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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今日語錄

（2025年3月7日）

《功夫熊貓》中有一句臺詞：昨天是歷史，明天還是未知，但今天是禮物，所以今天才叫“present”。

——〔中〕羅翔《圓圈正義：作為自由前提的信念》

02

歐亞區域國別知識傳統的科學化過程

肖斌，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

張曉慧，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25年第1期

引言：從空間關系出發

區域國別研究的目的在于認識世界。區域與國別是互動關系，特定的地區性影響區域內國家的內政外交，而區域內國家的內政外交又是特定地區性的組成部分，反映了一種空間關系。作為科學概念，區域學來源于地理學。地理學家威廉·邦奇認為，區域地理學是地理學的科學方法論之一。為了追求普遍規律，區域地理學往往忽視區域的獨特性，沉浸于追求普遍規律，這對鞏固區域地理學的科學地位貢獻巨大。但是，當把人類活動與區域地理一起考慮時，就會發現人與環境的互動關系更為重要，并為以地理環境為導向的國際問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實際上，早在亞里士多德時期就開始討論人所處的環境與政治的關系，并逐漸在19世紀發展出了人類地理學，即地理學、人類學和政治學的綜合，并延續至今，這是區域國別研究的基本脈絡。

人類活動受空間關系的直接影響，人類文明的每次大發展對全球不同區域也都有影響。自然條件優越的地區發展水平相對較高，人口數量大幅度增長。而當環境不能承載過剩的人口時，便出現了人口遷徙，在遷徙過程中不同地區的人發生融合。例如，高加索人、蒙古人的飛速增長為今天歐亞地區的多樣文明發展創造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文明是研究歐亞區域國別問題的重要源泉。在已知的古文明中，古埃及、古西亞文明（巴比倫、美索不達米亞）、古印度、古中國等文明都對整個歐亞區域產生了影響。在各種文明的基礎上形成了各種知識傳統，包括制度、文化、語言、宗教，等等。在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進步的同時，因等級制度的出現，文明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即從應然平等轉變成實然平等。

歐亞區域的知識傳統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文明的發展而發展的。在歷史長河中，文明都是在壓力下發展的，這種壓力有可能源自內部（持續衰落），也有可能來自外部（入侵）。歐亞大草原的印歐人、蒙古人等游牧部落是農業文明的主要外部威脅。游牧部落也是一種文化群體，因在集體行動上具有高度的統一性，它在應對危機和發起戰爭上具有很強的機動性和時間優勢。在與農業文明的戰爭中，游牧文明時常能贏得勝利，但很快又轉化成新的農業文明。在歐亞地區歷史上，大量游牧部落曾從不同方向匯集到阿爾泰山脈和天山山脈以西，這里水草極為肥美，可以解決游牧部落人口日益增加和自然資源不足的矛盾。于是，有些游牧部落從阿爾泰山脈遷徙到烏克蘭，而另一些游牧部落則從別處遷徙到阿爾泰山脈以西，填補空白。不同游牧部落相遇時，也會為爭奪更多的資源發生戰爭。蒙古人在13世紀控制了歐亞地區，并對歐亞地區的知識傳統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蒙古人控制歐亞地區之前，東斯拉夫人已經有十多個部落活躍在從黑海、多瑙河和喀爾巴阡山脈，穿越烏克蘭，北達諾夫哥羅德，東到伏爾加河流域的廣大地區。到公元9世紀，農業文明已在東斯拉夫人活躍的地區確立下來。蒙古人統治歐亞地區時期，更多的是通過控制羅斯諸王公來統治斯拉夫各公國。伊凡三世成為莫斯科大公后，蒙古人在歐亞地區的優勢逐漸消失，而到伊凡四世時期，俄羅斯不僅把領土擴張到東部，消除了蒙古人的威脅，并使北高加索一些部族歸順俄羅斯，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了沙皇專制體制，確立了俄羅斯在東正教世界的領袖地位，并成為“第三羅馬”的實踐者。盡管俄羅斯在對外戰略中總是探索與國際體系建立起某種關系，而且希望保持俄羅斯的特殊性，但是俄羅斯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始終跌宕起伏。從莫斯科大公國至今，俄羅斯是歐亞地區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俄羅斯在歐洲國家眼中通常被視為外部威脅和非主流力量，俄羅斯也無法完全融入亞洲社會，成為一個經常與國際體系發生沖突的歐亞地區大國。

歐亞地區的空間關系一直處于變動之中。俄羅斯通過北方戰爭、俄土戰爭、征服中亞之戰等，控制了歐亞地區的大部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歐亞地區秩序形成了某種定式，總是會有外部力量向俄羅斯發起挑戰，“大博弈”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不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亞地區兩端的空間關系變化劇烈，中間相對穩定，結果是歐洲、東亞地區秩序都發生了變化。雅爾塔體系形成后，歐亞地區空間關系在最初的十幾年相對穩定。在中蘇關系破裂后，歐亞地區空間關系便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冷戰結束后，歐亞地區空間關系出現了較大的分化組合，北約東擴、全球反恐戰爭、俄格沖突、克里米亞危機等，都沖擊了歐亞地區的空間關系，其影響持續不斷地外溢。

歐亞區域多文明共存的歷史遺產沒有改變，但是空間關系處在不斷發展中，這對我們研究歐亞區域國別的知識傳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遵循傳統的同時，我們需要用科學的眼光去發展歐亞區域國別知識，從而滿足我們今天和未來的需要。針對歐亞區域國別空間關系變化這一背景，本文重點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推動歐亞區域國別知識傳統的科學化。

一、歐亞區域國別研究中的問題意識

社會科學研究殊途同歸，歐亞區域國別研究中的問題意識是與研究者的目標緊密相連的，研究者需要把常識轉變成科學知識。在大多數情況下，問題都掩蓋在平淡無奇的知識中，這需要研究者擁有三個基本的能力去發現并挖掘。

首先，需要把經驗建立在唯物經驗主義和邏輯經驗主義之上。哲學家培根首先意識到科學及其方法論的歷史意義以及它在人類生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他試圖通過分析和確定科學的一般方法及其應用方式，給予新科學運動以發展的動力和方向。培根用有趣的比喻來區別三種不同的科學方法，即螞蟻的方法、蜘蛛的方法和蜜蜂的方法。螞蟻的方法只是收集資料、證據，將其堆積起來。蜘蛛的方法是只吐出也就是制造出理論，就如吐絲那樣。螞蟻的方法不產生理論，蜘蛛的方法產生理論，但不管證據。而蜜蜂的方法則既收集資料，又用觀念改造自然。培根認為，螞蟻和蜘蛛的方法不正確，蜜蜂的方法是正確的。例如，保羅·羅賓遜的《俄羅斯保守主義》能讓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從19世紀初至今俄羅斯保守主義思想的歷史演變，并由此可以解釋俄羅斯現在、過去和未來的內政及外交。理查德·福爾茨的《絲綢之路的宗教》則可以讓我們較為全面地認識絲綢之路上的宗教發展，并向讀者展示了這些宗教信仰在中亞地區的交融共存，以及中亞如何改變了自己此前的宗教影響。

其次，需要掌握一定的基礎理論。科學發現本質上是理性認識的自我創造。理論不僅能幫助我們理解、解釋而且有時還能預測實踐的趨勢，而且能幫助我們理解一個給定的體系是如何運作的。理論來源于事實但高于事實，高于事實是因為理論排除了大多數干擾變量。所以，相信將某一理論所省略的東西列舉出來就構成了對該理論的正當批評，這是對理論工作的誤解。系統論是國際關系研究中廣泛應用的理論。諸如在兩極體系中，每個超級大國都知道，在預期另一方將保持局面緊張的情況下，它不能逃避維護和平的責任。遏制或擊敗攻擊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集體利益，每一方都希望獲得這種結果，并且會從中獲得好處，但是達成某種結果而產生的代價也要由每一方來負擔。如果多數國家都試圖“免費搭便車”，那么集體利益就可能無法實現。可以看出，系統論的優勢在于，它能把國際政治的整體性與某一區域的獨特性結合起來，從而提高研究的解釋力。

最后，要在日常觀察中培養創造性思維。從知識傳統尋找問題離不開對創造性思維的自我培養，但要盡量排除毫無根據的臆想。在現實研究中，歐亞地區問題研究者時常會得到這樣的建議：通過閱讀文獻尋找問題（或再生性研究），或者參加學術會議尋找問題。這種建議看上去似乎非常有幫助，但在實際操作中非常困難，因為閱讀文獻投入的時間成本巨大，但回報率非常低，很難聚焦研究主題，而通過學術會議選擇問題，有可能亦步亦趨或問題過時。因此，培養自身的創造性思維是發現問題的關鍵一步。在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每個人的創造性思維是有差別的，沒有捷徑可以選擇，但努力做好以下工作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創造性思維：要對自己主要研究領域之外的國家和地區進行研究，特別是那些既有文獻研究最為充分的國家。這有助于研究者避免做一些沒有事實依據的工作。例如，通過閱讀歐盟、東盟等地區成熟的學術文獻，可以了解不同地區多邊主義的發展經驗，而這項工作可以提高研究者觀察歐亞地區各種多邊主義的取向及模式。

總之，掌握了上述三種能力有助于研究者提高發現問題的能力，這也是從歐亞區域國別知識傳統中發現問題的有效路徑。如果不愿做這些基本工作，那么很難發現具有科學研究價值的問題。

二、歐亞區域國別研究中的理論建構

在歐亞區域國別研究中進行理論構建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理論構建本身存在較大難度。社會科學中的理論通常是指那些符合科學哲學標準的研究成果。科學哲學劃分的標準是可證偽，即它能在否定的意義上借助經驗檢驗的方法被挑選出來；經驗的、科學的系統必須有可能被經驗反駁。規律與理論的區別是，規律可以通過歸納的方法被發現，而理論只能被構建。在實踐中，歐亞地區知識傳統通常與傳統社會文化密切相關，并造就了歐亞地區知識傳統的多樣性，繼而提高了理論構建的難度。例如，中亞地區傳統社會結構依據生活方式通常有三大類型，即傳統的游牧民族、半農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不同的傳統文化則根植于不同的傳統社會并相互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現代國家的差異性。因此，研究者很難僅從游牧民族入手，形成一種普遍性的能解釋歐亞地區社會結構的理論。

歐亞區域國別知識傳統的多樣性并不是我們在研究中回避理論構建的理由。相反，加強理論構建是從事歐亞區域國別研究的一個基本任務。因為理論研究可以把既有研究關聯起來，通過田野或文本分析搜集的數據建立起分析模型，并向他人解釋我們研究發現的意義。理論供給不足，會增加研究者在歐亞區域國別研究中的盲目性，從而增加研究成本。

當研究者確定了所要研究的問題，理論構建的關鍵就是做好研究設計。研究設計要求研究者圍繞所研究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論點，并展現出要收集、構建的數據和案例，以使它們能對研究者所確定的問題進行論述。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伊斯蘭運動的政治化吸引了研究者的關注，研究者試圖從理論上加以解釋。凱瑟琳·科林斯的《思想、網絡和伊斯蘭運動：來自中亞和高加索的證據》是發表在國際知名政治學季刊《世界政治》上的實證文章。在文章中，科林斯設計的問題是：（1）伊斯蘭組織社會動員成功或失敗的原因是什么？（2）伊斯蘭思想在其中發揮著什么作用？通過文獻分析，科林斯發現區域國別專家更傾向于從社會、經濟、文化和歷史中尋找變量，而政治學研究者更傾向于從伊斯蘭運動的行動策略中尋找答案。此外，科林斯還發現，大多數研究伊斯蘭運動的文獻更關注中東地區。然而，更大的伊斯蘭世界是在中東地區以外。因此，了解伊斯蘭運動需要在更廣泛的背景下去研究。于是，科林斯把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的伊斯蘭運動作為研究問題，并提出了三個假設：一是在世俗威權主義和社會政治不確定的條件下伊斯蘭運動會作為一種強大思想出現；二是伊斯蘭組織提出的主張是地方性的，即符合目標人群和屬地社會需要；三是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社交網絡對于組織發展至關重要。上述假設可能是伊斯蘭運動社會動員成功的關鍵變量。在這項研究中，科林斯選擇了比較案例研究的方法，時間截面選擇了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考察了在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國的三個伊斯蘭運動組織，以此檢驗假設。凱瑟琳·科林斯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學界的認可。

（一）社會科學的研究設計要符合基本學術規范

在確立一個問題后，研究設計包括但不僅限于以下內容。

1、要做好文獻綜述。文獻綜述是社會科學研究的起點，大多數研究都是基于前人對某一特定主題的拓展。好的文獻綜述要實現三個目標：確立自己的研究位置及學術貢獻，提供研究思路和方法，為結論提供背景資料。例如，研究者分析當代哈薩克斯坦人的婚姻觀，需要先厘清歷史傳統，包括“安明格爾”制度、外婚制度、買賣制度等，但是這些傳統正在發生變化。根據聯合國人口統計年鑒（2019年），哈薩克斯坦是全球離婚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有研究者利用數字技術來分析哈薩克人婚姻變化的原因，并得出以下結論：哈薩克斯坦離婚率高通常受早婚、家庭暴力和父母容忍度高低的影響，而互聯網及社交媒體不會增加哈薩克斯坦社會離婚率和隨意的性行為。在地域上，離婚率有明顯的差異，哈薩克斯坦北部地區的城市離婚率更高，諸如巴甫洛達爾、庫斯塔奈、阿斯塔納、阿拉木圖，而南部地區的克孜勒奧爾達、奇姆肯特離婚率最低。北部地區離婚率高的主要是信仰東正教的俄羅斯族人，他們的婚姻觀與哈薩克斯坦歷史傳統有所不同。可見，通過文獻綜述能夠讓研究者更加聚焦自己所要解決的問題，避免盲目性。

2、研究路徑的選擇。研究路徑選擇至少包括兩部分內容，一是理論工具及其適用性，二是研究方法。與國際問題研究一樣，歐亞區域問題研究的理論工具大都來自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其中較為常見的是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人類學。選擇理論工具是為解釋資料提供模型，為概念和變量搭建框架，把既有研究關聯起來，解釋發現的意義。例如，在歐亞區域問題研究中經常會看到一些研究者選擇行為主義作為理論工具。行為主義最突出的優勢是它能與很多學科交叉應用，并在群體決策、集體行動、合作博弈等議題上實現理論創新。借助行為主義理論，有研究者在研究上海合作組織時提出，中亞成員國對上合組織的態度及行為的轉變，實質上是一種基于短期自我利益的行為模式，在重要利益需求未能得到滿足時，它們通過建構上合組織內部的集體身份，強化中亞成員國對上合組織的認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這種行為模式。無獨有偶，有研究者借助行為主義的認知理論，分析金融危機后俄羅斯對西方國家的政策，認為身份與認知是俄羅斯與西方國家分歧的源頭。一些研究者還通過社會學理論解釋了歐亞地區出現新冷戰的原因。俄羅斯政治向新保守主義轉向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東正教的民族主義和蘇聯模式遺產。盡管如此，俄羅斯和歐洲之間的關系不是文明差異，而是關于歐洲現代性的不同認識。

（二）選擇符合研究議題的研究方法

針對歐亞地區知識傳統的特點，實驗法、調查研究、非介入性研究、評估研究等是常見的研究方法。

1、實驗法適合于范圍有限、概念與假設明確的議題，并常用于自然科學、心理學、考古學等領域。例如，一項研究以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三個南高加索國家首都31～37歲人群的體育經歷作為比較樣本來考察體育參與度，以環境和個人經歷作為指標。研究表明，16歲之后的環境和個人經歷造成了體育參與度的不同，而家庭文化是影響體育參與度的關鍵和持久要素。此外，蘇聯時期的數據也表明，族群或民族文化的影響要先于國家制度。

2、調查研究適用于描述性、解釋性和探索性的研究，通常以個體為研究單位。選擇郵寄問卷、親身訪問和在線調查等收集資料是一種古老的研究方法。在使用大量田野調查報告的基礎上，布魯西娜完成了《中亞的斯拉夫人》。這本書描述了蘇聯時期生活在中亞的斯拉夫人，對了解斯拉夫人融入中亞社會、民族關系、傳統風俗等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而《“俄羅斯心靈”的歷程——俄羅斯黑土區社會生活的民族志》在方法上也屬于調查研究。作者將俄羅斯黑土區的一個村莊作為調查對象，并把“俄羅斯心靈”作為俄羅斯的群體性格放在文化與社會變遷之下來考察其變化歷程。而《不安的遺產：1925～1991 年蘇聯時期的哈薩克斯坦電影》則通過追溯哈薩克斯坦電影發展歷史，向公眾揭示了作為蘇聯文化建設項目的一部分，哈薩克斯坦電影是如何從概念快速發展的，而發展歷程又是如何與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互動的。

3、非介入性研究是一種在不影響研究對象的情況下研究社會行為的方法，包括內容分析法、既有統計資料分析法、歷史比較分析法。內容分析法特別適合于分析文本中的國家特征、政治取向、政治發展等。例如，研究者通過帝國理論分析了日本的斯拉夫—歐亞研究的特點，指出多法域性是日本斯拉夫—歐亞研究的核心概念，并解釋了運用此概念的優勢。既有統計資料分析法通常是選擇官方或者準官方統計資料從事研究。歐亞區域國別研究到底處于什么狀態？《中國中亞研究：知識增長、知識發現和努力方向》給出了部分答案，這篇文章借助中國知網（CNKI）統計數據分析了1992～2018年間中國中亞研究成果，通過數據分析可以看出中國中亞研究取得的成績，也發現了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歷史比較分析法是在時代（或社會）變化中以及跨文化比較中發現規律，常運用于社會階層、制度變遷、宗教和社會運動等議題。在《俄羅斯未竟的革命：從戈爾巴喬夫到普京的政治變遷》中，作者通過縱向分析俄羅斯的制度變遷，梳理俄羅斯政治發展的曲折過程，揭示了俄羅斯政治精英締結聯盟的努力為什么會失敗等問題。

4、評估研究就是判定特定社會干預或者措施的結果，即對確定預期結果是否出現的研究過程，主要形式包括需求評估、成本—收益研究、檢測研究。評估研究的議題非常廣泛，幾乎所有介入到當前區域國別問題中的事件都可以進行研究。例如，當數字經濟被認識到是國家中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后，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都想從“數字紅利”中獲益，于是數字經濟合作便成為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合作的新內容之一。如何推動多邊機制下的數字經濟合作，對于上海合作組織是一個挑戰，需要對合作要素活躍水平進行評估。通過對成員國資源稟賦（特別是數字基礎設施）的評估，作者提出需要從五個方面改善合作要素，包括縮小數字經濟發展差距，增加合作紅利；降低“意大利面條碗效應”的負面影響；改善政策環境和形成“上合數字經濟共同體”合力等。

（三）要遵循“奧卡姆剃刀法則”

盡管不同研究議題的研究論文和報告的形式不完全一致，但通常都由以下幾部分組成：問題的提出、相關研究的發展過程和現狀、研究方法、結果（實驗觀察或理論研究結果）、結論（通過自己研究結果得到，但要合乎邏輯，不能夸大）、討論（主要是闡明研究結果的意義和可能存在的問題）。為此，需要強調的是，一定要遵循“奧卡姆剃刀法則”，即當有兩個相互競爭的理論作出完全相同的預測時，越簡單的理論越好。從目前歐亞區域國別研究現狀來看，符合科學研究標準體裁、遵循“奧卡姆剃刀法則”的論文和研究報告并不多見。絕大多數研究都是觀點前置，并用大量有利于自己觀點的證據（規避證據的偶然性）來提高自己研究結論的可信度。此類研究論文和報告存在著很多問題，其中邏輯不能自洽、無法證偽的問題極為突出。恩格斯指出，“按照歸納派的意見，歸納法是不會出錯誤的方法。但事實上它是很不中用的，甚至它的似乎是最可靠的結果，每天都被新的發現所推翻”。我們需要知道，科學知識不僅是概括性的（不是大量個別資料的堆砌，而是探索事物發展的規律），而且是證明性的（不是主觀臆斷的）。因此，為了提高研究的科學成分，在搜集研究證據時，不僅要自覺地運用邏輯推理，還要遵循“奧卡姆剃刀法則”。例如，近年來一些地理學研究者把研究興趣投向了歐亞區域國別研究，但是由于對社會經濟政治等要素的邏輯推理不足，又缺少必要的歐亞區域國別基礎知識做檢驗，致使一些研究結論無法得到長期從事歐亞區域國別研究者的普遍認可。

三、知識傳統科學化的案例檢驗

科學知識來源于人類實踐需要，并指導著人類的發展和進步。歐亞區域國別知識傳統科學化過程必須通過科學實踐去檢驗和拓展，最后才能得到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理性認識。對于歐亞區域國別研究而言，即便某些知識傳統形成了科學知識，但是這種科學知識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每一次重大事件都有可能帶來新的問題，并有可能改變既有的科學知識。例如，父權制是中亞國家家庭的特征，并對中亞國家社會結構有較大影響。但是1917年以后，斯拉夫文化和蘇聯政治文化削弱了父權制對中亞家庭的影響，女性的家庭地位明顯提高。因此，需要用發展的態度去認識父權制及其對當代中亞家庭和社會的影響。隨著數字社交媒體的發展、女權運動、社會對同性戀包容等，當代俄羅斯政治文化也出現了很多新變化，女性對公共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不過，在俄羅斯數字空間中，男性依然是壟斷者。正是因為有很多影響歐亞社會發展因素的存在，我們需要始終發展新的理論或對舊理論進行修訂，從而不斷推進歐亞區域國別知識傳統的科學化。

在科學化過程中，案例檢驗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檢驗理論的工作。大樣本統計分析和案例檢驗都屬于觀察檢驗。案例檢驗優缺點都很突出，主要缺點包括：難以控制干擾變量，有時與問題的關聯性較弱；對研究者的能力有要求，特別是要運用多種搜集和整理數據的科學方法，否則將影響結論的可信度。案例檢驗的優勢是：既可以用作理論構建也可以檢驗理論；可以在研究過程中修訂問題設置；可以更好地描述情景數據；可以多角度和多層次地對現象進行分析；在解釋自變量和因變量關系時，比大樣本統計分析方法容易。在檢驗理論方面，案例研究有受控比較、相符性程序和過程追蹤三種方式。其中，過程追蹤是比較常見的方式，即通過確定自變量、因變量和干擾變量之間因果機制的方法。下面以歐亞區域國別研究為例，介紹幾類不同研究對象的研究是如何使用過程跟蹤法挖掘問題中的因果機制的。

1、討論單元之間的互動關系。針對外交決策中的概念模式，格雷厄姆·艾利森與菲利普·澤利科合作研究了理性行為模式（簡稱模式Ⅰ）、組織行為模式（簡稱模式Ⅱ）、政府政治模式（簡稱模式Ⅲ）三種決策模式的解釋力。作者提出因決策者選擇的決策模式不同，會導致對同一外交（或國際危機）事件的解釋不同，并將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作為案例進行理論檢驗。艾利森與澤利科的理論對認識當今俄羅斯外交決策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例如，決策者通過模式Ⅰ注意到俄羅斯因常規軍事力量的衰落而增強了對核武器的依賴；決策者通過模式Ⅱ則會看到：（1）俄羅斯核武器日益糟糕的指揮與控制系統——技術與人員管理兩方面的惡化，增加了這些核武器未經授權或意外發射的危險；（2）俄羅斯“流散的核武器”問題；決策者通過模式Ⅲ需考慮的問題包括，俄羅斯領導人的健康狀況和習慣、軍隊對俄聯邦政府的忠誠度、繼任領導的世界觀等等。為分析非盟友/無戰爭大國如何用數字外交傳播策略回應國家間競爭關系，作者把國家間競爭水平作為自變量，數字外交傳播策略作為因變量，探討兩者之間的因果機制，即隨著國家間競爭水平的不同，大國數字外交傳播策略在對抗主導型、爭辯主導型和避讓主導型三種類型中選擇。為了檢驗這一因果機制，作者以俄羅斯數字外交為案例，追蹤了2000～2020年俄羅斯數字外交在美俄競爭關系中的變化。

2、討論單元內部的問題。有研究者認為差異是導致族際沖突的關鍵，而差異是由認識和行為雙重作用產生的，并以認同—行為作為分析族際沖突的兩個維度，建立了合作行為（各民族之勝利）、行為差異（被“遺棄人民”的情節）、認同差異（民族志浪漫主義）和沖突行為（炙熱的精神與歷史中的行動）四種狀態。為了檢驗這一理論的分析框架，作者以車臣問題為案例，追蹤了車臣地區的沖突、叛亂、政變與暴動的原因。針對美國中亞政策決策過程研究較弱的問題，作者借助獵鹿博弈模型分析了該政策的生成過程，提出在風險與互利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美國中亞政策在互利占優均衡中更傾向于在中亞地區選擇尋求美國戰略利益最大化，而在風險占優均衡中更傾向于在中亞地區選擇尋求維護美國的戰略利益。為了檢驗上述理論因果關系，作者跟蹤了中亞國家獨立以來美國中亞政策的變化及其決策過程，所建立的因果關系都在案例中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驗證。

3、討論地區層次的問題。作為國際體系的子系統，歐亞地區秩序模式有自己的特殊性，有研究者稱其為“套娃模式”，即全球、地區和國際三層組成。全球層面是最外層，指俄美在全球層面的競合關系；地區層面是中間層，指俄美歐亞地區關系以及該地區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關系；國家層面是最里層，指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在國家層面的互動模式。這三個層次相互影響并傳導，若全球層面存在著競爭關系，且地區層面選擇對沖或追隨的互動模式，那么國家層面會出現激烈對抗。反之，就相對穩定。通過比較俄格沖突和吉爾吉斯斯坦兩次社會運動，作者使用過程追蹤法檢驗了自己的理論。隨著大國關系的變化，歐亞地區出現了“灰色地帶”，而美俄等大國圍繞“灰色地帶”展開了博弈，并出現了兩個涇渭分明的陣營。為了揭示歐亞地區兩個陣營在“灰色地帶”生成中的作用，有研究者創建了轉換陣營模型來演化參與博弈各方與不同陣營的聚合行為。當參與博弈方出現挫折感時，歐亞國家會出現追隨目標陣營的“轉陣營行為”。研究者利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兩個案例，通過過程追蹤法分析了格魯吉亞和烏克蘭與北約、歐盟關系，都較好地檢驗了轉換陣營模型中的理論假設。近年來，隨著歐亞國家越來越多出現在世界政治舞臺，一些研究者開始關注全球化與歐亞地區治理的關系問題，并提出歐亞地區存在“多重一體化”現象，地區性國際組織之間存在著“意大利面條碗效應”。

結 語

歐亞區域國別知識傳統的科學化是一個艱巨的研究過程。就目前而言，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學界做得都非常不夠。只有在歐亞區域國別研究上形成更多的科學理論，才能對該地區知識傳統的事實或問題提供系統的解釋或解決方案，完整地揭示歐亞地區人類活動過程的本質和規律。

科學知識通常由理論和經驗知識兩部分組成，并最終形成科學知識的完成體系。評價歐亞區域國別研究的基本科學標準是：可演繹和歸納，可實證、可假設。符合上述基本標準，歐亞區域國別知識傳統研究將會產生諸多積極的作用，能夠指導觀察、幫助其他研究者解決問題或提供理論支撐、促進新舊理論相互借鑒及發展。對于從事或計劃從事歐亞問題的研究者而言，歐亞區域國別研究蘊藏著豐富的素材。

總之，歐亞區域國別研究科學化過程是認識、概念、理論不斷升華的過程。它要求在這一領域的研究者不斷突破，從知識傳統中探索一般規律。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科學方法的普及、數字技術的進步和其他學科的不斷發展，歐亞區域國別研究必將取得新的進展。

03

廣而告之

（2025年3月7日）

全球視野，青年視角，大外交青年智庫（GDYT）小紅書，用獨特觀點解讀世界風云 。

04

東盟觀察

駐瑯勃拉邦總領事張社平出席華僑華人春節聯歡晚會

2025年1月31日，瑯勃拉邦華僑華人春節聯歡晚會在新華學校舉行。駐瑯勃拉邦總領事張社平、中華理事會理事長許文華、瑯勃拉邦市副市長薩南及當地華僑華人、中資機構代表等出席。張社平總領事在致辭中向領區僑胞致以蛇年新春祝福，回顧過去一年中國經濟社會建設、中老關系、領區對華合作取得的新發展，表示期待領區僑界繼續致力于促進中老民心相通，加強地方交流合作，為中老命運共同體建設添磚加瓦。晚會上，新華學校學生們兼具中老特色的精彩演出贏得現場來賓鼓掌喝彩。

05

《大外交》

作者：〔美國〕亨利·基辛格

譯者：顧淑馨、林添貴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06

蓋觀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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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青年智庫（簡稱“大外交智庫”）（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創辦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為主的綜合性戰略研究機構、社會/青年智庫，總部在中國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庫、中國首家青年智庫，創始人是王蓋蓋。GDYT一直堅持“只有修煉好內功，才能放心去實戰”的發展理念，從2017年創始初期便開始穩扎穩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創評論組（2022年改組為編輯部）并創辦《智本青析》電子雙月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開設分支機構即海南大外交學會，同年成立青年發展研究中心并于2021年創辦世界青年菁英坊《早點知道》講座項目至今；2020年成立應試就業研究中心并創辦《真題解析》付費專欄，同年7月，GDYT成立外交安全咨詢公司，集中研究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海外利益分析與保護、青年外交與青年發展、區域國別與國際組織、跨國公司與全球治理等事務；2021年成立外文編譯評議部并創辦《大譯編參》電子刊（該編輯部于2022年創辦《每日信報》微電子日刊），同年成立區域國別研究中心（2022年創辦《新國別簡報》欄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數據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2022年創辦《鴻士論天下》欄目）、國家安全研究中心、黨的理論創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專訪項目整合為《與名人對話》欄目，組建“青年智庫特種部隊”全職高精尖部門。GDYT從2021年以來至今，多次舉辦全國（含全球）青年國際問題學術研討、政策分析與思想交流等活動，如“國際問題研究型青年智庫發展模式探索論壇”、“國際關系青年辯論賽”、“國關青辯最佳辯手論壇”、“世界青年菁英坊《早點知道》系列講座”、“國際問題研討會（GDYT·ISAS）”系列活動、《與名人對話》系列活動、《鴻士論天下》系列活動、新時代中國國際戰略高端論壇與菁英論壇等。自創辦以來，GDYT一直致力于“讓壹億中國大外交青年的智慧與方案被全球看見”，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為實現個人、社會、國家和世界和平發展而奮斗，至2021年底，已發展成集專家顧問、研究員、評論員、特約研究員、編譯評議員、助理研究員、實習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國際人才體系（200余人）的青年智庫樣本標桿，聚焦中國與全球大外交領域青年的原創方案、發展計劃和外交延伸等助力與服務，在“對照全球外交發展、對接世界高端智庫、對比新型平臺建設”的三原則下為中國的外交與安全的發展貢獻青年力量和方案，實現價值增值與最優，效果非常明顯，為政府、企業、智庫、高校、非政府組織以及個人都有提供咨詢等服務，被海內外青年譽為現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腦集中營”，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庫的開創者和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