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eenpeace

今天是國際婦女節。

綠色和平開展有關森林修復的研究和倡導工作的過程中，與不少躬身一線的女性實踐者打過交道：和男性科考隊員一起探索高山的海仙、寧愿讓冰雹砸自己身上也要護住分類檢索表的魯茸卓瑪、成為雨林公益項目和村民之間橋梁的布魯都、一起創業農家樂的阿波和姿梅......她們具體細微的工作，大多被隱藏在了宏大敘事的夾縫里。

我們邀請了獨立記者林秋銘，通過觀察和書寫，把記錄還給這些女性。

原文首發于《單讀》。

女性與植物，在地球邊緣對話

作者：林秋銘

細雨中，十座金色女性塑像在塞納河上緩緩升起。沒有任何激昂吵鬧的音樂，人們靜靜看著這十位風雨中的女性。屏幕上打出一個法語詞組，“SORORITé”（女性友誼）。

這是我在巴黎 2024 奧運會開幕式中最喜歡的環節。我注意到其中一位女性，珍妮·巴雷特。她 1740 年出生于法國，是一名探險家和植物學家，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完成環游世界的女性。開幕式以后，她的故事被再一次看見：她曾經喬裝為男性，作為植物學家菲利伯·科蒙松的助手，參加了一次環球航行。

她的成就不僅限于她勇敢踏上船只，更在于她對植物學的貢獻。那次航行，她收集、整理了超過 6000 個植物標本，并發現了一個植物新種。但是她沒有將它冠以自己的名字，而是寫上了船長的姓名。

在珍妮的故事里，我看到歷史中被忽視、被忘卻的女性，但是哪怕在角落，她們也不動聲色地堅持創造。

植物學和女性一直存在微妙的聯系。在 18 世紀 60 年代，植物學曾經被視作一門非常適合女性的科學。理由在今天聽來有點荒謬：這是中產階級培養女性氣質的重要手段。學會打理花園、安居于室，可以讓她們成為更好的妻子和母親。但當女性被推進植物學的大門以后，又很快被驅趕了出去——她們的科學注定只能在家室里進行，難以成為科學協會的核心成員。

植物不聲不響地執掌著自然世界的循環、演變，將不同板塊的生命連接在一起。但是因為它們太靜態、太渺小，很少有人愿意閱讀關于一棵小小植株的歷史。這和女性的命運很相似。

云南是中國森林植被類型最豐富的地區之一。經綠色和平推薦，我來到了云南的兩端——香格里拉和西雙版納，看到不同樣態的生態修復。行動者們和手中的植物合作，修補歷史落下的傷疤。

但讓我最觸動的，是我在這些邊緣地帶，看到許多女性的勞作。她們的工作如此具體、細微，一不小心，可能就會掉入宏大敘事的夾縫中。

我想把這份記錄還給植物，還給女性，就像世界看見珍妮的名字。

流石灘高山植物 ? Yan Tu / Greenpeace

香格里拉

抵達香格里拉后，我聽到身體里發出的聲響。

首先是明顯變得急促的呼吸聲。由于高原反應，調整氣息變成了一場日常儀式，我得用力往胸腔里提一口氣，再鄭重地將它呼出。其次，是心跳聲，撲通撲通，比往常更強烈地震動。這些時刻作響的聲音提醒我，我們進入了空氣稀薄地帶。

這里平均海拔 3300 米，含氧量只有內陸的 65% 左右。已經是五月底，香格里拉仍然讓人冷得打哆嗦。我套上了一件沖鋒衣，走進車里。車子的行程目的地是被稱為“高山植物諾亞方舟”的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作為中國第一家由民間非營利機構運營的植物園，從 2001 年建園至今，它就地保護了 620 多種高原高等植物，遷地保護的植物達 400 多種。這些植物曾經因為建設工程、氣候變化、過度采集而幾近消失。

說實話，高山植物、生態修復、遷地保護這些詞語離我很遠。這幾年，氣候變化成為一個熱詞，但它于我而言，更像一段微弱的警報聲。我知道它與我息息相關，卻因為過于龐大和遙遠，以至于我難以清晰地認識、解釋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不可逆轉的巨變。我最后做的，只是將這些聲音擱置。

去年夏天，我生活的北京迎來了連綿的雨季，在空調房里，我看到諸多城市受困于往年少見的酷熱、洪澇。我意識到，自然環境并不會因為我扭過頭去就恢復如初，總有一天，巨量的雨水會從遙遠、貧苦的地方，沖向每一個人。

那時候，我萌生了好奇心。我想去拜訪正在為此行動的群體——他們在與變化的自然做哪些微小的努力和對抗？

我們很快就到了。

01 平復傷疤的進程

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離市區只有 10 多分鐘的車程，它坐落在納帕海北邊的山地之上，俯瞰納帕海。旱季即將結束，依拉草原顯露在外，上面散落著幾個黑點，是牛在吃草。遠處的雪山褪去雪衣，只留山頂一點白色。

那些白點讓我想起了一個植物學家提出的假設：隨著環境總體氣溫升高，低海拔的物種將逐漸向上移動繁衍，和原來就生長在高海拔的物種搶奪棲息地。這意味著，一些頂端的高山植物很可能會被擠出高山島嶼。氣候變化不會將任何物種落下，即使是在偏遠的高原。

工作日的植物園十分安靜，樹梢的鳥叫聲清麗。偶爾，有幾位穿藏族傳統服飾的婦女結伴穿過植物園，前往山里的廟宇。她們來自附近的村落。這座山被當地藏族居民視為神山。藏族的祭神儀式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是煨桑，即焚燒松柏的枝條，燃起煙霧，以此向神明請愿。山里產出的松茸是他們重要的收入來源，不論是精神和身體，山神都在慷慨地哺育這里的子民。

這座山曾經被人類劃滿傷痕。植物園的現任理事長方震東，后來向我回憶那時的景象。20 世紀 90 年代后期，各地大興基礎設施建設，迪慶州也不例外。沒有規劃的挖沙采石，在這里留下了 214 國道和一條公路，還有十多個巨大的沙坑，在植被上劃拉出一道道土黃色的難看傷疤。

1999 年，地方政府提議建造一座高山植物園，方震東是辦公室的負責人之一。他和副縣長商量了很久，選定了這座被破壞的山。它應該像鄰近的納帕海一樣被珍視。

從事植物研究這么多年，方震東仍然會被植物驚艷。在位于頂樓的辦公室，他向我回憶一種名為“滇藏木蘭”的植物，它屬于稀有的珍貴樹種。從前，他很少看過它開花的樣子。由于滇藏木蘭的花蕾可以做藥，許多滇藏木蘭的花還未開放就被采摘，運送到商販手上。

濫砍濫伐被控制以后，這種植物得到機會長粗、長高。去年春天，方震東在野外撞見了一樹開得正盛的滇藏木蘭，“一棵樹都是花，花朵碩大，給我們很震撼的感覺，很壯麗。”他笑得瞇起眼睛，笑容很稚氣，“那滿樹的鮮花呀。”

方震東很早就意識到，建立一座植物園，不僅為了建設高山植物的博物館，記錄并展示生態的變化，這座植物園還要做出行動，對生態變化做出回答。

在植物園的科研部，我們見到負責人海仙。她穿著一件黃色的沖鋒衣，臉上掛滿樸素的笑容，熱情地帶我們去看正在被修復的邊坡。

2015 年以后，海仙的工作重心有了一些變化。隨著生態修復工程成為滇西北地區的重點之一，她的工作也從環境評估轉向支持當地的植被修復，植物園附近的邊坡修復是其中一項工作。

修復一個被重創的邊坡，并不是隨意播撒種子，讓它們自己長大就好。滇西北的地形多是邊坡，很是陡峭，如果單靠自然恢復，速度太慢了。沒有快速的植被覆蓋，水土流失很可能會加劇。所以，高山植物園采取的辦法是，將自然修復和人工促進的方法結合。

人工促進帶來了進一步的問題：怎么選擇植物種類呢？

方震東提到一個有趣的比喻，他把植被比作人類的皮膚，如果發生了燙傷或是其他傷害，傷者要用對應的藥膏去治傷。為植被療傷也需要相應的“藥方”，和中醫藥的學問相似，他們會開發不同的種籽配方，有時候是單純的草本，有時候要用草本和灌木，或是喬灌草混合。在前期開展工作時，他們會首先識別當地的先鋒植物物種，兼顧當地的珍稀物種，然后開發種籽配方進行播撒。

他曾經帶著海仙，還有其他植物園的科研人員，全面調查了滇西北十多個縣的先鋒植物群落，想要由此讀懂森林，認識萬物演替的過程。

從 2006 年開始，高山植物園就著手研究怎么恢復裸露地表。在此之前，很多植被修復的項目都交給當地的綠化公司來完成，但方震東發現，由于當地物種的種苗和種子不易獲取，綠化公司傾向于選擇外來物種，“我非常奇怪，我們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區域，為什么還要用外來的物種來做恢復？”

高山植物園后來立下一個準則：恢復中慎用外來物種。即使用一些笨辦法，也要找到合適的本地物種。然而對本地物種的記載并不清晰，還需要倚靠植物學家們跋涉腳步進行本土調查。

森林修復講究次序，讓樹木的鄰居們同時進場、漸次隱退。海仙解釋，首先，要覆土。邊坡真正的土層是很薄的，她們要先覆上厚實的土被。邊坡上，開出黃色小花、像星星點綴其中的，是尼泊爾黃花木。在野外考察調查時，她們發現，3000 米到 3600 米的海拔梯度非常適合尼泊爾黃花木的生長，而且作為豆科植物，它有非常良好的固氮效果，可以先給土壤打個好基礎，讓其他植物“入住”時更順暢。

土壤得到改良的同時，她們一次性播撒本地的經濟物種——沙棘。沙棘耐旱，在沙石較多的土地也能順利成熟。還有高山松，它是這座山最主要的本土樹木，也會慢慢取代低矮的草本和灌木，長成幼林、步入成年。通過這樣的方式，植物園的團隊將幾百年的自然演替，人為壓縮到了十幾年。

這些修復的經驗是一點點磨出來的。過去在塔城滇金絲猴國家公園，她們嘗試用不含雜草的粘土基質稀釋了種籽配方，用泥漿噴播在土質邊坡上，讓邊坡長出與周圍相似的植物群落類型來。最早，植物園也栽過不少跟頭。比如她們在納帕海地區也做過自然修復，但納帕海的水一漲，把前期的恢復成效一下子都淹沒了。她們只能撇開沮喪，從頭修改配方，在其他棄土場開展類似的恢復試驗。

邊坡植被覆蓋 ? Yan Tu / Greenpeace

除了植物園的邊坡、塔城滇金絲猴國家公園以外，高山植物園也把這些方法推廣到羅坪山風電基地、麗香鐵路，還編制了《洱源羅坪山生態修復規劃和施工方案》。

回來的不僅是植物，還有毛冠鹿、赤狐、黃喉貂，紅外相機還監測到了豹貓和豬獾的身影。向我們展示邊坡的海仙，像一位在植物王國逡巡的驕傲園丁。

高山植物園屬于民辦非企業，園區自負盈虧。錢花在植物的保育和科研上，留給開發游覽的部分變得很少。他們不是沒有嘗試過自救，例如跟隨當下的風潮，搭了一塊露營的天幕，放了幾張簡單的椅子，正對著一大片郁金香花田。但這片花田收效甚微，每年的門票只能收回兩萬塊錢。

植物園的財政狀況在 2007 年走到最低谷，不僅欠著建造園區時施工隊的工程款，連員工的薪水都發不出了，一直拖了七八個月。海仙記得，那時候，植物園就像現在這樣安靜，所有人繼續默默育苗。沒有一個人來找方震東討要薪資，沒有人選擇離開這里。

2011 年以后，植物園獲得國家投資，終于不用向別人借錢了。在平靜的、看不見波瀾的進程背后，是這樣一群女性的堅韌維系。

02 找到一株小草

海仙是誤打誤撞進的植物園。大學最后一年，她在迪慶的一家花卉公司勤工儉學，在苗圃里栽種花卉的種子。她種得最多的，是三色堇。香格里拉四處是這種顏色鮮艷的花，它并非高原的原生植物，卻因為耐寒，在這里愈開愈旺。

彼時，高山植物園還沒有建好。計算機專業出身的她，也沒有想好未來的出路。在她看來，這份兼職算是過渡。花卉公司和植物園的帶頭人都是方震東，海仙偶爾會得到和方震東出野外的機會。海仙常聽方震東說：“你們不要小看你們現在做的這些事情，不要覺得你們做的一些事很低級，我們是在做長久貢獻。”

一年后，海仙畢業，決定入職植物園，和其他老員工們一起跟隨方震東學習植物鑒定。那年，她 21 歲。一位來自青海的植物學家前輩看到樂呵呵、活潑潑的海仙，認真地叮囑她，“你一定要像這樣保持下去！”

她后來才懂對方的意思。和植物打交道，就像把脾性放在石頭上反復地磨，久而久之，人就生出安靜的性格。她也沒能躲過植物的影響。眼前的海仙已經 40 歲，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笑容憨厚，頭頂跳出幾縷白發。她說自己嘴笨，與人說話，漸漸地不像和草木對話來得自然。

從最開始的觀察標本，到后來開展植物調查、寫生態環境評價報告，方震東對她們的要求嚴格。海仙照著一些學者的做法，在環評報告上只寫了個大致信息，糊弄過關。很快她的報告被方震東打了回來。海仙遞過去別人的報告，嘴里嘟囔：“你看人家這樣寫，也過了呀。”方震東批她：“你真是好的不學，學壞的！”

“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方震東提醒海仙，要認真，一定要認真，特別是科研的數據，是大家辛辛苦苦做實驗得出的，“就算做不出來，也是一種結果。”

在辦公室坐不住的海仙，最喜歡的事情是跟著方震東和其他伙伴去探索高山。一次野外監測的行程，要花費五六天的時間，通常要走三到四個海拔在 4000 米以上的山峰。

早期，團隊里只有海仙一位女性。去維西縣的臘普河做生態多樣性調查時，路程太遠，天黑了他們都沒能返程，只好在當地搭棚過夜。半夜下起雨來，天氣驟冷，同行的四位男性相互貼近、抱成一團取暖，海仙只能坐在微弱的火苗旁邊烤火。

火光聊勝于無。她烤完正面，再把身體翻個個兒，烤背面。一整晚，她就這么翻來覆去地烤著自己。

遇上生理期身體不適，海仙都選擇了忍耐，“你說我生理期了不去，這說不過去，好像這邊對這種（事情）沒有太多的重視”。

除了對當地工程項目做環評、生態修復之外，高山植物園還參與了極小種群野生植物的保育工作。“極小種群野生植物”，指的是受到強烈人為干擾，在自然界中瀕臨高度滅絕風險，亟須優先開展搶救性保護的植物類群。為了拯救這些物種，2005 年云南提出了“野生動植物極小種群保護”的倡議，并于 2010 年出臺了云南省極小種群物種拯救保護規劃綱要和緊急行動計劃。

搶救植物的過程聽起來像是尋寶——通過查閱資料，獲知并找到某個極小物種適宜生存的生境，接著收集種子、繁育、回歸，在野外重新建立它們的居群，讓它們不再瀕危。

但事實上，自然環境在不斷變化，不是每一次尋找關鍵物種都能有所收獲，更多時候，他們都是空手而歸，“準備了很久的前期策劃和調查，最后什么都沒有”。

在香格里拉停留的第三天，我跟著海仙，去尋找云南杓蘭。它通常生于海拔 2700—3800 米的傾斜山坡或石隙，或是稀疏的山草旁，是我國珍稀瀕危植物。

出發前，海仙和同伴已經敲定了一處杓蘭可能出現的地點——小中甸村。

車輛路過流石灘。在丘陵地區長大的我從未見過流石灘，這是高山地區獨有的生態系統，位于雪線之下、高山草甸之上。由于高寒地段紫外線強烈，晝夜溫差很大，巖石經過熱脹冷縮，崩解破碎，分解成大大小小的棱角分明的石頭。流石灘沒有流水，碎石之下，是雪線融化后形成的暗流。

海仙與徒弟魯榮卓瑪、何旭在流石灘考察中短暫休整 ? Yan Tu / Greenpeace

我們把車停靠在山腳處，向頂上進發。強烈的紫外線刮著我們的頭皮。流石灘遠看平整，但是要在上面落腳卻不容易。這里的坡度大約有 40 度，每下一步，我都要保證鞋子能穩當地嵌在土壤表面的石塊中，不然很容易失去平衡、滑下山去。這消耗了我大量體力，心跳越來越快，我不停咳嗽。

只有切實地踩在土地上，我才意識到“尋寶”的艱難。呼吸困難的我只能在山腰的位置停下，望著她們越攀越高。最后，她們帶來了云南杓蘭的消息。

到達這里之前，我曾經瀏覽過高山植物園的官方公眾號。和其他同類型機構相比，高山植物園的公眾號顯得過于“野生”和沉寂了。沒有固定的更新頻率，瀏覽量很低，植物園的管理人員們卻在這個有些冷清的角落，寫了好多關于高山植物的故事、詩歌。

他們反復強調植物和人類親密的關系。早在 33—35 億年前，最古老的植物——藻類早已“殖民”海洋，而人類的出現則晚得多。它們源源不斷向我們提供空氣、食物、衣著、房屋、燃料、藥物。一位化名為“船長”的作者在文章里寫道，“我們必須知道這驚人且毫無怨言的慷概從何而來，如何運作，以及該如何保護它們，如何可持續地使用他們；阻止因疏忽、意外或人為過失而造成遺憾。”

去年 8 月，海仙和云南省林業和草原科學院的科研人員一起，在普達措國家公園照常開展野外調查工作。

那次，她們的目標物種是高寒水韭。距離上一次人類在香格里拉首次發現它的存在，已經過去 22 年，由于土地利用和水文狀況的改變，納帕海流域的高寒水韭趨于消失。誰都無法確信，云南省的高原地帶現在是否還存在高寒水韭的植株。它猶如只存在于傳說之中。這趟尋找之旅，大概率和往常的許多次一樣——無功而返。

高寒水韭生長在湖泊或濕地的水浸處，植株非常小，高度不超過 5 厘米。蕨類植物不開花，這讓辨認更加困難，在偌大的普達措找到它無異于大海撈針。海仙和同伴們只能穿著雨鞋，低著身子，“啪啪啪”地在沼澤徘徊。好幾次，海仙都以為找到了，但是大家湊過來一看，又失望地散開。

8 月 4 日，普達措下過小雨，天氣轉陰。他們已經在普達措苦苦尋找了三天。在一段小水溝處，海仙突然瞄到一塊綠色。她湊近看到，水里有一叢形態和高寒水韭非常相似的“小草”，只是葉片上混雜著河床里的沉積物，顏色不明晰。在此之前，海仙已經翻來覆去看過高寒水韭的照片，但它近在腳邊，她卻有點不敢認。

她想起，曾經見過它的專家老師們提過，高寒水韭比較柔軟，而眼前的“小草”們正在隨著水流搖擺。

就是它了。

海仙轉身叫來同伴，請同行的學者們進行比較確認，他們一致認可，這是高寒水韭。歷經 22 年，人類再次和它在云南的土地上重逢。該居群有 500 余株個體，他們做出了保護建議：優先建設保護小區，保護好現存的種群及其高山沼澤生境；研發人工繁殖與苗木培育技術，開展近地與遷地保護。

“找到它的那一刻，那種感受不言而喻。”她向我講述那個瞬間時，笑了起來。我無法感同身受，這個物種離我太遠了。但海仙不同，她曾經在腦海里無數次想象它、描繪它，一株令人魂牽夢繞的小草，終于在現實中長了出來。

在植物溫室，我第一次看到高寒水韭的真身——海仙和同事們培育了高寒水韭的幼苗——它們“站”在一個塑料盒里，像幾根剛長出來的蒜苗，我甚至找不到特別的形容詞來描述它。

“對這個世界來說，它真的好小啊。費了那么大力氣找到它，它有什么特別的重要性嗎？”我問。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它存在的意義什么，肯定有的，只是我們還沒發現。”海仙說，“而且，我們不可能說，有些東西對我們沒有用，就把它拿掉對不對？”

過了一會兒，她再次和我強調：“它的存在一定有意義，在我們發現之前，至少讓它先存在吧。”

梭砂貝母 ? Yan Tu / Greenpeace

03 傳承

搶救一群不起眼的小草，是高山植物園一直以來堅持做的事。

中甸刺玫是香格里拉特有物種，只存在于小中甸高原，分布的范圍很狹窄。由于老齡植株居多，幼齡植株相對稀少，中甸刺玫的種群處于衰退狀態。

高山植物園得到了消息，中甸刺玫分布的地方準備修建小中甸水利樞紐工程。項目區內有兩個中甸刺玫居群，如果水庫建成，大約有 300 余株中甸刺玫會被淹沒。高山植物園很快向水庫工程建設指揮部和州政府反映，這些當地的特有植物群落應當受到保護。這個提議得到了對方的同意。最后，趕在水庫淹沒它們以前，高山植物園遷地保育了中甸刺玫，一部分定植“收容”在植物園里。

還得再往前一步。如同植物園的各個角落都印著的一句話，“以繁育實現保護”。要真正地保護這些植物，需要繁育它們的種苗。

和一般薔薇科的植物不一樣，中甸刺玫的生長習性很怪，方震東和團隊嘗試用扦插的方法，但老是不見它長根，種子育苗也很困難。花了兩三年，他們才在種子育苗上有所突破，實驗成功。現在，苗圃里每年可以培育一萬多株中甸刺玫。

時間不偏愛低氧低溫的高原。在這里，任何事物都生長得極為緩慢。研究人員們做得最多的事是等待。有時候花了三年心血、幾千個工時，植株移到外面，一夜之間全死了。負責照料的人蹲在田里，看著枯萎的葉子掉眼淚。

七年前，他們發現迪慶州還存在毛葉玉蘭，找到它、培育它，花費三年時間終于培育出 60 多盆小苗。但是新的問題出現了，沒有人準確知道，它們什么時候能開花。

于是，他們又開始了新一輪巴巴的等待。

人類和植物的時間度量衡是那么不平等。高原地區，由于各類高原疾病，70 歲已經算是長壽。但是對于植物來說，是生命周期的短短一寸。我注意到溫室里的冷杉苗，不過半截食指長。海仙向我示意，等到這些幼苗長成大樹，我們可能早已不在這個地球上生存了。

個體步伐有限的時候，傳承就顯得尤為重要。

海仙在辦公室來回快速走動，身后總跟著一個瘦小的身影。那個女孩兩頰曬得微紅，眼睛亮亮的，鼻梁很高。她雙手懸在空中，似乎時刻準備著要幫上點什么忙。這是科研部的年輕人，魯茸卓瑪，也是海仙的“徒弟”。

卓瑪今年 25 歲。和海仙一樣，來到植物園以前，卓瑪沒有接觸過植物學。家里四代務農，種植青稞。她是有幸接受教育的那一代，在中專學習護理專業。畢業后，她做了三年幼兒園老師，和植物八桿子打不著。但把她招到植物園的園長方震東說：“你學的護理是護理人的，我們是護理植物的，都一樣，都是護理。”

她跟著海仙學習。第一次去野草地上做樣方，卓瑪覺得這個是草，那個也是草，哪有什么區別，結果，海仙一股腦報出了好多物種，讓她在表格上記下來，“有好幾種草，好幾種花，我是驚呆了！”

她第一次在流石灘見到綠絨蒿，“突然間看到一個很好看的花豎在那里，覺得好驚奇，我就會懷疑，它是怎么生長的？怎么從石頭堆里冒出來的？”

綠絨蒿 ? Yan Tu / Greenpeace

在共比村長大成人的卓瑪，其實早已和高山植物們打過無數次照面，但知道的都是藏語里的俗名。到了科研部，她才一一獲知它們的名字。例如父母用來喂牛的果實，名字叫“中甸山楂”，還有小時候在野地里摘的紅色或黃色的小果，居然也有獨特的名字，“麗江山荊子”。卓瑪念完拗口的學名笑了，她沖我眨眨眼，“我覺得這個名字挺拽的！”

我跟著笑，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感嘆植物的名字“拽”。

香格里拉的冬天漫長，最低溫度會降至零下 20 度。植物睡去了，不是枯萎，就是被雪覆蓋。不適合野外調查的時節，卓瑪就坐在辦公室的桌前，仔細地觀看植株的葉片、花萼。觀看植物的時候，心思變得純凈，情緒也被植物牽著走。如果認出了那是什么植物，她的一天會是“簡單的、好玩的”，如果一天都認不得植株的名字，就煩惱得要命。

卓瑪的初心很簡單。她曾經工作的幼兒園，老師們要負責樓道衛生，經常因為誰要多打掃一點而爭吵。和植物相處沒有那么多彎彎繞繞，不像和人類交往，“必須去迎合對方，改變自己”。進入植物園，她好像兔子鉆進了溫暖的洞穴，決定在這里待下去。

卓瑪剛來那會兒，海仙看這個女孩年紀小，不是專業出身，猜她可能不太喜歡這份工作，待不了太久。但一晃三年過去，卓瑪還在植物園。海仙覺得，這個女孩有點不一樣。

2022 年夏天，她們針對流石灘的野外考察持續了近 20 天，從云南貢山出發，穿過西藏，直抵四川理塘。卓瑪都默不作聲地拼命往上爬。遇到惡劣天氣，卓瑪會用雨傘死死地護著分類檢索表，寧愿讓冰雹砸在自己身上。

魯榮卓瑪 ? Yan Tu / Greenpeace

在共比村，每家每戶都會將一棵家附近較為茂盛的樹視為神樹。卓瑪家也有一棵，他們敬仰它，為它清理樹下的雜草和垃圾。

藏人煨桑時，只會折下一部分高山松和高山柏的枝條，絕不把松柏砍倒，“如果你把樹砍了拿來燒香，你結束了一個生命，那你燒的香就沒有意義了”。與萬物相處的定理和神山崇拜緊密相連，這些不言自明的意義刻在這個族群的基因里。對于卓瑪來說，科學讓她對世界的認知更加清晰。

從流石灘回來的下午，我和卓瑪坐在附近一處杜鵑花海里，聊起植物園外的生活。她的手機壁紙，是她和同伴們去年的合照，為了慶祝本命年，她們穿上親自制作的藏族傳統服飾，拍照留念。照片里，年輕的女孩們笑容靦腆又純真。

我注意到卓瑪的指甲。為了更方便工作，她的指甲修得很短，但她精心涂上了淡粉色的甲油，還點綴著亮片——除了高山，這里也是 25 歲的卓瑪的小小陣地。

04 留下來的她們

高山植物園里，女性員工的數量比男性多。海仙告訴我其中原因，“很多男性更喜歡去外面看（世界），女性留下這邊的多一點”。

她帶我去見在苗圃工作的央宗追瑪。和央宗說上話并不容易，她太忙了，每天在苗圃轉來轉去。她是這里的老員工，已經工作了二十年。二十年，聽起來多漫長，占據了人那么大塊的生命。“但是，對這里的植物來說，二十年好短，才長那么一點。”央宗說。

根據藏族家庭的傳統，家里的老大不論男女都要留在家中，其他孩子則出門遠行。央宗是家里的大姐，成了那個留下來的人。

央宗不僅負責育苗，還負責招苗圃的小工。共比村里有 70 戶人家，她輪番去別人家敲門，把她們帶到苗圃工作。小工多是留守在村里的女性，因為要照顧農田、家人，她們無法去更遠的地方。植物園成了一個非常合適的場所，離家不遠，還能掙點生活費。

苗圃給央宗帶來的快樂很純粹。三月份，她和小工們把種子播下去，四五月份，看到它們冒尖尖，她就比任何人都開心。除雜草的時候，幼苗和雜草的樣子很像，女性的細膩在這時候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有的種子特別細，該怎么捏它們，往盆里播幾粒種子，都要特別仔細。央宗說，這些工作都是女性更擅長的。

低頭干活的時候，婦女們會一起斗嘴和唱歌，作為調劑。今年的婦女節，她們一同去了附近的熱水塘，一起燒烤、泡溫泉。

每日每夜，她們照料著植物，植物也帶她們去看更大的世界。野外考察時，方震東會讓經驗豐富的央宗一同負責后勤工作。去年，她們組織去西雙版納學習，看到了碩大的樹木、花草，央宗心里好羨慕，她一直惦記著，“那些樹枝好大，氣候好，種什么都一下子長大了，我們這里怎么種什么都特別難”。

那里的植物瘋長，她們的香格里拉卻像一個慢慢行走的老者。

午休時分，植物園十分靜謐。卓瑪用手臂枕著腦袋，準備休息一會兒。她三歲的女兒在旁邊安靜地畫填色卡片。每個周六的上午，她會騎著電動車把女兒接到植物園，陪她一起工作。

植物園的女性們，每個人都提到了那個節點——生育。

走進海仙家，最醒目的是滿墻紅黃相間的色塊在走廊上不停延伸——她和公婆把兒子迄今為止所有的獎狀都糊上了墻。海仙總是覺得對兒子虧欠，不出野外的時候，恨不得全身心地照顧他。丈夫在鄉下工作，海仙擔下了大部分的教育任務。下班回家，她陪著他寫整晚的作業，第二天早起送他上學。

生完孩子的四個月后，海仙就回到了植物園。孩子那么小，她牽掛得緊。但是接到野外調查的任務，她還是硬著頭皮走出了家。“照顧孩子沒辦法去，（這些話）我真的是說不出口。”她總覺得，自己不能這樣對待工作。

她的孩子用樸素的語言形容媽媽，“花開的時候，媽媽經常不在家”。他說，“她要出去保護植物”。提到兒子，海仙眼眶紅了。她拉長粉色的衣袖，有些不好意思地抹掉臉頰的淚水。我們沉默了很久，她搖搖頭說，不說了。

生育之后，海仙發現身體出現了變化，記憶力明顯減退。她的手機里設置了好幾個鬧鐘，提示不同事項。她胖了一些，體能漸漸跟不上年輕人，常常爬得大喘氣。出野外的時候，她會讓同伴們先往前走，不必等自己。她的眼睛機靈，即使走得慢，也能比別人更快地發現植物所在。

在植物制作室，我見到了這里的負責人，謝愛芳。為了讓我們更好地拍攝影像，她戴著袖套，在房間里緊張地忙活，搬來漿糊，又扛來一大摞標本夾。

2006 年，林學專業的畢業生謝愛芳考過公務員，考過事業單位，都在面試階段被刷了下來。抱著找一份工作的想法，她到了植物園。

跟著方震東和同伴，謝愛芳去過上海、去過深圳，踏足梅里雪山。那真是一段艱苦但自由的日子。她印象最深的是尋找朱紅大杜鵑的過程。

2015 年，高山植物園接到了調查朱紅大杜鵑的課題任務。由于顏色艷麗，朱紅大杜鵑過去被當作山茶花，遭到肆意挖掘，種群衰落。他們能找到的關于朱紅大杜鵑的記錄并不太多，植物志里這么介紹它，“產云南西部。生于海拔 1680—2700 米的混交林內或灌叢中。緬甸東北部也有分布。模式標本采自云南騰沖”。于是他們奔去順江，又去了大岔河，什么都沒找見。

謝愛芳記得，正要放棄的時候，他們在騰沖一戶人家的院子里，看見了熟悉的紅色。她記得那種充滿生命力的紅，嬌小又扎眼。最后，他們在房屋主人的同意下，把它的種苗捧回了實驗室。

對于謝愛芳來說，2019 年的生活出現了重大轉折，那年她孩子五歲，馬上要上小學，考慮到走讀生早晚都要接送。作為母親，“沒辦法”，她只能向方震東申請，做一些室內的工作。她最后被安排去了標本室，指導雇來的小工們，一起將采集來的花草制作成標本。

進入標本室后，傳到謝愛芳手里的，都是已經離開土壤、烘干完畢的植株。她再沒有機會親眼見到它們在自然生境里的鮮活模樣。她所做的工作，是高山植物園目前植物調查的最后一步——將野外調查的結果用標本框固定，存放在柜子里。

標本 ? Yan Tu / Greenpeace

標本室背陰，空氣清涼。房間中間擺著一張寬大的矮桌，那是謝愛芳的工作臺。現在，整個園子的標本都經由她的手負責。她創下的最高記錄，是一天做 70 到 80 份標本。喬灌木好一些，草本植物的標本容易破碎，要非常專心，仔細地將沙土清理干凈。她匍匐著上半身，將視線垂直于桌面，一點點調整標本的形態。

身體的疲累抵不過這里過分的安靜和孤獨。當我們開始交談，她一直搓著雙手，語言磕磕絆絆，像是終于得到機會開口的人。她說自己過去不是這樣的性格，她那時候很開朗，現在仍然向往野外。

最后她說：“但我的重心還是以家庭為主，是不是？......這樣做下去也不錯。”

05 “我的生命是有限的，你可以做到無限”

在高山植物園采訪的幾天，一個問題定在我心里：人一定要由信念驅動去做事嗎？還是在做事的過程中，漸漸生發自己都沒有察覺到的信念？

我接觸到的每一個人，在采訪中，都用有些慌亂的眼神看著我。她們不會講述故事，只能用樸素的語言解釋她們錨定在植物園的原因——它就是一份她們選擇為之的工作。

海仙想要招更多的年輕人加入科研部，但專業對口的畢業生都不愿意來到如此偏僻的植物園，“有能力的人，他們會覺得我們植物園太一般了”。一次演講中，方震東坦誠地承認，雖然不用再向外部借錢，植物園仍然有很重的運營壓力。植物園的門票只要 20 塊錢一張，卻沒什么游客來，相比之下，相隔不遠的納帕海，游客騎一次馬就要 180 塊錢。

年輕的卓瑪理解不選擇這里的人，“他們可能會覺得，我都讀了大學了，還和我們這些沒有讀大學的人在一起打工，不劃算，太不值了”。

正因為如此，她們的堅持顯得彌足珍貴。

我問方震東，選擇非科班出身的人，沒有擔憂過她們的能力嗎？方震東搖搖頭說，“那些中專或者專科出身的人，雖然不是這個專業，卻愿意來這里。其實經過單位傳幫帶的培訓，或者是自學，她們是可以很快就上手的”。

但海仙和我吐露，隨著研究加深，她逐漸意識到，缺乏系統知識培訓的她存在許多短板，要花費漫長時間去克服。植物學上升的通道里，評職稱要列明自己寫過的論文，但海仙的從業生涯從來不以這些為重心。她每天的工作是那么繁瑣和重復。跋山涉水確立一朵花的存在，又或是讓一個邊坡復綠，這些瑣事已經耗掉她十多年的時光。發表論文時，她的名字要跟在專業院校的學生后面。

那些或許不重要了。比起植物學專家、工程師、植物獵人，海仙說，她更愿意把自己稱作“一個植物愛好者”。這是走過那么多山河以后，她給自己賦予的位置。

2022 年，高山植物園出版了《滇西北裸露地表植被恢復研究》一書，海仙負責了其中植物群落調查監測、數據收集、錄入、管理，以及植被繪圖及相關章節撰寫等工作。從 2008 年開始做滇西北植被調查算起，參與到這本書跨度十四年的工作中，是她最有成就感的事之一。

這里的人類仿佛普遍缺乏野心。我問卓瑪，最喜歡植物園的哪個角落？她說，站在植物園展覽館，可以一眼望到共比村。油菜花開放或是青稞成熟的時候，滿地金黃，她覺得好美好美。看到村子，她有安心的感覺。

我想起了一首詩。

那是十二年前的一個夜晚，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度過了它的十歲生日。方震東那天喝了一場酒，在半醉的狀態下寫了這樣的詩句——

我心愛的孩子啊

我愿你長壽

我的生命是有限的

你可以做到無限

只要你擁有愛你的人

和不讓你受到傷害的人

今年 9 月份，趁還沒有下雪、下霜之前，方震東、海仙和卓瑪又要再次出發科考，做生態恢復的監測。那時候，種子都即將成熟，花花果果冒出來了，龍膽科的小型植物都在生長。那是一個只有植物學人理解的秘境。

西雙版納

西雙版納是這次云南之行的第二個目的地，一個有關雨林修復的項目正在那里進行。

落地嘎灑機場后，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搖下車窗，大口呼吸涌進來的空氣，緊張的肺部終于得到歇息。

窗外，植物以極高的密度籠罩著版納。嘎灑機場附近的街道上開滿了朱紅色的鳳凰花。景洪隨處可見高大的樹木，魚尾葵蕩著鋸齒狀的大葉子，旅人蕉、王棕猶如巨型的樹靈佇立其中。這座城市有“吃綠化帶”的都市傳說，道路會掉落蓮霧、芒果、龍眼，甚至還有菠蘿蜜和椰子。由城市管理人員開著卡車摘下，幸運市民排隊把果實取回家。

一年到頭，這里都宛若夏天，正午酷烈的太陽曬得地面發燙，人們往嘴里扔著冰塊，到傍晚才踩著拖鞋出門納涼。星光夜市里，年輕人在喧鬧的音樂聲中蹦著傣迪。女孩們換上租借來的傣族服裝，被擁擠的人潮推著往前走。

西雙版納和香格里拉有著迥然不同的時間尺度——這里的一切都生長得太快了。

西雙版納熱帶雨林 ? Yan Tu / Greenpeace

01 “戰略儲備”

從景洪向東驅車不久，就能到達基諾山，這里是我國最后一個被確認的民族——基諾族的主要聚居地。今年 2 月，我在基諾山參加過一次雨林徒步活動，活動的最后一項，就是帶領游客去膠林體驗割膠。

我對橡膠樹沒有太多的認識，不了解它和基諾山親密復雜的關系。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橡膠樹，它比我想象中細，兩個手掌就能輕易握住。基諾族向導熟練地給我遞來割刀，刀口要斜放在灰白色的樹皮表面，一只手掌握方向，另一只手用力往下摁，在樹身鏟出粘稠的白色膠水。

這些膠水被發現時被叫作“樹木的眼淚”，現在，它是膠農眼中的“黃金”。一棵橡膠樹從 8 歲可以產膠，到 40 歲左右被砍伐，將為所有者帶來持續三十年左右的收入。離開膠農的手，這些膠水會被制造成油漆、肥皂、高級家具、飛機和艇艦的輪胎。

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內橡膠工業飛速發展。我國不僅成為全球橡膠的第一大消耗國，也是最大的進口國。天然橡膠和石油、鋼鐵、煤炭，同為我國的四大戰略物資，國內 1700 萬畝膠園一直發揮“壓艙石”作用。

自 1963 年在基諾山試種橡膠成功以后，這個地區被視為宜膠地帶，是戰略資源的儲備地。在政策和經濟利益的推動下，2003 年前后，基諾山掀起了一場橡膠種植熱潮。

一項記錄顯示，1980 年，基諾山橡膠種植面積是 221 畝，36 年后，這個數字增加了 400 多倍——18 萬余畝（數據來自《云南省西雙版納州景洪市基諾山基諾族鄉概況》）。放之版納州，至 2012 年，西雙版納州橡膠林面積增加到 28.95 萬公頃，大小近乎半個上海。（數據來自張佳琦, 薛達元《西雙版納橡膠林種植的生態環境影響研究》）

2006 年到 2011 年，膠價漲得最兇猛。當地村民向我回憶那些年的狂熱。每家每戶都踴躍進山，不惜砍倒雨林里原來的百年大樹，造出一片片“新地”。為了有更多的土地種橡膠，他們往世代傳下來的普洱古樹茶地里套種橡膠樹，直到很久以后，才意識到橡膠樹對茶葉質量的影響。

他們甚至把橡膠種到了海拔 1200 米的陡坡地帶，事實上，海拔 800 米以上的地區，橡膠產量低、收入也低。十多年過去了，那里的橡膠樹不過胳膊粗，根本達不到出膠的標準。當地人無法得到任何收入，它們也不屬于國家的戰略儲備。土地就這么浪費掉了。

橡膠的種植除了要考慮海拔、坡度外，也要顧及數量規劃。根據西雙版納 2021 年公布的官方數據，版納的橡膠林總額在 520 萬畝左右，實際上的數字可能比這還要多。

橡膠樹苗普遍要種植八年后才能開割。還不能下刀子的時候，村民們只能熬著。有的村民去貸款，先把苗種下，期待收成了再把欠款補上。

2012 年，一個慘痛的打擊降臨。由于國際市場的波動，天然橡膠的價格暴跌、持續低迷，開始了后來十余年的漫漫熊市。

割膠收入僅為原來的五分之一，基諾山的村民們從短暫的希望重新墜入絕境。膠價下跌，村民們開始慌了，他們舍不得砍去等了那么多年的橡膠樹，只能僵在原地。

他們曾經高度依賴橡膠這個單一經濟作物，一旦它的經濟價值下降，就必須快速找到新的活路。但一個難以逆轉的現實是，雨林已經支離破碎。如果此刻從空中俯瞰，基諾山連片的國有天然林大多只存在于一些高海撥的山頂，再就是部分村寨附近散落分布的集體天然林。

橡膠樹 ? Yan Tu / Greenpeace

在我過去的認知中，雨林能夠孕育豐富的生命，一定依賴于它肥沃的土地。但更準確的事實是，熱帶雨林是高溫多雨的氣候，由于強烈的地表徑流和淋溶作用，土壤很貧瘠。雨林中的植物之所以長得高大茂密，是因為充足的光熱與降水。新陳代謝過程中的枯枝落葉被微生物分解后釋放的養分很快重新被植物吸收，很難進入土壤。如果熱帶雨林被伐光，土壤就會養分盡失，要想在沒有植被的貧瘠土壤上重新造出一片森林，極為困難。

雨林們盛大、瑰麗，又易受威脅。

一本名為《雨林：留住正在消失的美》的書中，作者提到這樣的觀點，“生態系統越接近平衡，盈余越少”，也就是說，一個地區如果迎來了某種作物的豐產，那就意味著這里生態系統已經走向失衡。

橡膠林和大部分的熱帶樹種一樣，生長需要大量的水分和營養。割膠之后，這些原本會通過森林的水循環回到土壤中的水分會隨著生膠被一起帶走，再加上膠農會清理林下植被，加劇了橡膠林的干旱和水土流失，導致雨林表面徑流消失。橡膠林的水流失量和土流失量，分別是同面積天然熱帶雨林的 3 倍和 53 倍。

橡膠熱過去以后，基諾山的子民才有時間再度觀察他們所處的這片瀕臨干涸的山林。

在基諾山現存為數不多的一處古茶園，我見到了西雙版納州熱帶雨林保護基金會的秘書長張錫炎。他戴著一頂棒球帽，穿著休閑。基諾山雨林修復，是基金會的重要項目之一。

我們對話的空間里縈繞著一層薄薄的霧，霧氣和茶園的墨綠色裹在一起，一如故事中出現的女性，輕盈、無形，但是在每一個角落，都釋放著生命力。

02 一座橋梁

沒有橡膠林的日子，離布魯都很遠很遠了。她今年 43 歲，長著一張飽滿的圓臉，兩頰掛著紅暈，笑起來露出兩排牙齒。向我回憶兒時的場景時，她的目光定在遠處青綠的山尖。

布魯都的名字，是“花朵”的意思。她原來是基諾山巴飄村的村民，是雨林里土生土長的小孩，真正的雨林之子。小時候，她像個野孩子，熱衷往山上跑。一到周末，她就去林子里找野菜、游泳、捉活魚。四五月份，基諾山的芒果就熟了，風時而吹落一片。她們一大早起床狂奔去撿，再慢點，野豬就會吃光光。她們自小在草木之間完成了有關生命的教育，對雨林有敏銳的洞察力，知曉螞蟻蛋和野蜂巢的位置，能俯身判斷麂子和野豬的蹤跡，通過云朵來判斷天氣的變化。

布魯都目睹基諾山豐富的物產，也目睹它的封閉。上五年級的時候，好朋友們湊在一起聊天，互相問，2000 年的時候，千禧年的時候，我們會在哪里？布魯都望著森林，心里想，我肯定要出去看一下，我要去看看外邊是什么樣子。

橡膠林 ? Yan Tu / Greenpeace

2000 年那年，布魯都真的去了北京。她從昆明出發，坐了四十八小時的硬座火車，到北京那天，天將要下雪，灰蒙蒙的。新世界和她想象中有些不太一樣。

她先是在火鍋店打工，結識了同是云南人的張錫炎和他的妻子。19 歲的布魯都熱情又勤勞，她從火鍋店轉到美容院做工，很快做到了高級美容師，生活越過越順。但是緊接著，“非典”疫情爆發，美容院的生意大不如前，同時，布魯都收到媽媽的消息。長年患有癲癇病的媽媽，發病越來越頻繁，這個家庭需要長女來支撐。

2006 年，布魯都下定決心回基諾山。她一邊照顧媽媽，一邊照顧家里的茶葉地。過去布魯都想，她畢竟在大城市待過，視野不同，可能能找點新的出路。2007 年，布魯都嫁去鄰村巴朵，也是在那年年底，之前被炒作到天價的普洱茶價格跳水，茶價泡沫破滅，普降 20% 至 50%。影響延宕到 2009 年春天，茶葉供大于求，來收茶的老板極少。

茶要盡快出貨。對于茶農來說，今天賣得的茶葉錢是明天的生活費。茶葉砸在手里，茶農的生活就變得十分艱難。

布魯都農忙時在家邊帶孩子邊手工炒茶，農閑時就去找零工做，日子緊巴巴的。最難過的時候，兒子腰白上幼兒園的錢都是七拼八湊借來的。

2009 年，老朋友張錫炎和妻子再次拜訪基諾山，為布魯都的生活敲下了一個轉折點。在那一次重聚，張錫炎愛上了基諾山的山寨和雨林，也為布魯都和村民們的貧困生活感到痛心，他很想為這個地方做些什么。三年前，他曾經召集大家捐錢捐物。“張哥，你能幫我賣茶嗎？” 布魯都渴望在被動接收救助之外，尋求能帶來長久生計的真正倚仗。

采茶時，沒有智能手機、MP3 的布魯都只能發呆、做白日夢。當時她的白日夢很簡單，“我當時就想，如果我有錢會怎么樣，我會蓋一個很大很大的加工廠，收茶農的東西，跟他們合作”。很長一段時間里，她都沒有看到夢中場景的影子。

布魯都的夢并不宏大，她只想讓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但這個夢與十幾年前結成的奇妙緣分一起，為基諾山架起了一座橋。

2012 年，張錫炎從媒體行業辭職，離開北京，定居西雙版納，并正式創立了幫扶云南邊寨貧困茶農的“小象未來成長計劃”。通過政府投標，張錫炎的公司承包下基諾山上的一片雨林，并開辟設計了名叫“小象之旅”的生態項目，除宣傳當地茶葉外，還包括一條雨林穿越路線，邀請當地的基諾族人擔任向導，由他們向外地游客介紹基諾族打獵的傳統，講解雨林里的動植物。

2017 年，張錫炎開始擔任熱帶雨林保護基金會理事兼秘書長，“小象未來成長計劃”加入雨林基金會，作為常設項目。

布魯都有了新工作，她擔任雨林餐的廚娘，丈夫周腰則成為游客們在雨林中的向導。同時，“小象之旅”雨林項目免費提供樹苗，讓來訪客人有機會親手種下一棵樹。當客人親手撫摸到土地和樹木，作為基金會雨林項目的聯絡員的布魯都就給他們講有關這片雨林的故事。她最喜歡講雨林里的食物，指著某種酸果，說它和某某雞、某某魚是最配的。

那時候布魯都勤奮、開朗、善于學習，是張錫炎與基諾山村民連接的通道。她和張錫炎夫婦的友誼，也是一切變化發生的緣由。

最開始，雨林里被游客認領的樹苗只有幾百棵，后來漸漸多了起來。布魯都的工作之一是定期走進樹林，看看樹牌有沒有掉。每年她會拍兩次照，傳給認領樹苗的客戶。

每次做雨林的向導，所有關于林子的記憶再次涌了上來，布魯都又聞到芒果的清香，聽到潺潺的流水。兒時的布魯都和步入中年的布魯都重疊在一起。

她依然能夠利落地砍落芭蕉的外殼，從中剝離出一段芭蕉樹芯，遞給游客，讓他們嚼出里面飽滿的水分。又或是砍下一塊芭蕉葉，將它當作雨林餐的餐布。竹子可以用來做杯子，品嘗溫熱的姜糖水，番茄可以做成“喃咪”（一種蘸水），嘗起來酸酸甜甜的。在雨林里，她是最富有經驗的引領者，也是外來者與雨林交流的橋。所有植物都能經由她的智慧，與人類互動。

參與設計雨林餐、雨林徒步，布魯都找到了自己和雨林的連接，從過去的陰霾走了出來。后來，她和周腰開了一家民宿，名字取作“小布的白日夢”。

現在，布魯都有了新的白日夢。未來，她想有一輛自己的車，有自由的時間，想去哪兒去哪兒。駕照考了，但她還不敢開車上路。等膽子大一些，興許能去更遠的地方再看看吧。

我問布魯都，你最想去哪里？她想了想說，想去有海的地方，最想去的城市是上海。她總是想象那里海灘上水清沙白的場景，直到有一天有人笑她，上海城里是看不到海的。

03 植物味道

春末的雨有了迅猛的勢頭，我們坐在阿波布置好的室外茶室，看著雨啪嗒啪嗒，用力打著木屋的茅草屋頂。山體像一塊巨型的海綿，不停吸收著從天而降的雨水。雨水喂飽成片的橡膠樹，割膠的季節又要來了。

我對阿波的好奇心來自張錫炎。他說，有一天，他從基諾山回到家，就和妻子夸贊阿波，“我很高興，巴飄有這么一個有能力、有見識的女人”。

阿波 ? Yan Tu / Greenpeace

阿波不是基諾山的原住民，她來自橄欖壩。橄欖壩位于瀾滄江的下游，是西雙版納海拔最低的地方，旅游開發得比基諾山早一些。那里生活著少數的哈尼族人，阿波的家就是其中之一。阿波在家里排行老二。哈尼族重男輕女，教育資源全都流向家里的男性。大哥有機會讀書，但是阿波不能，讀到三年級，家里就再也不供她了。14 歲那年，阿波來到市里，在景洪帶叔叔家的小孩。

1995 年，阿波和刀三在一家酒店工作時，認識、相愛。阿波是服務員，刀三是后廚的廚師。但在廚藝上鉆研更久的是阿波。趁在酒店打工的機會，她學了不同少數民族的菜式，學了漢族飲食、傣味、哈尼味。

在景洪，她接觸到不同的人，開始理解貧窮的根源是不善于分配資源。“（有些人）有一點收成，就在過年過節把所有的菜、豬都吃完，管它明天還有沒有。”阿波說，“他們并不是因為沒有收入才窮，是自己不會計劃才受窮的。”

阿波想要學習城里人分配資源的智慧。1999 年，她和刀三結婚，來到基諾山。作為一個外來者，基諾山對阿波來說很陌生，她沒有摩托車，哪兒也去不了。為了去周邊的餐館打工，她常常要步行五公里的路。她一路從服務員做到廚師，月薪從 3000 漲到了 8000。

當年離開橄欖壩，父親對阿波說，不管去到哪里，自己都要生存下去，不要回來給我丟臉。她把這句話刻在腦子里，生活再怎么難過，她也要咬牙堅持一下。“以前，我很埋怨父母不讓我讀書，和他們慪氣。如果我有文化，我會說多少話，會做多少事啊。”但是現在，阿波釋然了，“我就這樣挺過來了。”

2016 年，張錫炎看中了刀三家在老巴飄的宅基地，它很適合用來做雨林穿越游客的用餐點。當時拍下的價格是一年 3000 塊錢。但是刀三的妻子阿波看著張錫炎說：“我租給你，你給我 3000 塊錢也發揮不了作用。我的小孩現在要上學了，開銷一定會越來越多，張哥，我能不能跟著你干？”

從那一年開始，由阿波負責游客的餐食。到了年底，阿波得到了大約 5 萬的分紅。她用這個錢，裝修了新房，準備蓋一家農家樂。

刀三的姐姐姿梅那時恰好從景洪市回鄉，兩個女人一拍即合，2019 年下半年，共同搭建起了這家農家樂。阿波不識字，就由姿梅來處理發票和營業執照，阿波善于做飯，姿梅了解基諾族的傳統味道，兩個人互相補足，一起設計菜單。

姿梅優雅、愛美，把睫毛化得又密又長。聽說我要采訪她，姿梅示意我先打住——在采訪開始前，她要補個口紅。

高三畢業后，為了賺錢，姿梅跟著同學去當過代課老師，一個月的薪水只有 120 塊錢，太少了。她僅剩的路就是去務農。

她從小目睹母親干農活時吃的苦。父親是老師，老是在學校里待著，農活都積壓在母親身上。她像一個旋轉不停的機器，在雞鴨鵝中旋轉，在家里的各個角落旋轉，每天掛著一張愁苦的臉。那時候，姿梅暗下決心，“我要改變，我一定不能嫁給本地人，我不能再像那樣去干活”。

很快，她走出了基諾山，在市里找各種各樣的零工來做。所有限制她的框架，她全都渴望打破，最有力的印證，就是決定和一個漢人結婚——和外族人通婚曾經是基諾族的大忌。結了婚不久，她又很快離婚，此后再也沒有進入婚姻。她沒有多談那場短暫婚姻的細節，只是說，“我這種很野的人，進入婚姻的話，是很受制的。對我來說，那不自在，我更想要自由”。

于是，一個富有野心的女性，和一個想要自由的女性，支撐起雨林徒步的后勤工作。每年 3 月到 6 月的森林防火期，就餐點不能生火，姿梅和阿波要在家里把包燒、湯水做好，再一一打包，放進收納箱和保溫桶。過去路沒有修通，從家到就餐點有一段距離，她們把食物背在身上，徒步走進雨林。現在路況好了一些，車可以直抵就餐點。

姿梅知道，很少人能像她和阿波一樣找到出路，90% 的膠農還在受和過去一樣的苦，對未來充滿惶恐。雨林徒步的收入很有限，“現在看是挺好的，但明年呢？后年呢？新的東西會變的，萬一（那些游客）不想來了，玩遍了，這些模式又沒收入了，他們還是得低著頭去割膠”。

她和我提到“快速”對基諾族人帶來的影響。在萬物瘋長的山林里，任何種子落下后都會很快長大，但隨之而來的也可能是快速的消亡。基諾族本就是為數不多的、直接從原始社會末期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直過民族”。基諾族的人長久以來就在適應巨變，尋找出路。

她們想做慢一點的事情，比如在食物上的堅持。一些游客吃不慣雨林餐里包含的當地食物，例如酸螞蟻蛋。姿梅堅持讓這道菜留下。每年春天，族人會把螞蟻包砍開，取出白花花的螞蟻蛋，那是招待貴客的珍貴時令貨。還有嘎哩羅涼拌茶，她記得小時候窮，就去樹林里撿嘎哩羅的果實（當地味道酸澀的果子，即檳榔青的果實），把茶葉、果實和涼開水拌在一起，作為吃飯時的佐餐。

這些是基諾族的外婆們、媽媽們傳下來的食物，也是她們長此以往和雨林相處的方式。以食物為載體，她們對植物發揮著充分的想象力。

在勐養菜市場采購食材的阿波和姿梅 ? Yan Tu / Greenpeace

一年“三八”婦女節，正是開花的季節。阿波設計了一套百花宴，用當季的花朵做了八道菜。每道菜味道各異，餐盤周圍放上了花朵原型，有當季的炮仗花、白花、構樹的花、蘿卜花、南瓜花等等。當場所有人都為之震撼。

在姿梅和阿波一起設計的農家樂里，我發現了很多可愛的細節。她們在木柱子下方畫了彩色的小花，有的還沒來得及上色。卓巴房的茅草屋檐下，她們掛上竹制的餐具、工具，還有仿生小鳥。

阿波告訴我，她很感謝布魯都。最初是她接手了布魯都的活，參與到雨林餐的制作，才慢慢有了客源，有積蓄建起這家農家樂。

故事在此時輕輕打上了一個環扣。當我和布魯都提起阿波的謝意，布魯都笑著說，“我和她是同類”。

她們都是曾經出走、渴望改變的女性。

04 砍掉一棵橡膠樹

近乎每個村民都和我提起割膠的苦。說起去割膠的數個夜晚，他們眉頭皺了起來，露出恐懼的神情。

經過日間的陽光照射，橡膠樹充分地進行光合作用，在樹莖產出橡膠。凌晨的時候，膠樹水分飽滿，蒸騰最少，這是最好的割膠時機。凌晨兩點左右，膠農們要踩著摩托，沖進濃黑的雨林，找到膠樹，用刀子在樹身割出膠液，彎腰起身幾千次。回到家休息一陣后，還得趁膠液凝固前，把一碗碗膠液收回來。

山上的濕熱環境容易造成風濕和關節炎。長期頂著射燈作業，膠農們的視力都下降得很快。搬動一桶 25 公斤的膠水，碰上滑溜溜的地面，他們很可能失手打翻。有時候，山林間的一場暴雨，會把那天的收成沖得一干二凈。我很難體會那樣的絕望，只聽村民講，有人真的趴在地上大哭。

他們說：“割不動了，就算過些年橡膠漲價，我也割不動了。”他們清楚地明白，孩子們未來要進城讀書，也不可能再回山里辛苦地割膠。

摩托車進不了林子深處，只能停在路邊。阿布記得，有兩年山外小偷猖獗，專門來偷膠農的摩托車。她和丈夫割完膠回來，發現摩托車不見了。在一片黑暗里，她好想哭。一輛摩托車五六千，這得割多少膠才能抵得上。

“太受罪咯！”她笑自己。

見到阿布，是在她家的大廳。她才生過一場病，昨晚她在山里挖苦筍，被突來的雨淋得發燒了，全身發疼。但見面時，她慷慨地請我們坐下，手忙腳亂地拆茶葉的包裝，準備泡茶。

阿布是布魯都在老巴飄的好友，女人們常常聚在一起吃酒說話。越過寒暄，阿布露出爽朗的一面。她說話干凈利落，還很幽默，時不時做一些夸張的動作和表情，逗我們笑。但是提起割膠，她的語氣就沉下去。

和村里大多數中年人相似，橡膠樹和阿布的前半生緊實地纏繞在一起，在她的生活中留下一道道割痕。

16 歲那年，阿布沒有繼續讀書。由于不會說普通話，她害怕和漢人溝通，不敢去市里打工，就在家給父母幫忙。她繼承了父輩的膠林和茶林，有了自己的摩托車，往返在村寨和橡膠樹之間。

阿布和家人割了二十年的膠。到了出門割膠的時間，她就盼望下雨，那樣就有合理的借口偷偷懶。實在起不了床，她看到鄰居們把割好的膠水帶回來，又好后悔，一天兩三百塊錢沒了。她不能放棄生活最愉悅的部分——喝酒。前一晚如果喝了酒，到膠林就忍不住想吐。她繞著樹搖搖擺擺地轉圈，邊走邊割，邊割邊吐。

她對橡膠樹又愛又恨，它是生活的希望，卻可能會把她們拉入不可回頭的境地。

雨林被破壞最直接的結果，是氣候變化，水源干涸減少。大面積種植橡膠以后，西雙版納全年雨霧籠罩的日子從 200 余天縮至 70 天。今年春季，西雙版納干旱現象比往年更甚，三月底的開割季一直拖到了四月底。

宏大的氣候變化降臨到個體身上，變成了具體的事。今年的春茶收成很差，天氣太干了，它們都不發芽。“膠樹都慢慢地割不出水了。”阿布說。

基諾族信奉萬物有靈。民間傳說中，老一輩如果砍掉一棵樹，就會在它倒去的地方放一顆石頭，寓意與自然的交換。老巴飄所在的位置，曾經有兩棵榕樹，是當地人的樹神。橡膠到來的時候，他們很快把善于保護水土的榕樹砍了，騰地種橡膠。一次山地滑坡，沖倒了老巴飄的許多民房，村民們不得不搬離居住了數十年的家。沒有人再停下來想一想，要還給山林什么。

亞洲象 ? Yan Tu / Greenpeace

以前的東西斷了。20 世紀 80 年代，這片土地才結束刀耕火種的生活，現代社會的生活像投下了一顆迅速裂變的核彈，產生強烈的輻射。這座山被賦予了太多意義，它既要為國家的戰略儲備服務，還要成為人類擺脫貧困的依托。

“人類全新的地質時期......并不意味著一個美麗新世界的開篇，反而標志著人類已經成為地球的災難，其嚴重程度堪比巨型隕石撞擊地球。”作者約瑟夫·H.賴希霍爾夫在《雨林》一書寫道，“然而，即使同樣作為始作俑者，也并不意味著所有人的罪行都是相同的。少數人表現得像寄生蟲，一味貪婪地索取以滿足自己的需求，使得絕大多數人不得不為此承擔責任。”

這座山的產出將被輸向核心城市、輸向工廠。最后承擔惡果的，總是那些最貧苦的人。

“小象之旅”這條生態旅游的路子保護了一片雨林，給村民帶來額外的收入，但還不夠。張錫炎想要進一步消減橡膠樹對雨林的破壞。2017 年，張錫炎帶著雨林修復的想法，找到巴飄村的村民們。

小象雨林生態修復的模式很簡單，“讓老百姓砍橡膠，我們給他種樹”。通過給村民發放樹苗管理費的方式，鼓勵村民砍掉橡膠樹，改種多樣化的本土樹種，以此來慢慢擴大雨林面積。基金會免費給村民樹苗，一棵樹苗補貼 10 元錢。這些樹種包括水冬瓜、麻楝、鐵刀木、箭毒木、山桂花等，都是適應當地土壤和環境的樹種。每一畝橡膠林最多種植 60 棵樹，茶葉地至多 30 棵。

要砍橡膠樹，村民們不干了。

村民們害怕被騙。在此之前，他們被“小老板”們騙過。賣茶的、賣藥的、收橡膠的商人們前赴后繼來到村民的家里，用金錢鼓勵他們種油桐、種水果，但是作物種出來了，沒有人來收。一起爛掉、浪費的，還有村民的時間。

阿布不相信這些外來人的話，砍掉橡膠去種樹，如果到時候沒人收怎么辦？但她私底下和姐妹們聊天，忍不住地討論，這件事可以做嗎？

第一批只有八戶人家參與了雨林修復項目。那年年底領錢，張錫炎把錢換成等額的現鈔，一個小小的意外發生了，一位村民領錢時手一抖，5000 塊錢不慎撒了一地。

阿布沒有去，她在朋友圈看到現金灑落的滑稽視頻，她意識到，生活可能有轉機。她和兩個最要好的朋友分別回家說服家人，試試看吧。要是不行，就把騙子給的樹苗統統拔掉。其中一個姐妹馬上去林草局走審批流程，砍倒了家里的橡膠樹。

我聽到阿布和姐妹們的故事，想象她們揮刀砍向橡膠樹的畫面。在她們身上，我看到女性與植物一種新的關系，她們不僅僅善于培育、維護，還勇于更新。因為不甘于生活被單一的作物控制著，所以她們在計算新的可能，來抹掉恐懼與刻痕。

現在回過頭看，她們成了家庭內部重要的決定者。“他們的思想都很古老，很封建，只會干活、挖地，但我想要改變的，我想要越來越好。”阿布說。

阿布和我說，種樹苗換來的錢，她們用來買全家的社區保險。一個人 580 元，一家四口就是 2000 多，和樹苗錢相抵。膠農常有小傷小病，如果去看病，這個保險可以報銷 70% 的比例。對于當地村民來說，種樹、綠化，和自己的關系微乎其微，他們更看重生存。用樹換錢，是最直接、最清晰的帶來溫飽的途徑。

巴飄村已經有 36 戶農家、200 多位農民參與雨林修復項目，樹苗種植面積已擴大至 540 多畝，這些重生的樹木為村民帶來了超過 200 萬元的收入。

橡膠林 ? Yan Tu / Greenpeace

05 答案的注腳之一

離開基諾山那天，姿梅邀請我們到農家樂的二樓，看看她做的衣服。二樓別有洞天，樓梯口正對著的角落，擺著兩個衣架，上面掛著由砍刀布制作而成的外套、帽子和挎包。這是姿梅引以為傲的“服裝店”，雖然品類不多，但是介紹每個樣式時，她都神采飛揚。

基諾山的女性藏著很多驚喜和秘密。最初，她們是沉默、忙碌的模樣，但聊起天來，我驚異于她們流暢、新奇的表達。

山林從未困住過她們。從她們身上，我看到屬于女性的另一種勞作。它看似和生態修復、環境保護沒有關系，卻又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那就是在邊緣提供支持。要讓村民脫離和橡膠過分緊密的連接，就得提供新的答案，她們是這些答案的重要注腳。

當女性打破了生活對她的禁錮，她們會先活出自己，接著，她們總是會想到幫助別人。

在阿波的敘述中我得知，雨林修復項目最早突破的村民，是她的丈夫刀三。阿波鼓勵丈夫做下了那個決定。她說，她當時沒想過對方給的樹苗能換什么錢。她只想到，生態恢復以后，茶葉品質能得到提高，能賣出更好的價格。

村民們保持質疑的時候，她挨家挨戶去勸過，婦女們聚在一起聊天，她趁著聊天的機會，和她們解釋修復的好處：“我們靠幫扶根本就幫不了什么，幫扶也可能會返貧的，要改變貧窮，只能靠旅游這些來致富。”最后，她和刀三一起游說了其他 7 戶人家參與，織起最初的網絡。

每一批雨林進山徒步的游客，通常會在鎮上購買一雙膠鞋。但是等到他們從雨林出來，這些普通膠鞋不會被帶走，它們被丟棄在酒店、路邊的垃圾桶或是后備箱里。膠鞋是天然橡膠的一種成品，它們搶奪了這個土地的許多資源后，又很快被人類棄用，成為垃圾。

阿波和布魯都看到膠鞋的浪費，很心痛。她們做起了協調的工作，詢問游客是否還需要膠鞋，得到贈予的許可后，將它們帶回家，刷洗干凈、晾干。她們挨家去問，“誰需要膠鞋？需要多少碼？”把鞋子送給村里要下地種田的農民。

現在，姿梅是巴飄村的婦女主任。雨林徒步的淡季，她會組織村里的婦女到這個小屋里，教大家唱歌。其中一些古歌過去由村里的老者在村里辦大事時演唱，唱歌的人往往是男性。但現在，這些歌謠都被年輕一代重新激活，不限性別，每個人都可以學會唱歌。這些歌謠有可能給她們帶來新收入。“比如說有些游客吃飯的時候，我們來段表演什么的，產生的費用不多，她們這些婦女也有一點點零花錢來掙。”

女性對生活細膩的觀察，像一根根銀線穿在整個雨林修復的項目之中。基諾山的女性，不只有默不作聲的付出，她們的生活擲地有聲。

每天早晨，姿梅女士定點起床，組織全村開始做掃除。她相信只要把村舍打理好，就會迎接更多的游客。到了中午，阿波從菜市場拖回新鮮的蔬菜，有時，里面會放有鮮花。她有一個“超能力”，就是根據時令的不同，選擇當季的花朵，做一道新菜。

傍晚，布魯都和新一批游客從雨林里晃悠悠走出來，送餐途中她摔傷了腳踝，但她堅持一瘸一拐地張羅著民宿的事宜。

阿布跨上了她的摩托。在喝酒、勞動之外，阿布最喜歡跳舞。為了學新的舞蹈，她會對著網上的視頻學習，再回來教村里的婦女。以前一天能學兩三個舞蹈，現在要花兩三個月才能學會一個。

夜幕降臨，她要去練大鼓舞了，姐妹們正在等她。

鳴謝：

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

西雙版納熱帶雨林保護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