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紅書上輸入“港漂找工作”，你會得到如下結果，其中包含“港漂找工作好難”的筆記超過1382萬條，分享的境況大都不太樂觀——前大廠員工求職不順在餐廳打工，投遞數百份簡歷石沉大海，港碩畢業求職4個月終于上岸……

最近，我聯系了三位內地港漂黎莉、韓芝如、鄧鳴，與他們聊了聊在香港求職的困境。他們在內地均有多年工作經驗，遷居香港生活時間都不長，過去一年都經歷過坎坷的求職期。

鄧鳴發現，香港就業市場“盤子本來就很小”，除了金融、貿易、航運等幾大支柱行業，大部分公司的崗位“一個蘿卜一個坑”，能提供的就業機會十分有限。

黎莉、韓芝如、鄧鳴以往的專業和經驗，都不在“支柱行業”之列。“況且不少香港公司也在裁員，很多本地人都失業了”，黎莉說。

內地經驗，能不能被香港職場認可？是不少遷居香港的中年港漂，面臨的困境之一。“你原來的經驗，在香港面試官眼里基本為0”，這是黎莉、韓芝如、鄧鳴三人的共識。

“很多人在內地已經做到了中高層，但是香港本地公司，不太會接受一個內地人直接空降過來做管理，畢竟內地和香港的商業環境、規則有很大差異。很多港漂只能找到初級職位。” 黎莉在香港生活一年左右，她觀察到，一部分通過高才通、優才計劃遷居香港的內地精英，接受不了“從頭再來”，最后只能選擇保險經紀人這一職業。

在鄧鳴看來，內地港漂的求職困境，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資源錯配”。

最近兩三年，香港的海外人才招攬宣傳，“給很多人造成一種錯覺，好像香港的工作機會很多”。鄧鳴來到香港，也受這種“錯覺”的影響。

在香港待了大半年，鄧鳴發現，香港想要招攬的海外人才有兩類，“要么能服務香港幾大支柱產業，要么在香港創業開公司，給本地創造就業機會”。可是，很多通過高才通、優才計劃或者一年制港碩進入香港的內地中產，并不屬于這兩類人才。

找到第一份工作有多難

2023年年底，丈夫通過優才計劃申請到了香港簽證， 去年春天黎莉和孩子作為受養人從內地中部省份遷至香港。 夫妻倆遷居香港的目的，是想給孩子換個教育環境。

丈夫自己經營公司，未來考慮將一部分業務轉至香港，沒有在香港求職的訴求。 在香港落腳后，黎莉花了兩個月時間，找到了一份“沒什么門檻”的客戶服務工作。

兩個月間，黎莉前后投遞出110份簡歷，總共得到3個面試機會。后來她在社交平臺的交流中發現“這根本不算什么”，內地港漂找工作，最起碼要投遞二三百份，甚至四五百份簡歷，花費三到六個月“很常見”。

從投出第一份簡歷，到最終拿到offer，黎莉經歷了一個預期不斷降級的過程。

黎莉40多歲，在內地做過十幾年的人力資源工作，她原本計劃在香港找一份人力資源或行政工作。她碩士學歷，赴港前專門學習了粵語，英文也相當不錯，三語通（指普通話、粵語、英文）是香港大多數崗位招聘的基本要求。按她最初的想法，找一份對口的工作應該不太難。

“最開始我只找HR和行政兩個崗位，花了很多時間，投了很多簡歷，找了很久都沒有回音。沒辦法，只能放寬要求，只要是辦公室文職都可以。通勤距離的要求也越來越低，從走路就能到的，到坐車能到、離家近，再到更遠也行。”

投出去的簡歷石沉大海，黎莉求職的網越撒越寬，最開始，她只在網上推薦的兩三個求職平臺上找機會，到后來她開始搜尋香港所有能提供就業機會的平臺，現場招聘會她也去過兩三次，小紅書上的招聘機會也不能放過。她最終找到的這份工作，就是從小紅書上得到的機會，“我發現小紅書是個不錯的渠道，愿意來小紅書招聘的，一般都能接受內地人。”

兩個月的求職期里，黎莉接到的第一個面試，來自香港一家學校，她應聘學校的行政崗位。面試官與她聊得非常愉快，還夸贊她粵語講得地道，她能體察到面試官的欣賞，樂觀地憧憬獲得offer，但最終未能如愿。

在香港生活一年后，黎莉大概能猜測出落選的原因。“香港很多本土化的公司、機構，不太考慮招內地人，這也不是歧視，只能說還不夠開放，他們不了解內地人，在招的職位本地人就能勝任，那他們自然會選擇本地人。我覺得這是信息不對稱，缺乏了解導致的問題。”

黎莉最終入職的這家公司有大量的跨國業務，內地市場也占了很大份額，“所以需要很多來自內地的員工，去跟內地客戶溝通”。因此，這家公司在招聘上態度開放，本土員工和港漂員工的比例也相對平衡。

年齡問題，也是黎莉求職的一大困擾。很多人在社交平臺上分享過，香港職場幾乎不存在年齡歧視，這是事實。但一個40多歲的求職者，過往經驗不被認可，只能從最初級職位做起時，年輕問題就成為現實的困擾，“如果這個崗位沒有任何門檻，20歲、30歲、40歲都能干，那公司為什么不挑年輕的呢？”

在目前的部門，黎莉是年齡最大的員工，她也發現，自她入職之后，部門新招的員工都是20多歲的小年輕。

求職階段，小紅書上的一位網友，曾給黎莉推薦過一份工作，是香港一家中資機構的初級HR崗位。結果，招聘方明確地拒絕了黎莉，“說我年紀太大了”。

黎莉發現，高學歷在爭取初級職位時，也未必能成為一種優勢。她在面試那份學校的行政工作時，面試官就提出疑惑，“你這么高的學歷，為什么來我們學校做一個普通行政崗位？”

“在傳統的本土機構或公司，他們是很難理解這個事的。香港職場對學歷要求沒有那么高，本地人的話，高中學歷也可以做辦公室職位。”

黎莉也發現，隨著內地港漂涌入，在愿意招收內地人的香港公司里，已經形成了內地人之間的學歷內卷，“像我們公司，招香港人還是以前的學歷標準，但是招內地員工，要求研究生起步。要求是不一樣的。”

經驗被“歸零”之后

本周，韓芝如正式入職新公司，這是她踏入香港職場的第一步。此前她在廣州工作，已經做到高管職位。

通過優才計劃拿到香港簽證后，韓芝如一邊在廣州上班，一邊在求職平臺上尋找香港的工作機會。她去香港，是為了“換個環境體驗生活”。

如此尋找了半年時間，“各個職級的工作都投了，一個面試通知也沒有”。最終她是通過內地的人脈，得到了香港一家公司的工作機會。這份工作的收入和職級都比不上以往，韓芝如還是覺得幸運，“身邊很多人，是沒有人脈的”。

韓芝如的慶幸與知足，折射出多數港漂更加困頓的求職現實。

黎莉在香港職場論壇上看到一些相關分享，“有人說，內地經驗對香港沒什么用，不止是兩地商業環境、規則的差異，同一個事情，香港有香港的做法，內地有內地的做法”。黎莉在找工作階段也發現，她雖然做過多年人力資源工作，但香港和內地的用工環境差異很大，勞動法規與辦公室規則都不一樣，她以往的經驗都很難匹配香港公司的要求。

今年春節前后，港碩還未畢業的鄧鳴，開始在求職網站上搜尋實習機會。到目前為止，鄧鳴只接到兩個面試通知，其中一個他懷疑是保險公司招攬經紀人的套路，拒絕了。另外一個來自某地產公司，第一輪面試做了一套”全世界通用“的題目后，他還未等到下文。

來到香港之前，鄧鳴在國內建筑設計行業工作5年，參與過數個大型公共建筑工程項目。在香港海外人才招攬計劃公布的人才清單中，土木結構工程專才位列之中，鄧鳴在內地，從事就是結構工程工作。

不過，在香港繼續從事老本行， 鄧鳴 對未來的職業空間不抱太大期望。 以他對香港建筑行業的了解，他以往的經驗和資歷招聘方未必認可。

以建筑行業的專業資質為例，內地與鄧鳴專業相關的注冊結構工程師、注冊巖土工程師等證書，香港建筑行業并不認可。作為結構工程師，鄧鳴要成為香港工程師學會（HKIE）的正式會員，在這一行業才能有大的發展空間。

內地港漂要成為HKIE會員，最實用、可操作的途徑是Scheme A，Scheme A是指公司與HKIE簽訂合作協議，由公司推薦符合資格的員工申請HKIE會員。也就是說，你能先找到“與HKIE簽訂合作協議”的公司入職，才有可能成為HKIE會員。

但新港漂求職本身就是個難題，“你沒有HKIE資質，即便你在國內有很成熟的項目經驗，人家也不認，你還是得作為小白去求職。”

社交平臺上關于“港漂求職難”的討論中，內地與香港專業資質和相關證書不能互通互認，也是很多求職者的現實困擾。

不過，鄧鳴也不打算再從事建筑相關工作，“土木工程畫圖跟工廠打螺絲沒啥區別，我來香港就是想轉行的”。他想在香港做銷售或者“跟資源接觸的工作”，因為“掌握資源的職位有話語權，上升空間也更大”。

黎莉在求職期間發現，相比學歷高低，香港公司在招聘員工時，更看重有無與職位相關的教育背景。她發現很多HR崗位的招聘啟事上，都特別列明了“有人力資源教育背景”，她雖然有多年經驗，但本科、研究生的專業與人力資源相關性都不大。為此，她還專門參加了一個人力資源培訓課程，一共10個課時，課程主要是對與香港勞動法相關的法律法規普及。

“當時還沒讀完，就已經到現在這家公司入職了。老板聽說我有參加這個培訓，當時公司正缺一個hr，我剛進來時，老板是把我當成小半個hr用的，一些跟內地業務相關的東西也會找我咨詢。”

公司一直拓展內地業務，需要對內地更熟悉的員工。因此黎莉希望在這家公司實現內部轉崗，最終做回人力資源這個老本行。相比現在的客戶服務工作，她更熟稔也更擅長人力資源工作。

就業環境

2022年年底，一位在香港工作數年的好友勸鄧鳴到香港發展，當時香港政府剛剛推出一系列積極招攬人才措施。鄧鳴聽了很動心，不過，他當時正參與一個大型公共建筑項目，他決定跟完項目再做打算。

去年年中，鄧鳴交了20多萬學費，進入香港某名校攻讀一年制碩士。這是他進入香港的“入場券”。他也考慮過優才計劃，后來聽說港碩畢業后獲得的IANG簽證，續簽更容易，便選擇了這一途徑。

他是沖著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的發展空間來的。大學畢業后，他一直在南寧工作，那些去了北上廣深發展的同學，讀書雖比不上他，薪資卻是他的兩三倍，他不甘心，決定到香港這個大平臺“證明自我”。

在香港生活了大半年，鄧鳴對這個城市祛魅了，“亞洲四小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里遠沒有我想象的繁榮，感覺它在綜合實力、經濟影響力上，比不上以前了。”

一年制港碩的教學水準也令鄧鳴失望，為了實現轉行，他選擇了智能制造這一“萬金油專業”，“老師在課上講的內容很空泛，學不到什么精專的知識，這跟國內的成人教育差不多。”

“再說，香港也沒什么制造業。” 鄧鳴對港碩帶來的職業附加值，也不抱太多期望。“香港發展得比較好的產業就那么幾個，它的經濟盤子不大。很多事情從執行層面上來說，我覺得遠不如內地。”

一些數據和新聞報道，一定程度上也能印證鄧鳴的判斷。2024年香港的GDP在中國城市中排名第六，排在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之后。今年2月，香港議員何君堯怒批相關部門建路貴且效率低下的新聞登上熱搜，何君堯表示，沒辦法接受香港相關部門需要花12年建成一條23公里長的北都公路，并且“還要花6.9億找所謂的專家？”

就業環境與經濟發展 密切相關。

去年找工作期間，黎莉在香港逛過三次現場招聘會，一個是數碼港招聘會，一個是高才通招聘會，一個是安排在亞博館的招聘會。其中，高才通招聘會上提供的崗位較多，現場非常熱鬧，很多中資企業都在招聘，掛出來的崗位與“香港希望引進的人才方向”也是一致的。

另外兩場招聘會黎莉感覺有名無實，“數碼港的招聘會上，很多企業的招聘位前都沒有掛出在招崗位，現場人也很少。亞博館里的招聘會，現場三分之二的招聘公司都是保險公司”。

黎莉也聽本地人吐槽過，“香港很多公司都在裁員，本地人都找不到工作了，怎么會考慮內地人呢”。前段時間，黎莉公司新招的一名職員，是剛畢業的香港大學生，據這名畢業生說，他是全班唯一一個找到工作的學生。

黎莉的公司與航運相關，這也是香港大力扶持的支柱產業之一，公司正處于上行階段，業務一直在擴展，因此才有持續的招聘需求。“這不能代表多數公司的用工狀態，很多公司的職位高度穩定，員工在一家公司工作幾十年，這是很常見的，除非有人離職，公司才能空出一個就業機會”。

黎莉發現，雖然她所在的公司業務部門一直在擴張，一直在吸收新人。但職能部門的員工流動性極低，在公司待了二三十年的員工比比皆是。

鄧鳴認為，這與香港公司對員工的預期也有很大關系，“就是希望這個職位，同一個人能一直做到老，這跟內地很不一樣。比如一個IT工程師，開發了某個軟件，或者接手了某個程序維護，他就希望你一直做到退休。”

雖然就業機會有限，但黎莉喜歡香港的職場文化。

一開始，黎莉很難適應香港的工作節奏，“沒有一分鐘可以休息的那種，每時每刻都在忙”，同事的狀態也是如此，不是在忙忙碌碌做自己那攤事，就是在跟同事討論業務”。

“在內地，我覺得一天工作下來還挺充實了，到香港以后發現什么都不是。以前你總有時間聊兩句天，摸會兒魚，這里不行，工作量真的很大，你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干別的，只想趕緊把事情做完。” 工作一年過后，黎莉逐漸適應了公司的工作狀態。

黎莉很喜歡公司的氛圍，職場關系相對簡單，同事之間沒有什么勾心斗角，她沒有聽到有誰私下講別人壞話。而且相比傳統香港公司，辦公室里內地員工數量較多，這也讓她覺得平等舒服。

平等、務實的辦公室文化，是黎莉最欣賞這家公司的一點。“老板沒有什么架子，同事跟老板的溝通也很直接。以前我經常要幫領導寫報告，這邊沒有這個需求，領導也沒什么廢話，基本上3分鐘就把事情說清楚了。”

充斥在內地公司的PPT和隨地大小會，在黎莉的辦公室是能省則省，“溝通很有效率，在哪兒都能交流，溝通完馬上就去做。不像原來的公司，沒事大家要開個會，做個匯報，整個PPT。內地職場很多形式化的東西，這里是沒有的。”

（備注：為保護個人隱私，文中人物為化名）

文丨黃小邪

本文由深圳微時光原創發布

圖片來自Shenzhen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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