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蔡元培，大多數人最熟知的就是，他曾是北京大學的校長。實際上，因為時局動蕩，他在北京斷斷續續只呆了十余年時間。盡管時間不長，但他為北京這座城市的圖書館和博物館等公共文化設施的建設，不遺余力。

在任民國教育總長期間，蔡元培將京師圖書館改造為面向大眾開放的圖書館，其間還在國子監設立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它是如今國家博物館的前身；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他成為國立北平圖書館的館長，他見證了北平圖書館新館的建設，如今它是國家圖書館古籍部；他還為故宮博物院制定了切實可行的文物保護政策；民國年間，全國多家博物館的成立，都與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蔡元培用他獨特的方式，為中國的文化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將京師圖書館面向公眾開放

近代公共文化設施包括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公園、劇院等向大眾開放、服務于社會的公共建筑。中國的這些公共建筑是鴉片戰爭以后，由于外國勢力的入侵和中國有識之士的不斷促進才陸續出現的。其中較早出現的公共建筑之一就是圖書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在湖南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圖書館。宣統元年（1909年），學部上《籌建京師圖書館折》，9月9日被奏準興建京師圖書館，任命繆荃孫為監督，徐坊為副監督，楊熊祥為提調，設館于什剎海廣化寺，第二年京師圖書館成立。

在圖書館出現之前，當時的中國，各地有數量龐大的私人藏書樓。而蔡元培和圖書館的緣分，正是始于他在藏書樓的一段經歷。1886年，20歲的蔡元培，來到浙江紹興同鄉徐樹蘭家的“古越藏書樓”，為該藏書樓校勘圖書。當時，因為西方譯本大量出現，舊有的圖書分類方法已經不再適用，而古越藏書樓的管理方法比較完善，蔡元培在那里接觸到了新的圖書分類方法和編目條例。

后來，在西學東漸的熱潮中，蔡元培吸收了早期改良主義者的思想。在他早期的教育實踐中，對圖書館的建設給予了高度重視，蔡元培也成為籌建圖書館的積極提倡者之一。

1898年，在翰林院任職多年的蔡元培，對于清廷改革非常失望，毅然離開北京，回到家鄉。在家鄉，他擔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他為學校建立圖書室，并打破了很多學校只向本校師生提供借閱的傳統，規定校外人士“凡助銀10元以上者，即可借閱”，用這種方法動員社會力量增加藏書，使得中西學堂成為當地藏書最豐富的學堂。

1907年蔡元培由西伯利亞赴德國，開始了他的第一次留德生涯。這時候蔡元培已經41歲，留學經費全靠自己籌措，當家庭教師，為商務印書館編書，過著“半擁半丐之生涯”。但在萊比錫大學就讀時，他如饑似渴地吸收著新知識。除了學習外，他還流連于萊比錫音樂廳、歌劇院、美術館、博物館等建筑，對于圖書館和博物館有了更深刻的認知。

1911年，蔡元培從德國回國。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他對教育部的機構加以調整，在機構中特意增加了社會教育司，該部門負責“通俗教育及講演會、博物館、圖書館、動植物園、美術館及美術展覽會、音樂會、演藝館、巡回文庫等”。

同年5月，教育部遷到北京。蔡元培在任教育總長的施政綱領當中，把圖書館作為重要工作加以說明，并作為革新的起點。他在宣布政見的演說中提到，將圖書館等設施作為重點建設對象。

當時北京雖有京師圖書館，但它卻一直沒有向社會正式開放。在以蔡元培為首的教育部接管了京師圖書館后，先是任命了當時著名的學者江瀚為京師圖書館館長，館址仍在廣化寺。此后，教育部對藏書進行清查，并接收原翰林院、國子監以及各地官書，還修葺圖書室，訂立閱覽章程十四條。當年8月27日，京師圖書館面向公眾開館。

不過，遺憾的是，蔡元培任教育總長的時間非常短，因為反對袁世凱專權，當年7月14日，蔡元培便辭去了教育總長一職。盡管任期只有短短六個月，但這六個月，卻是中國教育史上最為重要的時期：蔡元培對全國教育進行了若干重要改革，除改訂教育宗旨，廢除忠君尊孔之外，還廢除讀經，改革學制，修訂課程，實行小學男女同校，推行義務教育及社會教育等。

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辭任后，他的部下魯迅，接過了蔡元培在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事業建設方面的大旗。1912年初，蔡元培在南京剛剛接手教育部之后，除了改革教育部機構設置，還邀請相關人才到教育部任職。蔡元培知道魯迅研究美術和美學富有心得，所以聘請魯迅在社會教育司任職。教育部北遷之后，魯迅也隨之來到北京。1912年8月，魯迅被任命為僉事兼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科學、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音樂會、演藝會等事宜。因此，魯迅參與了京師圖書館的許多具體工作。其中許多事情在魯迅的日記和部分檔案中都有記載。

開館之初，為充實館藏，魯迅在1912年秋季以教育部名義咨調各省官書局所刻書籍入藏京師圖書館。1913年，將一部銅活字版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撥予京師圖書館。1915年，《永樂大典》（殘本）和文津閣《四庫全書》在魯迅的據理力爭下，移藏京師圖書館（據《魯迅日記》記載，文津閣《四庫全書》在1914年打算存放于故宮的古物陳列所）。

除此之外，魯迅還為京師圖書館新館的選址費了不少心思。1913年6月，因廣化寺地處偏僻，經教育部批準，另覓新館址。為尋找適當建筑作為京師圖書館館舍，魯迅親自實地考察。1915年，確定以安定門內方家胡同國子監南學舊址為京師圖書館。

1917年1月26日，京師圖書館在方家胡同重新開放。開館之日，蔡元培、魯迅等人出席開館儀式。此時的京師圖書館，初具近代圖書館的規模。

1928年，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另設國立圖書館于南京，京師圖書館改稱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址由方家胡同遷往中南海居仁堂。當時，除國立北平圖書館外，還有一所由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1926年創辦的北京圖書館，地點在北海。1929年8月，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北海的北京圖書館合并，仍名國立北平圖書館。

有趣的是，蔡元培在辭任教育總長十多年后，回到了最初“戰斗過的地方”，成為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

1931年，北海西側國立北平圖書館新館竣工，并于當年7月1日正式開館，文津閣《四庫全書》全部遷入新館。這座新館也打下了蔡元培的鮮明烙印：新館廢除了以前實行的購票入館的辦法；新樓內的閱覽室有200多個座位，環境幽靜……國立北平圖書館新館前有一條街道本無名，因館內藏有文津閣《四庫全書》而得名文津街，如今它仍然是北京“最美的街道”之一。

四處籌款為北大圖書館買書

北大紅樓復原當年北大的閱覽室

1912年7月，蔡元培辭去教育總長一職后，先后到德國、法國留學，向國人介紹西學各種思潮。1916年6月，袁世凱病死后，在時任教育總長范源廉的積極推動下，黎元洪決定任命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11月初，蔡元培自法國歸來。當年12月26日，黎元洪簽署任命狀，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

順便提一下，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伊始，便登門拜訪陳獨秀，聘請他作北大文科學長。另外，蔡元培和他的老部下魯迅再次有了合作：蔡元培設計了校旗，并請魯迅設計校徽，就是如今人們常見的北京大學校徽。

蔡元培1917年任北大校長的委任狀

1917年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后，蔡元培在就職演說中將改造北京大學圖書館作為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本校圖書館書籍雖多，新出者甚少，茍不為廣為購辦，必不足供學生之參考。刻擬籌集款項，多購新書，將來典籍滿架，自可旁稽博采，無虞缺乏矣。”

為此，他開展了對圖書館的改革。首先是聘請有真才實學的專家學者管理圖書館。他到校任職僅一年，即1918年1月，就聘請李大釗為圖書館主任，以此來管理圖書館。李大釗在日本留學時參加過聲討袁世凱的運動，1916年回國后擔任北京《晨報》編輯，在《新青年》發布著名的論文《青春》等，宣傳新思想提倡新文化運動，其豐富的學識和兼容并包的思想為蔡元培所認同。

另外，蔡元培還想方設法多購新書，充實館藏。由京師大學堂演變而來的北大圖書館，多年來積累的圖書只有十來萬冊，且多為線裝古籍。蔡元培要求圖書館以采購新書為重點，以適應“世界之學術，日新月異”的要求。圖書館一方面買來不少外文書，包括一些馬克思主義書刊，同時也還搜求古書，學校成立國文研究所。廣收書籍，必然需要不少費用，而北洋軍閥政府不以教育事業為重，不但辦學經費極其有限，而且還經常拖延不發。蔡元培只好四處奔走，通過向國內外“各方面捐款”的途徑，廣為籌集資金。

而且，隨著北大學生人數的增多，圖書館等校舍明顯不夠用，蔡元培也籌備修建新的圖書館。這就需要大量資金。于是，蔡元培決定赴歐美籌款。1920年，蔡元培在赴歐美考察前夕，將主持校務的重任托付給了蔣夢麟，并在告別演講中說道：“本校圖書館甚不完全，蔣先生籌劃在第一院空地建筑一所大圖書館，但是經費不夠，政府不能應給，只好向各方面募捐。華僑方面時常有信來，要我到南洋去，并且他們也有好些子弟到此地來旁聽的，所以我想在回來時，到英屬、荷屬……各處去看看，順便募點捐款。”

在隨后的旅程中，他多次發表演講向華僑募捐，甚至還曾組織華僑成立募捐隊，并親自制定募捐辦法。盡管籌建圖書館的目標在蔡元培任校長時沒實現（1934年在校長蔣夢麟的努力下新館建成），但是經過蔡元培的多方努力，北大圖書館的藏書量一直持續增加。1918年至1923年，北大圖書館平均每年進書量在萬冊以上。

為了加強北京大學圖書館建設，1921年他利用赴歐美考察教育的機會，同美國等有關方面會談，使北大圖書館成為獲得卡內基國際和平會出版品的圖書館之一，美國國會圖書館也同意為北大提供一套完整的卡片，此外還有一些圖書、儀器和經費等，使處于困境中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取得了一定的進步。

蔡元培在1921年10月專門頒發了“校長啟事”，針對當時北大師生在圖書館借閱過程出現的不按時還書、不交納違約金等現象，為教師及學生制定了具體的措施。比如規定學生在限期交還圖書及違約金，“凡借閱之書籍應交還尚不交還者，照章停止學生資格”；“已將書籍交還而所欠違約金未交還者”，“如逾期不交，應停止其借書一年”。正是由于校長蔡元培全方位的關注，才使得北大圖書館在上世紀20年代初期，呈現出嶄新的發展面貌。

蔡元培支持多家博物館的建設

蔡元培曾說過，“教育并不專在學校，學校以外，還有許多機關。第一是圖書館。凡是有志讀書而無力買書的人，或是孤本、抄本，極難得的書，都可以到圖書館研究。”在蔡元培看來，學校以外的教育，圖書館排在第一，“其次是博物院”。

其實，蔡元培很早就關注博物館，1902年他曾攜家人參觀中國境內最早建立的博物館——法國傳教士韓伯祿創建的徐家匯博物館。1907年6月，蔡元培赴德國留學，并于次年進入萊比錫大學，在學習的過程中，蔡元培對博物館的作用留下了深刻印象。

早在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期間，他就開始了成立博物館的嘗試。1912年7月，以“搜集歷史文物，增進社會教育”為宗旨的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在北京國子監成立，這就是后來中國歷史博物館（如今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

1922年1月，在北京大學任職期間，蔡元培成立了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研究所設有考古學陳列室和風俗陳列室等，專門用于陳列古物、風俗物品，還用好幾個房間陳列北大清理的明清檔案。這些資料不僅國學門同人可以研究參考，還供學者、民眾前往參觀。

在北京工作期間，蔡元培在各種社會教育團體的演講中，將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設施建設作為提倡對象。他反復強調“然如美術館、博物院、展覽會、科學儀器陳列所等，均足以增進普通人之智慧，而所費亦皆不甚巨。”1928年民國政府南遷，蔡元培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此后一直到他逝世，蔡元培在北京停留和居住的時間并不長，但他一直關注北京在圖書館、博物館方面的建設。

正如前文所講，1929年8月，蔡元培成為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他在任館長的12年間，除了悉心擴充圖書收藏，主持搜集天一閣、海淵閣等散落各處的善本書，接受德國著名漢學家穆麟德夫人捐獻的東方語文及史料的西文圖書等之外，蔡元培還先后擔任了國立北平天然博物館（原農事試驗場，今北京動物園）、故宮博物館、國立北平圖書館的董事會委員，直接參與這些文化設施的建設與管理，推動了這些文化機構的發展。

在此之前，蔡元培與故宮博物院就結下了不解之緣。民國成立后不久，蔡元培就提出應在故宮建立博物院，對公眾開放。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蔡元培被選為故宮博物院臨時董事會董事。1927年7月，封系軍閥張作霖入主北京，并于10月下旬接收了故宮博物院。在此期間，有人曾一度籌劃拍賣故宮文物，這遭到了蔡元培等人士的強烈反對。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有人又提出“廢除故宮博物院”提案，蔡元培積極配合博物院同仁，奔走相告，最終使得提案未被通過。1928年10月，蔡元培成為故宮博物院的理事之一，他親自參與制定了故宮博物院的組織管理條例，對故宮的職能進行了明確規定，使故宮博物院成為組織較為嚴密的近代文化機構。

除此之外，民國時期，在北京之外的博物館建設也有蔡元培的身影。1929年1月，蔡元培任院長的中央研究院決定在南京成立自然歷史博物館，蔡元培聘請李四光、錢天鶴等人為博物館籌備處籌備委員。博物館籌備期間，工作人員需要到各地采集標本，蔡元培通過自己的關系聯系當地軍閥，要求他們派軍警沿途保護。自然歷史博物館于1930年1月正式成立，錢天鶴先生（1893—1972）擔任首任主任。

1930年8月，蔡元培還在青島倡議成立水族館，并多方籌措資金。1932年5月青島水族館正式對外開放，成為亞洲第一座水族館。

用庚子退款在北京建圖書館和博物館

眾所周知，1900年，義和團運動導致八國聯軍武力干涉中國。1901年，清廷與列強簽定了《辛丑條約》。條約規定，清政府賠償4.5億兩白銀，賠款的期限為1902年至1940年，本息合計982238150兩，是為“庚子賠款”。后來經過多方呼吁，最終促使美國議會在1908年通過退款決議。美國將所得“庚子賠款”的半數退還給中國，作為資助留美學生之用，清華學校便是在此背景下成立。

后來在清政府滅亡后，俄國、法國、英國等國家也相繼退還部分款項。蔡元培率領中國文化教育界人士積極爭取，利用庚子退款發展北京以及其他各地的文化設施建設。

民國初年，為了不使這些款項被政客和外國教會把持，真正用于興辦教育，蔡元培參與其中重要的活動。他親自到英、法等國，積極聯絡各國進步人士，呼吁各國議會通過退還庚款在中國興辦文化事業的議案。他熱切向國外文化、政治界表明：“吾人日望平民大學之發起，圖書館之完備，科學美術陳列館、音樂院、動物植物院、民族歷史及其他種種博物館之建設，劇場演戲館之改良，而限于經費，未能行也。”他還希望各國能夠將庚子賠款退還，用作“北京、南京、四川、廣東四處之圖書館、博物院等費。”

蔡元培的努力并沒有白費，在中國各界的努力下，一些西方國家陸續同意退還庚子賠款。1929年，蔡元培在杭州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被選為董事長。在蔡元培的關心和支持下，北京的近代公共文化設施獲得了十分寶貴的資助，不少單位得以維持日常運轉和建設新型文化建筑，從而為其生存和發展創造了條件。

國立北平圖書館就是其中一例，1925年起該館陸續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資助，并得到了70萬元的新館建筑費用資助。自1929年起，新館經費全部由其資助，經費數額也不斷增加。1929年該館經費為9.7萬余元，1931年則增加到13.6萬余元。同樣，故宮博物院也得到了不少支持。他還為北平天然博物館爭取了中法教育基金會的資助，建立了各國風俗陳列館。

1936年，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庫奠基典禮，左邊靠近石碑者為蔡元培。

除了利用自己的能力創辦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設施外，蔡元培還利用自身影響力使北京的這些建筑及文物免于戰火損害。

1928年3月，在南京政府“二次北伐”進行過程中，為了防止奉系軍閥損壞各種文化設施及遺產，他聯合各界人士“致電王士珍等囑其慎重保管北京的故宮”。

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華侵略戰爭步伐之時，蔡元培又積極呼吁和組織對文化設施和重要文物的南遷，其中包括故宮許多寶貴的文物和北平圖書館數萬冊圖書。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華北告急，故宮博物院理事決定把院藏精品南遷。當時有人認為，社會動蕩，南遷會造成文物失散，蔡元培認為故宮古物必須妥善保存，于是，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力主古物南遷。經過多次協商，決定將故宮文物運往上海。但此時也有人提議改運洛陽和西安，蔡元培認為運洛陽并不適合，洛陽“無保險之建筑，無充分之軍警”，最終將故宮文物運至上海。

1934年4月，蔡元培被推舉為故宮博物院理事長。在面對如何妥善保存故宮南遷文物時，經過多次研究決定，一邊認真清點運滬的文物，一邊在南京建立故宮博物院分院及文物保護庫，以便保護南遷的文物。此時，蔡元培年近七十，但他仍不顧個人安危，往返于寧滬兩地。1936年，南京朝天宮保存庫工程完工，故宮文物被遷至南京文物保存庫。不久，隨著戰爭局勢的日益惡化，南遷文物又不得不西遷四川。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在紛飛的戰火中，他生前費盡心血保護的故宮文物，最終得以保存。

資料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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