，這邊的手續都辦完了，那邊也差不多都要辦下來了，他突然心臟病發作而去世。

我想，也許父親是一個失敗者，卻不是對國家對民族沒有感情的人。我最遺憾的，是沒來得及好好地聽父親的故事，這也是我想起來最心痛的地方。

父親生前的一個心愿，是國民黨的抗戰能得到承認，這其中包括他參加的淞滬會戰和武漢會戰，但當時的政治氛圍顯然還達不到他的期望。2005年，國家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大會，國民黨正面戰場功績第一次被深入肯定，作為抗日將領的家屬，我還替父親領了一枚紀念勛章。后來，我特地把它帶到八寶山，跟父親“念叨”了這件事。我想，他如果能知道這一切，一定會非常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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